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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使人产生愤怒？这可以从罗马人的经历中找到答案。罗马人派遣三个法比依家族的人出使高卢，当时高卢人正准备进攻托斯卡纳，尤其是克鲁修姆城。克鲁修姆人请求罗马帮助抵抗高卢人。因此罗马人向高卢派遣三个法比依家族的人作为使节，并以罗马共和国的名义声明，一定会阻止高卢对托斯卡纳的战争。当使节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发现高卢人和托斯卡纳人正准备交战，于是超过职责范围直接介入了冲突，帮助托斯卡纳人。如此一来事情发生了改变，高卢人发现后，他们将对托斯卡纳人的怒火转移到罗马人的身上。高卢人向罗马元老院提出抗议，要求将上述使节移交给他们发落，以弥补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些使节不仅没有被移交给高卢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被选为享有领事权的护民官。结果，高卢人看到本应受到惩处的人反而受到重用，就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和蔑视，于是义愤填膺进军罗马并占领了除卡庇托山外的所有地区。罗马人因藐视正义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他们的使节违反了“万国公法”，本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加官进爵。
这不禁让人思考，重视这些冒犯对每个共和国和君主来讲多么重要，不仅仅是对所有民众的冒犯，还有关系到个人的冒犯。毕竟，如果一个人受到公众或个人的严重伤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那么假如他生活在共和国中，他会为自己复仇，即使会导致共和国毁灭；假如处于君主统治下，且生性勇敢不屈，即使会惹火烧身，他也会费尽心机地报仇雪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为了验证这点，没有比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亚历山大的父亲）更好的例子了。菲利普国王的一个名叫阿塔罗斯的随从被一位名叫鲍桑尼亚的年轻贵族迷住了，几次三番向他表达爱意，但是却发现对方对其并无好感。眼看着无法得其所欲，他于是决定设计阴谋迫使鲍桑尼亚就范。因此，阿塔罗斯大摆酒宴，邀请鲍桑尼亚和其他贵族男爵参加，在其酒足饭饱之际，他抓住了鲍桑尼亚，把他绑了起来。然后他不光使用暴力满足自己的淫欲，而且为了羞辱鲍桑尼亚，他还让其他人也用同样下流不堪的方式虐待他。对此奇耻大辱，鲍桑尼亚向菲利普国王反复申诉，国王却让他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后来国王不但没有为他复仇，反而任命阿塔罗斯为希腊省总督。看到他的仇敌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被重用，于是鲍桑尼亚将作恶者阿塔罗斯和没有为其主持公正的菲利普国王均视为其怒火的宣泄对象。因此在一天早晨菲利普国王女儿嫁入伊庇鲁斯王国的亚历山大家族的庄严婚礼上，正当菲利普国王站在两个亚历山大族人和其儿子与女婿之间，要走向圣殿参加仪式时，鲍桑尼亚杀死了他。这件事与罗马人的遭遇相似，统治者均应引以为戒，决不应该轻视任何人，理所当然地以为如果往伤口上撒盐，受伤之人不会复仇，因为其会卷入危险和毁灭之中。
仔细思考世事，我们会发现许多事情的发生和众多不幸的降临并非天意，毫无防备。因此，显而易见，此段论述在罗马事例中仍然适用，正如美德、宗教、规范的行为方面，同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缺乏以上方面的城市和行省。泰特斯·李维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详细而有力地说明了天意控制人事的道理。他说，为了让罗马人认识到他的力量，天意首先使法比依家族的人在出使高卢时表现不公正，借助其错误行为激怒了高卢人，使高卢对罗马宣战。然后又宣布罗马人无力抵抗高卢的进攻。首先，罗马人在邪恶笼罩的时期里唯一的希望卡美卢斯被流放到了阿尔代亚。然后，当高卢人逼近罗马时，他们没有像以前抵抗沃尔西人和附近其他敌人的多次入侵那样，任命一个独裁官。这也使他们变得虚弱，无法迅速集结部队，部队也根本没有时间武装起来并及时赶到离罗马十英里的阿里亚河岸与高卢人对阵。此时，护民官丢失了其惯有的勤勉来安营扎寨，既没有提前侦察地形，也没有修建壕沟和栅栏保护军营，更没有采取其他人为或天助的防御措施。备战时，指挥混乱，军队和指挥官也没有表现出罗马应有的军纪。战斗中没有人员伤亡，因为罗马军队一触即溃，大部分人逃到维伊，其余的人退守罗马，他们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躲进卡庇托山。由于罗马元老院对罗马的防御一窍不通，他们甚至忘记关上城门。一些罗马元老逃走了，其他元老则和剩下的罗马人退据卡庇托山，他们在防守卡庇托山时恢复了一些军纪，把不能战斗的人留在城外，为应对长期围困收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粮食。不能战斗的人，像老人、妇女和儿童大部分逃到附近乡下，余下的人只能留在罗马听天由命。没有人知道前人是如何应对的，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因为没有人认为他们还是与祖先一样的罗马人。
对上述种种混乱的描述，泰特斯·李维总结如下：“当命运不想让人们反抗她的力量时，就蒙蔽人们的头脑至此地步。”
李维的结论是正确无疑的。人的一生既会遭遇坎坷，也会享受富贵，因此应宠辱不惊。人们发现其已经被天意给予种种美好的前景所驱使，要么走向毁灭，要么成就辉煌。据此，他们被给予或被剥夺成为美德之人的机会。命运的安排尽善尽美。当她想让一个人成为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之时，她会选择一个品行兼备、能抓住她所给予的时机的人。同样地，当她想让一个人制造灾难时，她会优先考虑可以帮助她达到目的的人。如果有任何人敢横加拦阻，她会杀死他或者剥夺他行善的所有能力。
从李维的论据中可清楚地看出，为了使罗马更加伟大，指引它铸就日后的辉煌，天意认为它必须先要经受磨难（在下本书的开篇会有详细的描述），但她并没有完全毁灭罗马。因为她只是将卡美卢斯流放，并没有害死他；虽然罗马被占领了，但卡庇托山没有沦陷；她这样安排是为了让罗马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她致使罗马被占领，军队主力在阿里亚河畔被击溃，退守到维伊城，从而使罗马城无兵可守。在这些事情的设计之中，她同时也为罗马的再生准备了出路，即在维伊城还有罗马军队，而且卡美卢斯还在阿尔代亚，罗马在战无不胜、声名显赫的统帅的带领下，还可以发动积极攻势收复失地。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我可能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现代事例，但并无此必要，此处给出的例子已经足矣。再次强调历史的真相，总体来说证明了人可以接受其命运，但不能反对它；我们可以自己安排它，但不可以破坏它。人应永不放弃，因为希望总是会有的，虽然不知道结局，也不知道通向希望的道路有多么曲折和凶险，但是因为有希望，无论命运会带来什么，无论要承受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们都不应该绝望。
罗马人被围困在卡庇托山，虽然希望得到来自维伊和卡美卢斯的援救，但由于饥荒，他们不得不向高卢人求和，同意缴纳大笔黄金。当卡美卢斯率领军队抵达时，他们正在按照约定给黄金称重。因此，历史学家说，命运注定“罗马人不应该用金钱换取性命”。
此事不但引人注意，而且深刻说明了此共和国的行为特征。罗马从未购买城镇或者换取和平，因为其一直都是靠军队的威名取得二者。其他共和国却不曾做过类似事情。强国权力的象征之一就是它与其邻国的条约关系。当其处于支配地位，为了获得友谊，它的邻国想成为其附庸国，这是国家强大的明显标志；但是如果邻国虽然实力不济，却仍然能得到进贡，这是国家弱小的明显标志。
纵览罗马历史，你会看到马西利亚人、埃杜维、罗得斯岛人、锡拉库扎的希罗国王、欧迈尼斯国王和马西尼萨国王，都曾与罗马帝国为邻，愿意花费金钱向罗马进贡，以获取罗马的友谊，而只要求得到她的保护作为回报。在弱国，你会发现情况正好相反。首先，佛罗伦萨声名显赫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罗马涅的领主都能从它那里收取钱财。同时，它也会给佩鲁贾人、卡斯泰拉尼人以及所有其他邻国赠款。如果佛罗伦萨国力强盛、兵强马壮，那么情况将正好相反，即为了得到它的保护，许多国家会向它进贡钱财，以得到它的友谊，而并非出卖它自己。
不止是佛罗伦萨人曾自贬身价，威尼斯人和法国国王也有过同样遭遇。后者的国家虽强盛，却习惯于给瑞士人和英国国王进贡。这样可以剥夺民众的武装，而且还因为，法国国王和上述提到的其他国家宁可享受现有剥削其人民的优势，不居安思危，也不愿意装腔作势地去保护其人民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像这样的荒唐统治，虽然可以暂时换取安宁，但是日久必然会引发危机、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和法国人花钱避战、自取其辱的事情不计其数，罗马人有且只有一次。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曾买下许多城镇，但后来遭遇动乱时，他们却无法用刀剑来守住用黄金换来的城镇。罗马人只要依然享受自由，就会保持其优良传统。但是当其处于罗马皇帝统治之下时，皇帝逐渐荒唐堕落，远离光明，坠入黑暗，他们也开始向帕提亚人，有时向德国和其他邻国进贡，于是这个伟大帝国开始走向衰亡。
这种种不利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你剥夺了民众的武装。更糟糕的是，敌人的攻击力越强大，你会发现自己越虚弱。因为上述的统治者对居住在其统治范围内的臣民施行暴政，但是为了让其能阻敌于国门外，却对那些处于边境的民众施以仁慈。为了更好地防止敌人入侵，他资助邻近的领主和民众，为的是维持自己国家的统治，确保边境太平。但是一旦敌人越境侵犯，则无计可施。这样的国家没有意识到，其统治方式完全违背了正常规律。因为身体最需要加强的是心脏和重要器官，而不是四肢。如果没有四肢，人还可以继续存活，但是如果前者受了伤，人就会死去。这样国家就好比一个拥有全副武装的手脚而无任何心脏保护的身体。
佛罗伦萨因这种秩序的缺乏而遭受的恶果显而易见，也是可预见的。敌军越过边境，逼近它的心脏时，它会发现自己黔驴技穷。同理，几年以前威尼斯人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的城市不是有护城河环绕，那么就没有希望了。在法国很少发生这种事，因为法国是一个大国，很少有比它更强大的敌人。尽管如此，1513年英国人入侵法国，整个国家陷入恐慌之中，国王和其他人都认为一次失败就会断送国王和国家。罗马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与法国人不同，敌军越是接近罗马，他们发现罗马城的抵抗就会变得越坚决。汉尼拔入侵意大利，他发现尽管罗马三次惨败，损失了那么多将军和士兵，但它不仅依然能够抵抗敌人，而且最终赢得了战争。这都归功于“心脏”得到了最好的防护，而不是四肢。因为在这个国家中，主要人口是罗马人，也就是拉丁人，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和殖民地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罗马拥有源源不断的兵员可以补充，延续战争。汉尼拔在坎尼取胜后派回信使，从迦太基亲罗马派首领汉诺对信使提出的问题中，就可以看出以上事实。在信使们赞颂汉尼拔的丰功伟绩后，汉诺问他们罗马人是否答应和谈，拉丁人和殖民地的城镇是否已经反叛罗马，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汉诺说道：“这场战争仍然如开始一样远没有结束。”
可见，现今的共和国与古代共和国的作风迥异。正因如此，每天有多少成就铸成，就有多少失败降临。在缺乏美德之人的身上，命运展现了它的力量。因命运变迁，各个共和国和政府也随之而变，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个人带着古人的宠爱降临，他可以控制万物，如同太阳运行，命运之神不必时时展示她之所能。
相信那些被驱逐出自己国家的流亡者是非常危险的事，鉴于这是每一个当权者都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个观点在别的专题中可能并非错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举一个泰特斯·李维在其史书中曾引用过的典型例子，尽管这不在他的研究范围。亚历山大大帝进军亚洲时，他的一个亲戚——实际上是他叔叔——伊庇鲁斯王国亚历山大，受到卢卡尼亚流亡者的邀请，让其带领军队进入意大利，使其相信通过他们的斡旋，他能得到整个王国。带着他们的承诺和由此而生的希望，他进入意大利，结果被他们害死了，因为同城的公民答应，如果能杀死他，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因此，我们应该反思那些被自己国家流放的人许下的协议和承诺的不可靠性，要弄清这种人是否言而有信，一定要牢牢记住：一旦他们有机会无须你的帮助就可以回归故土，他们将不顾对你许下的任何承诺，抛弃你投靠别人。相比空洞的承诺和希望，回家的渴望更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那是错误，并且狡诈地夸大：所以在他们所信与所说之间，他们相信他们使你有了这样的希望，如果你依赖它，你会一无所获或者自取灭亡。
亚历山大和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的例子足以明证。地米斯托克利被宣布为叛国者后，在亚洲大流士寻求庇护，他向大流士郑重承诺，如果大流士有决心，他会协助进攻希腊。但是后来他没有履行承诺，无论是因为出于愧疚还是害怕惩罚，地米斯托克利最终饮鸩自尽。由此可见，如果像地米斯托克利这样杰出的人物都会犯下如此错误，那么那些德行逊于他的人则更可能犯错，更可能被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左右。因此，统治者应该对流亡者承诺的事情保持谨慎，因为他得到的往往是巨大的屈辱或伤害。
因为利用偷袭或城里居民提供的情报来夺取城镇，极少能够成功，所以我觉得探讨这个与下个章节无关，罗马人照样有很多攻城之法。
罗马人热衷于战争，所以他们总是在任何场合利用任何事情牟利，比如说花钱，以及任何能有所帮助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围困城市，他们认为此战术代价太高，而且过于死板，围城的劣势更多地会抵消胜利带来的优势。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是采用其他战术而不是围困。在罗马人长年的征战史上，极少有围困城市的事例。
为了得到一座城市，罗马人要么攻城，要么逼其投降。他们进攻时既会凭其强大军队而强攻，也会使用计谋。强攻时，他们会使用两个战术，一是在不破坏城墙的情况下，从所有方向同时进攻，称之为“给城市加冠”，因为所有军队都参与包围并与敌交战。运用这个战术，他们取得了多次胜利，甚至有的大城市在被第一次攻击时就在所难免，例如，西皮奥夺取了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其次，当攻击失败后，他们就开始用攻城锥或其他围城器具破坏城墙，或者挖掘直通城里的地道，例如，维伊城就是这样被攻取的。再者，为了化解守军的高度优势，他们会建造木质塔楼，或在城墙外修筑土山，以便和守军处在同一高度。
为了抵抗上述进攻，城里的守军在面对罗马人第一个战术即全面进攻时，会很快暴露在危险面前，而且没有有效的对策。因为各处都需要守军防守，他们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和援军，即使人手充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英勇作战，一旦一处攻破，则全线溃败。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所以这个战术非常有效。但是，当第一轮进攻失利后，他们不会保持很久，因为这对军队来说很危险，它涉及太多战场，作为整体抵抗是可以的，但对于守军却无力突围。军队失去控制且疲惫不堪；但是如果能出其不意，他们只会尝试一次这种战术。如果在城墙上有突破口，可以暂时借助壁垒进行反击。对付地道，他们可以使用现有的武器或其他工具进行反地道战，如装满羽毛的大桶，点燃之后，把它们投入地道中，烟雾和恶臭会阻止敌人进入地道。如果受到塔楼攻击，他们可以尝试用火攻摧毁它。对付土山，他们可以在城墙的低处开个洞，此处是土山倚靠城墙的地方，然后将外面的泥土吸到城里来，因为泥土从外面堆起，却从内部被掏空，所以土山就垒不起来。
这些攻城战术都不能持久，所以他们要么安营扎寨，要么改变取胜策略，西皮奥在非洲就是这么做的。当他进攻尤蒂卡受挫后，在外面扎营寻机与迦太基军队交战，消灭他们。或者他们可以依靠围困战术，正如他们采用围困战术攻取了维伊、加普亚、迦太基、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一样。
借助内应密谋夺城的例子是帕拉奥波利，罗马人在内应的接应下占领了它。罗马人和其他人时常尝试这种战术，但是很少成功。原因就是，即使最小的失误也会导致满盘皆输，这种失误很容易发生。一开始在阴谋计划时就有可能暴露，因为有人会去告发，所以很容易被发现。有时也是因为困难重重。除非你能找到借口，否则并不允许和他们交谈，但此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要与敌人接触。即便计划顺利进行，没有被发觉，开始实施时还会遇到一大堆问题。如果你比约定时间提前或者推迟都会扰乱计划。再者，如果有任何意外的响声，像卡庇托山的白鹅那样，或者如果正常的过程被打断，即使是最小的错误或失误，进攻也会注定失败。除此之外，黑暗的夜晚会给执行危险任务的人增加恐惧，实际上大多数参与者不熟悉所要去往的地方。他们会迷茫、怯懦，轻微的意外也会使他们心惊胆战，任何错觉都足以使他们掉头逃跑。
在这样隐秘的夜间冒险中，比起西西尼亚人，阿拉托斯则更幸运，没有人被发现，然而，即使他很大胆，在白天公开进行，也会同样感到紧张。我们可以归因于他所具有的某种神秘品行，而不是使他们比其他人更幸运的带有夜间冒险特征的任何事物。虽然经常计划用此战术，但是极少能成功奏效。
城市的投降有可能是自愿的，也有可能是被迫的。如果是自愿的，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外部情况使城市居民想得到他国的保护，如加普亚希望得到罗马的庇护。另一方面是渴望拥有仁慈的统治者，这种愿望是来自英明君主领导下的好政府，此君主会考虑那些自愿接受他统治的人民，如罗得斯岛人、马西利亚人和其他投降罗马的人。如果是被迫投降，可能是因为上述长期围困，也可能是因为想摆脱由于袭击、劫夺和其他难忍之事而生的苦难。
上述所有方法中，罗马人使用最多的是最后一种。在四百五十多年里，他们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和袭击使邻国筋疲力尽，通过条约能获得比他们对手更大的荣誉。这是他们最倚重的方法，虽然他们试过所有方法，但发现其他方法危险且无用。因为围城耗费时间，代价高昂，攻城则无把握且风险高，计谋也不可靠。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敌军被击溃，他们一天之内就可以占领敌国，然而，如果他们包围一座顽抗的城市，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取得。
如果一个人能够重视罗马民众和元老们采用的全部程序模式，他就能通过熟读李维的史书而有所斩获，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他们会赋予执政官、独裁官和军队统帅在战场上的权力。这是非常高的权力，因为罗马元老只为自己保留了开战和确认和平条约的权力。其他所有权力都留给了执政官。举例来说，当民众和元老决定对拉丁人发动战争，他们将其余事情都留给执政官自行决定，可以决定如何战斗，以及选择进攻的城市。
很多例子都证实了这一点，尤其以远征托斯卡纳人一例为典型。执政官费边在苏特流姆附近击败了他们，接着计划带领军队穿过直通托斯卡纳的奇米尼森林。尽管战争在一片新的未探索过的危险地区进行，但是对于其计划，他没有与元老院商议，甚至没有告知他们。正好与之相反，元老院可以接受的行动就是进一步确认。听说了费边取得的胜利，元老院很想知道他下一步是否要穿过奇米尼森林进军托斯卡纳，他们认为最好不要冒险，于是派了两名使者去阻止费边进军。但是当使者到达时，费边已经到达托斯卡纳，并大获全胜，于是，使者干脆抛弃使命，将胜利的消息带回罗马，宣扬他赢得的荣誉。
凡是认真思考这种方式的人都会发现，善于使用它是非常明智的。如果元老院要求执政官一步步按照他们的指示指挥战争，那么他就会变得谨小慎微，反应迟缓。元老院认为胜利的荣耀不能全部归功于执政官，他们也要分享，因为战争原本是在他们指挥下进行的。而且，元老院本可以对一些不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提出建议，虽然元老们都是在军事方面经验丰富的人，但他们远在千里之外，并不熟悉战场的种种重要细节，因此无法给出正确的建议，会犯下许多错误。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执政官自行决定，他们认为他会因热爱荣誉而尽力约束和节制自己的行为。
说到这点，我想唤起读者的注意，因为我注意到现今的共和国，像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共和国，表现有所不同。如果他们的统帅、执政官或地方长官要安排战术，他们了解它并给出建议——这套程序与其他值得称赞的相同程序一样，让我们走上如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