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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我们的毛发相对稀少，我们会直立行走，我们会旁若无人地唱歌跳舞，我们会开怀大笑，会脸红，也会流泪。人类的婴儿也是所有动物中最为无助的。
但是，或许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智商。相对于体型而言，人类的大脑出奇的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灵活的动物。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聪明又灵活呢？我们的大脑又为什么生长得如此迅速并且如此巨大呢？（如图2-1所示。）
喝醉酒的人丢了钥匙，只会在路灯下不停寻找，因为“只有那里有光啊”。同理，人类进化论者也喜欢从“有光之处”寻找解释，因为“有光之处”才有证据。考古记录对于在历史长河中保存下来的东西情有独钟，因此我们对祖先的骨架、石器，以及身体彩绘（红赭）知之甚广，如数家珍，但是我们几乎无法还原他们的脑组织、发声方式或肢体语言。
这些都是常识。但是除了证据本身存在偏见之外，我们对待证据的方式也存在偏见。在这方面，与其说是“醉而不自知”，不如说是虚荣心作祟，因为我们希望人类这一物种能够被笼罩在至高无上的光环之中。对于人类的进化史，我们有意不对某些方面进行深挖，因为那有损我们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不是真相之光太过黯淡，而是太过刺眼。
图2-1 人类祖先的脑容量进化图
资料来源：Miguel and Henneberg 2001
人类的大脑为何如此巨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大“光”入手探究谜底：
1. 生态挑战，例如抗击捕食者，捕获大猎物，保存火种，寻觅新食物，以及迅速适应气候变化。人类在通过这些活动与环境抗争的同时，也产生了合作机遇。
2. 社交挑战，如争夺配偶，不择手段谋取社会地位，政治联盟（包括结盟、背叛等等），群体内讧，逾矩及欺骗。人类在通过这些活动与同类抗争的同时，形成了竞争关系，甚至产生了破坏性行为。
大多数人更希望人类智商能够在较为愉悦的生态挑战中得到发挥，这意味着更多的大脑灰质在合作中得以产生。“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会这样说，“所以我们能学到更多东西，能更好地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抗残酷的外部世界，进而改善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看上去是三赢的局面。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更能彰显人类智商的是残酷的、令人不快的社交挑战，以及零和博弈。在这样的竞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热衷于零和博弈的竞争天性，只是往往在解析人类行为时，尽量不去彰显这一特质。
了解我们真正的恐惧所在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很愿意接受多种竞争方式，甚至为之感到欢喜。我们喜欢娱乐性竞争，例如游戏或运动竞技。人们常说：“摔跤场上没有失败者，只有胜利者和学习者。”除此之外，我们热衷在合作中进行竞争，因为所有人都能从这种竞争中获益，例如公司在市场上竞争，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刺激创新。我们也不反感团队竞争，甚至包括战争。我们并不是享受与其他群体竞争（尽管有些人享受这种感觉），而是不反感谈论这些话题——因为与他者竞争体现了我们的共同利益。不论破坏性多大，战争往往也会起到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
令人难以启齿的是那些会破坏合作关系的竞争形式：情敌间的争风吃醋、朋友间的地位之争、婚姻中的权力斗争、出轨的诱惑、职场上的明争暗斗。当然，理论上我们承认办公室政治，但是有多少人敢在公司博客上公开谈论这一点呢？
总的来说，不论是作为个体、家庭、社区或是国家，我们都偏向选择那些让我们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说辞。而对于对手，我们则不亦乐乎地用那些不受人待见的理论抹黑他们，只要泼到他们身上的脏水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就行。
这些选择偏好和心理上的难言之隐并不代表我们无法看清这些竞争形式，只是给这一过程增加了难度。即使其他条件一样，我们仍然更倾向寻找能够使人类智商在相互合作中充分发挥的方法，因为这样会使我们看起来伟大。但是如果说非要我们相信智商在别处作用更大，那我们就要深吸一口气，撸起袖子，小心翼翼地开始审视人类之间残酷的竞争。
凯文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最高的树种：北美红杉（或称海岸红杉）。
目前世界上存活的最高红杉达379英尺
。有记载表明曾经出现过更高的红杉，达440英尺，甚至还不止，如此之高，大概毛细作用都不奏效了。假设再高一些，红杉顶端的树叶就无法从根部获取水分了。所以红杉长到足够高后可自行吸取空气中的水分。
但是，这样的高度来之不易，无论是对红杉还是其他树木而言。屹立风中并抵抗重力作用需要大量的能量和养料，而这些能量和养料本可用于拓展牢固的树根，或帮助树枝横向生长，以扩大阳光的接触面，或是用于传播种子以产生更多后代。
所以树木何苦要费那么大劲儿向上生长呢？
这取决于树的品种。有些树长得越高，种子就传播得越多。其他树种则靠高度来保护树叶不被动物吃掉。例如，刺槐树就需要努力长高以远离长颈鹿的魔爪。但是，对于大部分树木来说，长高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阳光。密密的树林里树木丛生，竞争激烈，阳光是稀缺且至关重要的资源。即使是所有树中长得最高的红杉，也会面临得不到充足阳光的危险，毕竟一棵红杉的周围还有其他的同类在争夺资源。
很多时候，一个物种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
因此红杉深陷“物种进化军备竞赛”——或者说，和同类的“高度竞赛”。红杉之所以长得高是因为它的同类都很高，如果不尽快努力向上生长，那么不久就会叶枯枝萎，死在同类的阴影之下。
想象一下，我们在一片广袤的草地上看到一棵红杉孤单地站立着，高耸入云。它看起来很不合群，甚至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毕竟大自然一般不是这个套路。为什么一棵树要费这么大劲儿在开阔的土地上长那么高呢？这样不是很容易就被那些较矮小却注重繁殖的树种打败了吗？是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红杉不宜生长在开阔的地方。相反，茂密的森林才是它的归宿。只有在对的环境中，红杉的高度才有意义。
现在回到人类的世界。就像红杉一样，人类这一物种的大脑特别大。但是，如果我们将智人比作生长在开阔草地上的那棵孤单的红杉：其智力很高，在一片智力为零的土地上足以傲视群雄。那么我们仍会感到困惑，如图2-2所示，这样的智力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甚至没有必要。
但是显然这样想是不对的，毕竟我们并不是在草原上进化的，我们是在茂密的森林中进化的。就好像红杉一般，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其他物种，而是我们自己，如图2-3所示。
图2-2 人类智力vs动物智力
图2-3 人类的智力竞争
“人们遇到的最糟糕问题，几乎全是其他人造成的。”
灵长类动物学家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耶里如是说。
最早的智人在20~50人组成的小部落中聚居。这些小部落就像“红树林”或“小森林”一样，但是我们争夺的并不是阳光，而是那些更能巩固我们灵长类动物地位的资源：食物、交配权、领土以及社会地位。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些，就需要努力打败竞争对手。
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社会脑假说，有时也称作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
这种假说认为，我们的祖先变聪明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及政治舞台中相互竞争。
马特·里德利在其所著的生物进化专著《红王后》（
The Red Queen
）中写道：“人类大脑是一直以加速方式生长的，这意味着同一物种之间正在进行军备竞赛。”
史蒂文·平克和保罗·布卢姆也强调物种内的竞争是人类智力进化的原因。他们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影响颇广的关于语言进化的论文，文中写道：“与心智能力相当，有时却极为恶毒的生物相处，会大大提升认知需求。”
更有甚者，罗伯特·特里弗斯认为正是撒谎和测谎之间的“军备竞赛”促进了我们智力的发展。“对于谎言及谎言扩散的侦测一直是促使智力进化的主力军。”
虽然有些讽刺，但不诚实促进了测谎工具的发展。
当然，社会脑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以及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进化得相对较大。
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物种内的竞争是形成人类目前这一特定智商类型的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如果现在人们更强调合作而弱化竞争，那么如能暂时扭转这一偏见，其实对我们是有利的。下文我们将强调并突出人类在历史上相互竞争的那些方面，尤其关注我们的祖先参与的三大重要“游戏”：性、社会地位及政治。
一提起自然选择，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适者生存”，但是，相对生存而言，繁殖后代才是第一要务。保住性命固然重要，但是考虑到现存的每一种生物都是它们的祖先绵延不断繁殖的最终产物——尽管它们最终还是死于天敌的口中，但它们至少在死前留下了后代。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场游戏的本质是交配，而不是生存。
在谈论性这个话题时，我们总是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性别差异上（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性策略。确实，不同性别之间有很大的生理差异。这些差异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许多行为。但在这本书中，我们基本不会谈及性别差异的问题。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将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可以这么思考：当某一物种采取的是对偶式结合和一夫一妻制时，那么雄性和雌性自然就会相互结合。
当然，人类并非天生以对偶式结合，也并非天生采用一夫一妻制，但这看起来是最公平的形式。事实上，正如里德利所说：“人类在这一方面的需求非同寻常，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因此，性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做法是将男性和女性看作是遵循同一基本本能的物种，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
对了，别忘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性竞争。合作育儿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
性竞争的主要形式是争夺配偶。就局部而言，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因为在一个固定的社区环境中，可接触到的配偶数量是固定的，因此两性中的任意一方都面临来自同一性别的竞争。在一夫一妻制中，每一个想要与高质量男性结合的女性都不得不与其他女性展开竞争，同时，每一个男性也不得不先打败所有情敌，才能抱得美人归。
就像红杉竞争阳光一般，两性繁殖物种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物种进化。最好的例子就是孔雀绚丽的尾屏，
它彰显了生理健康及遗传适合度。同样，对于人类来说，情敌之间的竞争意味着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热衷在择偶市场上给自己打广告。我们想向潜在的配偶展示我们的良好基因，及成为优秀家长的潜质。
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但是这其中的含义令人惊讶。正如杰弗里·米勒在《求偶心理》（ The Mating Mind ）一书中所描述的：“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中不仅成了生存机器，还成了求偶机器。”我们许多独特的行为是出于繁殖而非生存的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的一些能力，比如视觉艺术和音乐，很大程度上就像孔雀的尾屏一样，是求偶的一种形式。
社会地位传统上被定义为一个人在群体中的等级或是位置——也就是你在社会图腾柱上的位置。社会地位是衡量人的影响力及受尊敬程度的手段。社会地位越高，就会有越多人尊重你，你受到的待遇也就越好。
与上一章中提到的鸫鹛一样，人类的社会地位通常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优势型和名望型。
优势型地位是通过威胁恐吓别人而获得的，地位较低的一方往往受到恐惧或逃避本能支配。而名望型地位是通过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榜样所获得的（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它来自人们的敬仰及效仿本能。当然，这两种地位并不互相排斥。举个例子，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一个既享有名望，又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但是这两种形式存在策略差异，也有着不同的生物表达。一些研究者将它们称为“成为人上人的两种形式”。
优势型地位显然是竞争的结果。竞争手段有时颇为恶毒并具有毁灭性，其目的是获取权力，通过武力来控制别人。由于在统治阶层中只能有一个人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通过打败所有对手一步步向上爬，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后还需打败所有篡位者以保住地位。
与此同时，名望型地位的竞争相对没那么激烈，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
竞争名望型地位的目的是获取尊重，而尊重是无法通过武力获取的，而是出于仰慕者的个人意愿。但是，尊敬是有限的。这样说来，名望型地位就像是人气比拼，与世界各地各所中学的人气大赛有些相似，但是又要有趣得多。我们可以通过财富、美貌、运动天赋来获得名气，同样也可以通过幽默、艺术、智慧、得体的谈吐、魅力及善良获取名望。不过这些特质都是相对的。与其他大部分动物相比，每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是这对我们同类间的竞争并无帮助。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名望型地位，即一个人在朋友圈或关系网中的“价码”（就像性吸引力是择偶时的“价码”一样）。因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市场中，价格都要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我们提供给别人的友谊是相似的，也是有限的，但是对友谊的需求则因人而异。名望高的人需要花时间和注意力来回应许多人的需求，许多想攀关系的人在他们的家门口排起了长队。而人们对名望较低的人的需求也较低，因此他们时常会友情提供帮助。每个人都想抬高自己的身价，努力变得更引人注目——通过学习新的技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工具，以及提升自己的魅力。
现在，我们争名夺利的结果在无意中带来了积极的“副作用”，比如艺术、科学及技术创新等。
但是追名逐利本身更像是零和游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好友的成功也会让我们心生嫉妒、痛苦不堪。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称为“政治动物”，但是事实表明，可以获此殊荣的不只是人类一个物种。
1982年，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出版了颇具影响的《黑猩猩的政治》一书，该书将政治动机归因于非人类动物，这一理论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该书还将“马基雅维利”一词带进了灵长类动物学领域。）德瓦尔的核心思想在于：人类的权力之争在结构上与黑猩猩是类似的。如果加以适当解释，黑猩猩的政治行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在其中看到目标和动机，这与我们和同伴进行政治斗争时的目标和动机是一样的。
那么黑猩猩什么样的行为会让我们认为是具有“政治性”的呢？就像其他许多动物一样，黑猩猩的组织方式的基础是优势等级制度，即直线型等级制度，最强壮的处于顶端，最弱小的处于底端：强壮的黑猩猩习惯欺负弱小的黑猩猩以获取食物、配偶及其他机会。但是，仅仅具备优势等级这样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制度就称黑猩猩具有“政治性”也未免过于草率了。鸡也有同样的等级制度——以啄食能力排序，但是没人会指责它们是满腹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鸡。
所以是什么把这种僵化、近乎机械化的优势等级制度变得如此丰富多彩并富有政治性呢？答案只有两个字：联盟。盟友共同行使权力。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引用德瓦尔在其新书《猿形毕露》（ Our Inner Ape ）中的一段话：
二对一的策略导致了黑猩猩权力斗争形式的丰富性及危险性。联盟是其中的关键。没有哪个雄性动物可以长期独揽大权。
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光是成为强壮甚至是最强壮的雄性还不够。你还需要与其他强壮的雄性黑猩猩拉帮结派。你需要具备辨别、吸引、保持优秀盟友的能力，而且你还得足够聪明，这样在联盟形成、瓦解、冲突时，你才能处乱不惊、游刃有余。
政治之所以成为政治是联盟使然。如果无法结成联盟，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那么一个物种只能在个体竞争上停滞不前——自私自利、相互倾轧。但是哪怕鸡群之间有一点点的合作关系，这个物种的政治生活也有机会变得五彩缤纷。
科学家记录了许多物种的联盟政治。显然，灵长类动物是政治性物种，除此之外，还有鲸、海豚、狼、狮子、大象及猫鼬。
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哪个物种比人更有政治头脑。不论是大小还是复杂程度，其他物种的大脑在人脑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的联盟也是如此，联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名称。在政府中，联盟以利益团体及政党的形式出现；在商场上，联盟的形式有团队、公司、行业协会及贸易组织；在中学里，我们把联盟称作小圈子或者朋友；在街头或者监狱里，联盟被称作团伙或者帮派。联盟可能小到两个人一起排挤第三者，通过投票把第三者赶下小岛，也可能大到全球性信仰。它们有自己的会员标准（不论是否正式），有能力纳新，也有能力踢出现有成员。
我们在联盟政治上花了很多时间。每当纠结该邀请谁来参加派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耍政治手腕。当因为感到自己很受欢迎而加入教会，或是由于回报率达不到预期而离职时，我们都是在遵循自己的政治本能。寻找和加入团体，与各种各样令人头疼的人或事打交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离开。这些行为对我们而言轻而易举，就像狼群出于本能集体狩猎一样。
如果你读过亨利·基辛格或罗伯特·摩西的书，看过《幸存者》或《权力的游戏》，你就应该知道联盟政治有时是多么阴险恶毒。制胜战术常常包含了威胁、反威胁、背叛、欺骗甚至是暴力。“政治”经常被当作贬义词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如果以为政治只是和暗中较劲、背后使诈有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握握手、拍拍背、互相拥抱也是常见之政治图景。
这个观点是由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提出的，后者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同样智慧过人。两者都写过关于如何游刃有余地行走在16世纪意大利城邦的政治场的著作。马基雅维利著名的《君主论》是为最高统治者而作，而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论》（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是为那些在宫廷中溜须拍马、地位较低的贵族而写。虽然两者的主题相似，但是两本书在许多方面却大相径庭。马基雅维利强调人类政治残忍、非道德的一面，而卡斯蒂利奥内则强调人性中柔软、谄媚的那一面。卡斯蒂利奥内认为，理想的侍臣应该要彬彬有礼，在社交活动中优雅并得体，要擅长马术、作诗、音乐及舞蹈。
他不应该阴险狡诈，通过威胁恐吓来操纵别人。侍臣应该通过自己的魅力、获得的赞美及珍贵的情谊来赢得他人的喜爱。
马基雅维利及卡斯蒂利奥内的言论都是正确的。他们主张的这两种策略都有利于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尽管卡斯蒂利奥内的方法的公开竞争性较弱，但是两者的动机是相似的。并不是每个侍臣都可以成为国王的宠臣。你失则我得，所以其实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想要成为人生各类竞争的赢家，这样的动机驱使人们成为奸诈狡猾的反社会者及魅力无穷的谄媚者。
这三种竞争类型——性、社会地位及政治，显然不是完美错开的。它们彼此交集，并且有共同的目标。有时赢得其中一项竞争有助于赢得另一项竞争。例如，通常社会地位高、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求偶成功的概率更高。反过来，拥有一个魅力四射的配偶也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三种竞争类型在结构上也具有重要的相似性。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无规律可循的竞争中，竞争者很有可能会变得阴险狡诈。特别是在固定的社区中，配偶和朋友的数量是固定的，这时性和社会地位的竞争就变得尤其激烈。但是政治就是如此。尽管其实竞争者们可以进行政治合作，这样每个人就都可以分得一杯羹了，然而这只是竞争中的例外而非常态——对于我们遥远的祖先来说更是如此。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你输，就是我输。不过一个联盟中的成员可以通过协作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也是政治让人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相似性则是每种竞争都要求两种互为补充的技能：评估潜在合作伙伴的能力及吸引优秀合作伙伴的能力。在关于性的竞争中，我们孜孜以求的是配偶。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我们孜孜以求的是朋友及工作伙伴，而在政治中，我们孜孜以求的是盟友。
在评估他人时，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寻找其作为合作伙伴的价值，所以其实我们寻找的是他们身上的某些特征或品质。在评估配偶时，我们寻求的是他们的优良基因及他们成为优秀父母的可能性。在评估朋友及工作伙伴时，我们想要的是那些有技能、有资源，与我们合得来的人——并且越忠诚越好，而在评估政治盟友时，我们往往寻求的是与自己拥有相似品质的人，毕竟我们从朋友中选择盟友通常都是有目的的。
同时，为了吸引合作伙伴，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特征打广告——因为我们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同样的特点。通过展示、强调甚至夸大这些令人欣赏的特征，我们提升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又能确保自己会被更多和/或更高质量的配偶，更多和/或更高地位的朋友及更多和/或更好的联盟所选中。所有的这些竞争都导致了军备竞赛。正如红杉为了阳光而竞争，我们为了获得潜在的配偶、朋友和盟友的关注而相互竞争。在每场竞争中，要取得胜利，就要打败所有对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遵循《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所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恰恰相反，我们所进化的每一种本能都是为了可以随时论断他人，同时宣传自己，因为我们也会被他人论断。为了理解人性的竞争面，不妨把《马太福音》中的这句话反过来：随意论断他人，并且要以平常心接受他人论断。
论断和被论断这两种活动都是通过信号传递的。
在进化生物学中，信号是指用来交流或是传递信息的任何东西。
例如，毫无瑕疵的皮肤或皮毛是身体健康的信号。把一只战功赫赫的比格猎犬与邋遢的杂种狗放在一起做比较，可以立见分晓。咆哮是进攻的信号——而咆哮的分贝则是动物体型大小的信号。
据说通过信号来观察事物是可靠的，毕竟它可以暗示信号发送者的特征，但有时信号也带有欺骗性。
欺骗性诱惑无处不在，能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更多有关欺骗的内容请见第5章）。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信号（也就是最可靠的信号）价值不菲。
确切地说，它们的价值差异在于：要制造一个可靠的信号代价不小，而要制造一个假信号代价更大。
例如，一只狮子发出的低沉咆哮代表着庞大的身躯，这种信号是可靠的，毕竟像老鼠这样的小生物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
为了证明自己的特征值得欣赏，有时甚至有必要做一些冒险或浪费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不利条件原则”。
这个原则阐明了为何身体颜色进化为高对比度的物种拥有良好的防御系统，如臭鼬、毒箭蛙等。毕竟，如果缺乏自我防御能力，长相又格外显眼，很快就会成为别人的口中餐、腹中食。举一个与生物无关的例子，比如蓝色牛仔裤和西装裤。牛仔裤更加耐磨耐脏，而西装裤则需要好好保养——这就是人们认为穿西装裤显得更正式的原因。
在人类的社交圈中，可靠的信号及不利条件原理的最佳表现形式是语言。人们常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说起来容易要付诸行动却难。所以，要展现你对于一个公司的价值，是和你说“干得好！”就行还是给你加薪呢？
在竞争场上，我们十分依赖可靠的信号——无论何时，信号都是我们评估潜在配偶、朋友及盟友的依据。例如，落难时能否陪伴在你身边，可以表明朋友的忠诚度。是否常常健身或参加体育活动，可以表明配偶的健康程度。选择集体文身以宣誓效忠组织胜过口头承诺。我们同时也利用这些可靠的信号向他人展示自己作为朋友、配偶及盟友的价值。
不过，有时我们发送及接收的信号，可能是无意而为。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也进化出了创造艺术的本能，并且将此作为标榜自己的艺术才华及有闲生活的方式（生存富余）——但是当我们创造艺术时，并不是抱着这个目的的。我们可能仅仅只是感受到了艺术之美（更多有关艺术的内容请见第11章），许多不可思议却又独一无二的艺术行为往往作为一种信号，体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逻辑。
在实践中，由于反信号现象的存在，信号难以分析。例如，一个人的身份只可能是敌人、普通朋友或死党。普通朋友通常会用微笑、拥抱以及关心来嘘寒问暖或示好，这是表示自己是朋友而非敌人的信号。而死党们表示自己与朋友关系非同一般的方法之一就是表面上互损。如果你的死党和你一起吃饭却忘了带钱包，你估计会打趣称他是笨蛋。只有当你对两人之间的友谊足够自信时，才不会担心这会伤害彼此的感情，才敢如此开他玩笑，而普通朋友就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对死党来说，这有时甚至会增进感情。
因此信号常常被划分为不同等级，从非信号到信号，再到反信号。局外人有时分不清非信号和反信号之间的区别。局内人往往可以理解这些信号的含义，但也仅仅是凭直觉做出判断。
在性、社会地位及政治竞争中，信号的使用往往会导致物种进化。为了打败其他竞争者，每个参与者都尽可能发送最有力的信号，而这就催生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比如巴赫的协奏曲、高更的画作、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戏剧、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会，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有时，和红杉一样，为了翱翔蓝天，人类也会互相竞争，比如征服珠穆朗玛峰，建造金字塔和摩天大楼，发射火箭到月球。
当我们想到祖先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时，不妨也想想红杉效应。面对激烈的物种内竞争，红杉能够冲出黑暗，做到傲视群雄。这与我们许多夸张的特点也有相似之处。
但是，问题在于，竞争没必要如此激烈。红杉生长得远远超出了它应有的高度。如果红杉可以合作，设置“高度限制”（比如30米），那整个物种就会优良得多。它们可以把浪费在猛长上的能量用在其他方面，比如结更多的松果以开枝散叶，说不定这样还能开发新的领土。在这样的情况下，竞争阻碍了物种进化。
不幸的是，红杉无法团结合作，无法推行“限高”政策，而且优胜劣汰也帮不了它们。树不可能为了物种进化得更好而限制自己的生长。即使有一部分红杉这样做了，也只会导致其中一棵红杉经历几次突变，打破常规，使劲生长以独占所有阳光。这棵霸王红杉会吸收更多阳光，打败所有竞争对手并且留下子孙后代，以确保下一代红杉更具竞争力——直到所有红杉都长得和现在这株红杉一样高。
但是人类并非如此。不同于其他物种，我们能够展望未来。我们想出了一些办法，可避免不必要的竞争。我们通过制定及执行规范来共同合作——欲知详情，请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