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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法院大厦里，当梅尔文斯基案审讯暂停时，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在伊凡·叶果罗维奇·谢贝克的办公室里，谈论着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情绪激动，认为此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伊凡·叶果罗维奇坚持相反意见；彼得·伊凡内奇一开始就没加入争论，始终不过问此事，而是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吗？”
“喏，您看吧！”他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同时把那份散发出油墨味的刚出版的《公报》递给他。
公报上印着一则带黑框的讣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亲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1882年2月4日逝世。兹定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几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欢他。他病了几个礼拜，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生病以来职位还给他保留着，但大家早就推测过，他死后将由阿历克谢耶夫接替，而阿历克谢耶夫的位置则将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接替。因此，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
“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别尔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这个位置早就说好给我了，而这样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车马费之外每年净增加八百卢布收入。”
“这下子我可以申请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彼得·伊凡内奇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说我不关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这一病恐怕起不来了，”彼得·伊凡内奇说，“真可怜！”
“他究竟害的是什么病啊？”
“几个医生都说不准。或者说，各有各的说法。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以为他会好起来呢。”
“自从过节以来我就没有去看过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手里大概有一点，但很有限。”
“是啊，应该去看看她。他们住得太远。”
“从您那儿去是很远。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远。”
“嘿，我住在河对岸，他总是有意见。”彼得·伊凡内奇笑眯眯地瞧着谢贝克说道。大家又说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内各区距离太远之类的话，然后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使每个人不由得推测，人事上会因此发生什么变动，同时照例使认识他的人都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没有死。”人人都这样想，或者有这样的感觉。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谓朋友，都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这下子他们得遵循习俗，参加丧礼，慰问遗孀了。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心的朋友。
彼得·伊凡内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时是同学，自认为受过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饭时，彼得·伊凡内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同时讲了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的想法。饭后他没休息，就穿上礼服，乘车到伊凡·伊里奇家里去了。
伊凡·伊里奇家门口停着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前厅衣帽架旁的墙上，靠着带穗子和擦得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带的棺盖。两位穿黑衣的太太在这里脱去皮外套。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内奇认识她；另一位没有见过面。彼得·伊凡内奇的同事施瓦尔茨从楼上下来，一看见他进门，就站住向他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伊凡·伊里奇真没出息，咱们可不至于如此。”
施瓦尔茨脸上留着英国式络腮胡子，瘦长的身体穿着礼服，照例表现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派，但这同他天生的顽皮性格不协调，因此显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内奇心里有这样的感觉。
彼得·伊凡内奇让太太们先走，自己则慢吞吞地跟着她们上楼。施瓦尔茨在楼梯顶上站住，没有下来。彼得·伊凡内奇懂得施瓦尔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约定，今晚到什么地方去打桥牌。太太们上楼向孀妇屋里走去；施瓦尔茨却一本正经地抿着厚嘴唇，眼睛里露出戏谑的神气，挤挤眉向彼得·伊凡内奇示意，死人在右边房间。
彼得·伊凡内奇进去时照例有点困惑，不知做什么好。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凡是到这种场合，画十字总是不会错的。至于要不要同时鞠躬，他可没有把握，因此选择了个折中的办法：他走进屋里，动手画十字，同时微微点头，好像在鞠躬。在画十字和点头时，他向屋子里偷偷环顾了一下。有两个青年和一个中学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儿们，正一面画十字，一面从屋子里出来。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眉毛弯得出奇的女人在对她低声说话。诵经士身穿法衣，精神饱满，神态严峻，大声念着什么，脸上表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充当餐室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蹑手蹑脚地从彼得·伊凡内奇面前走过，把什么东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内奇一看见这情景，立刻闻到淡淡的腐尸臭。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时，在书房里看到过这个庄稼汉。当时他在护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特别喜爱他。彼得·伊凡内奇一直画着十字，向棺材、诵经士和屋角桌上的圣像微微鞠躬。后来，他觉得十字已画得够了，就停下来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里，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显得特别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衬垫里，脑袋高高地靠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高高隆起，半秃的两鬓凹进去，高耸的鼻子仿佛压迫着上唇。同彼得·伊凡内奇上次看见他时相比，他的模样大变了，身体更瘦了，但他的脸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比生前好看，显得端庄。脸上的神态似乎表示，他已尽了责任，而且尽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态还好像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彼得·伊凡内奇却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没有事跟他有关系。他心里有点不快，就又匆匆画了个十字——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十字画得太快，未免有点失礼——转身往门口走去。施瓦尔茨宽宽地叉开两腿站在穿堂里等他，双手在背后玩弄着大礼帽。彼得·伊凡内奇瞧了瞧服饰雅致、模样顽皮可笑的施瓦尔茨，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他知道施瓦尔茨性格开朗，不会受这里哀伤气氛的影响。他那副神气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丧事绝没有理由破坏他们的例会，也就是说不能妨碍他们今天晚上就拆开一副新牌，在仆人点亮的四支新蜡烛照耀下打牌。总之，这次丧事不能影响他们今晚快乐的聚会。他就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从旁边走过的彼得·伊凡内奇，并建议今晚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打牌。不过，彼得·伊凡内奇今天显然没有打牌的运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同几位太太从内室出来了。她身材矮胖，尽管千方百计要自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却一个劲儿向横里发展。她穿一身黑衣，头上包一块花边头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个女人一样弯得出奇。她把她们送到灵堂门口，说：“马上要做丧事礼拜了，你们请进。”
施瓦尔茨微微点头站住，显得犹豫不决，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出彼得·伊凡内奇，叹了一口气，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说：“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知心朋友……”她说到这里对他瞧瞧，等待他听了这话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彼得·伊凡内奇知道，既然刚才应该画十字，那么这会儿就得握手，叹气，说一句：“真是想不到！”他就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发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现在那边还没有开始，您来一下，我有话要跟您说，”孀妇说，“您扶着我。”
彼得·伊凡内奇伸出手臂挽住她，他们向内室走去。经过施瓦尔茨身边时，施瓦尔茨失望地向彼得·伊凡内奇使了个眼色。“唉，牌打不成了！要是我们另外找到搭档，您可别怪我们。要是您能脱身，五人一起玩也行。”他那淘气的目光仿佛在这么说。
彼得·伊凡内奇更深沉更悲伤地叹了口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便感激地捏了捏他的手臂。他们走进灯光暗淡、挂着玫瑰红花布窗帘的客厅，在桌旁坐下来：她坐在沙发上，彼得·伊凡内奇坐在弹簧损坏、凳面凹陷的矮沙发凳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想叫他换一把椅子坐，可是觉得此刻说这些话不得体，就作罢了。彼得·伊凡内奇坐到沙发凳上时，想起伊凡·伊里奇当年装饰这客厅时曾同他商量，最后决定用这种带绿叶的玫瑰红花布做窗帘和沙发套。客厅里摆满家具杂物，孀妇走过时，她那件黑斗篷的黑花边在雕花桌上挂住了。彼得·伊凡内奇欠起身，想帮她解开斗篷，沙发凳一摆脱负担，里面的弹簧立刻蹦起来，往他身上弹。孀妇自己解开斗篷，彼得·伊凡内奇又坐下来，把跳动的弹簧重新压下去。但孀妇没有把斗篷完全解开，彼得·伊凡内奇又欠起身，弹簧又往上蹦，还噔地响了一声。等这一切都过去了，她拿出一块洁净的麻纱手绢，哭起来。斗篷钩住和沙发凳的弹簧蹦跳这些插曲使彼得·伊凡内奇冷静下来，他皱紧眉头坐着。这当儿，伊凡·伊里奇的男仆索科洛夫走进来，把这种尴尬局面打破了。他报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她指定的那块坟地要价两百卢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止住哭，可怜巴巴地瞟了一眼彼得·伊凡内奇，用法语说她的日子很难过。彼得·伊凡内奇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深信她说的是实话。
“您请抽烟。”她用宽宏大量而又极其悲痛的语气说，然后同索科洛夫谈坟地的价钱。彼得·伊凡内奇一面吸烟，一面听她怎样详细询问坟地的价格，最后决定买哪一块。谈完坟地，她又吩咐索科洛夫去请唱诗班。索科洛夫走了。
“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料理。”她对彼得·伊凡内奇说，把桌上的照相簿挪到一边。接着发现烟灰快掉到桌上，连忙把烟灰碟推到彼得·伊凡内奇面前，嘴里说：“要是说我悲伤得不能做事，那未免有点做作。相反，现在只有为他的后事多操点心，我才感到安慰……至少可以排遣点悲伤。”她掏出手绢，又要哭，但突然勉强忍住，打起精神，镇静地说：“我有点事要跟您谈谈。”
彼得·伊凡内奇点点头，不让他身下蠢蠢欲动的沙发弹簧再蹦起来。
“最后几天他真是难受。”
“非常难受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唉，太可怕了！他不停地叫嚷，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一连几个钟头。三天三夜嚷个不停。实在叫人受不了。我真不懂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哟！”
“当时他神志清醒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清醒，”她喃喃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清醒。他在临终前一刻钟跟我们告了别，还叫我们把伏洛嘉带开。”
彼得·伊凡内奇想到，他那么熟识的这个人，原先是个快乐的孩子，小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同事，最后竟受到这样的折磨。尽管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女人都有点做作，但想到这一点，心里却十分恐惧。他又看见那个前额和那个压住嘴唇的鼻子，不禁感到不寒而栗。
“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然后死去。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刹那间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这种事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我可绝不会碰上。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到这些，心情忧郁，但施瓦尔茨分明向他做过暗示，他不该有这种心情。彼得·伊凡内奇思考了一下，镇静下来，详细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前的情况，仿佛这种事故只会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在谈了一通伊凡·伊里奇肉体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况以后（这种痛苦，彼得·伊凡内奇是从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神经所受的影响上领会的），孀妇显然认为该转到正题上了。
“唉，彼得·伊凡内奇，真是难受，真是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凡内奇叹着气，等她擦去鼻涕眼泪，才说：“真是想不到……”
接着她又说起来，说到了显然是她找他来的主要问题。她问他，丈夫去世后要怎样向政府申请抚恤金。她装作向彼得·伊凡内奇请教，怎样领取赡养费，不过他看得出，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钱，这事她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比他知道得还清楚。她不过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弄到更多的钱。彼得·伊凡内奇竭力思索，想到几种办法，但最后只是出于礼节骂了一通政府的吝啬，说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于是她叹了一口气，显然是要摆脱这位来客。他理会了，就摁灭香烟，站起身，同孀妇握了握手，走到前厅。
餐厅里摆着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地从旧货店买来的大钟。彼得·伊凡内奇在那里遇见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事礼拜的客人，还看见一位熟识的美丽小姐，就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儿。她穿一身黑衣，腰身本来很苗条，如今似乎变得更苗条了。她的神态忧郁、冷淡，甚至还有点愤慨。她向彼得·伊凡内奇鞠躬，但那副神气显出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女儿后面站着一个同样面带愠色的青年。彼得·伊凡内奇认识他是法院侦讯官，家里很有几个钱，而且听说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内奇沮丧地向他们点点头，正要往死人房间走去，这时楼梯下出现了逝者在中学念书的儿子。这孩子活脱就是年轻时的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内奇记得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这个模样。这孩子眼睛里含着泪水，神态也像那些十三四岁的愣小子。他一看见彼得·伊凡内奇，就忧郁而害臊地皱起眉头。彼得·伊凡内奇向他点点头，走进灵堂。丧事礼拜开始了：又是蜡烛，又是呻吟，又是神香，又是眼泪，又是啜泣。彼得·伊凡内奇皱紧眉头站着，眼睛瞅着自己的双脚。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礼拜结束他的心情都没有受悲伤气氛的影响，并且第一个走出灵堂。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充任餐厅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从灵堂奔出来，用他那双强壮的手臂努力地在一排外套中间翻寻着，终于把彼得·伊凡内奇的外套找出来，递给他。
“嗯，盖拉西姆老弟，你说呢？”彼得·伊凡内奇想说句话应酬一下，“可怜不可怜哪？”
“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都要到那里去的。”盖拉西姆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庄稼汉的牙齿，说完就像在紧张地干活那样猛地推开门，大声呼喊马车夫，把彼得·伊凡内奇送上车，又奔回台阶上，仿佛在考虑还有些什么事要做。
在闻过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后，彼得·伊凡内奇特别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上哪儿，老爷？”马车夫问。
“不晚。还可以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内奇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时候，第一局牌刚结束，因此他就顺当地成了第五名赌客。
二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
他是个法官，去世时才四十五岁。他父亲是彼得堡一名官员，曾在好几个政府机关任职，虽不能胜任某些要职，但凭着他的资格和身份，从没被逐出官场，因此总能弄到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和六千到一万卢布的有名有实的年俸，并一直享受到晚年。
伊里亚·叶斐莫维奇·高洛文就是这样一个多余机关里的多余的三等文官。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在另一个机关，也快到领干薪的年龄。老三没有出息。他在几个地方都败坏了名声，眼下在铁路上供职。父亲也好，两位哥哥也好，特别是两位嫂子，不仅不愿同他见面，而且非万不得已从不会想到有他这样一个兄弟。姐姐嫁给了格列夫男爵，他同他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官员。伊凡·伊里奇是家里所谓的佼佼者
。他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他介于他们之间：聪明，活泼，乐观，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老三没有毕业，念到五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伊凡·伊里奇则毕了业，而且成绩优良。他在法学院里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能干，乐观，厚道，随和，但又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并同他们交朋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他开始迷恋声色，追逐功名，最后发展到了自由放纵的地步。不过，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
在法学院里，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因此很嫌恶自己。但后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而且并不认为卑劣，他也就不以为意，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无动于衷。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毕业，获得十等文官官衔，从父亲手里领到治装费，在著名的沙尔玛裁缝铺里定制了服装，表坠上挂一块刻着“高瞻远瞩”
的纪念章，向导师和任校董的亲王辞了行，跟同学们在唐农大饭店欢宴话别，带着从最高级商店买来的时式手提箱、衬衣、西服、剃刀、梳妆用品和旅行毛毯，走马上任，当了省长特派员。这个官职是他父亲替他谋得的。伊凡·伊里奇到了外省，很快就像在法学院那样过得称心如意。他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生活得欢快而又不失体统。他有时奉命到各县视察，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对上待下恰如其分，不贪赃枉法，而且总能圆满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主要是处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他虽然年轻放荡，但处理公务却异常审慎，甚至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在社交场中，他活泼风趣而又和蔼有礼，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们家的常客——称赞他的那样，是个好小子
。他同省里一位死缠住他这个风流法学家的太太有暧昧关系；还同一个女裁缝私通；有时同巡察的副官们狂饮欢宴，饭后还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他奉承上级长官，甚至长官夫人，手法高明，无懈可击，从未引起非议，人家至多说一句法国谚语：年轻时放荡在所难免。这一切他都干得体体面面，嘴里说的又是法国话，主要则是因为他跻身在最上层，Thnbsp；容易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伊凡·伊里奇就这样干了五年。接着他的工作调动了，因为成立了新的司法机关，需要新的官员。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调任了这样的新职。
伊凡·伊里奇被推荐任法院侦讯官的职务，他接受了，虽然这位置在另一个省里，因此他得放弃原有的各种关系，另起炉灶，重新结交朋友。朋友们给伊凡·伊里奇饯行，同他一起拍照，还赠给他一个银烟盒留念。那之后，他便走马上任去了。
伊凡·伊里奇当法院侦讯官同样循规蹈矩
，公私分明，并且像做特派员一样受到普遍尊敬。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侦讯官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以前让他感到扬扬得意的是，身穿精工缝制的文官制服，昂首阔步地经过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来访者和对他羡慕不已的官员们面前，一直走进长官办公室，并且跟长官一起喝茶吸烟；但那时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只有县警察局的局长和分裂派教徒，而且还是要在他奉命出差的时候。他对待他们总是客客气气，使他们感到，他尽管操着生杀大权，却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个时候，这样直接听命于他的人不多。如今伊凡·伊里奇当上法院侦讯官，他懂得就连达官贵人的命运也都操在他手里，他只要在公文上批几句，随便哪个要人都会成为被告或证人来到他面前，并且得站着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他不请他坐下的话。伊凡·伊里奇从不滥用权力，相反总是不露锋芒，而这种权力的意识和适当用权的技术，就成了他担任新职后最感兴趣的事。从事这项新职，也就是说审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了一种本领，能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使各种错综复杂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现得简单明了，不带丝毫个人意见，完全符合公文要求。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则属于第一批执行1864年新法典的人。
自从在新地方就任法院侦讯官以来，伊凡·伊里奇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关系，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并多少采取了新作风。他在省里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却周旋于司法界头面人物和豪门巨富之间，对当局稍表不满，发表温和的自由主义言论和开明观点。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职后仍旧讲究服饰，注意仪表，只是不再刮去下巴颏上的胡子而任其自然生长。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过得很愉快。他跟一批反对省长的人关系很好；薪俸比以前优厚；他逢场作戏，打打纸牌，以增添乐趣。他头脑聪敏，很会打牌，因此常常赢钱。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任职两年后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米海尔。她是伊凡·伊里奇出入的圈子里最迷人最伶俐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办公之余，找点消遣，其中就包括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戏谑调情。
伊凡·伊里奇任特派员时常常跳舞，但当上侦讯官后就难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为了要显示，尽管他身为侦讯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平可绝不比别人差。有时晚会将近结束，他就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起跳舞，主要借这种机会去征服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凡·伊里奇并没有明确想到要结婚，但既然人家姑娘爱上了他，他就问自己：“是啊，那么何不就结婚呢？”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出身望族，长得不错，而且小有家产。伊凡·伊里奇可以指望找到一个更出色的配偶，但这个配偶也不错。
伊凡·伊里奇自己有薪俸收入，他希望她也有同样多的进款。她出身名门，又生得温柔美丽，很有教养。说伊凡·伊里奇同她结婚，是因为爱上这位小姐，并且发觉她的人生观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实。说他结婚，是因为在他的圈子里大家都赞成这门婚事，那同样不符合事实。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出于双重考虑：娶这样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达官贵人们又都赞成这门亲事。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结了婚。
在准备结婚和婚后初期，夫妻恩爱，妻子尚未怀孕，再加上崭新的家具，崭新的餐具，崭新的衣服，日子过得很美满。伊凡·伊里奇认为他原来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又高尚体面，并且受到上流社会的赞许，如今结婚不仅不会损害这种生活，而且使它更加美满。但在妻子怀孕几个月后，出现了一种痛苦难堪而有失体统的新局面，那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而且怎么也无法摆脱。
伊凡·伊里奇认为妻子完全是出于任性
，破坏了快乐体面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动辄猜疑，要求他更加体贴她。不论什么事她都横加挑剔，动不动就对他大吵大闹。
起初伊凡·伊里奇想继续用快乐体面的人生态度来排除烦恼。他不管妻子的情绪，照旧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请朋友到家里来打牌，自己上俱乐部或者到朋友家串门子。可是有一次妻子气势汹汹地对他破口大骂。这以后只要他稍不顺她的意，她就把他臭骂一顿，显然非把他制服不可，也就是说要他安守在家里，并且像她一样唉声叹气，无病呻吟，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心惊胆战。他懂得了，夫妇生活，至少是他同妻子的生活，并不能始终维持快乐和体面，相反，这样的气氛常常会被损害，因此必须设法防范。伊凡·伊里奇借口公务繁忙，来对付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他发现这种办法很有效，因此常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天地。
孩子出生后，喂养很费事，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麻烦，不是婴儿害病就是做母亲的害病，有时是真病，有时是假病。不管怎样，伊凡·伊里奇都得照顾，尽管他对这些事一窍不通。伊凡·伊里奇保卫自己独立天地、不受家庭干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妻子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要求越来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来越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公务上。他更加喜爱官职，醉心功名。
不久，在结婚一年后，伊凡·伊里奇懂得了，夫妇生活虽然也有一些好处，但却是一件很复杂很痛苦的事。而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过一种受社会赞许的体面生活，必须像做官一样建立适当的关系。
伊凡·伊里奇就给自己建立了这样的夫妇关系。他对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能吃到家常便饭，生活上有照料和过床笫生活，而这些都是她能向他提供的。他主要的要求是维持社会所公认的体面的夫妇关系。此外，他就自寻欢乐，获得了欢乐也就心满意足。要是家里遇到不愉快，他就立刻逃到公务活动的独立天地里去，并在那里自得其乐。
伊凡·伊里奇当侦讯官，声誉显赫，三年后就升任副检察官。新的官职、重要的地位、控诉和拘捕任何人的权力、当众的演说、辉煌的功绩——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官迷心窍。
孩子一个个生下来。妻子变得越来越乖戾，越来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确立的家庭关系几乎不受妻子脾气的影响。
伊凡·伊里奇在这个城市里任职七年，接着被调到另一个省里当检察官。他们搬了家，手头的钱不多，妻子又不喜欢新地方。薪俸尽管比原来多，但生活成本也高了，再说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搬到新地方后，不论遇到什么麻烦，总要责怪丈夫。夫妇间不论谈什么事，尤其是谈教育孩子的问题，总会联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争吵。夫妇俩如今难得有恩爱的时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暂的。他们在爱情的小岛上临时停泊一下，不久又会掉进互相敌视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要是伊凡·伊里奇认为家庭生活不该如此，他准会对这种冷漠感到伤心，不过他不仅认为这样的局面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所企求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尽量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而表面上又要装得若无其事，保持体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少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已必须这样做，也总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场的机会。不过，伊凡·伊里奇这样过日子，主要靠的是他有公务。他把全部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官场的天地里。而这种乐趣支配了他的整个身心。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大权，每次走进法庭和遇到下属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即使只是表面的），在上司与下属之间周旋的本领，尤其是自觉高明的办事能力——这一切都使他扬扬得意，再加上跟同事们谈天、宴会和打牌，他的生活就显得很充实。总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过得合乎他的愿望：快乐而体面。
就这样他又过了七年。大女儿已经十六岁，另外又死了一个孩子，只剩下一个男孩在中学念书。这个孩子是引起夫妇争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读法学院，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却偏把他送进普通中学。女儿在家里学习，成绩良好；儿子学得也不错。
三
伊凡·伊里奇婚后就这样过了十七年的光阴。现在他已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他推辞了几次工作上的调动，一心想找个更称心的职司，不料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把他生活的安宁给破坏了。伊凡·伊里奇想谋取大学城首席法官的位置，但被戈佩捷足先得。伊凡·伊里奇十分生气，提出责问，同戈佩吵嘴，又冒犯顶头上司；他从此受冷遇，下一次任命也没有他的份儿。
这是1880年，也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最倒霉的年头。他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被人家遗忘。他觉得人家待他极不公平，人家却认为对他已仁至义尽。就连父亲都认为无须再帮助他了。他觉得大家都把他抛弃了，并认为他有三千五百卢布年俸已很不错，甚至可说是十分幸福了。人家待他这么不公平，妻子经常责骂他，家里入不敷出，开始负债。这种情况当然谈不上正常，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今年夏天，伊凡·伊里奇为了节省开支，同妻子一起到内弟乡下度假。
在乡下不做事，伊凡·伊里奇第一次不仅感到无聊，而且十分愁闷。他认定无法这样过活，必须断然采取措施。
伊凡·伊里奇不能入睡，在露台上踱了个通宵，决定上彼得堡奔走一番，争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以惩罚他们，惩罚那些不会赏识他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不顾妻子和内弟的劝阻，乘车上彼得堡。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弄到一个年俸五千卢布的位置。他不再计较是哪个机关，是哪个派别和哪种工作。他只要一个位置，年俸五千卢布的位置，不论政府机关、银行、铁路、玛丽皇后御用机关，甚至海关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卢布收入，一定要离开那个不会赏识他才能的机关。
伊凡·伊里奇此行取得了意外收获。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头等车厢里上来一个熟人，名叫伊林。伊林告诉他库尔斯克省刚接到电报，部里最近人事上有重大变动，彼得·伊凡内奇的位置将由伊凡·谢苗内奇接任。
这次调动，除了对国家有一定影响外，对伊凡·伊里奇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起用了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朋友扎哈尔·伊凡内奇。这对他伊凡·伊里奇极其有利，因为扎哈尔·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学，又是他的好朋友。
在莫斯科，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伊凡·伊里奇来到彼得堡，找到了扎哈尔·伊凡内奇，后者答应给他在原来的司法部里谋一个好差事。
一个星期后，他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
“扎哈尔接替米勒，我申请后即可提升。”
伊凡·伊里奇通过这次人事调动在他的旧部里获得意外任命：比同事高两级，年俸五千，再加调差费三千五百。伊凡·伊里奇消除了对原来对头和整个机关的怨气，感到十分得意。
伊凡·伊里奇回到乡下，兴高采烈。他好久没有这样快活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也很高兴，夫妇俩和好了。伊凡·伊里奇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祝贺，原来的对头怎样厚着脸皮巴结他，怎样羡慕他的地位，特别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人尊敬。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听着他讲，装出相信的样子，也不打岔，心里却盘算着怎样到新地方去重新安排生活。伊凡·伊里奇高兴地看到，她的想法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一度坎坷的生活重又变得快乐而体面了。
伊凡·伊里奇只回家几天。九月十日他就得走马上任。此外，他还得在新地方安顿下来，把家具什物从省里运去，再要添置和定做许多新东西。总之，要根据他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几乎一致的想法把新居布置好。
现在，一切都进行得称心如意，他同妻子又意气相投。他们俩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像现在这样投契，除了婚后头几年，还不曾有过。伊凡·伊里奇本想举家搬走，可他的嫂子和姐夫对伊凡·伊里奇一家忽然十分亲热，弄得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先走。伊凡·伊里奇走了，事业上一帆风顺，同妻子言归于好，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使他心情愉快。他找到一座精美的住宅，恰合夫妇俩的心意，高大宽敞的老式客厅、豪华舒适的书房、妻子的房间、女儿的房间、儿子的书房，一切像是为他们特意设计的。伊凡·伊里奇亲自布置房间，选择墙纸，添置家具——从旧货店买来的，式样特别古雅，定制了沙发套和窗帘。房子布置得越来越漂亮，符合他的理想。他布置到一半，发觉比他希望的更美。他相信，等全部完工，将更加富丽堂皇，而绝不会流于庸俗。临睡前，他想象他的前厅将是什么样子。他瞧着没有布置好的客厅，仿佛看到壁炉、屏风、古董架、散放着的小椅子、墙上的挂盘和铜器都已安放得井井有条。他想到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跟他有同样的爱好，看到这种排场，准会大吃一惊，不禁暗暗高兴。她们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气派。他特别得意的是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古董，使整座房子显得格外豪华。他在信里故意把情况说得差一些，这样她们一看到就会更加惊讶。他热衷于装饰新居，就连对心爱的公务都不那么感兴趣了。有时法院开庭，他也心不在焉：他在考虑究竟用什么样的窗帘顶檐，直的还是拱的。他对这事兴致勃勃，亲自动手安放家具，重新挂上窗帘。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点愚笨的沙发裁缝怎样挂窗帘，一不留神失足掉下来，但他是个强壮而灵活的汉子，立刻站住了，只是腰部撞在窗框上。伤处痛了一阵，不久就好了。这一时期，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快乐和健康。他写信说：“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轻了十五岁。”他原想到九月底把房子布置好，结果拖到十月半。不过，房子布置得十分雅致——不仅他自己这么认为，凡是看到的人都这么说。
其实，房子里的摆设无非是那种不太富裕却一味模仿富裕人家的小康之家的气派，千篇一律地尽是花缎、红木家具、盆花、地毯、古铜器、发亮铜器等等。一定阶级的人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表示他们一定的身份。伊凡·伊里奇家里的摆设同人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他却扬扬自得，以为与众不同。他到车站去接家眷，把他们带到装修一新的寓所里，系白领带的男仆打开摆满鲜花的前厅，他们走进客厅、书房，高兴得欢呼起来。他领他们到各处观看，得意扬扬地听着他们的称赞，容光焕发，感到十分幸福。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随便问到他是怎么摔跤的，他就笑着做给他们看，他怎样从梯子上掉下来，把沙发裁缝吓坏了。
“幸亏我练过体操。要是换了别人，准会摔坏的，可我只在这儿撞了一下，摸摸有点疼，但已经好多了，只是有点青肿。”
就这样他们在新居开始生活，并且也像一般人移居到新地方那样，觉得还少一个房间，收入虽然增加，但还嫌钱少——少这么五百卢布。不过总的来说，他们感到称心如意了。最初他们过得特别愉快，房子还没有完全布置好，需要再买些什么，定制些什么，有些东西需要搬动，有些东西需要调整。尽管夫妇之间有时意见分歧，但两人对新的生活都很满意，而且有许多事要做，因此没有发生大的争吵。等一切都安排完毕，他们开始感到有点空虚，但当时还需要结交一批新朋友，培养新习惯，因此生活还是很充实。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办公，下午回家吃饭，起初那段时光情绪很好，虽然为房子的事有时也有点烦恼（例如，他发现桌布或沙发罩子上有污点，窗帘系带断了，就会发脾气，因为看到他煞费苦心置办的东西被损坏，心里难过）。不过，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还是过得合乎他的理想：轻松、愉快而体面。他每天早晨九时起床，喝咖啡，看报，然后穿上制服去法院。那儿已为他准备好“轭”，让他一到就套到身上：接见来访者，处理与诉讼有关的问题，主持诉讼案件，出席公开庭和预备庭。他必须排除各种外来干预，免得妨碍诉讼程序，同时严禁徇私枉法，严格依法办事。要是有人想探听什么事，而这事不属伊凡·伊里奇主管，他就不能同这人发生任何关系，但要是这人有正式公文，上面写明事由，那么伊凡·伊里奇就会根据法律许可的范围尽力去办，并且办得不违反人情，也就是说面子上过得去。但只要公事一结束，其他关系也就结束了。分清法律和人情这种本领伊凡·伊里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凭着天赋的才能和长期的经验，他有时还会故意把法律和人情混淆起来。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自信总有能力划清两者的界限，如果需要的话。伊凡·伊里奇办这种事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简直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休庭时，他吸烟、喝茶，随便谈谈政治、社会新闻和纸牌，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官场中的任命。然后，他好像第一小提琴手，出色地演奏完毕，疲劳地乘车回家。回到家里，发现母女俩出去了，有时在接待客人，儿子上学了，有时在跟补课教师复习功课。一切都井井有条。饭后要是没有客人来，伊凡·伊里奇就看些当时流行的书籍。晚上，他坐下来处理公事：批阅文件，查看法典，核对证词。他干这些，既不感到无聊，也不觉得有趣。要是有机会打牌，那么处理公事就感到无聊；要是没有机会打牌，那么处理公事总比独自闲坐或者跟妻子面面相对要好得多。伊凡·伊里奇喜欢举行便宴，邀请有权有势的先生夫人参加。这种消遣跟其他同样身份的人没有差别，犹如他的客厅跟人家的客厅没有差别一样。
他们家里还举行过一次舞会。舞会办得很好，伊凡·伊里奇心情愉快，可惜最后为蛋糕糖果的事同妻子大闹了一场。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有她的打算，但伊凡·伊里奇坚持要到最高级的糖果铺去买糕点，结果买了许多蛋糕。争吵就是由于蛋糕太多吃不完，而糖果铺的账却高达四十五卢布引起的。争吵很激烈，闹得很不愉快。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骂他：“傻瓜，低能。”伊凡·伊里奇气得双手抱住脑袋，恨恨地说出离婚之类的话来。不过，晚会本身还是很快活的，前来参加的都是社会名流。伊凡·伊里奇同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跳舞。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的姐姐就是著名的“消灭苦难会”的创办人。身居要职的乐趣在于自尊心的满足，社会活动的乐趣在于虚荣心的满足，但伊凡·伊里奇的真正乐趣却在于打牌。他认为，不管生活上遇到什么烦恼，那像蜡烛一样驱除黑暗的最大乐趣，就是同几个规规矩矩的好搭档坐下来一起打牌，而且一定要四人一起（五人一起打就很难有结果，虽然得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认认真真地打（要是顺手的话），然后吃点夜宵，喝一大杯葡萄酒。打过牌以后睡觉，尤其是稍微赢一点钱（赢得太多也不好），伊凡·伊里奇觉得特别愉快。
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子。他们家的来客都是达官贵人，有的地位显赫，有的年少英俊。
夫妻和女儿待人的态度完全一致。凡是满脸堆笑、投奔到他们那间墙上装饰着日本盘子的客厅来的潦倒亲友，他们都加以排斥。不久，这些寒酸的亲友便不再上门，高洛文家的来客就限于达官贵人。年轻人纷纷追求丽莎，其中包括彼特利歇夫。那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彼特利歇夫的儿子，又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侦讯官。他也在热烈地追求丽莎，弄得伊凡·伊里奇已在跟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商量：要不要让他们一起坐三驾马车，或者举办一次堂会看看表演。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子，一切都称心如意，没有任何变化。
四
家里人个个身体健康。只有伊凡·伊里奇有时说，他嘴里有一种怪味，左腹有点不舒服，但不能说有病。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增长，虽还没有转变为疼痛，但他经常感到腰部发胀，情绪恶劣。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影响了全家快乐而体面的生活。夫妇吵嘴的事越来越多，轻松愉快的气氛消失了，体面也很难维持。争吵更加频繁，夫妇之间相安无事的日子少得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小岛。
如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丈夫脾气难弄，那倒不是没有理由的。她说话喜欢夸张，往往夸张地说，他的脾气一直很坏，要不是她心地善良，这二十年可真没法忍受。的确，现在的争吵总是由伊凡·伊里奇引起的。他吃饭总要发脾气，往往从吃汤开始。他一会儿发现碗碟有裂痕，一会儿批评饭菜烧得不好吃，一会儿责备儿子吃饭把臂肘搁在桌上，一会儿批评女儿的发式不正派。而罪魁祸首总是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起初向他回敬，也对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有两三次他一开始吃饭就勃然大怒。她明白了，这是一种由进食而引起的病态，就克制自己，不再还嘴，只是催他快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为自己的忍让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她认定丈夫脾气极坏，给她的生活带来不幸。她开始可怜自己。她越是可怜自己，就越是憎恨丈夫。她巴不得他早点死，但又觉得不能这样想，因为他一死就没有薪俸了。而这一点却使她更加恨他。她认为自己不幸极了，因为就连他的死都不能拯救她。她变得很容易发脾气，但又强忍着，而她这样勉强忍住脾气，却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坏。
有一次夫妻争吵，伊凡·伊里奇特别不讲理。事后他解释说，他确实脾气暴躁，但这是由于病的缘故。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就对他说，既然有病，就得治疗，要他去请教一位名医。
他乘车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照章办理。又是等待，又是医生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这种样子他是很熟悉的，就跟他自己在法庭上一样，——又是叩诊，又是听诊，又是各种不问也知道的多余问题，又是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仿佛在说：“你一旦落到我手里，就得听我摆布。我知道该怎么办，对付每个病人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同法庭上一样。医生对待他的神气，就如他在法庭上对待被告那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症状表明您有如此这般的病，但要是化验不能证明如此这般的病，那就得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病。要是假定有如此这般的病，那么……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他的病有没有危险？但医生对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置之不理。从医生的观点来说，这问题没有意思，不值得讨论；存在的问题只是估计一下可能性：是游走肾，还是慢性盲肠炎。这里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死问题，只存在游走肾和盲肠炎之间的争执。在伊凡·伊里奇看来，医生已明确认定是盲肠炎，但又保留说，等小便化验后可以得到新的资料，到那时再做进一步诊断。这一切，就跟伊凡·伊里奇上千次振振有词地对被告宣布罪状一模一样。医生也是那么得意扬扬，甚至从眼镜上方瞧了一眼“被告”，振振有词地做了结论。从医生的结论中伊凡·伊里奇断定，情况严重，对医生或其他人都无所谓，可是对他却非同小可。这结论对伊凡·伊里奇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十分怜悯自己，同时十分憎恨那遇到如此严重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医生。
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站起来，把钱往桌上一放，叹了一口气。“也许我们病人常向您提些不该问的问题，”他说，“一般说来，这病是不是有危险？”
医生用一只眼睛从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仿佛在说：被告，你说话要是越出规定的范围，我将不得不命令把你带出法庭。
“我已把该说的话都对您说了，”医生说，“别的，等化验结果出来了再说。”医生结束道。
伊凡·伊里奇慢吞吞地走出诊所，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一路上他反复分析医生的话，竭力把难懂的医学用语翻译成普通的话，想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我的病严重？十分严重？或者还不要紧？”他觉得医生所有的话，都表示病情严重。伊凡·伊里奇觉得街上的一切都是阴郁的：马车夫是阴郁的，房子是阴郁的，路上行人是阴郁的，小铺子是阴郁的。他身上的疼痛一秒钟也没有停止，听了医生模棱两可的话后就觉得越发厉害。伊凡·伊里奇如今更加心情沉重地忍受着身上的疼痛。
他回到家里，给妻子讲了看病的经过。妻子听着。他讲到一半，女儿戴着帽子进来，准备同母亲一起出去。女儿勉强坐下来听他讲这无聊的事，但她听得不耐烦了，母亲也没有听完他的话。
“哦，我很高兴，”妻子说，“今后你一定要准时吃药。把药方给我，我叫盖拉西姆到药房去抓药。”说完她就去换衣服。
妻子在屋子里时，他不敢大声喘气，等她走了，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伊凡·伊里奇说，“也许真的还不要紧……”
他听医生的话，服药，养病。验过小便后，医生又改了药方。不过，小便化验结果和临床症状之间有矛盾。不知怎的，医生说的与实际情况不符。也许是医生疏忽了，也许是撒谎，也许有什么事瞒着他。
不过伊凡·伊里奇还是照医生的话养病，最初心里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看过病后，努力执行医生的指示，讲卫生，服药，注意疼痛和大小便。现在他最关心的是疾病和健康。人家一谈到病人、死亡、复原，特别是谈到跟他相似的病，他表面上装作镇定，其实全神贯注地听着，有时提些问题，把听到的情况同自己的病做着比较。
疼痛没有减轻，但伊凡·伊里奇强迫自己认为好一点了。没有事惹他生气，他还能欺骗自己。要是同妻子发生争吵，公务上不顺利，打牌输钱，他立刻感到病情严重。以前遇到挫折他总是希望时来运转，打牌顺手，获得大满贯，因此还能忍受。可是现在每次遇到挫折，他都会悲观绝望，丧失信心。他对自己说：“唉，我刚刚有点好转，药物刚刚见效，就遇到这倒霉的事……”于是他恨那种倒霉事，恨给他带来不幸并要置他于死命的人。他明白这种愤怒在危害他的生命，但他无法自制。照理他应该明白，他这样怨天尤人只会使病情加重，因此遇到不愉快的事，不应该放在心上，可是他的行为正好相反。他说，他需要安宁，并且特别警惕破坏安宁的事。只要他的安宁稍稍遇到破坏，他就大发雷霆。他读医书，向医生请教，结果有害无益。情况是逐渐恶化的，因此拿今天同昨天比较，差别似乎并不大，他还能聊以自慰，但同医生一商量，就觉得病情在不断恶化，而且发展得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请教医生。
这个月里他又找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的话，简直同原来那位一模一样，但问题的提法不同。请教这位名医，只增加伊凡·伊里奇的疑虑和恐惧。另外有位医生，是他朋友的朋友，也很出名。这位医生对他的病做了完全不同的诊断。尽管保证他能康复，但提出的问题和假设却使伊凡·伊里奇更加疑虑。一个提倡顺势疗法的医生又做了另一种诊断，给了不同的药，伊凡·伊里奇偷偷地服了一个礼拜。可是，一个礼拜后并没有见效，伊凡·伊里奇对原来的疗法丧失了信心，对这种新疗法也丧失了信心，于是越发沮丧了。有一次，一位熟识的太太给他介绍圣像疗法。伊凡·伊里奇勉强听着，并相信她的话。但这事使他不寒而栗。“难道我真的那样神经衰弱吗？”他自言自语。“废话！真是荒唐，这样神经过敏要不得，应该选定一个医生，听他的话好好疗养。就这么办，这下子主意定了。我不再胡思乱想，我要严格遵照这种疗法，坚持到夏天。到那时会见效的。别再犹豫不决了！”这话说说容易，实行起来可难了。腰痛在折磨他，越来越厉害，一刻也不停。他觉得嘴里的味道越来越难受，还有一股恶臭从嘴里出来，胃口越来越差，体力越来越弱。他不能欺骗自己：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空前严重的情况。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明白，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们总以为天下太平，一切如旧。这一点使伊凡·伊里奇觉得格外难受。家里人，尤其是妻子和女儿，热衷于社交活动。他看到，她们什么也不明白，还埋怨他情绪不好，难以伺候，仿佛还是他不对似的。他看出，尽管她们嘴里没说，他已成了她们的累赘，妻子对他的病已有定见，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她的态度都不会变。
“不瞒您说，”她对熟人说，“伊凡·伊里奇也像一切老实人那样，不能认真遵照医生的话养病。今天他听医生的话服药，吃东西；明天我一疏忽，他就忘记吃药，还吃鳇鱼（那是医生禁止的），而且坐下来打牌，一打就打到深夜一点钟。”
“哼，几时有过这种事？”伊凡·伊里奇恼怒地说，“总共在彼得·伊凡内奇家打过一次。”
“昨天不是跟谢贝克一起打过吗？”
“反正我痛得睡不着……”
“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就永远好不了，还要折磨我们。”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向人家也向伊凡·伊里奇本人说，他生病主要是他自己不好，给她这个做妻子的带来痛苦。伊凡·伊里奇觉得她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但心里总感到难受。
在法院里，伊凡·伊里奇发现或者心里感到人家对他抱着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人家把他看作一个不久将把位置空出来的人；一会儿，朋友们不怀恶意地嘲笑他神经过敏，因为他自认为有一种神秘可怕的东西，在不断吮吸他的精神，硬把他往那儿拉。朋友们觉得这事挺好玩，就拿来取笑他。尤其是施瓦尔茨说话诙谐生动而又装得彬彬有礼，使伊凡·伊里奇想起十年前他自己的模样，因而格外生气。
来了几个朋友，坐下来打牌。他拿出一副新牌，洗了洗，发了牌。他把红方块跟红方块叠在一起，总共七张。他的搭档说：没有王牌，给了他两张红方块。还指望什么呢？快乐，兴奋，得了大满贯。伊凡·伊里奇突然又感到那种抽痛，嘴里又有那股味道。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为赢得大满贯而高兴，未免太荒唐了。
他瞧着他的搭档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他怎样用厚实的手掌拍着桌子，客客气气地不去抓一墩牌，却把它推给伊凡·伊里奇，使他一举手就能享受赢牌的乐趣。“他是不是以为我身子虚得手都伸不出去了？”伊凡·伊里奇想，忘记了王牌，却用更大的王牌去压搭档的牌，结果少了三墩牌，失去了大满贯。最可怕的是他看见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脸色十分痛苦，却表现得若无其事。他怎么能若无其事，这一点想想也可怕。
大家看出他很痛苦，对他说：“要是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您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不，他一点也不累，可以把一圈牌打完。大家闷闷不乐，谁也不开口。伊凡·伊里奇觉得是他害得大家这样闷闷不乐，但又无法改变这种气氛。客人们吃过晚饭，各自走散了。伊凡·伊里奇独自留在家里，意识到他的生命遭到了毒害，还毒害了别人的生命，这种毒不仅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深地渗透到他的全身。
他常常带着这样的思想，再加上肉体上的疼痛和恐惧躺到床上，疼得大半夜不能合眼。可是天一亮又得起来，穿好衣服，乘车上法院，说话，批公文，要是不上班待在家里，那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小时都得活受罪。而且，在这样的生死边缘上，他只能独自默默地忍受，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光景。新年前夕，他的内弟来到他们城里，住在他们家。那天，伊凡·伊里奇上法院尚未回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上街买东西去了。伊凡·伊里奇回到家里，走进书房，看见内弟体格强壮，脸色红润，正在打开手提箱。他听见伊凡·伊里奇的脚步声，抬起头，默默地对他瞧了一会儿。他的眼神向伊凡·伊里奇说明了问题。内弟张大嘴，正要喔唷一声叫出来，但立刻忍住了。这个动作证实了一切。
“怎么，我的样子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
接着，不管伊凡·伊里奇怎样想使内弟再谈谈他的模样，内弟却绝口不提。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回来，内弟就到她屋里去了。伊凡·伊里奇锁上房门，去照镜子，先照正面，再照侧面。他拿起同妻子合拍的照片，拿它同镜子里的自己做着比较。变化很大。然后他把双臂露到肘部，打量了一番，才放下袖子，在软榻上坐下来，脸色变得漆黑。
“别这样，别这样。”他对自己说，霍地站起来，走到写字台边，打开卷宗，他开始批阅公文，可是脑子里什么也进不去。他打开门，走到前厅，客厅的门关着。他踮着脚走到门边，侧着耳朵听。
“不，你说得过分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
“怎么过分？你没发觉，他已经像个死人了。你看看他的眼睛，没有一点光。他这是怎么搞的？”
“谁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一位医生）说如此这般，可我不知道。列谢季茨基（名医）说的正好相反……”
伊凡·伊里奇回到自己屋里，躺下来想：“肾，游走肾。”他回忆起医生们对他说过的话，肾脏怎样离开原位而游走。他竭力在想象中捕捉这个肾脏，不让它游走，把它固定下来。这事看上去轻而易举。“不，我还是去找找彼得·伊凡内奇（那个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打了铃，吩咐套车，准备出去。
“你上哪儿去，约翰？”妻子露出异常忧愁和矫揉造作的贤惠神情问。
这种矫揉造作的贤惠使他生气。他阴沉着脸对她瞅了一眼。
“我去找彼得·伊凡内奇。”
他去找这个有医生朋友的朋友。然后跟他一起到医生家去。他遇见医生，跟他谈了好半天。
医生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对他的病做了分析，他全听懂了。
盲肠里有点毛病，有点小毛病。全会好的。只要加强一个器官的功能，减少另一个器官的活动，多吸收一点，就会好的。吃饭时，他晚到了一点。吃过饭，他兴致勃勃地谈了一通，但好一阵不能定下心来做事。最后他回到书房，立刻动手工作。他批阅公文，处理公事，但心里念念不忘有一件要事被耽误了。等公事完毕，他才记起那件事就是盲肠的毛病。但他故作镇定，走到客厅喝茶。那里有几个客人，正在说话，弹琴，唱歌。他得意的未来女婿——法院侦讯官也在座。据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伊凡·伊里奇那天晚上过得比谁都快活，其实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盲肠的毛病被耽误了。十一点钟他向大家告辞，回自己屋里去。自从生病以来，他就独自睡在书房里。他走进屋里，脱去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没有看，却想着心事。他想象盲肠被治愈了。通过吸收，排泄，功能恢复正常。“对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他自言自语，“只要补养补养身体就好了。”他想到了药，支起身来，服了药，又仰天躺下，仔细体味药物怎样在治病，怎样在制止疼痛。“只要按时服药，避免不良影响就行；我现在已觉得好一点了，好多了。”他按按腰部，按上去不疼了。“是的，不疼了，真的好多了。”他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在逐渐恢复，逐渐吸收。突然他又感觉到那种熟悉的隐痛，痛得一刻不停，而且很厉害。嘴里又是那种恶臭。他顿时心头发凉，头脑发晕。“天哪！天哪！”他喃喃地说。“又来了，又来了，再也好不了啦！”突然他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哼，盲肠！肾脏！”他自言自语，“问题根本不在盲肠，不在肾脏，而在生和……死。是啊，有过生命，可现在它在溜走，在走，而我又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骗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吗？问题只在于还有几个礼拜、几天，还是现在就死。原来有过光明，现在却变成一片黑暗。我此刻在这个世界，但不久就要离开！到哪儿去？”他觉得浑身发凉，呼吸停止，只听见心脏在扑扑跳动。
“等我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等我没有了，我将在哪儿？难道真的要死了吗？不，我不愿死。”他霍地跳起来，想点燃蜡烛，用颤动的双手摸索着。蜡烛和烛台被碰翻，落到地上。他又仰天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都一样。”他在黑暗中瞪着一双眼睛，自言自语。“死。是的，死。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玩得可快乐了（他听见远处传来喧闹和伴奏声）。他们若无其事，可他们有朝一日也要死的。都是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免不了一死。可他们还乐呢。畜生！”他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他痛苦得受不了。难道谁都得受这样的罪吗！他坐起来。
“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得定下心，从头至尾好好想一想。”他开始思索。“对了，病是这样开始的。先是腰部撞了一下，但过了一两天我还是好好的。稍微有点疼，后来疼得厉害了，后来请医生，后来泄气了，发愁了，后来又请医生，但越来越接近深渊。体力越来越差，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我的身子虚透了，我的眼睛没有光。我要死了，可我还以为是盲肠有病。我想治好盲肠，其实是死神临头了。难道真的要死吗？”他又感到魂飞魄散，呼吸急促。他侧身摸索火柴，用臂肘撑住床几。臂肘撑得发痛，他恼火了，撑得更加使劲，结果把床几推倒了。他绝望得喘不过气来，又仰天倒下，恨不得立刻死去。
这当儿，客人们纷纷走散。普拉斯柯菲·费多罗夫娜送他们走。她听见什么东西倒下，走进来。
“你怎么了？”
“没什么，不留神把它撞倒了。”
她走出去，拿着一支蜡烛进来。他躺着，喘息得又重又急，好像刚跑完了几里路，眼睛停滞地瞧着她。
“你怎么了，约翰？”
“没……什么。撞……倒了。”他回答，心里却想，“有什么可说的。她不会明白的。”
她确实不明白。她扶起床几，给他点上蜡烛，又匆匆走掉了：她还得送客。
等她回来，他仍旧仰天躺着，眼睛瞪着天花板。
“你怎么了，更加不舒服吗？”
“是的。”
她摇摇头，坐下来。
“我说，约翰，我们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好吗？”
这就是说，不惜金钱，请那位名医来出诊。他冷笑了一声说：“不用了。”她坐了一会儿，走到他旁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她吻他的时候，他从心底里憎恨她，好容易才忍住不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好好睡一觉。”
“嗯。”
六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于绝望中。
他心里明白，他快要死了，但他对这个念头很不习惯，他实在不理解，怎么也不能理解。
他在基捷韦帖尔的逻辑学里读到这样一种三段论法：盖尤斯是人，凡人都要死，因此盖尤斯也要死。他始终认为这个例子只适用于盖尤斯，绝对不适用于他。盖尤斯是人，是个普通人，这个道理完全正确；但他不是盖尤斯，不是个普通人，他永远是个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他原来是小伊凡，有妈妈，有爸爸，有两个兄弟——米嘉和伏洛嘉，有许多玩具，有马车夫，有保姆，后来又有了妹妹卡嘉，还有儿童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喜怒哀乐。难道盖尤斯也闻到过他小伊凡所喜爱的那种花皮球的气味吗？难道盖尤斯也那么吻过妈妈的手，听到过妈妈绸衣褶裥的声吗？难道盖尤斯也曾在法学院里因点心不好吃而闹过事吗？难道盖尤斯也那么谈过恋爱吗？难道盖尤斯能像他那样主持审讯吗？
盖尤斯的确是要死的，要他死是正常的，但我是小伊凡，是伊凡·伊里奇，我有我的思想感情，跟他截然不同。我不该死，要不真是太可怕了。
这就是他的心情。
“我要是像盖尤斯那样也要死，那我一定会知道，一定会听到内心的声音，可是我心里没有这样的声音。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明白，我跟盖尤斯完全不同。可是如今呢！”他自言自语，“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偏偏发生了。这是怎么搞的？这事该怎么理解？”
他无法理解，就竭力驱除这个想法，把这个想法看成是虚假、错误和病态的，并且用正确健康的想法来挤掉它。但这不只是思想，而是现实，它出现了，摆在他面前。
他故意想想别的事来排挤这个想法，希望从中找到精神上的支持。他试图用原来的一套思路来对抗死的念头。但奇怪得很，以前用这种办法可以抵挡和驱除死的念头，如今却不行。近来，伊凡·伊里奇常常想恢复原来的思绪，以驱除死的念头。有时他对自己说：“我还是去办公吧，我一向靠工作过活。”他摆脱心头的种种疑虑，到法院去。他跟同事们谈话，在法庭上坐下来，照例漫不经心地扫一眼人群，两条干瘦的胳膊搁在麻栎椅扶手上，照例侧身凑近旁边的法官，挪过卷宗，同他耳语几句，然后猛地抬起眼睛，挺直身子，说几句老套，宣布开庭。但审讯到一半，腰部不顾正在开庭，突然又抽痛起来。伊凡·伊里奇定下神，竭力不去想它，可是没有用。它又来了，站在他面前，打量着他。他吓得呆若木鸡，眼睛里的光也熄灭了。他又自言自语：“难道只有它是真的吗？”同事和下属惊奇而痛心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法官竟然说话颠三倒四，在审讯中出差错。他竭力振作精神，定下心来，勉强坚持到庭审结束，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他明白，法院开庭也不再能回避他想回避的事，他在审讯时也不能摆脱它。最最糟糕的是，它吸引他，并非要他有什么行动，而只是要他瞧着它，面对面地瞧着它，什么事也不做，难堪地忍受着折磨。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伊凡·伊里奇寻找另一种屏风来自卫，但另一种屏风也只能暂时保护他，不久又破裂了，或者变得透明了，仿佛它能穿透一切，什么东西也挡不住它。
有一次他走进精心布置的客厅——他摔跤的地方，他嘲弄地想，正是为了布置它而献出了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由跌伤引起的——他发现油漆一新的桌上有被什么东西划过的痕迹。他研究原因，发现那是被照相簿上弯卷的青铜饰边划破的。他拿起他深情地贴上照片的照相簿，对女儿和她那些朋友的粗野很恼火——有的地方撕破了，有的照片被颠倒了。他把照片仔细整理好，把照相簿饰边扳平。
然后他想重新布置，把照相簿改放到盆花旁的角落里。他吩咐仆人请女儿或者妻子来帮忙，可是她们不同意他的想法，反对搬动。他同她们争吵、生气。但这样倒好，因为他可以不再想到它，不再看见它。
不过，当他亲自动手挪动东西的时候，妻子对他说：“啊，让仆人搬吧，你又要糟蹋自己了。”这当儿，它突然又从屏风后面出现，他又看见了它。它的影子一闪，他还希望它能再消失，可是他又注意到自己的腰。腰还是在抽痛。他再也无法把它忘记，它明明在盆花后面瞧着他。“这是干什么呀？”
“真的，我为了这窗帘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送了命。难道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而又多么愚蠢哪！这不可能！不可能！但这是事实。”
他回到书房里躺下，又同它单独相处。他同它又面面相对，但对它束手无策。他只能瞧着它，浑身发抖。
七
伊凡·伊里奇生病的第三个月的情况怎样，很难说，因为病情是逐步发展的，不易察觉。但妻子也好，女儿也好，儿子也好，用人也好，朋友也好，医生也好，主要是他自己，都知道，大家唯一关心的事是，他的位置是不是快空出来，活着的人能不能解除由于他存在而招惹的麻烦，他自己是不是快摆脱痛苦。
他的睡眠越来越少；医生给他服鸦片，注射吗啡，但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沉沉中所感到的麻木，起初使他稍微好过些，但不久又感到同样痛苦，甚至比清醒时更不好受。
家里人遵照医生的指示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但他觉得这种饭菜越来越没有滋味，越来越倒胃口。
他大便这件事也被做了特殊的安排。每次大便他都觉得很痛苦，因为不清洁，不体面，有臭味，还得麻烦别人帮忙。
不过，在这件不愉快的事上，伊凡·伊里奇倒也得到一种安慰。每次大便总是由男仆盖拉西姆伺候。
盖拉西姆是个年轻的庄稼汉，衣着整洁，容光焕发，因为长期吃城里伙食长得格外强壮。他性格开朗，总是乐呵呵的。这个整洁的小伙子身穿俄罗斯民族服，做着这种不体面的事，总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困窘。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起来，无力拉上裤子，就倒在沙发上。他看见自己皮包骨头的大腿，不禁心惊胆战。
盖拉西姆脚蹬散发着柏油味的大皮靴，身上系着干净的麻布围裙，穿着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卷起袖子，露出年轻强壮的胳膊，带着清新的冬天空气走进来。他目光避开伊凡·伊里奇，竭力抑制着从焕发的容光中表现出来的生的欢乐，免得病人见了不高兴，走到便盆旁。
“盖拉西姆。”伊凡·伊里奇有气无力地叫道。
盖拉西姆打了个哆嗦，显然害怕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慌忙把他那张刚开始长胡子的纯朴善良而又青春洋溢的脸转过来对着病人。
“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我想，你做这事一定很不好受。你要原谅我，我是没有办法。”
“哦，老爷，好说。”盖拉西姆闪亮着眼睛，露出一排洁白健康的牙齿。“那算得了什么？您有病嘛，老爷。”
他用他那双强壮的手熟练地做着做惯的事，轻悄地走了出去。过了五分钟，又那么轻悄地走回来。
伊凡·伊里奇一直那么坐在沙发上。
“盖拉西姆，”当盖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回原处时，伊凡·伊里奇说，“请你帮帮我，你过来。”盖拉西姆走过去。“你搀我一把。我自己爬不起来，德米特里被我派出去了。”
盖拉西姆走过去。他用他那双强壮的手，也像走路一样轻松、利索而温柔地把主人抱起来，一只手扶住他，另一只手给他拉上裤子，想让他坐下。但伊凡·伊里奇要求把他扶到长沙发上。盖拉西姆一点也不费劲，稳稳当当地把他抱到长沙发上坐下。
“谢谢。你真行，干得真轻巧。”
盖拉西姆又微微一笑，想走。可是伊凡·伊里奇同他一起觉得很愉快，不肯放他走。
“还有，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推过来。不，是那一把，让我搁腿。腿搁得高，好过些。”
盖拉西姆端过椅子，轻轻地把它放在长沙发前，然后抬起伊凡·伊里奇的双腿放在上面。当盖拉西姆把他的腿高高抬起时，他觉得舒服些。
“腿抬得高，我觉得舒服些，”伊凡·伊里奇说，“你把这个枕头给我垫在下面。”
盖拉西姆照他的吩咐做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放好。盖拉西姆抬起他的双腿，他觉得确实好过些。双腿一放下，他又觉得不舒服。
“盖拉西姆，”伊凡·伊里奇对他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盖拉西姆说，他已学会像城里仆人那样同老爷说话。
“你还有什么活要干？”
“我还有什么活要干？什么都干好了，只要再劈点木柴留着明天用。”
“那你把我的腿这么高高抬着，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行！”盖拉西姆把主人的腿抬起来，伊凡·伊里奇觉得这样一点也不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
“不用老爷您操心。这我来得及的。”
伊凡·伊里奇叫盖拉西姆坐下抬着他的腿，并同他谈话。真奇怪，盖拉西姆抬着他的腿，他觉得好过多了。
从此以后伊凡·伊里奇就常常把盖拉西姆唤来，要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喜欢同他谈天。盖拉西姆做这事轻松愉快，态度诚恳，使伊凡·伊里奇很感动。别人身上的健康、力量和生气往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屈辱；只有盖拉西姆的力量和生气不仅没有使他觉得伤心，反而使他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觉得最痛苦的事就是听谎言，听大家出于某种原因都相信的那个谎言，他只是病了，并不会死，只要安心治疗，一定会好的。可是他知道，不论采取什么办法，他都不会好了，痛苦只会越来越厉害，直到死去。这个谎言折磨着他。他感到痛苦的是，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病很严重，但大家都讳言真相而撒谎，还要迫使他自己一起撒谎。谎言，在他临死前夕散布的谎言，把他不久于人世这样严肃可怕的大事，缩小到访问、挂窗帘和晚餐吃鳇鱼等小事，这使他感到极其痛苦。说也奇怪，好多次当他们就他的情况编造谎言时，他差一点大声叫出来：“别再撒谎了，我快要死了。这事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所以大家别再撒谎了。”但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不久于人世这样严肃可怕的事，被周围的人看成只是一件不愉快或者不体面的事（就像一个人走进会客室从身上散发出臭气一样），还要勉强维持他一辈子苦苦撑住的“体面”。他看到，谁也不可怜他，谁也不想了解他的真实情况。只有盖拉西姆一人了解他，并且可怜他。因此只有同盖拉西姆在一起他才觉得好过些。盖拉西姆有时通宵扛着他的腿，不去睡觉，还说：“您可不用操心，老爷，我回头会睡个够的。”这时他感到安慰。或者当盖拉西姆脱口而出亲热地说：“要是您没病就好了，我这样伺候伺候您算得了什么？”他也感到安慰。只有盖拉西姆一人不撒谎，显然也只有他一人明白真实情况，并且认为无须隐讳，但他怜悯日益消瘦的老爷。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打发他走，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我为什么不能伺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现在他不辞辛劳，因为伺候的是个垂死的人，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轮到他的时候也有人伺候他。
除了这个谎言，或者正是由于这个谎言，伊凡·伊里奇觉得特别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可怜他。伊凡·伊里奇长时期受尽折磨，有时特别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有人像疼爱有病的孩子那样疼爱他。他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对着他哭，就像人家疼爱孩子那样。他知道，他是个显赫的大官，已经胡子花白，因此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抱着这样的希望。他同盖拉西姆的关系近似这种关系，因此跟盖拉西姆在一起，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想哭，要人家疼他，对着他哭，不料这时他的法院同事谢贝克走来了，伊凡·伊里奇不仅没有哭，没有表示亲热，反而板起脸，现出严肃和沉思的神气，习惯成自然地说了他对复审的意见，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周围的这种谎言和他自己所做的谎言，比什么都厉害地毒害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
八
有一天早晨，伊凡·伊里奇知道这是早晨，因为每天早晨都是盖拉西姆从书房里出去，男仆彼得进来吹灭蜡烛，拉开一扇窗帘，悄悄地收拾房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礼拜五也好，礼拜天也好，反正都一样，反正没有区别：永远是一刻不停的令人难堪的疼痛；他意识到生命正在无可奈何地消逝，但还没有完全消逝；那愈益逼近的可怕而又可恨的死，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谎言。在这种情况下，几天、几个礼拜和几小时有什么区别？
“老爷，您要不要用茶？”
“他还是老一套，知道老爷太太每天早晨都要喝茶。”他想，接着回答说，“不用了。”
“您要不要坐到沙发上去？”
“他得把屋子收拾干净，可我在这里碍事。我太邋遢，太不整齐了，”他想了想回答说，“不，不用管我。”
男仆继续收拾屋子。伊凡·伊里奇伸出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过去。
“老爷，您要什么？”
“我的表。”
彼得拿起手边的表，递给他。
“八点半了。她们还没有起来吗？”
“还没有，老爷。瓦西里·伊凡内奇（这是儿子）上学去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关照过，要是您问起，就去叫醒她。要去叫她吗？”
“不，不用了。”他回答，接着想，“要不要喝点茶呢？”于是就对彼得说：“对了，你拿点茶来吧。”
彼得走到门口。伊凡·伊里奇独自留着觉得害怕。“怎么把他留住呢？有了，吃药。”他想了想，说：“彼得，给我拿药来。”接着又想：“是啊，说不定吃药还有用呢。”他拿起匙子，把药吃下去。“不，没有用。一切都是胡闹，都是欺骗，”他一尝到那种熟悉的甜腻腻的怪味，就想，“不，我再也不能相信了。可是那个疼，那个疼，要是能停止一会儿就好了。”他呻吟起来。彼得向他回过头来。“不，你去吧，拿茶来。”
彼得走了，剩下伊凡·伊里奇一个人。他又呻吟起来。他疼得很厉害，可呻吟主要不是由于疼痛，而是由于悲伤。“老是那个样子，老是那样的白天和黑夜。但愿快一点。什么快一点？死，黑暗。不，不！好死不如赖活！”
彼得托着茶盘进来，伊凡·伊里奇茫然看了他好一阵，认不出他是谁，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这种目光弄得彼得很狼狈。彼得现出尴尬的神色，伊凡·伊里奇才醒悟过来。
“噢，茶……”他说，“好的，放着。你帮我洗洗脸，拿一件干净衬衫来。”
伊凡·伊里奇开始梳洗。他断断续续地洗手，洗脸，刷牙，梳头，然后照照镜子。他感到害怕，特别是看到他的头发怎样贴着苍白的前额。
彼得给他换衬衫。他知道他要是看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更加吃惊，因此不往身上看。梳洗完毕了，他穿上晨衣，身上盖了一条方格毛毯，坐到扶手椅上喝茶。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神清气爽，但一喝茶，立刻又感到那种味道、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茶，伸直腿躺下来。他躺下，让彼得走。
还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出现了一线希望，一会儿又掉进绝望的海洋。老是疼，老是疼，老是悲怆凄凉，一切都是老样子。独个儿待着格外悲伤，想叫个人来，但他知道同人家待在一起更难受。“最好再来点儿吗啡，把什么都忘记。我要请求医生，叫他想点别的办法。这样可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忽然前厅里响起了铃声。会不会是医生？果然是医生。他走进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喜气洋洋。那副神气仿佛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我这就来给你们解决问题。医生知道，这样的表情是不得体的，但他已经习惯了，改不掉，好像一个人一早穿上大礼服，就这样穿着一家家去拜客，没有办法改变了。
医生生气勃勃而又使人宽慰地搓搓手。
“啊，真冷，可把我冻坏了。让我暖和暖和身子。”他说这话时的神气仿佛表示，只要稍微等一下，等他身子一暖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嗯，怎么样？”
伊凡·伊里奇觉得，医生想说：“情况怎么样？”但他觉得不该那么问，就说：“晚上睡得怎么样？”
伊凡·伊里奇望着医生的那副神气表示：“您老是撒谎，怎么不害臊？”但医生不理会他的表情。
伊凡·伊里奇就说：“还是那么糟。疼痛没有消除，也没有减轻。您能不能想点办法……”
“啊，你们病人总是这样。嗯，这会儿我可暖和了，就连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那么仔细，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意见了。嗯，您好。”医生说着握了握病人的手。
接着医生收起戏谑的口吻，现出严肃的神色给病人看病：把脉，量体温，叩诊，听诊。
伊凡·伊里奇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毫无意思，全是骗人的，但医生跪在他面前，身子凑近他，用一只耳朵忽上忽下地细听，脸上显出极其认真的神气，像体操运动员一般做着各种姿势。伊凡·伊里奇面对这种场面，屈服了，就像他在法庭上听辩护律师发言一样，尽管他明明知道他们都在撒谎以及为什么撒谎。
医生跪在沙发上，还在他身上敲着。这当儿门口传来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绸衣裳的窸窣声，还听见她在责备彼得没有及时向她报告医生的来到。
她走进来，吻吻大夫，立刻振振有词地说，她早就起来了，只是不知道医生来了才没有及时出来迎接。
伊凡·伊里奇对她望望，打量着她的全身，对她那白净浮肿的双手和脖子、光泽的头发和充满活力的明亮眼睛感到嫌恶。他从心底里憎恨她。她的亲吻更激起他对她的难以克制的憎恨。
她对待他和他的病还是老样子。正像医生对病人的态度都已定型不变那样，她对丈夫的态度也已定型不变：她总是亲昵地责备他没有照规定服药休息，总是怪他自己不好。
“嗳，他这人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吃药。尤其是他睡的姿势不对，两腿搁得太高，这样睡对他不好。”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叫盖拉西姆扛着腿睡。
医生鄙夷不屑而又和蔼可亲地微微一笑，仿佛说：“有什么办法呢？病人总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来，但情有可原。”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这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向伊凡·伊里奇宣布，不管他是不是愿意，她今天就去请那位名医来，让他同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平时看病的医生）会诊一下，商量商量。
“请你不要反对。我是为我自己才这样做的。”她嘲讽地说，让他感到这一切都是为她而做的，因此他不该拒绝。他不作声，皱起眉头。他觉得周围是一片谎言，很难判断是非曲直。
她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自己。她对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她自己，那倒是真的，不过她的行为叫人很难相信，因此必须从反面来理解。
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果然来了。又是听诊，又是当着他的面一本正经地交谈，而到了隔壁房间又是谈肾脏，谈盲肠，又是一本正经地问答，又是避开他现在面临的生死问题，大谈什么肾脏和盲肠有毛病，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和名医又都主张对肾脏和盲肠进行治疗。
名医临别时神态十分严肃，但并没有绝望。伊凡·伊里奇眼睛里露出恐惧和希望的光芒仰望着名医，怯生生地问他，是不是还能恢复健康。名医回答说，不能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凡·伊里奇用满怀希望的目光送别医生，他的样子显得那么可怜，以至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走出书房付给医生出诊费时都忍不住哭了。
被医生鼓舞起来的希望并没有持续多久。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些图画，还是那些窗帘，还是那种墙纸，还是那些药瓶，还是他那个疼痛的身子。伊凡·伊里奇呻吟起来，给自己注射了吗啡，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醒来时，天色开始发黑。仆人给他送来晚餐，他勉强吃了一点肉汤。于是一切如旧，黑夜又来临了。
饭后七点钟，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穿着晚礼服，丰满的胸部被衣服绷得隆起，脸上有扑过粉的痕迹。早晨她就提起，今晚她们要去看戏。萨拉·贝娜到这个城里做访问演出，她们订了一个包厢。那也是他的主意。这会儿，他把这事忘记了，她那副打扮使他生气。不过，当他记起是他要她们订包厢去看戏的，认为孩子们看这戏可以获得美的享受，他就把自己的愤怒掩饰起来。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进来的时候得意扬扬，但仿佛又有点负疚。她坐下来，问他身体怎么样，不过他看出，她只是为了应酬几句才问的，并非真的想了解什么，而且知道也问不出什么来。接着她就讲她要讲的话：她本来说什么也不愿去，可是包厢已经订了，爱伦和女儿，还有彼特利歇夫（法院侦讯官，未来的女婿）都要去，总不能让他们自己去，她其实是宁可待在家里陪他的。现在她只希望她不在家时，他能照医生的嘱咐休息。
“对了，费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女婿）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来好了。”
女儿走进来。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露出部分年轻的身体。对比之下，他觉得更加难受。她却公然显示她健美的身体。显然她正在谈恋爱，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嫌恶。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他身穿燕尾服，头发烫出波纹，雪白的硬领夹着青筋毕露的细长脖子，胸前露出一大块白硬衬，瘦长的黑裤紧裹着两条强壮的大腿，手上套着雪白的手套，拿着大礼帽。
一个中学生在他后面悄悄走进来。这个可怜的孩子穿一身崭新的学生装，戴着手套，眼圈发黑——伊凡·伊里奇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总是很怜悯儿子。儿子那种满怀同情的怯生生目光使他心惊胆战。伊凡·伊里奇觉得除了盖拉西姆以外，只有儿子一人了解他、同情他。
大家都坐下来，又问了一下病情。接下来是一片沉默。丽莎问母亲要望远镜。母女俩争吵起来，不知是谁拿了，放在什么地方。这事弄得大家都很不高兴。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凡·伊里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娜。伊凡·伊里奇起初没听懂他问什么，后来才说：
“没有，您看过吗？”
“看过了，她演过《阿德里安娜·莱科芙露尔》。”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她演那种角色特别好。女儿不同意她的看法。大家谈到她的演技又典雅又真挚——那题目已谈过不知多少次了。
谈话中间，费多尔·彼得罗维奇对伊凡·伊里奇瞧了一眼，不作声了。其他人跟着瞧了一眼，也不作声了。伊凡·伊里奇睁大眼睛向前望望，显然对他们很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改变，可是怎么也无法改变。必须设法打破这种沉默，谁也不敢这样做，大家都害怕，唯恐这种礼貌周到的虚伪做法一旦被揭穿，真相就会大白。丽莎第一个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她想掩饰大家心里都有的感觉，却脱口而出：
“嗯，要是去的话，那么是时候了。”她瞧了瞧父亲送给她的表，说。接着对未婚夫会意地微微一笑，衣服窸窣响着站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告辞走了。
等他们一走，伊凡·伊里奇觉得好过些，因为虚伪的局面结束了，随着他们一起消失了，但疼痛如旧。依旧是那种疼痛，依旧是那种恐惧，一点也没有缓和，而是每况愈下。
时间还是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一切如旧，没完没了，而无法避免的结局却越来越使人不寒而栗。
“好了，你去叫盖拉西姆来。”他对向他提出了问题的彼得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九
妻子深夜才回家。她踮着脚悄悄进来，但他还是听见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连忙又闭上。她想打发盖拉西姆走开，自己陪他坐一会儿。他却睁开眼睛，说：
“不，你去吧。”
“你很难受吗？”
“老样子。”
“服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服了点鸦片。她走了。
直到凌晨三时，他一直处在痛苦的迷糊状态中。他仿佛觉得人家硬把他这个病痛的身子往一个又窄又黑又深的口袋里塞，一个劲地往下塞，却怎么也塞不到袋底。这件可怕的事把他折磨得好苦。他又害怕，又想往下沉，不断挣扎，越挣扎越往下沉。他突然跌了下去，随即惊醒过来。依旧是那个盖拉西姆坐在床脚，平静而耐心地打着瞌睡。他却躺在那里，把那双穿着袜子的瘦腿搁在盖拉西姆肩上；依旧是那支有罩的蜡烛，依旧是那种一刻不停的疼痛。
“你去吧，盖拉西姆。”他喃喃地说。
“不要紧，老爷，我坐坐。”
“不，你去吧。”
他放下腿，侧过身子来睡。他开始可怜自己。他等盖拉西姆走到隔壁屋里，再也忍不住，就像孩子般痛哭起来。他哭自己的无依无靠，哭自己的孤独寂寞，哭人们的残酷，哭上帝的残酷和冷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狠心地折磨我？……”
他知道不会有谁回答，但又因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回答而痛哭。疼痛又发作了，但他一动不动，也不呼号。他自言自语：“痛吧，再痛吧！可是为了什么呀？我对你做了什么啦？这是为了什么呀？”后来他安静了，不仅停止哭泣，而且屏住呼吸，提起精神来。他仿佛不是在倾听说话声，而是在倾听灵魂的呼声，倾听自己思潮的翻腾。
“你要什么呀？”这是他听出来的第一句明确的话。“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呀？”他一再问自己，“要什么？”——“摆脱痛苦，活下去。”他自己回答。
他又全神贯注地倾听，连疼痛都忘记了。
“活下去，怎么活？”心灵里有个声音问他。
“是的，活下去，像我以前那样活得舒畅而快乐。”
“像你以前那样，活得舒畅而快乐吗？”心灵里的声音问。于是他开始回忆自己一生中美好的日子。奇怪的是，所有那些美好的日子现在看来一点也不美好，只有童年的回忆是例外。童年时代确实有过欢乐的日子，要是时光能倒转，那是值得重温的。但享受过当年欢乐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似乎只有对别人的回忆。
自从伊凡·伊里奇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来，过去的欢乐都在他眼里消失了，或者说，变得不足道了，变得令人讨厌了。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就越显得不足道、越可疑。这是从法学院开始的。在那里还有点真正美好的事：还有欢乐，还有友谊，还有希望。但读到高年级，美好的时光就越来越少。后来开始在官府供职，又出现了美好的时光：那是对一个女人的倾慕。后来生活又浑浑噩噩，美好的时光更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结婚……是那么意外，那么叫人失望。妻子嘴里的臭味，放纵情欲，装腔作势！死气沉沉地办公，不择手段地捞钱，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始终是那么一套。而且越是往后，就越是死气沉沉。我在走下坡路，却还以为在上山。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家都说我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其实生命在我脚下溜掉……如今瞧吧，末日到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生活不该那么无聊，那么讨厌。不该！即使生活确是那么讨厌，那么无聊，那又为什么要死，而且死得那么痛苦？总有点不对头。
“是不是我的生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他忽然想到。“但我不论做什么都是循规蹈矩的，怎么会不对头？”他自言自语，顿时找到了唯一的答案：生死之谜是无法解答的。
如今你到底要什么呢？要活命？怎么活？像法庭上听到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时那样活。“开庭了，开庭了！”他一再对自己说。“喏，现在要开庭了！可我又没有罪！”他恨恨地叫道。“为了什么呀？”他停止哭泣，转过脸来对着墙壁，一直思考着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恐怖？为什么？
然而，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都找不到答案。他头脑里又出现了那个常常出现的想法：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生活过得不对头。他重新回顾自己规规矩矩的一生，立刻又把这个古怪的想法驱除掉。
十
又过了两个礼拜。伊凡·伊里奇躺在沙发上已经起不来了。他不愿躺在床上，就躺在长沙发上。他几乎一直面对墙壁躺着，孤独地忍受着那难以摆脱的痛苦，孤独地思索着那难以解答的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的要死吗？”心里有个声音回答说：“是的，是要死的。”——“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那声音回答说：“不为什么，就是这样。”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自从伊凡·伊里奇开始生病，自从他第一次看医生以来，他的心情就分裂成两种对立的状态，两种状态交替出现着：一会儿是绝望地等待着神秘而恐怖的死亡，一会儿是充满希望和紧张地观察自己身上的器官。一会儿眼前出现了功能暂时停止的肾脏或者盲肠，一会儿又出现了无可避免的神秘而恐怖的死亡。
这两种心情从一开始生病就交替出现；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就觉得肾脏的功能越来越可疑，越来越虚幻，而日益逼近的死亡却越来越现实。
他只要想想三个月前的身体，再看看现在的情况，看看他怎样一步步不停地走着下坡路，任何侥幸的心情就自然而然土崩瓦解了。
近来，他面向沙发背躺着，感到异常孤寂，那是一种身处在闹市和许多亲友中间却没有人理睬他而感到的孤寂，即使跑遍天涯海角都找不到的孤寂。身处在这种可怕的孤寂中，他只能靠回忆往事度日。一幕幕往事像图画般浮现在他眼前。他总是从近期的事开始，一直回忆到遥远的过去，回忆到童年时代，然后停留在那些往事上。譬如他从今天给他端来的李子酱，就会想到童年吃过的干瘪法国李子，觉得别有风味，吃到果核，满口生津。同时他又会想到当年的种种情景：保姆、兄弟、玩具。“那些事别去想了……太痛苦了。”伊凡·伊里奇对自己说，思想又回到现实上来。他瞧着羊皮沙发上的皱纹和沙发背上的纽扣。“山羊皮很贵，又不牢；有一次就为这事争吵过。还记得当年我们撕坏父亲的皮包，因此受罚，但那是另一种山羊皮，是另一次争吵……妈妈还送包子来给我们吃。”他的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时代，他又感到很难过。他竭力驱散这种回忆，想些别的事。
在对一系列往事的回忆中，他又想到了那件事：他怎样生病和病情怎样恶化。他想到年纪越小，越是充满生气。生命里善的因素越多，生命力也就越充沛。两者互为因果。“病痛越来越厉害，整个生命也就越来越糟，”他想，“生命开始还有一点光明，后来却越来越暗淡，消逝得越来越快，离死越来越近。”他忽然想到，一块石子落下总是不断增加速度，生命也是这样，带着不断增加的痛苦，越来越快地掉落下去，掉进痛苦的深渊。“我在飞逝……”他浑身打了个哆嗦，试图抗拒，但知道这是无法抗拒的。他的眼睛虽已疲劳，却依旧瞪着前面，瞪着沙发背。他等待着，等待着那可怕的坠落、震动和灭亡。“无法抗拒。”他自言自语，“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无法知道。要是说我生活得不对头，那还有理由解释，可是不能这么说。”他对自己说，想到自己一辈子奉公守法，过着正派而体面的生活。“不能这么说，”他露出冷笑，仿佛人家会看到他这个样子，并且会因此受骗似的，“可是找不到解释！折磨，死亡……为了什么呀？”
十一
这样过了两个礼拜。在这期间发生了伊凡·伊里奇夫妇所希望的那件事：彼特里歇夫正式来求婚。这事发生在一天晚上。第二天，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走进丈夫房间，考虑着怎样向他宣布彼特里歇夫求婚的事，但就在那天夜里，伊凡·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新的发展。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发现他又躺在长沙发上，但姿势跟以前不同。他仰天躺着，呻吟着，眼睛呆滞地瞪着前方。
她谈起吃药的事。他把目光转到她身上。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她发现他的目光里充满对她的愤恨。
“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说。
她正想出去，但这当儿女儿进来向他请安。他也像对妻子那样对女儿望望，而对女儿问候病情的话只冷冷地说，他不久就会让她们解脱的。母女俩默不作声，坐了一会儿走了。
“我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呀？”丽莎对母亲说，“仿佛都是我们弄得他这样似的！我可怜爸爸，可他为什么要折磨我们？”
医生按时来给他看病。伊凡·伊里奇对他的问题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并愤怒地盯住医生，最后说：
“您明明知道毫无办法，那就让我去吧！”
“我们可以减轻您的痛苦。”医生说。
“这点您也办不到，让我去吧！”
医生走到客厅，告诉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情况很严重，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就是鸦片。
医生说，他肉体上的痛苦很厉害，这是事实，但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厉害，而这也是让他最难受的事。
他精神上的痛苦就是，那天夜里他瞧着盖拉西姆睡眼惺忪、颧骨突出的善良的脸，忽然想：我这辈子说不定真的过得不对头。
他忽然想，以前说他这辈子生活过得不对头，他是绝对不同意的，但现在看来可能是真的。他忽然想，以前他有过轻微的冲动，反对豪门权贵肯定的好事，这种冲动虽然很快就被他自己克制住，但说不定倒是正确的，而其他一切可能都不对头。他的职务，他所安排的生活，他的家庭，他所献身的公益事业和本职工作，这一切可能都不对头。他试图为这一切辩护，但忽然发现一切都有问题，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既然如此，那么现在在我将离开世界的时候，发觉我把天赋予我的一切都糟蹋了，但又无法挽救，那可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他仰天躺着，重新回顾自己的一生。早晨他看到仆人，后来看到妻子，后来看到女儿，后来看到医生，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证实他夜间所发现的可怕真理。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赖以生活的一切，并且明白这一切都不对头，这一切都是掩盖着生死问题的可怕的大骗局。这种思想增加了他肉体上的痛苦，比以前增加了十倍。他不断呻吟，辗转反侧，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衣服束缚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为此憎恨它们。
医生给了他大剂量鸦片，他昏睡过去，但到吃晚饭时又开始折腾。他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不断地翻来覆去。
妻子走过来对他说：“约翰，心肝，你就为了我（为了我？）这么办吧。这没有什么害处，常常还有点用。真的，这没什么。健康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眼睛，问：“什么事？进圣餐吗？干什么呀？不用了！不过……”
她哭了。
“好吗，我的亲人？我去叫我们的神父来，他这人挺好。”
“好，太好了。”他说。
神父来了，听了他的忏悔，他觉得好过些，疑虑似乎减少些，痛苦也减轻了，刹那间心里看到了希望。他又想到了盲肠，觉得还可以治愈。他含着眼泪进了圣餐。
他进了圣餐，又被放到床上，刹那间觉得好过些，并且又出现了生的希望。他想到他们曾建议他动手术。“活下去，我要活下去！”他自言自语。妻子走来祝贺；她敷衍了几句，又问：“你是不是感到好些？”他眼睛不看她，嘴里说：“是。”她的服装，她的体态，她的神情，她的腔调，全都向他说明一个意思：“不对头。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谎言，都是对你掩盖生死大事的骗局。”他一想到这点，心头就冒起一阵愤恨，随着愤恨又感觉到肉体上的痛苦，同时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临近的死亡。接着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感觉：拧痛、刺痛和窒息。
当他说“是”的时候，他的脸色是可怕的。他说了一声“是”，眼睛直盯住她的脸，接着使出全身的力气迅速地把脸转过去，伏在床上嚷道：“都给我走，都给我走，让我一个人待着！”
十二
自从那时起，他连续三天一刻不停地惨叫，叫得那么可怕，就是隔着两道门听了也觉得毛骨悚然。当他回答妻子的时候，他明白他完了，无法挽救了，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到了，可是生死之谜始终没有解决，永远是个谜。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不同的音调惨叫着。他开始嚷道：“我不要！”接下去又是哎哟哎哟地惨叫。
整整三天，他一刻不停地在那个黑口袋里拼命挣扎，而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力量却无可抗拒地把他往口袋里塞。他好像一个死刑犯，落到刽子手手里，知道没有生路了。他每分钟都感觉到，不管他怎样挣扎，他是越来越接近那恐怖的末日了。他觉得他的痛苦在于他正被人塞到那个黑窟窿里去，而更痛苦的是他不能爽爽快快落进去。他之所以不能爽爽快快落进去，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种对自己生命的肯定，阻碍了他，不让他走，使他特别痛苦。
突然，他的胸部和腰部受到猛烈的打击，呼吸更加困难，他掉到窟窿里。在窟窿底里有一道亮光。他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火车车厢里，你以为火车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这时他突然辨出了方向。“是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自言自语，“但没有关系，可以纠正的。可怎样才算‘对头’呢？”他问自己，接着突然沉默了。
第三天傍晚，他临终前两小时，念中学的儿子悄悄地进来，走到父亲床跟前。垂死的人一直在惨叫，挥动双臂。他的一只手落在儿子头上。儿子捉住他的手，把它贴在嘴唇上，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伊凡·伊里奇掉了下去，看见了光。他领悟到他的生活过得不对头，但还可以纠正。他问自己：怎样才“对头”，接着一动不动地留神听着。他感到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对儿子瞧了一眼。他可怜起儿子来。妻子走到他跟前。他对她瞧了一眼。她张开嘴，鼻子上和面颊上挂着眼泪，露出绝望的神情瞧着他。他为她难过。“是的，我把他们害苦了，”他想，“他们真可怜，但等我一死，他们就会好过些。”他想把这话说出来，可是没有力气说。“不过，何必说呢，应该行动。”他想。他对着妻子用目光示意说：“带他走……可怜……你也……”他还想说“原谅我”，但却说了“原来我”。他已经没有力气纠正，只摆了摆手，知道谁需要听懂自然会懂的。
他恍然大悟，原来折磨他的东西消失了，从四面八方消失了，从一切方面消失了。他可怜他们，应该使他们不再受罪。应该使他们，也使自己摆脱种种痛苦。“多么简单，多么快乐。”他想。“疼痛呢？”他问自己，“它哪儿去了？嗳，疼痛，你在哪儿啊？”
他留神倾听。“噢，它在这里。好吧，疼就疼吧。”
“那么死呢？它在哪里？”
他寻找着往常折磨他的死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死啊？他一点也不觉得恐惧，因为根本没有死。
没有死，只有光。
“原来如此！”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呀！”
对于他，这一切都只是一刹那的事。
这一刹那的含义没有再变。但旁人看到，临死前他又折腾了两小时。他的胸膛里咯咯发响，皮包骨头的身体不断抽搐。接着咯咯声越来越少，喘息也越来越微弱。
“过去了！”有人在他旁边说。
他听见这话，心里重复了一遍。“死过去了，”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了。”
他吸了一口气，吸到一半停住，两腿一伸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