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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官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与高卢人作战，在其作战时机和不利状况继续恶化时，不会孤注一掷与敌人决战。”对于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可能犯的错误，经常警告他们应对错误不是一件坏事。因此，我们现今处理重大事件的方法比不上古人的水平。在这个时候再次指出这点并不多余。如果说有什么已经违背了古代传统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军事方面，古人们看重的东西现在都消失了。这种不幸是由于共和国和君主已经将这些事情委托给其他人执行。为了避免危险，他们置身军事行动之外，虽然有时君主也会亲自带兵出征，但我不会因此认为他能作出值得称颂的事。实际上，他们参与军事行动，只是为了炫耀而非可敬的原因。这是事实，他们会偶尔检阅一下军队，保留统帅的头衔，他们犯错误的次数要比共和国少一些，尤其是意大利的那些共和国，他们严重依赖他人，自己则对战争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希望自己在军队眼中仍贵为君主，于是参与制定决策，结果犯下了数不清的错误。
虽然在别的地方讨论过一些错误，但我依旧无法对一些大错保持沉默。当这些懒散的君主或无能的共和国派遣他们的将军征战时，他们认为任命他去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交战，而是恰恰相反，防守敌人进攻高于一切。他们认为这么做是在效仿费边·马克西姆斯，即避免交战从而拯救罗马。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委任多半是荒谬或危险的。应谨记于心的一点是，如果敌军不惜一切代价决意与之交战，留在战场上的将军将无法避免战斗。因此，这样的委任相当于：“迫不得已时方可参战，否则不可主动进攻。”如果一个将军想留在战场又不想交战，那么唯一的保险办法就是，与敌军保持至少五十英里的距离，然后派出精锐的侦察员，如果敌人向你进军，你可以有时间远离他们。另一个方法就是躲在城里。但两个方法都极其危险。第一个方法会让你的国家受制于敌，英勇的君主宁可在战场上决一死战，也不愿意以他的臣民为代价拖延战争。第二个方法注定会失败，如果事情果真这样，把军队带进城里，你可能会被包围，而且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被饥饿折磨而开城投降。因避战而采用这两个办法都极其不利。只要费边·马克西姆斯的军队依然英勇无畏使敌人不敢到你的阵前挑战，那么他采纳的坚守险要的计划就会一直有效。所以说费边没有避战，他只是更想利用他的优势进行交战。如果汉尼拔想与他交战，他本可以一整天等待他。但汉尼拔不敢在这样条件下和他交战。可以说汉尼拔和费边一样避战；但如果任何一方决意不惜代价决战，另一方将不得不采用三个方法之一，即前面已经说过的两个方法，还有逃跑。
以上所述千真万确，有很多例子可以清楚地证明，尤其是罗马人和马其顿的菲利普（珀修斯之父）之间的战争。当菲利普被罗马人攻击时，他决定不与之交战，如同费边·马克西姆斯一开始在意大利那样避免交战一样。他和他的军队驻扎在山顶上，建立防御工事，原以为罗马人不敢来找他交战。但是罗马人来了，和他交战，还把他从山上赶走了。他无力抵抗，和他大部分的军队一起逃跑了。恶劣难行的地形阻止了罗马人的追击，使他免遭彻底被歼。菲利普仍然不愿意与罗马人交战，他在罗马的附近扎营，不得不离开。他从失败经验中学会了如何避战，在山顶上扎营是不够的，也不能把自己关在城里。于是决定采用余下的方法，让自己与罗马的营地保持很远的距离。因此，当罗马人进驻这个省，他就转移到另一个省，如此这样捉迷藏，只要罗马人退走，他就回去。但最后他终于意识到靠拖延战争，他的处境会越来越糟，双方都让他的百姓遭受很多痛苦。他决定在战争中一决高下。于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与罗马人展开了正面决战。
在费边军队身处的情况下避免交战是有利的，对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也是如此，即当你有一支善战之师，敌人不敢应战，无法把你赶出防御工事时，或者当敌人在你的国家立足未稳，无法保证后勤补给供应时，这个方法有用，李维给出的理由是：“只要时机和不利状况每天都会使敌人的处境变得越坏，那么他就不愿意孤注一掷与敌人决战。”但是在其他情况下，避战会带来耻辱和危险，因为如果你逃跑了，正如菲利普那样，其结果会和被击溃一样糟糕，而且更可耻，以至于有损你的美德。尽管他成功逃脱了，但是那些无有利地形帮助的人可能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无人否认汉尼拔是一位战争奇才。当他在非洲与西皮奥较量时，如果他能看出拖延战争的任何好处，他一定会这么做。或者，身为一名拥有一支常胜之师的高明统帅，他本可以效仿费边在意大利的做法。但是，他既然没有这么做，一定有更强有力的理由。他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他知道自己军费匮乏，缺少盟友，不能进行持久战，作为统帅，如果在他的军队被迫解散之前不与敌人进行决战，那么他一定是疯了。如果他继续等待，肯定会失败；但如果进攻，他可能会成功。
还有一点值得思考：如果你注定要失败，又试图赢得荣誉，那么与敌人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将比其他让你蒙羞的方法更能让你得到敌人的尊敬。汉尼拔一定是被困境限制了手脚。另一方面，如果汉尼拔当时推迟交战，而西皮奥没有勇气进军攻击他坚固的工事，那么西皮奥本可以不会为此蒙受损失，因为他已经打败了西法克斯，并占领了非洲大部分城市，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处境无忧。与汉尼拔的战争不是他当初对抗费边时的情景了，同样与高卢人的战争也不是他当初对抗苏尔比基乌斯时的情景了。
带领军队进攻别的国家而又想避免交战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进军敌国，敌军出现时，交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一座城市前列阵，也必须交战。我们这个时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勃艮第公爵查尔斯在瑞士城镇穆尔滕前安营扎寨时，被瑞士人击溃了。同样，当法国军队包围诺瓦拉时，也被瑞士人击败了。
罗马城民众的护民官的权力非常大，这很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监控贵族的野心。正如前述，在此情况下，贵族原本会很快腐蚀共和国。然而，我在别处提到过，因为体制内特有的弊病，导致了新的灾难，所以共和国必须颁布新的法令对抗他们。因此，护民官因权力在握而变得越来越傲慢，威胁了贵族和整个罗马。如果阿庇乌斯·克劳狄未提出制衡护民官权力的措施，那么由此产生的危险会对罗马的自由造成不利影响。这包括从他们中间甄别出哪些人怯懦、容易腐化，哪些人能投身于公众利益，以及当他们的建议与元老院的建议相左时，哪些人易被诱导以致反抗其他人的意志。这个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护民官过大的权力，有益于罗马。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下面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众多力量联合起来对抗单一力量，虽然通过联合使其力量比对方高出许多，然而单一力量却被期望得更多，虽然力量比联合力量弱小，即使它很强大，单一力量还有许多联合力量所没有的众多优势，因此，其只要稍稍努力，较弱一方就可以瓦解联合力量，使原本强大的联盟变弱。我不再引证古代史中的例子，因为例子太多，但是我会用引用一些发生在我们时代的现代事例。
1483年，所有的意大利行省组成了反威尼斯联盟。威尼斯人失去了所有领土，他们的军队在战场也落败了，于是靠贿赂诱使取得米兰统治权的卢多维科爵士与其成功达成了协议，按照协议威尼斯人不仅收回了他们失去的土地，而且还获得菲拉拉国的一块领地。因此，虽然他们战败了，但是当和平来临时，他们却比之前更富有。
几年前，整个欧洲组成了反法同盟，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西班牙退出了同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法国人讲和，结果导致其他同盟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也纷纷与法国达成和解。
由此结论显而易见。如果许多国家对一个国家宣战，那么这个国家摆脱此局面最好的方法是：它必须抵抗住第一轮的进攻，然后拖延时间，等待时机的来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许多危险将随之而生，威尼斯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如果可以拖住法国军队，有时间争取到反威尼斯联盟中的某个国家的支持，它就可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但是威尼斯的军队不够强大到可以拖住敌军，没有时间劝说任何国家脱离联盟，因此失败了。我们注意到，罗马教皇在收复失地后，成了它的同盟国，随后西班牙也与其结盟。如果这两位君主有能力，他们本来很愿意帮助它拯救伦巴第，因为这样可以阻止法国在意大利称霸。因此，威尼斯人原本可以通过放弃部分领土，而保住其他部分。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能实现的话，这将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赶出来。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这样做反而会受到谴责，而且很可能没有作用。然而，在开战前，几乎没有威尼斯人预见到这种危险，更别说应对措施，也没有人给他们提出建议。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罗马元老院找到了从护民官的野心中挽救国家的方法，即设置多个护民官。所以，如果有很多人辅佐的君主非常英明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化解联盟，那么他就能控制国家。
以上论述已经表明，生存欲望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可以引领人们取得光荣的业绩。正如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在他们作品中写到的那样，如果没被生存欲望驱使，那么人最高贵的工具，即双手和舌头，就不可能完美地完成工作，或者将他们的工作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古代军队统帅意识到了生存欲望的作用，即当受到生存欲望的驱使，士兵就能在战斗中变得坚定不移，作战勇敢，因此他们会将其部队置于绝境中，另一方面，不让敌人有破釜沉舟的可能。为达此目的，他们经常会向敌军打开他们原本关闭的道路，而对自己的士兵封闭原本开放的道路。要想让一个城市能顽强抵抗，或者让军队在战争中勇敢作战，那么他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将这种生存欲望灌输到参战士兵的头脑中。
结果就是，谨慎的统帅在攻打和包围一城市时，应该考虑促使城中居民抵抗的生存欲望程度，从而估计出攻城的难度。如果发现促使他们守城的生存欲望非常大，他就应该知道围困将很困难，反之，将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平定反叛的城市比首次攻取它时要困难得多。起初，他们不会担心因为抵抗而受到敌人的惩罚，于是轻易地投降了，但是后来他们害怕由于再次抵抗而受到惩罚，于是征服他们就会变得困难。这种固执源于邻国之间天然的仇恨。出于野心与嫉妒促使国家之间互相征伐，尤其是共和国之间，托斯卡纳就是例子，这种敌对和竞争使得征服对方变得艰难，而且艰难程度会越来越大。仔细思考一下佛罗伦萨城的邻国有哪些，威尼斯城的邻国有哪些，就不难理解，佛罗伦萨在战争中本不应该花费比威尼斯多，所得到的却比它少，因为威尼斯周边的城镇没有比佛罗伦萨周边城镇的抵抗更顽强。这是因为威尼斯人更习惯于在君主而不是自由城邦的统治下，而习惯于服从的城市通常不介意更换统治者，恰好相反，他们愿意这么做。因此，虽然威尼斯的邻国比佛罗伦萨的邻国更加强大，但由于这些城镇的抵抗并不顽强，所以威尼斯能比佛罗伦萨更快地征服他们，而后者的周围都是自由城邦。
我们回到这个论述的主题。当一位将军攻击一座城市时，他应该尽其所能使守军放弃生存欲望，以及他们顽抗的意志，如果他们害怕惩罚，则通过承诺赦免他们，如果他们害怕失去自由，则跟他们解释他们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不会受到侵犯，只是剥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这样做有助于攻取城市。虽然这些花言巧语很容易被人看穿，尤其是谨慎之人，但平民依然时常上当。因为他们渴望和平早日来临，于是对慷慨承诺掩盖下的陷阱视而不见。许多城市就是因此沦为奴役之地的。佛罗伦萨就是最近的例子。这发生在克拉苏和他的军队身上，虽然他意识到帕提亚的承诺是空洞的，但敌人的和平建议却使他的军队失去了抵抗的必要信念，他无法维持军队的志气，迷失了方向。如果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我们就能看清这一点。
由于少数人的野心，撒姆尼人违反他们的条约，袭击和掠夺罗马同盟国的领土。后来他们派遣使节到罗马请求和平，提出愿意归还他们掠夺的东西，并交出导致战乱和抢掠的罪魁祸首，但他们的请求被罗马人拒绝了。当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到撒姆尼后，撒姆尼军队的统帅克劳迪厄斯·庞提乌斯，在他著名的演说之一中指出：虽然他们这方希望和平，但是罗马人无论如何都想发动战争，生存欲望驱使他们必须参战，他说道：“如果生存欲望迫使人们参战，则战争是正当的，如果人们的希望寄于武力，则拿起武器就是他们的职责。”他将军队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此生存欲望上。
还有一个罗马事例中更值得注意的例子，即盖乌斯·曼利厄斯领导他的军队对抗维伊人，当一部分维伊人的军队突破他们的防御栅栏后，他急忙带领一队人马抵抗他们，为了不让维伊人逃掉，他在军营中的每个出口都设置了守卫。因此，当维伊人发现他们无路可逃时，反而勇猛异常，竟然杀死了曼利厄斯，如果不是一位护民官头脑清醒放他们出去，他们也许会将其他罗马人也杀死。因此，只要生存欲望仍在约束维伊人战斗，他们就会勇不可当，但是，当他们看见有路可逃时，反而只会想着逃跑，而不是战斗。
当沃尔西人和埃魁人的军队越过罗马边境时，罗马派遣执政官抵抗他们。维提乌斯·麦西乌斯指挥的沃尔西军队在战斗中，发现被罗马人的防御栅栏包围了。他知道要么战死，要么拼死作战求得生机，于是对他的士兵说：“跟我一起上，在战场上没有城墙和壁垒，只有刀剑对刀剑，虽然我们勇气相当，但生存欲望是我们最后的武器，也是最好的武器，你拥有这种优势。”因此，李维称生存欲望是“最后和最好的武器”。
全罗马最谨慎的统帅卡美卢斯，当他率领军队进入维伊城后，为了巩固取得的胜利，让敌人失去抵抗的最后一丝生存欲望，在维伊人能听见的情况下，大声发布命令：任何人只要放下武器，就不会受到伤害。结果就是维伊人扔掉了武器，整个城市几乎兵不血刃就屈服了。这个方法后来被很多将领效仿。
科里奥兰纳斯被罗马驱逐出境后，投靠了沃尔西人，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军队，借此向他的罗马同胞复仇。他开始向罗马进军，但是最终撤退了，原因是他对他母亲的爱，而非对罗马军队的爱。在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中，李维说道：我们可以从中知道，罗马共和国更多是通过她将领的美德，而不是士兵的美德而成长。虽然沃尔西人以往总是失败，但这次他们本可以获胜，但由于科里奥兰纳斯是他们的统帅，才没有取胜。虽然李维提出这个观点，但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有许多文章表明，没有统帅指挥的士兵们也曾表现出证明他们品行的非凡行为，在执政官死后，他们甚至比他战死前更加纪律严明，更加意志坚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班牙由西皮奥家族领导的罗马军队身上，尽管这两个统帅均战死了，但罗马士兵的品行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打败了敌人，为罗马共和国挽救了西班牙。考虑上述许多例子中只凭士兵的品行就赢得了战争，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中是将军的品行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将军与士兵需要彼此。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哪一个更让人害怕：弱将强兵，还是强将弱兵。如果我们相信恺撒的观点，则双方同等重要。恺撒前往西班牙与阿夫拉涅乌斯和彼得利乌斯作战时，虽然对手有一流的军队，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惧，他说道，他是在和一支无将之师作战，以此表明统帅的无能。另外，当他前往塞萨利与庞培交手时，他说道：“我将遇到一位无兵之将。”
更进一步探讨此问题：究竟是常胜将军铸造了常胜之师，还是常胜之师成就了常胜将军。我倾向于这个观点：众人之力皆为一人之志，则易；而一人之力皆为众人之志，则难。当卢库勒斯被派遣与米特里达梯交战时，完全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然而他带领的军队很精锐而且有杰出的军官，很快他就成长为优秀的统帅。同样，罗马人因为人力短缺，武装了许多奴隶，并把他们交由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斯训练，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把他们培养成了一支优秀的军队。曾在别处提到过的佩洛皮达斯和伊巴密浓达，当他们把底比斯从斯巴达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后，在短期内将底比斯农夫打造成了优秀的战士，他们不仅能够对抗斯巴达的民兵，而且还打败了他们。
这场争论是势均力敌的，因为一方是好的，就可以使另一方变得和它一样好。一支优秀的军队，如果缺少一个英明的统帅就会变得躁动而危险，亚历山大死后的马其顿军以及内战中的老兵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应该对有时间训练士兵并将他们全副武装的杰出统帅更有信心，而不是一个狂躁之徒被临时选为乱军的头头。更多的荣誉与赞美应该给予那些既能打败敌人，又能将军队在迎敌前训练成虎狼之师的将军们，因为他们展示出了双重的美德，即使将这种美德给予众人，使其成为严厉的纪律严明者，他们也远不能像那些将军那样受到尊敬和赞颂。
许多事件都表明，在冲突和战争中因第一次被人看见或听到的事物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事件非常重要，以罗马人与沃尔西人的战争为例。当奎因久斯发现他军队的一个侧翼在后撤，于是大声呵斥他们坚守阵线，因为另一个侧翼正在获胜，通过这些激励的话语，他让自己的士兵重新获得勇气，同时也让敌人惊恐万分，于是他获胜了。对于纪律严明的军队，这些话语会有很大作用，对于混乱不堪和军纪涣散的军队仍会有更大作用，可以说是，一语重于泰山。
举一个发生在我们时代的不同寻常的例子。几年前，佩鲁贾城因奥迪和巴利奥尼两支势力而分裂。后者当权之后，前者被流放了。但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巴利奥尼召集了一支军队，集结在靠近佩鲁贾的一座城镇里。在城内追随者的协助下，夜晚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城中，然后向广场的方向前进。因为城中的每个街头都设置了铁链阻挡道路，所以在奥迪军队的前列有一个人手持铁狼牙棒负责砸开固定铁链的锁，以便让骑兵通过。当呼喊声“拿起武器！”响起时，正在砸锁的人被后面的人群推挤得无法举起胳膊抡棒，于是，他大喊了一声“退后！”，这句话被后面的人一级级传下去，结果变成了“撤退！”。于是后面的人开始逃跑，一个接一个，其他人也随着自己人产生的混乱而溃逃。因此，奥迪人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就因为一句不起眼的话。
严明的纪律不仅能使军队在战斗中保持有序的队列，而且也会防止一些小意外扰乱军心。仅以此原因，就说明平民大众在战争中毫无用处，因为任何谣言、喊声、骚动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使他们落荒而逃。因此训导是有必要的，高明的统帅应该委派专人听从其口头命令，并将命令传递给其他人。他应该使他的军队不去理会别人，军官们不得擅离职守。疏忽这些要点会导致无法控制的混乱。
至于疑兵之计，每位统帅都应该在战斗中尝试使用这种方法鼓舞士气，同时挫伤敌人的锐气，尤其是在侥幸获胜的战斗中非常有效。以罗马独裁官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为例。在他与高卢人作战时，他把武器分发给所有脚夫和随从们，让他们骑上骡子和其他乘骑，让他们伪装成一支骑兵部队，然后让他们手持旌旗隐蔽在山后。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候，命令他们收到信号后，出现在战场上，让敌人看到。如此疑兵之法，让高卢人惊恐万分，于是溃败了。有两件事是一位优秀统帅应该做的：第一，他应该知道是否应该采用新奇的战法惊吓敌人；第二，他应该保持警惕，观察敌人是否会用同样的花招来对付他，从而察觉出并化解它。
印度国王就是这么做的，但当塞米勒米斯注意到印度国王有很多大象后，为了威吓住他，让他看到她也有很多大象，于是将水牛和母牛的兽皮披在骆驼的背上伪装出许多假大象。但她的计谋让印度国王发现了，她的计划不仅无用，而且变成了她的劣势。同样，当独裁官玛莫库斯与费德奈人交战时，为了惊吓罗马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命令许多军队将火把绑在长枪上从费德奈城出来，自以为借此就可以分散罗马人的注意力，结果自乱阵脚。
但须注意，这种计谋如果实大于虚，则可以用于占优势的一方，因为如果他们足够勇猛，弱点就不会很快被发现。但是如果虚大于实，则最好不要采用，或者如果采用了，要尽量多伪装一会儿，别让骗局很快被揭穿，就像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的“骡兵”做的那样。如果疑兵之术有内部弱点，只要走到近前就会被看穿，那将对你是百害而无益，就像塞米勒米斯的大象和费德奈人的火把一样。虽然一开始他让罗马军队变得有点不安，然而，独裁官赶过来，喝住他的士兵，告诉他们不要像胆小鬼一样被一点点小烟吓跑，应该转身冲过去，他高呼道：“既然你们无法用仁慈使他们安静，那么就用火焰摧毁费德奈。”这种方法被证明对费德奈人没有用处，他们是战斗的失败者。
当费德奈人反叛并屠杀了罗马人派到费德奈的移民后，罗马人为了报仇雪耻任命了四位有领事权的护民官，其中一人留下保卫罗马，另外三个人被派遣去与费德奈人和维伊人交战。由于指挥权分散，护民官之间相互对立，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他们回到罗马时名誉扫地。幸亏罗马军队英勇善战，才没有因他们的无能而引发灾难。因此，当罗马人意识到问题根源后，就任命了一位独裁官，负责将三位护民官引发的混乱恢复正常。这表明，多人指挥同一支军队或者负责防御同一座城市毫无用处。泰特斯·李维对这件事是再明白不过，他写道：“三位有领事权的护民官向我们展示了在战争中令出多门是多么的徒劳无用，每个人都倾向于自己的意见，认为别人的都是错误的，于是他们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虽然这个例子足够说明号令不统一在战争中会引起混乱，我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来自现代，另一个来自古代，能更好地支持这个观点。
1500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重新征服了米兰之后，他派出军队进军比萨城，想从佛罗伦萨人手中夺回它。军队由吉奥凡巴蒂斯塔·里多尔菲和卢卡·蒂·安东尼奥·第格利·阿尔卑兹同时指挥。因为吉奥凡巴蒂斯塔威望很高，而且经验丰富，卢卡将一切事务均交由他管理。虽然没有显露出，但卢卡通过沉默、疏忽和批评的方式表现出反对吉奥凡巴蒂斯塔的野心，结果他既没有为围城作战出力，也没有献计献策，表现得像自己并不存在。后来，因为某件事情的发生让吉奥凡巴蒂斯塔不得不返回佛罗伦萨。当卢卡一人独掌大权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他通过勇气、勤奋和明断表现出了他的价值，只要他的同僚还在军营，所有这些特质都不会被展示出来。
为了证实泰特斯·李维的话，引用另一个例子：罗马派遣一支军队讨伐在奎因久斯和他同僚阿格里帕指挥下的埃魁人。阿格里帕想从奎因久斯手中取得对战争的绝对控制权，他说道：“只有当最高指挥权在一人之手时，军队事务管理才会最明智。”
这和我们现在的共和国和君主的做法正好相反，为了加强管理，他们为一个地方加派了多名行政长官和多名军队指挥官，导致了难以形容的混乱。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人们想找到灾难降临到意大利和法国军队上的原因，那么这是最有效的通途。总而言之，可以确信，将征战之事委托给一位才智平庸的人，要好过交给两位拥有同等权力的杰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