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有一天，我会向人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我年轻时代的十年间，生活给了我怎样的震撼和启示。想必很多人都曾有类似的经历。我真心诚意地希望做到尽善尽美，但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孤身一人，在追求尽善尽美的道路上孤立无援。每当我试图展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时，总会招来鄙视和嘲笑；而一旦我屈服于低俗的欲望，却总是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鼓励。野心、权力欲、自私自利、放荡、骄傲、愤怒、复仇，这些倒成了令人敬仰的品质。于是我渐渐臣服于这些私欲和贪念，变成我长辈的模样，并被他们悦纳。生活中接触到的最为纯洁的人乃是一个可敬的老姑妈，她总说她别无所求，只愿我能够和一位已婚妇女来一段风流韵事。“还有什么比和一位少妇交欢更美妙的呢？”她常常用优雅的法文发出这样的感叹。她还祝愿我能成为一名副官，最好能够为沙皇服务。诸多祈福中最令她兴奋的，莫过于我能迎娶一位富有的女孩，并通过婚姻拥有很多农奴，越多越好。

2.每忆及当年往事，我内心无不充满恐惧、厌恶和悲叹。在战争中我杀过人，给别人下过战书并想在决斗中杀死对方，也赌过纸牌，我压榨雇农，还惩罚他们；我与人私通、行事虚伪、面目丑恶。撒谎、偷盗、放荡、烂醉、暴力、谋杀……没有一项恶事我未曾染指，尽管这样，我的作为还是赢得了他人的赞赏，同辈人也认为相对而言我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至今也没有改变这种观点。

3.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十年。

4.在此期间，我出于虚荣、自私和自负而涉身写作。我在写作时的所作所为竟和生活中一模一样。为了猎取写作带来的名利，我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真善美的一面，把罪恶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总是在作品中设法假借冷漠和漫不经心来掩盖使生命充满意义的、对于善的追求。我成功了，并得到人们的赞赏。

5.战争结束那年，二十六岁的我回到圣彼得堡，并开始结交那里的作家。那个圏子欣然接受了我，还对我大肆奉承。我来不及停下思考，就被结交的这群作家同化，采纳了他们的生活态度。没过多久，我自己年轻时所有自我修养的尝试荡然无存。那些作家的生活态度无疑为我毫无节制的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6.我的这些作家朋友们的人生观可以总结如下：一般来说，生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就是我们这些思想者，而在诸多思想者中，我们这群艺术家和诗人最具影响力。我们的使命是传道授业。为了避免为“我知道些什么，又能教些什么”这类浅薄的问题所迷惑，他们解释说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诗人和艺术家在无意识中成就了其作为人类导师的使命。我既然是大家公认的杰出艺术家兼诗人，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诗人，我在写作时不必知道我要向人们传授什么。我做这些是有偿的。作为交换，我得到了美味的食物、舒适的住所、女人的陪伴、令人向往的社交圏和名望。既然如此，想必我教授的东西一定十分出色。

7.相信诗歌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渐进发展也是一门信仰，而我就是这门教派中的一名“牧师”。作为这样一位“牧师”是件颇有裨益和令人愉悦的事，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这样的信念当中，从来没有质疑过其正确性。但是在第二年，我开始怀疑它的正确性，并开始了对它的质疑和审视，第三年更是如此。最初引起我怀疑的，是我注意到该教派内部的“牧师”们意见不一。有人说：“我们是最出色、最有价值的老师，我们教授的才是人们最需要的，而其他人教授的都是错误的东西。”有人说：“不对！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师，你们错了！”他们为此辩论、争吵，彼此蒙蔽和欺诈。更有甚者，我们之中很多人对谁是谁非漠不关心，而只是冷眼观望，从中渔利。所有这一切迫使我对这门信仰产生了怀疑。

8.此外，一旦我开始质疑作家这门信仰的正确性，我便开始密切关注这里的“牧师”们，并愈加确信该教派内部几乎所有的“牧师”——那些作家们——都是不道德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着邪恶而卑劣的人格，还远不及我早年在放荡的军旅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人。但是他们又都颇为自鸣得意和孤芳自赏——那种自负要么表明他们是真正的圣徒，要么表明他们对虔诚和圣洁一无所知。他们开始显示出对我的厌恶和不满，我也开始对自己厌恶和不满，并最终意识到这门信仰原来是一个骗局。

9.但奇怪的是，尽管我很快认识到这些教条乃是纯粹的谎言，应该尽快抛弃，我却并没有放弃这些人赋予我的地位：没有放弃艺术家、诗人和传道授业者的头衔。我天真地幻想自己是个诗人和艺术家，能够在自己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教授他人。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10.在和这些作家的交往中，我染上一种新的恶习，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为人传道解惑，并对此抱有病态盲目的自傲和荒唐的自信。

11.如今，每当我想起那段时光、忆及我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很不幸，如今这样的人更是成千上万）当时的思想状态，我都会感到悲哀、恐惧和荒谬，它在我身上所激发的情感就像人们在疯人院中看到的那样疯狂和荒诞。

12.那时，我们都坚信自己必须滔滔不绝、笔耕不辍，坚信我们应该尽多尽快地发表作品——那可是全人类的福祉。就这样，成千上万的文人一面彼此相轻、口诛笔伐，一面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连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善恶是非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人人高谈阔论、口若悬河，从不会谦虚地倾听他人说些什么。有时我们彼此纵容、互相夸赞，甚是享受；有时又怒气冲天、恶言相向，整个情形就仿佛我们全都生活在疯人院。

13.成千上万的工人日夜劳作，印成的铅字堆积如山，再邮寄分发至俄国各地。我们以传道授业为天降己任，却未曾真正向人们揭示出所有这些道业的真理，还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为此烦恼不已。

14.这一切真是非常奇怪，不过现在我全都懂了。我们真正关心的本是如何沽名钓誉。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所知的唯一办法就是著书立说——那正是我们的所为。然而为了完成这一全然无用的任务，说服人们相信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就需要一种理论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由此我们编造出如下理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万事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发展需要教化，而教化是以书刊的发行量来衡量的。既然这些书刊让我们得到了金钱和人们的尊敬，我们当然是最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群人。如果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个理论应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既然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表达的想法都会有人以截然相左的观点予以反对，我们就应该被迫重新思考该理论的正确性。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得到了金钱的回报，得到了观点一致的人的赞美和夸奖，自然都觉得自己才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15.如今我明白，我们的举止和疯人院里疯子的行为没有任何分别；但是那时我只是隐约地怀疑到这一点。和所有的疯子一样，我也认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