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暴君专制国家的特点已有所改变。许多不太重要的暴君和一些较大的暴君，像斯卡拉和卡拉拉，都已灭亡；而靠征服别国变得更加强大的暴君们已使他们的制度得到各具特色的发展。例如，那不勒斯从新的阿拉戈纳王朝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这一新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许多雇佣兵队长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王朝。人们不再考虑传统的评价，而只注重事实和事情之间的真实关系；才能和冒险是人人追求的目标。小国的暴君们，为了得到可信赖的靠山，开始服务于较大的国家，他们自己成了雇佣兵队长，作为效劳的回报，他们从这些大国领取金钱并且如果他们有不端行为，只要不是扩张本国领土，可以免受惩罚。所有暴君，无论大小，必须更加努力，其行为必须更加谨慎和深思，必须学会抑制住实施大规模暴行的冲动；舆论只容许为了实现大家期待的目标而必然会犯的错误，公正的旁观者当然不挑剔这种错误。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支持西方合法君主的那种半宗教式的忠诚的痕迹；我们所能发现的最接近这种忠诚的，是个人声望。才能和算计是前进道路上唯一的手段。像大胆查理那样，在狂热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中耗尽心力的性格，意大利人难于理解。“瑞士人只是些农民，如果全部被杀死，对有可能阵亡的勃艮第贵族们也不能补偿。如果勃艮第大公不战而拥有整个瑞士，他的收入也不会多加5000金币。”查理性格中的中世纪特点、他身上所具有的骑士精神的抱负和理想，长期以来让意大利人难以理解。当南方的外交官们看到他殴打军官后，却还让他们继续服役；当他因军队打败仗而施以惩罚，以此虐待他们，而又在这些军人面前责备他的顾问官时，他们认为这个人已无任何希望。而路易十一，尽管其政策胜过意大利各君主按自己的方式所制定的政策，并且公开宣称自己是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崇拜者，但在文化和优雅诸方面，人们认为他与这些统治者还相差甚远。

15世纪的意大利诸国中，美德与邪恶令人奇怪地并存。统治者的个性发展很充分，其个性往往又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并且极具那一时代社会状况和需求的特点，因此要对它作一恰当的道德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暴君专制制度的基础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不合法的，并且没有什么能消除它身上的魔咒。皇帝的批准或者授权对此并无任何改变，因为暴君从国外某处或从过境的陌生人手中购买羊皮纸授权书这件事，人民对此并不以为然。要是皇帝对于任何事情都处理得当的话——依毫无判断力的常识的逻辑这样推论——他就根本不会让暴君兴起。自查理四世的罗马远征起，皇帝们在意大利除了批准那些不依靠他们帮助而兴起的暴君政权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给予暴君专制的实际权威，除来自皇帝诏书之外，无其他任何方式。查理在意大利的整个行为是一场充满丑闻的政治喜剧。马提奥·维兰尼讲到维斯康提家族怎样陪查理游览他们的领地并且最后护送他出境，途中查理怎样为了得到钱，像小贩一样叫卖他的货物（特权等）；他在罗马的形象是多么庸俗小气，以及怎样在最后，甚至剑都没出鞘，就带着金银宝箱越过阿尔卑斯山满载而归。西吉斯蒙多来了，至少在第一次（1414年），怀着劝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他的议会的美好愿望。就在旅途中，当教皇和皇帝从克雷莫纳的高塔上眺望伦巴第的景色时，他们的东道主，暴君加比诺·丰多洛满心想的是把两人推下高塔。第二次，西吉斯蒙多只是作为一个冒险家来到意大利，半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像不敢出门的欠债者一样在锡耶纳闭门不出；克服重重困难，后来才在罗马成功加冕。那么想一想弗里德里克三世，又是什么情况呢？正是那些想让他确认其特权或者为了满足其招待过皇帝的虚荣心的那些人，使他的意大利之行充满了假期旅行或短途游乐的气氛。后者就像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他为了皇帝访问的荣耀而付出15万弗罗林。在费拉拉，当弗里德里克第二次从罗马归来时（1469年），一整天没离开他的房间，颁发了不少于80个头衔，他授封了骑士、伯爵、博士、公证人——伯爵，实际上分有不同等级，例如，有宫廷伯爵，还有有权授封至多五个博士的伯爵，以及有权予以私生子合法地位和任命公证人的伯爵，等等。作为回报，这位颁发头衔的人期望从这些封赠中得到获取报酬的特权，而这在费拉拉被认为是过多了。当博尔索的皇室庇护人给所有小朝廷颁发头衔和委任状时，他也被册封为摩德纳和勒佐公爵；作为回报，他每年需缴纳4000金弗罗林，博尔索对此事的想法，并未提及。人文主义者，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发言人，根据个人的利益，对于此事的看法有所分歧，而其中几人以罗马皇室的诗人们常用的歌颂向皇帝表示致敬。波吉奥坦承，他不再知道加冕典礼有什么意义；在古时候，只有凯旋的大将军才被加冕，那时他被用桂冠加冕。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即位后，不仅开始了对外国的普遍干涉，而且开始实施针对意大利的新的帝国政策。第一步——授封洛多维科·摩罗为米兰大公和除掉他那不幸的侄子——就不是一个有好结果的措施。按照现代的干涉理论，当两方正在争斗瓜分一个国家时，就可能有第三方插手进来并获取自己的那份利益。罗马帝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人们却不再诉诸公理和正义。当人们期待路易十二到热那亚时（1502年），帝国之鹰从公爵宫殿的大殿上被除掉而代之以彩绘的百合花。历史学家塞纳雷加问及侥幸逃过那么多变乱而留下来的鹰究竟有什么意义、帝国对于热那亚提出什么要求时，除了“热那亚是帝国的账房”这句老生常谈外，没人有更多的了解。最后，当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和帝国合并起来时，他能够凭借西班牙的军事力量提出帝国的要求，但臭名昭著的是他由此所得并非给帝国，而是给西班牙君主国带来了利益。

与15世纪各个朝代政治上的非婚生身份有密切关系的是民众对于合法婚生身份的不在乎态度，这一点对于外国人来说——例如，科米斯——似乎非常不寻常。这二者自然并行不悖。在北方国家，像在勃艮第，私生子的后代依靠独特的附属封地为生，如主教管区之类；在葡萄牙，非婚生世系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在王位上延续下去；在意大利，情况相反，已没有即使在直系后代中也不容许私生子存在的王室家族。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世系的君主们属于非婚生世系，阿拉戈纳王国本身传给了阿尔方索一世的兄弟。也许乌尔比诺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克根本就不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后裔。当教皇庇护二世在去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路上时，伊斯特王室家族的八个私生子在费拉拉骑马去迎接他，其中有在位的博尔索大公本人和他的非婚生兄弟、前任大公利奥纳洛的两个私生子。利奥纳洛也曾经有一个妻子，是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一世和一个非洲女人的私生女。当婚生子女年幼而同时国内局势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私生子往往被允许继承王位；年长者的统治开始被承认，而不再考虑其出身的纯正与否。个人的健康、价值和能力比在西方其他地方盛行的所有法律和惯例都更重要。确实，那正是教皇的儿子们正在建立王朝的时代。16世纪，由于国外的思想和当时开始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整个问题才得以更严格地判断。瓦尔奇发现：婚生子对于王位的继承是“理智所赋予的，并且是上帝的旨意”。红衣主教伊波利托·得·美第奇基于他也许是一个合法婚姻所生的后代，并且无论如何是一个淑女的儿子，而不像阿利桑德罗大公是一个女佣的儿子这个事实，提出佛罗伦萨君主权要求。这时开始了在15世纪，无论在政治的或道德的基础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上层社会男子与下层社会女子的恋爱婚姻。

但是15世纪最高的和最受人仰慕的非婚生形式是雇佣兵队长，他无论是什么出身，自己已升到了独立的统治者的地位。说到底，诺曼人在11世纪占领南意大利就属于这一性质。那时这种企图开始使这个半岛处于不断的动荡中。

一个雇佣兵队长在他的雇主由于缺乏金钱或者军队而以此方式为他提供生计时，即使不经过夺权，也有可能获得一个地方的君主身份。雇佣兵队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即使暂时解散了他的大部分军队，也需要一个能够建立冬营并储藏军需物品的安全地方，第一个获得这样的君主身份的队长是约翰·霍克伍德，他被教皇格雷戈里十一世封为巴尼亚那卡瓦洛和科蒂尼约拉地方的君主。当意大利的军队和统治者们与阿伯利哥·达·巴比亚诺的共同势力开始强大时，就有了更多建立一个公国或者扩张一个已建立公国的机会。第一次血腥的重大军事暴乱发生在吉安加利佐死后（1402年）的米兰公国。他的两个儿子所施行政策的目的，主要是消灭雇佣兵队长们所建立的新暴君专制政权；从这些雇佣兵队长中最大的法西诺那里，维斯康提家族继承了很多城市和40万金弗罗林，以及法西诺的寡妇，不用说还有比阿特丽丝·第·丹达所带来的她前夫的士兵。从那时起，15世纪所特有的、政府和它们的雇佣兵队长之间的完全不道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虚虚实实、影影绰绰的老故事对此有如下描述：某城市（好像指的是锡耶纳）的人们曾有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军官，这名军官曾从外来侵略中解放了他们，每天这些人都在商议怎样回报他，商议的结果是，他们的力量太微弱，即使选他做那个城市的君主，也不足以酬报他的恩德。最后，其中一人站起来说：“让我们杀了他，然后把他当作我们的庇护圣徒来崇拜吧！”然后他们这样做了，仿照罗马元老院处置罗慕路斯的先例。事实上，雇佣兵队长们有理由最畏惧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打了胜仗，他们就成了危险人物，就像罗伯托·马拉泰斯达，为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打了胜仗后就被处死（1482年）；如果他们打了败仗，威尼斯人对卡马尼约拉的报复给他们显示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1432年）。这种处境道德上的特点是，雇佣兵队长常常不得不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当人质，尽管如此，他们不仅自己不放心，别人对他们也不放心。他们必须一直是克制私欲的英雄，本性像贝利撒留将军那样，不为仇恨和怨毒所腐蚀；只有最完美的优秀品质才能拯救他们免于罪大恶极。那么我们如果发现他们对一切神圣的事物充满蔑视，对他们的同胞——那些不关心自己是否会死于教会禁令的人——残忍而奸诈，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与此同时，迫于这种形势，他们中许多人的天才和能力获得了能想象到的最高度发展，并为他们赢得了部下的景仰和献身。他们的军队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支以统帅的人格魅力为唯一动力的军队。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一生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对他出身的任何偏见都不能阻止他必要时从他所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那里赢得无限忠诚并加以利用；不止一次，他的敌人一看到他，就放下了武器，恭敬地脱帽向他致意，每人都尊敬他为“所有军人共同的父亲”。斯福查家族有这种特别的，从它家族历史一开始，我们似乎就能追溯到的努力追求王冠的兴趣。这个家族的幸运基于家庭中惊人的人丁兴旺。弗兰切斯科的父亲亚科波本人就是一个名人，他有20个兄弟姊妹，都在法恩扎附近的科蒂尼约拉没经过多少管教地长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一直处于自己家族和帕索利尼家族之间在罗马尼约尔的无尽的族间仇杀的危险之中。全家人的住处只不过是一个军火库和堡垒，母亲和女儿们都像家中男子一样地尚武好战。亚科波13岁时，离家逃到班尼加尔的教皇雇佣兵队长博尔德利诺那里——此人甚至死后还在继续领导他的军队，命令从停放着涂有香膏的遗体的营帐中发出，直至最后找到了合适的统帅来接替他。当亚科波在为不同的雇佣兵队长服务中最终使自己变得实力强大时，他派人把他的亲属找到一起，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如同一个君主从人口众多的王国那里所得到的同样的好处。当他被俘在那不勒斯的乌奥沃城堡里做阶下囚时，是他的亲属保住了军队免于解散。他妹妹亲手拘捕王室使者，并把他们关进监狱，以这种报复手段拯救了他的生命。亚科波在金钱问题上绝对值得信赖这件事，表明他做事深谋远虑；甚至在他打了败仗的时候，他都能从银行家那里得到钱。他经常保护农民免遭军队的骚扰，并且情非得已才摧毁或破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他为了免除与王室姻亲联盟关系的束缚，让他众所周知的情妇，即弗兰切斯科的母亲露西亚嫁给了别人。即使他亲属的婚姻也都是按照一定的计划来安排的。他远离同时代人的邪恶放纵的生活，并抚养儿子弗兰切斯科，遵从三条诫律：“不要染指别人的妻子；不要殴打你的追随者，或者如果你打了他，就把受伤的人发配远方；不要骑难咬马嚼子的马或脱落了蹄铁的马。”但他的影响力主要源自他即使不是一个伟大的将军，至少他也拥有一个伟大的军人所具有的品质。他的体格孔武有力，并且通过各种锻炼得到增强；他那一张农民的面孔和坦率直白的性格赢得大众的欢迎；他的记忆力惊人，经过多年之后仍能记起部下的姓名、他们马匹的数目和他们薪俸的数目。他所受的教育纯粹是意大利式的：他利用闲暇时间研读历史，并命人翻译了许多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以供参考。弗兰切斯科，他那比他还著名的儿子，从一开始就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通过其卓越的统率才能和对任何事都毫不犹豫的奸诈作风，拥有了米兰这座伟大的城市（1447—1450）。

他的榜样具有感染力量。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对于这一时期曾写道：“在我们这热爱变革的意大利，在这个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地方，在这个古代的王朝已不存在的地方，一个佣人轻易地就能变成国王。”有一个特别的标榜自己是“幸运之人”的人，让全国人们充满了想象：他是尼科洛的儿子亚科波·皮奇尼诺。他是否也能成功建立一个王室，这是一个当时激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较大的国家明显要阻止它，甚至弗兰切斯科·斯福查也认为那张自我封君的名单最好不要再扩大了。但是在当时，例如，亚科波·皮奇尼诺想要做锡耶纳的君主时，那些被派去攻打他的兵士和队长们却意识到拥护他对他们自己有利：“要是他完蛋了，我们就不得不回家去种地。”甚至把他围困在奥贝泰罗期间，他们还给他给养；并且他体面地脱离了困境。但是最终命运突袭了他。在他（1465年）访问了米兰的斯福查之后，去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那里的时候，全意大利都在就他此行的结果打赌。尽管他得到过保证，尽管他和权贵有联系，他还是在乌奥沃城堡里被人谋杀了。连通过继承而获得领地的雇佣兵队长也从来没有感到他们自己是安全的。当罗伯托·马拉泰斯达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一个在罗马，另一个在波洛尼亚，在同一天去世的时候（1482年），人们发现他们曾建议把自己的国家交给对方来治理。为反对胆大妄为之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被认为是允许的。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年轻时娶了一个富有的卡拉布里亚女继承人波丽森娜·露莎，即蒙达多女伯爵，生下一个女儿；而她的姑母却毒死了母女二人，从而攫取了继承权。

自皮奇尼诺死后，由雇佣兵队长建立新国家的所作所为成了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丑事。四个伟大的政权，那不勒斯、米兰、教皇政权和威尼斯，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容许有任何干扰的政治均衡。在教皇的属邦里，蜂拥着许多小暴君。其中部分是，或者曾经是雇佣兵队长，自教皇西克塔斯四世的时代以来，历任教皇的侄子们独占了所有这些暴君所承担事务的权利。但是一有政治危机的苗头，这些做过雇佣兵队长的军人们就又出现在现场。在教皇英诺森八世的邪恶治理下，有一个从前曾在勃艮第军队中服役的叫博卡利诺的人，几乎要把自己及其统治下的奥西莫镇献给了土耳其军队；幸运的是，由于庄严之人洛伦佐的干涉，他愿意拿到一笔钱后离去。在1495年，当查理八世的战争把意大利搞得天翻地覆时，布雷西亚的雇佣兵队长维多韦罗试了试自己的实力：他已经夺取了切泽纳市镇并屠杀了很多贵族和自由民；但却没攻下城堡而被迫撤退。然后他率领着另外一个恶棍——已经谈到过的罗伯托的儿子、威尼斯的雇佣兵队长、里米尼的潘多福·马拉泰斯达——借给他的一队人马，从拉文纳的大主教那里强夺了乌奥沃城堡。威尼斯人，恐怕情况变得更糟糕，也是受教皇的催促，命令潘多福，“怀有最善良的意愿”利用一个机会逮捕了他的好朋友维多韦罗：尽管逮捕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进行的，但接着传来了把他送到绞刑架上的命令。潘多福体贴地在监狱里先勒死了他，然后把尸体给人们看。这种篡位者的最后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著名的慕索城堡总管，他在帕维亚之战（1525年）后的米兰领地的混乱中，在科莫湖畔临时拥有了统治权。 X+Pbvi6anwrQS8lxHpn2HH87i1Qop/J6nLUqfuDGtogaqKioCCywfjYsA+pKBc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