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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有权利说“我蔑视那些庸人”
，但是其中有谁能胜利地加上一句“我远离他们”？太频繁的握手使性格堕落。如果真有人有一座铜墙铁壁的“象牙塔”，那就是欧仁·德拉克洛瓦。有谁比他更爱自己的“象牙塔”，即他的隐私？我相信他会愿意用炮弹来武装它，把它挪在森林深处或者高不可攀的岩石上。有谁比他更热爱那既是自己的庇护所也是私室的家？别人寻找私室也许是为了狂欢；他则是为了寻找灵感，他沉溺在真正的狂欢——工作之中。“生活中唯一的智慧是集中精力，唯一的罪恶是分散精力。”我们前面引述的那位美国哲学家这样说道。
德拉克洛瓦应该也能写出这句格言；不管怎样，他是在严格地执行这句格言。他太过入世，所以不能不蔑视社会；他为避免显露本色而作出的努力，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愿意与我们为伍。“我们”不只是指这个行当的谦卑作家，也有其他一些或年轻或年老的人，有记者，有诗人，也有音乐家，在这些人之中他可以自由地放松，抛掉自我。
李斯特在他关于肖邦的美妙文章中，将德拉克洛瓦列为最频繁拜访这位音乐家兼诗人的人，说他喜欢沉醉在那美妙热烈的音乐中，这乐声让人想起一只盘旋在恐怖深渊之上的色彩鲜艳的鸟儿。
于是，由于我们发自内心地仰慕先生，尽管当时还很年轻，也得到许可进入那间画室。尽管外面天气恶劣，这里却洋溢着赤道的温暖。进入画室，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有节制的庄严气氛，以及老派人特有的朴素，就像我们童年时见过的大卫的那些老对手的画室，这些有着动人的英雄主义情怀的人已经逝去很久了。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这处私室不可能住着一个思想轻浮、反复无常的人。
这里没有生锈的盔甲，没有马来人的阔头弯刀，没有古哥特式铁制品，没有廉价装饰，没有古衣物，没有小古董摆设，没有任何显示出主人喜爱时新玩意儿和沉溺于幼稚空想的东西。在这间宽敞的画室，触目可及的装饰只有画家不知从哪儿淘来的一幅乔登斯
的精美肖像画、几幅习作和他自己的仿作，这里住着一个沉思的灵魂，沐浴在柔和宁静的光线下。
这几幅仿作很可能会出现在德拉克洛瓦的作品拍卖会上，我听说，拍卖会的时间定在一月份。他在模仿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自由奔放的，由忠实和不忠实组合而成，他在其中融入了大量自己的风格。这个方式诞生了一种奇怪的令人愉悦的产物，将头脑置于一种不确定的和谐状态之中。在这种矛盾的伪装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那幅鲁本斯《圣徒伯努瓦的奇迹》的仿作。在另一种方式中，德拉克洛瓦成为他的模特最顺从谦卑的奴隶，他的模仿精确到了让那些未曾目睹这种奇迹的人可能不相信的程度。例如，对藏于卢浮宫的拉斐尔的两幅人头像的仿作，对人物的表情、仪表和举止的模仿完美自然，完全可以乱真。
在一顿清淡的午餐后，德拉克洛瓦就像一个卖花女或卖布商，在画板上精心打理各种颜色，他努力重新抓住被打断的思绪；但是在进入激烈的工作之前，他常常感受到一种倦怠或恐惧，抑或一种恼怒，类似于当人想起从上帝面前逃离的女祭司或者让·雅克·卢梭时感受到的恼怒，后者在写作前要花整整一小时来闲荡、整理报纸和书籍。然而，一旦艺术家进入状态，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身体疲劳到极点才停下。
一天，当我们谈到画家和作家永远感兴趣的问题，即工作的保健作用和生活方式问题时，他对我说：“多年以前，我还年轻，当时只有想到晚上有乐趣可寻，我才能沉下心来工作。这乐趣可以是音乐、跳舞等。现在，我已不是学校的小男生了；我可以不停地工作，而不索要任何回报。而且，”他补充道，“就乐趣来说，您知道努力工作会让人变得多么胸怀宽广和容易取悦！一个工作到酣畅淋漓之人，即使只有街上的搬运工陪他一起玩纸牌，他也会很高兴。”
这番话让我想起与农夫一起玩骰子的马基雅维利。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卢浮宫看到德拉克洛瓦，身边陪着的是他的老女仆，她尽心尽力照顾他已经有30年了。德拉克洛瓦，这个高雅、讲究、博学的人，却不带丝毫自负的神态，正在向这位可敬的妇人讲解亚述雕塑的奥秘，后者则在凝神聆听着。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和多年前一次谈话的记忆立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事实是，在他的晚年，人们称为快乐的一切东西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替代它们的是唯一的、严苛的、糟糕的快乐——工作，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热情，简直可以称为迷恋了。
在白天的所有时间里，德拉克洛瓦要么在画室，要么在脚手架上创作巨大的装饰画，即便如此，他依然从对艺术的热爱中找到了力量，如果晚上没有将在炉边的时间用来画画，没有借着台灯在画纸上挥洒梦想、计划和生活中偶然瞥见的形象，或者有时模仿与他气质完全相悖的画家的作品，他就会感觉这一天过得不充实；因为他喜欢做笔记和画素描，不管身在何处，都会致力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习惯晚上在朋友家做客时作画。这也解释了维洛先生
为什么拥有这位多产画家数量可观的精彩画作。
德拉克洛瓦先生曾对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说：“如果你还没有掌握画一个正从四楼窗户坠落的人的诀窍，那你永远别指望有大成就。”我从这个极端夸张的说法中，发现了他一生致力的工作，众所周知，那就是，快速并精确地作画，不让一个粒子在动作的强度或思想中损失掉。
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德拉克洛瓦喜欢谈话。但有趣的是，他对谈话持怀疑态度，似乎那是一种堕落，一种自我放纵，担心这样是对精力的浪费。当你去到他的画室，他第一句话是：“如果你同意，今天早晨我们就不谈话了，或者就谈一小会儿。”
然后，他却连续谈了三个小时，他的谈话发人深省、洞察入微但又充满了事实、回忆和逸事，简言之，是一种富有教益的谈话。
当他受到反驳而情绪激动时，会立即收回自己的话；接下来，他不会向对手发起正面进攻，因为这可能将讲台上激烈的言辞交锋演变成画室里的冲突，他会选择与对手迂回一会儿，然后带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论据和事实进行回击。这是一个以冲突为乐的人典型的谈话风格：先礼后兵，以退为进，惯用隐蔽和突袭。
在他的画室的亲切氛围中，他的谈话会无拘无束，甚至会谈到对同时代画家的看法，而特别在这些时候，我们常常会赞叹天才的宽容，这大约源自一种特殊的天真，或者一种对享乐的随和。
他对德岗
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敬意，虽然德岗今天已不太受欢迎，但无疑由于记忆的力量，他在德拉克洛瓦的心中还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对夏雷也怀着同样的敬意。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家里大加申斥，起因是我写的一篇对这位沙文主义的宠儿不敬的文章。我向他解释，这篇文章攻击的不是早期的夏雷，而是晚期颓废派的夏雷；那时的他不是研究拿破仑退伍军人的可敬历史学家，而是酒馆里的一位才子，但我的努力却徒劳无功。最终我也没有得到他的原谅。
他也欣赏安格尔
的一些作品，可以肯定的是，他需要一种强大的批判能力，才能通过理性的力量欣赏自己的气质本能排斥的事物。他甚至还曾精心模仿安格尔的一些笔触细腻的铅笔画，安格尔先生敏锐而卓越的天资，在这些画里最受好评，越是受限就越能看出功力。
贺拉斯·威尔奈作品的糟糕色调没有妨碍德拉克洛瓦感受画家笔触的自然力量，正是这力量赋予了他大多数画作以生命力，他还用惊人的语言对这种汩汩而出的不倦能量进行赞颂。他对梅松尼尔
的仰慕有些过分。他几乎是通过强力得到了《街垒》的草图，这是梅松尼尔最好的一幅作品。梅松尼尔的天才用铅笔来表现远比油画笔来得有力。关于梅松尼尔，德拉克洛瓦常说这么一句话，像是对前途感到一种不安似的：“在我们所有人中，最可能流芳百世的到底还是他。”看到一位创作出伟大作品的画家，几乎是嫉妒一位只是擅于小幅画作的画家，不是很奇怪的吗？
唯一一位能让这位画家的贵族嘴唇蹦出粗俗形容词的是保罗·德拉罗什。对这位画家的作品，他找不出一丁点儿可以原谅的东西。他对那肮脏而糟糕的画作让他遭受的折磨记忆深刻，正如特奥菲尔·戈蒂埃
所说，这些画是“用墨水和鞋油”创作出来的。
但是他最愿意与之高谈阔论的人，恰是与他在才能和观点上最不相像的，与他截然相反的人，这个人的头脑虽然像他家乡的天空一样被雾霾笼罩，面目难辨，却包含着许多令人钦佩的东西。我说的这个人是保罗·什纳瓦
。
这位来自里昂的画家和哲学家的深奥理论，让德拉克洛瓦忍俊不禁。这位抽象的教育家认为纯绘画带来的感官快感如果不是有罪的，也是轻佻的东西。然而，不管他们彼此相距如何遥远，也许正因为这种遥远，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就像用铁链锁在一起的两条船，再也分不开了。而且，因为两人都很有学问，都具有杰出的交际能力，他们可以在学术上找到共识。众所周知，这并非画家通常具备的品质。
因此，保罗·什纳瓦是德拉克洛瓦的绝佳对手。在一旁看他们唇枪舌剑，真是一种乐趣。如果一个人说出的话像一头全副披挂的大象，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阵去，另一个人的话则如同一柄剑那般充满生气，锋利、灵活地前来迎战。在临终前，我们这位伟大的画家想握一握他这位友好的反驳者的手，而后者那时却远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