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下面的！”

听到有人叫他时，他正站在岗亭前，手里拿着一面卷起的小旗。鉴于我们的相对位置，你可能会觉得他绝不会弄错声音的方向。但是，他不仅没有抬头看上方陡峭岩峰处站着的我，反而转身向铁路远处望去。这一举动里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虽然我可能一辈子也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已经被吸引了，即使对于站在高处的我来说，他的身影在沟槽底部，显得又矮又暗。而我浑身浸染在晃眼的落日余晖里，只有用手挡住刺眼的光晕才能看清他。

“喂！下面的！”

他把目光从铁路上收回，转过身来抬了抬眼，看到了高处的我。

“这附近有路吗？我可以下去和你说说话。”

他看着我，没有答话，我也低头看了看他，没有再问，不想强迫他回答我无聊的问题。就在这时，地面和四周开始轻微地震颤，并很快演变成了剧烈的震动，一股迎面而来的急流迫使我开始后退，力量之大好像可以把我拖拽下去。从飞驰的火车中涌出的蒸汽升至和我一样的高度，飘过我身旁，渐渐散开。我再次向下望去，看到他正在卷火车经过时挥舞起来的小旗。

我又问了他一遍。他沉默了一阵，似乎是在定睛观察，然后用卷起的小旗指了指和我在同一高度的一个点，距我两三百码 远。我冲着下面喊了一句“好的”，随后开始朝着那个点走去。到达后我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岩壁上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道——我就是顺着这条道下去的。

岩壁上的这条路凿得很深，异常的陡峭，开在一块黏湿的巨石上，而且越往下走，石体就愈加湿软。因此，我走得十分缓慢，中途还想起了他最初给我指路时表现出的那种奇怪的不情愿，好像被谁胁迫了一样。

当我顺着这条曲折的下坡路走到能看到他的地方时，他正站在火车刚才经过的轨道中间，一副好像正等着我的样子。他的左手扶着下巴，右手则横在胸前托着左肘。他这种期待又警惕的态度让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

我继续往下走着，来到铁路旁，朝着他的方向走去。眼前的他是一个面色蜡黄的男人，胡须黑森森，眉毛浓密。他工作的地方是我见过的最孤立最凄凉的地方。两旁渗水的粗糙石墙遮蔽了所有的光线，只留下一道缝隙得以窥见天空。往一边望去，这个地牢一般的空间弯弯曲曲不见尽头。而在另一侧，很快就能看到不远处昏暗的红色信号灯和更为昏暗的入口，后者通往一条漆黑的隧道，而这个庞然大物里还弥漫着粗野、压抑和令人生畏的气息。由于能照到这里的阳光少得可怜，四周氤氲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泥土气息。而且穿堂的冷风一阵接着一阵，吹得我直打颤，我觉得自己已经被冻死了。

在他还纹丝未动时，我就走到了能碰到他的位置。可还没把眼神从我身上移开，他就后退了一步，抬起了手。

这是一个孤独的岗位（我说过），我当时从那边的高处往下看时就完全被它吸引了。我想，来这里的人应该算是稀客了，希望我这个稀客不会让人讨厌。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内毫无突破的人，一个终获自由后对这些伟大的工作萌发兴趣的人。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对他开了口。但是我对自己的用词根本毫无把握，因为除了我本人不喜欢引出话题外，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令我生畏的东西。

他用一种非常好奇的目光望向隧道口附近的红灯，并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好像那里少了什么东西，然后他才看向我。

那个灯也归他管吗？还是不归？

他低声答道：“你难道不知道它吗？”

我打量着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和有点阴郁的脸，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灵魂，不是人类。此后我就一直怀疑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这次轮到我了，我往后退了几步。但在退的时候，我察觉到他眼中有一丝潜在的对我的恐惧。这让那个可怕的念头一扫而空。

“你看我的时候，”我说，强挤出一个笑脸，“感觉你在怕我。”

“我在想，”他答道，“我之前是不是见过你。”

“在哪儿？”

他指了指之前一直看的红灯。

“在那儿吗？”我反问道。

他立刻对我警觉起来，（无声地）说了一声“是”。

“老兄，我去那儿干吗啊？但就算有可能，我也根本没去过，你可以肯定。”

“或许可以，”他接着说道，“是的，我可以。”

他的举止开始放松起来，像我一样。不仅回答爽快利落，用词还很恰当。他的工作很多吗？是的。也就是说，他要承担很多责任。但是他的岗位要求他保持精准和机警，几乎没有什么体力活。变换信号、修理灯具和把这个铁把手拉来推去 就是他所有的职责。那些我似乎过于看重的漫长寂寞时光，对他来说，只是被生活中的例行常规填充成现在的模样，他也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下边的这段日子他还自学了一门语言——如果看得懂、对发音有一些粗略理解可以算是学会一门语言的话。他还学了分数和小数，以及一点代数。但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算数非常糟糕。当班的时候他就必须一直待在充斥着潮湿空气的隧道中吗？他永远都不能从那两堵高石墙中走出来感受阳光吗？哎呀，这还要看时机和情境。某些情况下在铁路上的时间确实显得比其他情形下的时间长，在一天之中也有某些时段情况如此。天气晴朗的时候，他确实也会走出阴影，往高处去。但是，由于随时都要注意聆听电铃，而且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倍小心，他大概并没有我想的那么轻松。

他带我进了岗亭，屋里生着火，桌子上放着一本工作手册——他必须在上边做一些记录，一个带有拨号盘和指针的电报设备，还有他之前提到的小铃铛。他曾说自己受过良好教育——大概是要高于火车站工作人员受教育的水平（希望这么说没有冒犯之意）。我本以为他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难为情，但他说大多数人都会撒这样的小谎，并不稀奇。在救济院、警署，甚至是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军队里，他都听过这样的吹嘘。而且他知道不管是干什么的铁路工，或多或少都会这样标榜一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如果说坐在那个小屋里的我还能相信，他自己都不信了）研究过自然哲学 ，还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当时年少轻狂，不肯好好把握机会，堕落至此，再也没有回头的一天了。他对此倒并无半句怨言，铺好了床，然后躺了上去，看样子也不打算另铺一张了。

所有我现在简洁复述的内容，从他口中说出时都相当平静。那时的他，显得严肃忧郁，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凝视火苗。他时不时会冒出一句“先生”，尤其是在讲述自己年少时光的时候：仿佛是在让我明白，我看到的他就是全部的他。中途有几次谈话被小电铃打断了，他不得不停下来，去读取信息并立即回复。有一次甚至不得不站到门外去，在火车经过的时候挥舞小旗，和司机说几句话。我发现他在履行职责时精准又机敏，一个词都没说完就开始了工作，而且在完成之前会一直保持沉默。

总之，我应该会把这个人列为该岗位上最可靠的人之一，但是他在对我说话时，会突然停下，沉着脸去看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小电铃，而且还会打开小屋的门（之前因为要隔绝有害气体一直关闭着），伸出头去看隧道口附近的红灯。这种情况发生了两次，每次他回到火炉旁，脸上都挂着令人费解的神情，我们当时坐得很远，我说不太清。

起身准备走时，我说了一句：“我差点就以为你活得很惬意。”

（恐怕我必须要承认，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想让他接的。）

“我觉得我之前是，”他用一开始的低沉嗓音答道，“但是我有麻烦了，先生，我被麻烦缠身了。”

只要愿意，他完全可以收回所说的话。但他还是说了，于是我很快接了上去。

“什么麻烦？你的麻烦是什么？”

“这个很难说清楚，先生。真的很难很难开口。如果你还来的话，我会试着告诉你的。”

“但是我是明确打算再来拜访你的。那么，什么时候呢？”

“我凌晨下班，先生，明天晚上十点再上班。”

“那我十一点过来。”

他谢过我，把我送到了门外。“先生，我会一直亮着白灯的，”他用自己独特的低音说道，“一直到你找到上去的路为止。找到之后，别叫！到了山顶，也别叫！”

他这么说，不禁让我觉得寒意更甚，但我只回了一句：“好的。”

“你明晚下来的时候，不要叫！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今晚喊出那句‘喂！下面的’？”

“谁知道呢，”我说，“我就是喊出那个意思的——”

“别那个意思，先生。它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我非常了解它们。”

“我承认它们有特殊意义。我的确那么叫了，因为看到了你就在下面啊。”

“没有其他的原因？”

“还能有什么原因！”

“你没觉得它们是通过某种非自然的方式传递给你的吗？”

“没有。”

他说了声“晚安”后，举起了灯。我沿着下行铁路的边缘走着（有一种火车就要从身后开过来的不适感），最后找到了路。上去要比下来容易些，我非常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旅社。

第二天晚上，我准时赴约，在远方传来十一点钟声的时候，踏上了曲折小路的第一块石板。他在底下等着我，手里的白灯亮着。“我没有喊叫，”靠近后我说了这么一句，“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当然可以，先生。”“那么晚上好。”他伸出了手。“晚上好先生。”我也伸出了我的。随后我们并肩向他的岗亭走去，进来后关上门，在炉火边坐了下来。

“我决定了，先生，”刚一坐下他就探着身子说道，声音只比耳语大一点，“你不用再问我麻烦是什么了。昨晚我把你认作了别人。那就是我的麻烦。”

“认错人吗？”

“不。是那个‘别人’。”

“谁？”

“我不认识。”

“像我吗？”

“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正脸。他的左臂挡在脸前，右臂在挥舞，挥舞得很厉害。就像这样。”

我注视着他的行为，那是一种非常激动与愤怒的姿势——“老天啊，把路让开！”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说，“我当时正坐在这里，突然听到一声‘喂！下面的！’于是我起身站在门口向外看，那个‘别人’就站在隧道附近的红灯旁，像我刚才那样挥着胳膊。他的声音似乎已经因为喊叫沙哑了，他叫道，‘小心啊！小心！’然后又叫，‘喂！下边的！小心！’我拿起灯，把它调成了红光后向着那个人影边跑边叫，‘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在哪里？’他就站在隧道的阴影外。我走到近处时，发现他一直用袖子遮住自己的眼睛，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我径直走过去，伸出手试图拉掉他的袖子，就在那个时候他消失了。”

“进隧道了。”我说道。

“不。我跑进了隧道，足足跑了五百码。我停下来把灯举过头顶，看到了测距的标记数字，当时潮湿的污渍从壁上缓缓流淌下来，还有些直接从拱顶滴落。我又跑出去，速度比之前还要快（因为我极度厌恶眼前这地方），路上我还用手中的红灯照了照隧道的红信号灯，查看周边情况，并且爬上铁梯去了顶部的走廊，之后又爬下来，跑回了这里。我给两边都拍了电报：‘收到警报，一切可好？’两边的回电都是‘一切正常’。”

我感到一根冰凉的手指正慢慢划过后脊背，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告诉他这个人影一定是出现的幻觉，是视觉神经过于脆弱才出了问题，很多病人都曾这样，其中一些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痛苦的本质，甚至通过医学实验证明了这种认识。“至于那个想象中的喊叫声，”我说，“我们小声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这个怪异山谷的风声，听听它们吹过电报线时的诡异尖叫！”

“你说的也有道理。”在我们坐着听了一会儿后，他如是说道。他对大风和电线应该是熟悉的，毕竟他在那里度过了那么多冬夜，经常一个人默默看着这一切。但他跟我说，事情并没有完。

我对打断他的话表示了歉意，于是他慢慢把手搭在我胳膊上，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这个‘现象’出现的六小时后，这条铁路线上最重大的事故发生了，十小时后，伤亡者被抬出隧道，恰好就经过了那个人影曾经站过的地方。”

我竭力克制住浑身的战栗，回答说，这巧合确实是太过出人意料了，仿佛是人为精心设计出来，好叫他永远难忘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惊人的巧合确实一直都有，谈起类似的话题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尽管必须承认，我补充道（因为我认为我看出他准备对这番话提出异议），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让事故成为日常轨迹的一部分。

他又一次请求继续说下去。

我再次为自己不知不觉打断他的话道了歉。

“这件事，”他说着，再次把手放在我胳膊上，空洞的眼神向后瞟去，“就发生在一年前。六七个月后，我已经从当时的震惊错愕中恢复了过来，有一天破晓时分，我就站在那个门前，朝着红灯的方向看，又看到了那个幽灵。”他停下来，直直地盯着我。

“它叫出声了吗？”

“没有。它很安静。”

“它挥手示警了吗？”

“没有。它倚着灯柱，双手都放在脸前。就像这样。”

我再次看向他。那是哀悼的姿势。我曾在坟墓上的石像上见过这种姿势。

“你过去了吗？”

“我进屋坐了下来，一方面是想理一下思绪，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让我感到有点晕眩。等我再出门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那个鬼魂也不见了。”

“没有后续了？这之后没有发生什么？”

他一边用食指轻轻戳了我的胳膊两三下，一边极为勉强地点点头：

“就在那一天，当一列火车驶出隧道时，我注意到在我这边的一个车厢窗户边有一些头和手，很混乱，有什么东西在挥舞。我又看到了它，立即给司机示意，停车！司机迅速关火踩刹车，但是火车还是往前走了一百五十码，甚至更多。我在后边追着跑，路上就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一个隔间里的漂亮小姐当场死亡，她被抬进了这里，就放在我们俩中间这片地板上。”

我看着他指的那片地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推了推。

“真的，先生。千真万确。事实就是这样，和我告诉您的一样。”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我的嘴巴非常干燥。风声和电线共同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将故事接了下去。

他继续说道：“现在，先生，记住这个，帮我判断一下我脑子到底怎么了。那个灵魂一周前又回来了。从那之后，它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在那里，断断续续地。”

“在灯光下？”

“在危险信号灯下。”

“它看上去想要干什么？”

他把之前“老天啊，把路让开”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似乎是带着更多的激情与愤怒。

然后，他继续说道：“我为了这事日夜不得安宁。它用一种痛苦的语调对我喊道‘下面的！小心！小心啊！’，持续的时间加起来有好几分钟，它就站在那里冲我挥手，敲我的小电铃……”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在这里的时候是因为它敲你的铃，你才出门看的吗？”

“两次。”

“哎，你看吧，”我说，“你的想象欺骗了你。我的眼睛是盯着铃铛的，我的耳朵也是听着铃声的，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活人，我就敢说它在那些时刻并没有响。不，在其他时候也没有响，除非是在火车开过，司机和你交流的时候它响了。”

他摇了摇头：“迄今为止我在那方面从没弄错过，先生。我从来没有把铃声和人声弄混过。鬼魂的铃声是电铃的一种奇怪震动，毫无来由，而且我还没有说，那个电铃就在我的眼前晃动。您没有听到它我并不奇怪。但是我确实听到了。”

“那你往外看时，那个灵魂还在吗？”

“在。”

“两次都是？”

他坚定地重复了一遍：“两次都是。”

“现在你能和我一起到门前去看看它吗？”

他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似乎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站了起来。我打开门，站在台阶上，他则站在门口。向远处望去，那边有危险信号灯，有阴森的隧道口，有凿壁湿漉漉的高墙，有头顶的一片星空。

“你看到它了吗？”我边问边特意看了看他的脸。他的双眼突出，满是紧张的神色，但是当我认真地看向同样的地点时，我的双眼可能更突出，神色更紧张。

“不，”他答道，“它不在那里。”

“同意。”我说道。

我们再次进去，关上了门，坐回原先的位置上。我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优势——如果他这样肯定的回答能够被称为一种优势的话，他是如此肯定事实的不可争辩，以至于我处在了一个最无力的位置上。

“这次你就彻底明白了吧，先生，”他说，“让我这么抓狂的，是一个问题，那个灵魂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我也不确定，但我充分理解他。

“它让我们警惕什么？”他注视着火苗，沉思着，时不时往我这里看一眼。“危险是什么？危险又在哪里？有危险马上就要来临，就在铁路线上的某处。可怕的灾难就要发生。经历了前两次事故后，这一次不能再犹豫了。但是这对我来说确实太残酷，阴魂不散的。我能做什么呢！”

他扯出自己的手帕，擦了擦热得冒汗的额头。

“如果我发出危险两字，不管是发往其中一边，还是两边都发，我都没办法解释。”他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擦拭着手掌心，“我会陷入麻烦，于事无补。他们会觉得我疯了。情况就会是这样——信息：‘危险！当心！’回复：‘什么危险？地点？’信息：‘不知。但务必当心！’他们会辞退我的。要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他的痛苦不禁让人心生怜悯。那是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在遭受精神上的折磨，他一直默默背负着某种关乎生命的难以理解的责任，压力已经到了极限。“当它第一次站在危险信号灯下的时候，”他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把额前的黑发拢到了脑后，伸手揉着两边的太阳穴，看上去极度悲痛，“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故发生的地点——如果它注定要发生？为什么不告诉我规避的方法——如果可以规避？它第二次来的时候遮住了自己的脸，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那个女士就要死了，让他们把她留在家里吧’？如果它来的前两次，只是为了告诉我它的警报是正确的，从而让我为第三次做好准备，为什么现在不明白地警告我呢？而且我，老天帮帮我吧！我就是这个冷清车站里一个可怜的信号员而已！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大家都相信的人呢，或者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

看到他这样，我意识到为了这个可怜人，也为了公共安全，必须立即平复他的情绪。因此，暂时撇开我们之间所有有关现实和非现实的争论，我告诉他任何一个被赋予职责的人都应该认真履行，虽然他不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现象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至少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这也是能够让他感到欣慰的地方了。相比于让他放弃自己想法的劝说，我的安慰要成功得多。他镇静了下来，随着夜色越来越深，他的工作对注意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是在凌晨两点离开的。我提出要过夜，可是他连听都不想听。

我在沿着小路往上走时不止一次地回头看那盏红灯，我并不喜欢那个灯，如果我的床在它下面，我应该已经睡着了，只不过会很不舒服。我没有理由隐瞒这些想法。而且我不喜欢那两场事故和死去的女孩。我也知道没有理由去隐瞒这些。

但是，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应该怎么做。毕竟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我已经证实了这个人聪明、机警、隐忍和严谨。然而他能维持这种状态多久呢？虽然他的职位不高，但做这份工作需要被充分信任，我（举个例子）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去相信他会一如既往地精准吗？

如果我把他跟我说的这些话告诉公司领导，那就出卖了他。但我实在不愿意背叛他，也不想一开始真诚相待，随后又提出折中方案，于是最终决定陪他（要不然就暂时保守他的秘密）去看这一带最好的医生，照医生说的办。明天晚上就是换班时间，他告诉我，日出后的一两个小时下班，等日落后就赶回来上班。我也相应地做了往返安排。

第二天傍晚天色很好，我早早地就出了门。穿过岩顶凿壁附近的田野小道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心里盘算再漫步一小时就差不多了，半小时去，半小时回，然后就该去岗亭找信号员了。

继续散步前，我往崖边走了走，机械性地往下看了看，就站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影站在隧道口的不远处，左袖遮住了眼睛，正在拼命地挥舞右臂。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袭上心头。

不过只一瞬间，这种无名恐惧就消失了。我发现那个人影的的确确是一个人，而且不远处还站着另外一小撮人，他似乎正对着这群人排练这个姿势。危险信号灯还没有亮起来。灯柱旁出现了一个我完全没见过的矮小棚屋，由一些木质的支架和防水帆布搭建而成，看上去还没有一张床大。

一种不好的感觉袭上心头——自责带来的恐惧一闪而过，我把那个人留在那里，没让人去注意或纠正他的行为，导致了这一出致命的恶作剧——我以最快的速度从小路冲了下去。

“怎么了？”我问其中一个男人。

“信号员今天早上死了，先生。”

“不是那个岗亭里的人吧？”

“就是他，先生。”

“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吧？”

“你会认出他的，先生，如果你认识的话，”那个人说着郑重地脱下帽子，掀起了防水帆布的一角，“因为他的脸非常完好。”

“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随着帆布再次盖上，我挨个问了好几个人。

“他是被火车头撞倒的，先生。在英格兰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份工作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从外轨中出去。当时天已大亮，他打开了信号灯，手里还拿着他的提灯。火车头出隧道的时候，他正背朝着火车，就被撞倒了。那就是开火车的人，正在演示当时的过程。给这位绅士讲一下，汤姆。”

那个穿着粗布深色裙子的男人往后退了几步，站到了之前所在的隧道口：

“当时正在隧道的弯道附近，先生，”他解释道，“我看见了尽头处的他，好像是用望远镜看到的。当时没有时间去检查车速，而且我也知道他会当心的。由于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汽笛声，火车冲过去时我就把它关了，靠近的时候拼了命地大声喊他。”

“你喊了什么？”

“我喊的是：‘下面的！小心！小心啊！老天啊，把路让开！’”

我吃了一惊。

“啊！简直是噩梦，先生。我从来都用不着喊他的。这次我只能把胳膊挡在自己眼前，不去看，然后一直挥舞着胳膊，但是都没用。”

我不再继续赘述这几个相较于其他故事来说格外奇特的事件了。在文章结尾，我想说明，火车驾驶员发出警告的巧合，不仅仅是不幸的信号员反复说给我听的那些阴魂不散的话语，而且还有我自己——不是他——看到他模仿的姿势时，只在心里想过的话。 ulTChUF9aDs0cjtgrRd1xXpO7KmX6n3pesZXAs5LQ2PVT1ev2oGGqEnYRJ5lTd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