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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社交圈，甚至在艺术圈中，都不乏这样的人，他们进入卢浮宫，从许多虽非一流但最有意思的画作前快步走过，不屑一顾，然后出神地站在一幅因成为雕塑作品而家喻户晓的提香
或者拉斐尔
的作品前，而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不止一位心中暗想：“这座美术馆我已了然于心了。”还有一些人，读过波舒哀
和拉辛
的一两本书，就自以为对文学史了如指掌了。幸好不时有一些好打抱不平之人，出现在批评家、艺术收藏家、艺术爱好者和好奇之士中，宣称我们无法只从拉斐尔或拉辛的作品中得到全部；小诗人也值得我们欣赏，他们也创作了一些有分量、令人愉悦的事物；最后，不管我们多么热爱一般的美，即第一流的诗人和艺术家所传达出的美，如果忽视特殊的美、应时之美和风俗特色，便是犯了错误。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社会在这方面有了一定进步。今天的收藏家开始追捧上个世纪的一些讨人喜欢的彩色雕塑作品，显示出潮流已经转向大众所需要的一个方向。第伯柯尔特
和圣·欧邦
等人的名字，也列入值得研究的艺术家的词典中。但这些代表的都是过去，而我此时要讨论的是反映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绘画作品。过去是有趣的，不仅在于今天的艺术家能从中汲取美感，而且在于它本身的历史价值。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现在”。我们从当代绘画作品中得到的愉悦，不仅来自它传达出的美感，还来自它作为“现在”的本质特征。
现在，我面前有一套时装图样，最早的是大革命时期的，最近的大约是执政府统治时期的。这些服装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魅力；尽管在许多愚笨之人，那种貌似深沉实无深度的人看来，它们是非常可笑的。在画作中它们经常被表现得漂亮和巧妙，而在我看来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在所有或几乎所有图样中，我欣喜地发现了一种时代的道德态度和美学价值。人们自创的审美观，影响了他的整个服装，衣领的或皱褶或硬挺，身姿的或弯曲或笔挺，随着时间推移，甚至微妙地改变了他的面部特征。人们最后看起来像他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些图样可以被表现得美，也可以被表现得丑。表现得丑，就成为漫画；表现得美，则成了古典雕像。
穿着这些服装的女人看不出明显区别，不同的只是她们面部呈现出的或雅或俗的程度。这有生命的物质让原本僵硬的画面变得柔和起来。即使在今天，观者依然可以想象，一个男人穿着这件束腰外衣在走路，一个女人在那件披肩下耸肩。今天，也许某个剧院会上演这么一幕，我们的祖先穿着那时最时尚的服装，觉得自己魅力四射，正如我们今天穿着自己简约时尚的服装（当然也有它们的魅力，但更多是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魅力）所感受到的那样。如果它们被有悟性的演员穿上，赋予了生命力，我们会讶异自己曾经轻率地嘲笑它们。过去如保留着它幽灵的动人之处，会重获生命的光影和运动，成为现在。
如果一位头脑客观的人纵观从法国起源到今天的时尚历史，他会发现没有什么值得震惊甚至惊讶的。他会发现时尚的过渡总是经过充分准备，如同动物界的进化一般。没有鸿沟，所以没有惊讶。如果对于代表每个时代的画，要有点哲学的冥想，比如，这个时代主要关注什么、被什么问题困扰，或者这幅画反映出什么，他就会看到，历史的所有分支里有着多么深沉的和谐，即使在我们看来最残暴、最混乱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美的渴求也总是能得到满足。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绝好的机会，建立一套理性和历史的美学理论。与唯一和绝对的美学理论相对，它认为美总是不可避免地由两个要素构成，尽管貌似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构成美的可变要素共同传达出了一个美的统一印象，分辨它们固然困难，但绝不能因此否定美在构成上的多样性这一事实。一方面，美包含一种永恒和不变的要素，尽管很难说清它占多大比重；另一方面，美包含一种相对变动的因素，我们可以视情况或同时地称之为同时代性、时尚、道德性、激情。这后一个因素如同一块美味蛋糕上令人垂涎的糖衣，如果没有它，前一个因素将会难以消化、淡而无味、与人性龃龉。我敢说，不具备这两种要素的美是找不到的。
现在举两个极端的历史阶段的例子。在神圣风格的艺术中，这种二重性是一望即知的；美的永恒因素只有在艺术家所属的宗教的允许和控制下才会显现。在我们自负地称为文明的这个时代里，美的二重性在一位高明的艺术家最不重要的作品中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美永恒不变的部分将同时被隐匿又得到表达，如果不是借由时尚，至少是通过艺术家的个人气质。艺术的二重性是人的二重性的必然结果。如果你喜欢，可以将艺术永恒存在的那部分视作它的灵魂，而将变动不居的那部分视为艺术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司汤达，这位鲁莽无礼、爱调侃甚至令人反感的大师（他的无礼却常常是发人深思的），在说到“美就是对幸福的期望”时，与真理如此接近。这一定义无疑有点过分，因为它将美置于无限多变的幸福理想之下；它轻率地剥夺了美的高贵品格，但也让美远离了墨守成规的学究犯的错误。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些事情，上面几行文字对那些乐于抽象思维的人想必已足够；但我很清楚大部分法国读者对此并无多少兴趣，我自己也急于进入这个话题积极和实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