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也向我们亲爱的G先生贡献了一些绝妙的绘画题材,如拜兰节。拜兰节的景象华丽壮观,但在背景中出现了已过世的苏丹的身影,就像一轮苍白的太阳,令人厌倦;列于君王左侧的是文臣,右侧是武将。武将的首领是埃及苏丹萨义德-帕夏,他当时正身在君士坦丁堡;盛大的仪仗队伍正庄严地朝着王宫附近的一座小清真寺行进。队伍中可以看到一些土耳其官员,真是堕落的漫画肖像,他们臃肿的身体压在胯下华丽的骏马上;还有一些巨大笨重的车子,与路易十四时期的车子如出一辙,用东方元素装饰得金碧辉煌,不时有女子好奇的目光从面纱留在眼睛处的窄缝投出;还有“第三性”(巴尔扎克的幽默用语放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在这些闪烁不定的灯光下,在肥大的服装飘扬的裙裾间,在面颊、眼睛和眉毛的浓妆下,在所有这些歇斯底里、不由自主的姿势中,在飘动在腰际的长发里,你会发现很难,且不说不可能,来猜出男子特征);最后还有风流女人(如果可以对黎凡特地区 使用风流这个词的话),通常是匈牙利、瓦拉几亚、犹太、波兰、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女人,因为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受压迫的民族,尤其其中受苦最深重的女人,向卖淫行业输送了最多的人。在这些女人中,有些还穿着民族服装,绣花上衣、短袖、宽大的披肩、灯笼裤、前端上翘的土耳其鞋子、条纹或饰有亮片的头巾,以及所有来自她们家乡的装饰品;另外一些女人的人数更多,她们身上打上了文明的烙印,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是穿着有裙撑的宽大裙子,不过,也会在服饰上加一些黎凡特地区的特色,结果就是让她们看起来像是一些试图乔装打扮的巴黎女人。
G先生善于刻画各种各样的官方仪式和国家典礼,他不像有些画家,将这种工作视为报酬不菲的苦差事,在笔触运用上冷漠且有说教意味。G先生在绘画时带着一个热爱空间、远景和光线的人的全部热情,他作品中的光线,反射在制服或宫廷服装上,就像泪珠或耀眼的宝石。《雅典大教堂的独立纪念节》便是G先生这一才能的有趣例证。所有画得很小的人物在这幅作品中都各得其所,巧妙的布局使得整个画面空间更加深邃。教堂很大,装饰着庄严的帷幔。奥托国王 和王后站在台上,穿着民族传统服装,他们对服装驾驭得无比自如,好像是为了证实他们选择的诚意和展示最高贵的希腊式爱国主义。国王就像最帅气的希腊民兵一样,腰带束得紧紧的,裙褶向外扩开,带着民族浪荡作风的夸张。在国王和王后的对面,主教正向他们走来,他是一位老人,有些驼背,雪白的胡子随风飘扬,小眼睛隐藏在绿色的镜片后,整个仪态展示出一种最极致的东方式冷静。画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一幅肖像,其中一个最有趣,因为其古怪的面孔一点不像希腊人,她是站在王后身旁侍奉的一个德国女人。
在G先生的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一个人物,那就是法国国王。画家以速写的方式描画出他的脸,标志性地一挥而就,而又绝不失真。有时,国王在纵马奔驰,检阅军队,陪同人员是面貌容易辨认的官员,或者国外的(欧洲、亚洲或者非洲的)国家元首,国王好像是在向他们致以巴黎的敬意。有时,国王一动不动地骑在马上,马蹄就像桌子的四条腿,稳稳地站在地上;他的左边是皇后,保持着骑马的习惯;右边是小皇太子,头戴毛皮高帽子,身姿像军人一样笔挺,骑着一匹毛发乱蓬蓬的小马,就像英国画家喜欢放在风景画中的那种四处奔跑的小马。有时,他在布洛涅森林的小径上策马而行,夹杂着尘土的光线倾泻下来,笼罩着他。还有时候,我们看到他走在圣安东尼郊区的人群中,接受民众的热情欢呼。其中有一幅水彩画,好似有一种魔力,尤其令我倾倒。画面上,皇后坐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包厢前方,面容平静而放松;国王的身子微微前倾,似乎是想更好地观看表演;下面站着两个卫兵,身姿笔挺,几乎是虔诚地一动不动,他们漂亮的制服闪耀出舞台脚灯反射的光。在舞台完美氛围的这束光后,演员在和谐地歌唱、念白和做各种手势;在画面近处,是一个弥漫着光线的深渊,那是枝形吊灯;每一排都是塞满层层人脸的圆形空间,那是观众。
1848年的民众游行、会所和庄严场合,为G先生提供了一系列场景的主题,其中大多都发表在《伦敦画报》上。几年前,他在西班牙旅居了一段时间,这对他的天赋大有裨益,他后来创作了同样性质的一个作品系列,我曾经看到过其中几张。他经常把自己的画随意送人,或者借给他人,这常常给他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