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当代精明之士来说，罗马人似乎做了一件蠢事，即虽然希望取得拉丁姆和普里乌努姆民众的忠心支持，但也没有建造城堡去控制民众，迫使他们保持忠诚，尤其是在佛罗伦萨，这已是公认事实。于是，这些精明之士断言，比萨和其他城市均应该依靠城堡守卫。如果罗马人能力具备，他们也会毫无疑问地建造城堡，但是因其品德、判断力和权力与常人不同，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做。只要罗马依然享受着自由，依然忠于其自身的制度和有效的体制，就决不会依靠城堡守卫罗马的城市与行省（原有的城堡除外）。古罗马人和当今统治者在此件事上看法不同，鉴于此，我认为，建造城堡是否有益及其对于建造者来说是利是弊，都值得思考。
须知城堡作为防御工事是用于抵御外敌或镇压臣民的。于前者，它不必要，于后者，其则有害。首先，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于后者而言是有害的。我坚信，君王或共和国惧怕他的臣民，害怕他们会聚众叛乱。此恐惧根源于臣民对统治者的切肤之恨；此仇恨源自统治者的荒诞行为，而荒诞行为又来自于他们自以为能通过武力或愚蠢的统治方式控制民众的幻想。有城可据，是统治者们迷信武力的原因之一，因此，统治不当升级为仇恨也往往由坐拥城堡的君主或共和国所致。在此事例中，城堡的作用弊远大于利。正如前文所说，一开始，它会使你在对待臣民时更加鲁莽粗暴。然后，它无法满足你内心希望得到的安全感。在控制你的臣民时，除了下面两种情况之外，武力与暴力均无济于事：一是你拥有一支像罗马人一样能投入战斗的善战之师；二是你的臣民精疲力竭、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无法联合起来反抗你。如果你使他们穷困潦倒，“虽然被盘剥殚尽，他们仍然能武装起来”，就算你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他们的怒火将成为最锋利的武器”，如果你处决了他们的领袖，将暴动扼杀在萌芽中，其他领袖也会像九头蛇一样又重新出现。如果你建立了城堡，它们在和平时期有用，能为你虐待臣民的暴行壮胆，但是在战争时期，却会变得一无是处，因为它们将受到来自敌人和臣民的攻击，在这双重打击之下，没有城堡能幸免于难。而且，火炮的使用让城堡风光不再，根本无法对抗火炮的威力来守卫狭小的城堡，如上所述，没有人能够舒服地躲在高墙之后逃过一劫。
在这个问题上我意欲浓墨重彩。我的君主，你想用城堡牢牢掌控城中居民吗？作为一国之主或共和国，你想固守住你在战争中夺取的城市吗？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成为君主，控制百姓最无用的办法就是修建城堡，理由我早已给出：它简单易行，无所顾忌，是严酷之法，只会使百姓希望你早日垮台，正因如此，他们的愤怒会让你失去城堡的庇护。因此，贤明的君主若希望永保圣明，同时不给子孙自甘堕落的理由，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建造城堡，而是希望继任者能更多地倚重臣民的衷心拥护，而非高墙壁垒。
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伯爵，虽然被誉英明之士，但却在成为米兰公爵之后建造了城堡，我坚信，他的做法极不明智，结果也证明这座城堡非但没有为其后人提供安全保护，反而招致祸害。他们自以为在城堡中就可以安全无虞，可以镇压市民臣民，肆无忌惮地对他们使用暴力；结果被人们极度憎恶，如此一来敌人可轻而易举地攻取他们的国家。城堡在战争时期，既不能提供保护，也不能为其所用，在和平时期又对他们产生损害；如果没有城堡，残酷对待公民亦非明智之举，他们本该早点意识到危险，本可不受其害。在此例中，与其拥有城堡和离心离德的臣民，不如没有城堡却能够和忠诚的臣民共同英勇抵抗法国的进攻。
无论如何，城堡都不会有助于你。守军的背叛，敌人猛烈的进攻，或饥饿围困都会让城堡失陷。在仅存一座城堡的情况下，如果你想利用它收复失地，则必须要有一支能反攻入侵者的军队。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即使没有城堡，你也能夺回领土。尤其当你没有因城堡而心生傲慢，没有欺凌友善的臣民，这将更容易做到。经验表明，当遇到灾祸时，米兰城堡无论对斯福尔扎家族，还是对法国人都毫无用处。它带来的灾难与毁灭，反而让其甚至无暇顾及这是否是维护其地位的最有效方法。
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即弗雷德里克之子，曾贵为军队统帅，却被恺撒·博尔吉亚（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驱逐流放。后来，因偶然的原因，他又重返故土，将当地所有的城堡都夷为平地，因为在他看来城堡是祸害。他的臣民爱戴他，所以他不需要城堡；在敌人面前，他意识到自己无法保卫城堡，除非专门调派一支军队在战场上保护它们。所以他决心摆脱它们的束缚。
教皇尤利乌斯将本蒂沃利奥从博洛尼亚驱逐出境后，建造了一座城堡，随后他的总督残酷压迫居民，从而导致群众暴动，很快就失去了城堡。城堡非但没帮助他，反而害了他。如果当初不那么做，城堡本可以有益于他。
维特里之父尼科洛·达·卡斯特罗，当他从流亡地重新踏上国土时，立刻拆除了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建造的两座城堡，因为他坚信，不是城堡而是人民对他的衷心爱戴为他守护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在所有事件中，最近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发生在热那亚的事件，它能从各个方面说明建造城堡的徒劳无用，以及拆除它们的种种好处。众所周知，1507年热那亚反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法国国王亲率所有军队重新征服了它，随后建立了当时所知的最坚固的城堡，由于地处海角山顶，因此称“热那亚之角”。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及其他因素，该城堡易守难攻，可以控制港口和热那亚城的大片地区。1512年，情况有变，法国人被赶出意大利之后，尽管依然控制着城堡，但热那亚人还是起义了。奥塔维诺·弗雷哥索取得政权，使出浑身解数围困城堡达十六个月之久，最终城堡中的人在饥饿面前屈服。人们都希望而且许多人建议应将城堡作为紧急避难所保留下来，但是弗雷哥索是聪明之人，他拆除了城堡，因为他认识到将权力赋予统治者的不是城堡的威严，而是人民的意愿。所以，他没有依赖城堡，而是选择用美德和贤明来巩固地位，他做到了。过去想夺取热那亚政权，一千步兵足矣，但如今纵使它的敌人有上万之众，热那亚也岿然不动。从此，人们知道拆掉城堡不会对奥塔维诺产生威胁，建立城堡也不会有助于君主。一旦他能率领军队进入意大利，即便没有城堡，他也能收复热那亚；但假若他无法率军进入意大利，即使有城堡他也无法收复热那亚。由此可见，法国国王花费大笔金银修建城堡，却落得城破人亡、颜面尽失，反之，奥塔维诺征服城堡为他带来了无上荣耀，拆毁城堡又使他获益匪浅。
现在来谈一下共和国，他们在夺取的城镇中而非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城堡。如果已列举的关于法国和热那亚的事例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引用佛罗伦萨和比萨的事例应该足矣。佛罗伦萨人修建城堡以控制比萨城，却不知道比萨人对其统治充满了愤怒，渴望得到自由，将反抗作为重获自由的必经之途。佛罗伦萨人要想得到比萨，就要采用罗马人的方式，要么化敌为友，要么将其毁灭。查尔斯国王的到来，使得城堡的作用日益明显，比萨人向他投降了，既是因为对现有管理者的不信任，也是因为害怕招来更坏的统治者。但是如果一开始没有城堡，佛罗伦萨人不用城堡也能控制比萨，那么查尔斯国王也就无法因此从其手中夺取比萨，因为迄今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或许能守住比萨，但利用城堡无疑是最具灾难性的方法。
由此可见，城堡不利于保卫自己的国家，也无法守住夺取的城镇。罗马人这一事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为了固守所得城镇，他们非但没有修建城墙，反而拆掉它们。若有人引用古代塔伦特姆和现代布雷西亚的例子驳斥我，我现对此作出回应。这两个地方在当地民众起义之后，都是因为城堡的协助得以收复。为了收复塔伦特姆，费边·马克西姆斯在其执政初期，就派遣了所有的军队，即使没有城堡，也足够收复之用。虽然费边利用了城堡，但即便没有城堡，他也能用其他方法取得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收复城市，只需要一支军队和一个像费边·马克西姆斯一样的指挥者足矣。从加普亚的例子来看，罗马人收复它是迟早的事，那里没有城堡，罗马人依靠的是军队的英勇。
现在谈谈布雷西亚。那场暴动中发生的事情绝对是极其罕见的。一个城市发动暴动，城堡仍在你的控制中，而且附近驻有你一支大军，这就是法国人当时的处境。国王的指挥官富瓦亲王，在博洛尼亚有一支军队，当他听到布雷西亚失守时，没有片刻犹豫，立即出兵平叛，三天内就抵达了布雷西亚，并凭借城堡的抵抗收复了失地。在这里，布雷西亚的城堡发挥了作用，但它依然需要富瓦亲王和行军三天后的法国军队来解救。因此布雷西亚的例子并不足以反驳与之相反的例子。在最近发生的战争中，许多城堡被反复争夺，拥有着和那些被反复争夺的不设防的国家相同的命运，不只是在伦巴第，也在罗马涅，在那不勒斯，在意大利的每个角落都是如此。
对于拥有强大军队的人民或国家来说，没有必要修建城堡抵御外敌；对于没有这样军队的国家来说，也没有此必要。无城可守的善战之师足以保卫国家，而有城可据的孱弱之师则无以御敌。这里有享誉青史的统治者的经验为证，以罗马人与斯巴达人为例。罗马人没有建造城堡，斯巴达人不仅没有这么做，甚至不允许修建城墙，他们选择依靠个人品德来抵御外敌，因此无须其他。当斯巴达人被雅典人问到雅典的城墙是否美观时，他们回答道：“非常好，专为女人们而建。”
对于拥有强大军队的统治者而言，在领土的海岸和边界上设立城堡，以阻挡敌人进攻使其有备而战，有时有用，但并非必要。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那么在其境内或边境上修建城堡，要么有害，要么无用。有害是因为他会很轻易地失去这些城堡，而且失守后会被敌人所用；如果城堡足够坚固，没有被敌人占领，那么也会被敌军丢在身后，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强大的军队不会遭遇激烈抵抗，行进军不会理会城市和城堡，只会把它们甩在身后。古代史中弗朗西斯科·玛丽亚多次进攻乌尔比诺，但途中敌人的城市均秋毫无犯。
能召集强大军队的统治者，没有城堡也能成就大业，而没有强大军队的统治者最好不要修建城堡。最好的办法是，加固其所居住的城市，保证食物供给充足，妥善安置居民，这样才能抵挡敌人的进攻，直到达成协议或争取到外援解救。所有其他计谋在和平时期只会耗费财力，而在战时却毫无用处。如上所述，罗马人在其他管理制度方面同样明智而谨慎，正如他们决定用更善良、更明智的方法来获得拉丁人和普里奈特人的忠心那样。
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之间冲突不断，因此维恩特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认为，只要他们联手利用这些矛盾就可以摧毁罗马政权。于是，他们组织军队，入侵罗马领土，元老院派遣盖厄斯·曼利厄斯和马库斯·费边去抵抗入侵。当罗马军队靠近维恩特人的军队时，后者不停地辱骂罗马人。他们的鲁莽与傲慢反倒让内讧的罗马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战斗一开始，他们就被罗马人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由此可见，依赖敌方内部的不和来制定策略多么愚蠢啊！历史在不断地重演，他们自以为唾手可得，却功败垂成。维恩特人自以为在罗马人不团结时，可以趁虚而入，结果入侵反而引火烧身，使罗马人重新团结起来。罗马共和国内部不和通常是因其正处太平盛世，而团结一致是因其恐惧和战争。如果维恩特人稍有头脑，发现罗马人内部不和时，就应该有意避免与之开战，而采用和平时期所用的计谋来智取。
首先，要取得内讧城市的信任。只要还没有开始互相攻击，他们就可继续在各派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角色。已经武力冲突时，也不要急于支持较弱的一方，而应让其继续自相残杀，消耗彼此的实力。有效的策略不会给任何人留有余地去怀疑你是在谋划征服他们，成为他们的统治者。计谋进展顺利，你就能达到目的，取得你想要的结果。我曾在另一个论题中提及，佛罗伦萨共和国就是靠这种计谋征服了皮斯托亚城。皮斯托亚城正处在分裂中时，佛罗伦萨人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又支持另一方，两面都不得罪，诱使他们上当，直到皮斯托亚城人厌倦其动乱的生活方式，最终自愿投入佛罗伦萨的怀抱。
西恩纳城从未因佛罗伦萨人的帮助而改变其政体，除非那种帮助微弱而少有，因为频繁而有力的帮助反而会使整个城市为保卫当权政府而团结起来。还有一个有力的实例，即米兰公爵菲利普·维斯康蒂，曾利用佛罗伦萨人的内讧对他们发动过几次战争，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为这些无果的进攻而悲叹，说佛罗伦萨人的愚蠢让他花费了两百万金币，却一无所获。
如上所述，维恩特人和托斯卡纳人在这点上均犯了大错，因此刀兵相见之时，反而被罗马人击败。如果其他人也打算借助此法妄想征服敌人，那么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避免使用威胁和侮辱性言语是人们审慎的标志，因为这两个方法都不能夺敌之勇，反而会使其保持警惕，其次会加深对你的仇恨，使其更加处心积虑地想消灭你。上个章节中讨论的维恩特人一例就是证明。除了战争所带来的伤亡之外，他们还用言语侮辱罗马人，每个理智的统帅都应该禁止他的士兵这样做。因为这种言语只会激怒敌人，他们会为此复仇，或者如上所述，这只会影响他的进攻：事实上它们会变成对抗你的武器。
亚洲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即是证明。波斯统帅科巴第斯对阿米达城长时间包围，逐渐心生厌倦，于是决定撤军。正当他拔营撤退时，城里的人为其胜利忘乎所以，登上城墙，极尽各种羞辱之能事，嘲笑和辱骂波斯人的胆小和怯懦。这一行为终于惹怒了科巴第斯，他深感愤怒，于是改变主意，又重新包围此城，并在几天后将其攻陷。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维恩特人身上，如上所述，他们不仅对罗马人开战，而且还轻视敌人，走近罗马军营防御栅栏，不停地辱骂他们。这比战争本身更让罗马军队恼怒，本来一开始他们不情愿打仗，但是现在反而逼迫执政官要求参战，结果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维恩特人为其行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优秀的军队统帅和明智的共和国统治者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阻止粗言秽语和嘲讽横行，无论是在城中，还是在军队中，无论是对自己人，还是对敌人。除非谨慎之人采取预防措施，否则，如果对敌人使用，会导致上述麻烦产生，如果对自己人使用，后果更糟。
被留在加普亚的罗马军团密谋反抗加普亚人时，（与这次阴谋有关的）兵变发生了，后来瓦列利乌斯·科尔维努斯将其镇压下去，并在集会中制定了对那些责难他人参与兵变之人应处以的最严厉刑罚规定。
提比略·格拉古，在对汉尼拔的战争中，曾受命指挥因兵员短缺而被罗马人武装起来的奴隶们，对那些胆敢侮辱奴隶的人，他特意制定了一条死刑的特殊规定。
可见，罗马人认为诽谤或责难他人的过失非常有害，如上所述，没有比这个更能激怒人心，或引起更大愤怒，无论嘲笑是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智者说过，当他们接近真相时，要将苦涩的滋味丢掉”。
轻视敌人通常是因胜利或者对胜利虚假的希望而骄傲，这种虚假的希望不仅让人在言语中，也会让人在行动中犯错误。人一旦有了这种希望，就不再小心行事，从而常常与希望中可成之事失之交臂，更别提可改进的确定之事。这值得思考，因为人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以推罗城为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不仅拒绝了使者的条件，还杀了这位前来谈判的使者。因此，亚历山大震怒了，全力攻城，最终占领并毁灭了推罗城，城里居民不是被杀，就是沦为奴隶。
1512年，西班牙军队入侵佛罗伦萨，旨在重振美第奇并对该城征税。佛罗伦萨的内奸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越过边境，就会以其名义揭竿而起。但是当西班牙军队进入阿尔诺河平原后，却发现没有内应，由于缺少粮食补给，于是提出议和。但佛罗伦萨人太过骄傲没有接受，由此导致了普拉托的陷落和国家的灭亡。
因此，当统治者遭受攻击，而敌军比其自己的军队强大许多时，此时最愚蠢的决定就是拒绝和谈，尤其如果和谈是由敌方提出，因为条件不会太苛刻，接受条款的人总会得到一些利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分享了胜利。举例说明，亚历山大接受他起初拒绝的条件时，如果推罗城的人们能满足于此，那么他们获得的胜利将不止一点，因为凭借自己的军队，他们使一个伟人被迫屈尊于其意愿。同样地，当西班牙军队对佛罗伦萨人的条件作出让步而没有提出自己的条件时，如果佛罗伦萨人能够满足于此，这也将是伟大的胜利。因为西班牙军队想要的是佛罗伦萨改变政体，不再亲近法国，以及征收贡品。对于这三件事，如果西班牙人能得到后两个，佛罗伦萨人则能保留第一个，即保留他们的政体，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荣誉和满足。只要性命无忧，佛罗伦萨人也不会对另两件事太过计较。可惜结果并非如此。如果他们能将此看成一个不错的、几成定局的更伟大的胜利，那么也不会沦落到将自己完全交付命运的安排，并且拿最后的本钱冒险，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冒险绝非明智之举。
曾在意大利尊享荣耀十六年的汉尼拔，当因被迦太基人召回帮助他自己的国家而离开意大利时，他发现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已经被击溃，努米底亚王国灭亡了，迦太基人被困在自己的城市里，只有他和他的军队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当他意识到祖国已经危如累卵，于是就决定，在尝试过所有的补救措施之前，绝不去冒险，追求和平并非耻辱，因为他确信，如果他的国家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当和平没有出路时，既然自觉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必然战败，他也没有拒绝战斗。但如果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他至少可以光荣地失败。虽然汉尼拔具备将领的大智大勇，也拥有一支强劲的军队，但考虑到战败后，人民将沦为奴隶，他便更倾向于和平，而非战争。因此，那些并不具备他的才智和经验的人，在决定开始战争前，是否应该三思呢？但是，人会犯错误，因为他们的希望太无边无际；他们会被摧毁，因为他们只依赖这样的希望而不考虑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