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这个词在我的笔下出现得可能过于频繁,也许让有些人认为这指的是某些没有定型的、只有观者发挥想象力才能使之变为完美的画作。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我指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综合的、幼稚的粗野,在一些完美的艺术(墨西哥的、埃及的或者尼尼微 的粗野)里仍然经常能看到,它来自一种从宏观上观察事物的需要,尤其是从整体效果的角度来看作品。这里不妨多说一句,许多人把一切具有综合简化的目光的画家指为“粗野”。比如,柯罗先生 ,他的风景画都是描摹景物的粗线条,其结构和特色。同样地,G先生忠实地描摹事物留给自己的印象,他会本能地意识到事物最重要的特色或部分(从一个戏剧化的角度看,它们可以是达到高潮的或明亮的)或者它的主要特点,有时甚至带着有利于人类记忆的一定程度的夸张;观者的想象力转而受到这种专制代码的影响,清晰地看到这一事物给G先生造成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观者成为一种总是清晰的、醉人的表达的表达者。
有一个因素,大大增加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图画记录的生命力。我指的是G先生的工作习惯。他画画依赖的是记忆,而非模型,除非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他必须刻不容缓地迅速做笔记,并确定主题的基本轮廓。事实上,所有真正的美术家创作的都是来自脑海中而非自然中的画面。如果有人举出拉斐尔、华托等许多画家的精彩速写来反驳,我们的回答是,它们确实是非常详细的笔记,但永远只能是笔记而已。当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到了最终创作的阶段,模型于他更多的是一种尴尬,而非帮助。像杜米埃和G先生这样多年来习惯用他们的记忆,并在其中填满画面的人,有时甚至会发现,在模特及随之的繁复细节面前,他们的主要感官似乎受到扰乱,仿佛瘫痪了一样。
于是就有了看到一切并忘记一切的决心与记忆的功能之间的抗争,记忆获得了一种习惯,要瞬间记下主要的色调、形状和外观样式。一个能够完美地把握形式但是尤其习惯于运用记忆和想象力的艺术家,会发现自己似乎被大量细节困扰,就像一群热爱绝对平等的人愤怒地要求得到公平一样。任何公平的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一切和谐都被破坏了,牺牲了;大量平庸的事物被放大,大量琐屑的事物分散了注意力。艺术家越是对细节平等对待,混乱状态就越严重。不管他是近视还是远视,所有的等级和从属关系都消失了。这是当今最走红的某位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外事故,而这种缺陷与大众的缺陷如此相适应,竟使他越发受追捧了。这种类比在演员的艺术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那种神秘、深刻的艺术在今天已经跌到颓废的混乱中了。费雷德里克·乐迈特先生用一个天才的宽宏和胆识塑造了一个角色,虽然他的演技有闪光的细节装饰,却依然是综合的、有雕塑感的。布菲先生则以近视眼或政府官僚的琐细来塑造角色。在他身上,一切都是闪闪发亮的,但一切都不特别打眼,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
因此,在G先生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就是一种专注和强烈的记忆力,能够让事物复活,令人浮想联翩,这记忆对每一样事物说:“拉撒路,起身吧!” 第二就是一团火,一种铅笔或画笔产生的陶醉,几乎达到癫狂的状态。这是一种恐惧,害怕走得不够快,让幽灵在综合未被提炼和抓住的时候就溜掉。这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所有伟大的艺术家,让他们内心热切地希望占有一切表达手段,这样一来,头脑的命令就不会因为手的犹豫而打折扣,最终,理想的作画过程会变得自觉和流畅,就像一个健康人的头脑在饭后发出消化食物的指令一样。G先生作画时,首先用铅笔勾出线条,标示出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然后用颜色润出基本的布局,先轻轻着色,成为隐约的大块,随后再重新上色,一次比一次浓重。最后,用铅笔和墨水清晰地勾画出物体的轮廓。要不是亲眼所见,没人能猜出他用如此简单和基本的方法就能营造出如此惊人的效果。这种方法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在几乎每一个阶段,画似乎都已完成,在观者看来已经满意了;你可以把这种技法称为缩略草图,但这是完美的草图。所有的色调都是和谐的,如果他想要增强色调,所有的色调在通向理想的完美状态的过程中都会保持它们和谐的关系。他以这种方式,带着活泼和快乐,一次可以画20幅画,这种快乐不仅赏心悦目,对他自己来说也是有趣的;这些画作一幅幅地,数以十计、百计、千计地堆积起来。他不时会浏览一下,翻一翻、看一看,然后从中选择几幅,加深一下阴影部分,修饰一下明亮部分,给画作增加一些色饱和度。
他高度重视背景,不管它是浓墨重彩还是轻描淡写,总是有与画中人物相得益彰的特性。色调的变化和整体的和谐都严格地得到贯彻,其中显示出的天赋更多地来自天性而非后天习得。因为G先生拥有色彩画家的神秘天赋,这是一种真正的才能,后天的学习可以增强这一才能,然而却无法凭空得来。概括来说,我们这位奇特的艺术家既表现人类的举止也表现其或庄严或古怪的态度,以及人类在空间光彩夺目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