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大大小小施行暴政的国家证明像这样的事例一直在持续。他们的恶行昭著，并且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不断详细描述。作为只能依靠自己而生存，并为此目的科学构建内部组织的国家，它们比历史故事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由于有目的地采用了当时意大利之外的君主未想到的手段，并把此手段与国内实行的几乎绝对的权力相结合，所以在暴君中产生了奇怪的人和奇怪的生活方式。一个精明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要诀是：尽可能在他所发现的或者在他起初安排的项目上征税。主要的收入来源包括：根据估定价值所征收的土地税、有明确数额的消费品税、进出口货物关税，还有统治家族的私有财产。税收增加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上的更加昌盛。像我们在自由城市里所见到的贷款，在这里是没有的。只要公信力不动摇，经过周密计划实行的没收所获得的钱财被认为是一种可取的筹款方式——例如，由迫使财政官下台并抢夺其财产这一真正东方人的方式来达到的一种目的。

从此收入中支出小朝廷、卫兵、雇佣军和公共建筑的费用，以及服侍君主个人的滑稽演员和其他有特长人员的费用。暴君统治的不合法使他陷于孤立，并不断被危险包围。他所结成的最值得尊敬的联盟就是有知识的人，而不管其出身。13世纪北方君主只限于对骑士和歌功颂德的贵族豪爽大方，而意大利的暴君做法不同。他渴望声名，热衷不朽的作品，因此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与诗人、学者为伍，他感觉自己处于一个新的位置，确实，他觉得自己几乎拥有了新的合法性。

在这方面，没有其他君主比维罗纳的统治者坎·格兰德·戴拉·斯卡拉更出名，此人在宫廷中招待著名的流亡者，在整个意大利的代表中是数一数二的。文人并非不感激。彼特拉克因拜谒这些人的宫廷一直受到的指责，描述了一幅14世纪君主的理想图画。他虽然向他的保护人帕多瓦君主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是他提出的方式却表明，他认为是君主是有能力实现的。

您一定不要做臣民的主人，而要做他们的父亲，像爱您自己的孩子、爱您自己的身体一样爱他们。武器、卫兵和军队，您可用来抵御敌人；而对于您的臣民，善意足矣。提到人民，当然，我指的是那些热爱现存秩序的人；至于那些每天渴望变革的人，他们是谋反者和叛徒，对他们要通过严苛的法律加以惩治。

接着，文章对国家的无限权力进行了详细、完全现代式的描述。君主应该掌管一切事务，维护和修建教堂和公共建筑，维持城市秩序，排净沼泽的水，监督酒类和粮食的供应；摊派捐税时，使人民认识到税收的必要性；他还要帮助病人和无助者，并保护和招待优秀学者，这些人影响到他后世声名的流传。

但是，这种制度不管有什么闪光点和个别统治者的优点，14世纪的人们仍然多多少少明显意识到这种大多数君主国家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像这样的政治组织机构的安全与其疆域的大小成正比，这样就驱使着较大的王国不断吞并较小的国家。当时，上百个小君主牺牲在了维斯康提这一个家族手中。这种外部的危险直接导致内部无休止的骚乱。这种局势对统治者的性格一般造成了最坏的影响。握有绝对的权力、沉溺于奢华、放纵自私，还有敌人及谋反者所带来的危险，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使他变成最坏的暴君。要是他能信任最近的亲戚就好了！但是在一切都不合法的情况下，无论是王位的继承，还是统治者财产的分配，都不可能有规范的继承法；因此，如果继承者无能或未成年，为了家族本身的利益，他就可能被更果敢坚定的叔伯或堂兄弟所取代。对私生子的承认或排除是争斗的根源，因此这些家庭大多数都被一群心存不满和伺机报复的族人所困扰。这种情况引起一次次叛乱和家族杀戮的可怕场面。有时，觊觎王位者流亡在国外，像维斯康提家族，当时在加达湖上捕鱼为生，却冷漠而又耐心地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当对手的使者询问他们中的一位，他考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回米兰时，他回答道：“和当年驱逐我的那些人一样的方式，但要等到他的罪恶超过我当年罪恶的时候。”有时，暴君十分恶劣地违背了公众的道德，基于拯救家族的考虑，他被其亲属所杀，以平息他所引起的公愤。有几个这样的情况，政府掌握在整个家族手中或至少统治者必须要听从他们的意见，在这里，对财产和权势的分配也常常引起激烈的争夺。

这整个制度激起了当时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切而持久的仇恨。即使暴君用以给民众留下印象而不是满足自己虚荣心所举办的庆典排场，也引起了作家们最辛辣的嘲讽。有人胆敢冒险，如果落入作家手中，那就倒霉了。像比萨的崛起者阿盖罗总督（1364年），常常手持金杖，骑马出行，有时出现在王宫的窗口，让民众观看。“像遗物被展览”，他斜倚在绣花织物和软垫上，被跪着的侍从像服侍教皇或皇帝一样服侍着。然而，佛罗伦萨的老作家们常常以一种高傲的严肃语气来谈论这个话题。但丁清楚地看出新君主的野心勃勃与粗俗平庸。他们的喇叭和钟铃，他们的号角和长笛，有何意义？不过是警示“刽子手来了，抢劫者来了”。暴君的城堡像大家所想象的，是一座高耸孤零的建筑，里面布满了地牢和偷听管道，是残忍和痛苦之源。对于所有那些为暴君服务的人，已经预先被告知要遭到不幸，即使暴君自己也最终变成了让人可怜的对象，他们必然成为所有善良正直的人们的敌人，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并且从他臣民的脸上能够读出期待他下台的信息。随着暴君专制国家的崛起、发展和巩固，在其中也暗暗滋长着注定使它们瓦解和灭亡的因素。但是还没谈到这种憎恨的最深层根源，佛罗伦萨当时是人类个性得到最丰富发展的地方，而对于暴君们，除了他们自己的以及最亲近依附者的个性外，不容忍其他人个性的存在和发展。严格实施对个人的控制，甚至建立了护照的制度。

许多暴君迷信占星术、不信仰宗教，在同时代人心中，这种被上帝舍弃的可怕的存在被涂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当卡拉拉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不能再保卫遭受瘟疫袭击的帕多瓦的城墙和城门，四面又被威尼斯人所包围时（1405年），卫兵听到他对魔鬼喊道：“杀死我吧。”

从乔万尼大主教去世后（1354年），在米兰的维斯康提家族中无疑能发现14世纪最完整的、最具启示性的暴君专制的类型。贝尔那博和罗马最坏的皇帝家族是多么相像啊。当时人们生活的重中之重就是君主的野猪狩猎活动，不管是谁，只要妨碍狩猎，就施以极刑。满心恐惧的人们被迫喂养5000头猎犬，并要严格保证它们的健康和安全。君主想尽一切办法强征各种捐税；他的7个女儿每人得到一笔10万金弗罗林的嫁妆；他还搜刮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他妻子去世时（1384年），他向臣民发布一个告示，要他们分担他的哀伤（就像他们曾经分享他的快乐一样），并且要穿丧服一年。他的侄子吉安加利佐使他就范于自己权力之下的“突袭事件”（1385年）——至今仍使后世的历史学家惊心动魄的著名阴谋之一——清楚刻画出吉安加利佐的性格特征。

在吉安加利佐身上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大部分暴君所具有的对修建巨大工程的狂热。他以30万金弗罗林为代价，承担了巨大堤坝的建造工程。必要时，把明乔河水从曼图亚改道，把布莱塔河水从帕多瓦改道，结果，致使这两个城市全无防御能力。事实上，他很可能考虑要排干威尼斯的湖水。他在帕维亚修建了女修道院中最好的切尔托莎修道院；并修建了雄伟壮丽超越基督教界所有教堂的米兰大教堂。帕维亚王宫由其父加利佐初建，他在位时竣工，很可能是欧洲王宫中最宏伟的。他把他著名的图书室和他所收集的大批圣贤遗物（对此他有一种奇怪的信仰）转移至此处。要是这种性格的君主对政治没有最高野心的话，那真让人感到奇怪。温切斯劳斯国王封他为大公（1395年），当他病逝时（1402年），他所渴望的只是意大利王国或帝国的王冠。据说，单单一年，他整个领地付给他除了120万金弗罗林的常规贡赋外，还有不少于80万金弗罗林的特别补贴。在他死后，他用各种武力统一起来的领地四分五裂了；并有一段时期，他的继任者连维持原来的核心王国都有困难。他的儿子乔万尼·马利亚（死于1412年）和菲利波·马利亚（死于1417年），若是生活在不同国家，或身处其他传统中，不好说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但是，作为这个家族的后嗣，他们继承了一代代积累的残忍和怯懦的可怕资产。

乔万尼·马利亚也以他的狗著称，然而这些狗不再用来打猎，而是专为撕扯人肉。它们的名字像皇帝瓦伦廷尼安一世的熊一样一一流传下来。1409年5月，当战事正酣，饥饿的人们在街上向他喊着“和平！和平！”时，他派雇佣军扑向他们，200人被夺取了生命；他禁止人们说“和平”和“战争”这两个词语，违者处以绞刑，加以严惩，并且命令牧师“赐给我们安宁”来取代“赐给我们和平”。最后，一群谋反者利用这个丧心病狂的统治者的雇佣兵大队长法西诺·凯内在帕维亚生病的时机，在米兰的圣哥达多教堂杀死了乔万尼·马利亚。同一天，奄奄一息的法西诺让其部下宣誓效忠继任者菲利波·马利亚，他自己要求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嫁给菲利波·马利亚，他妻子比阿特丽丝·第·丹达听从了他的劝告。在文章的后面我们要讲到菲利波·马利亚。

在这样的时期，柯拉·第·利恩奇梦想在腐朽的罗马居民摇摇晃晃的热情上建设一个即将危及整个意大利的新国家。他和我们已描述过的那些统治者相比，好像不过是个可怜的自欺欺人的傻瓜而已。 WFWbJ0LjpJz3hhEsxVCyUocmXeAx0kZniPs+ngkpVkAY+9NFtNSl5YZAtBNXCf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