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题目从最严谨的字面意义来说是一篇论文的题目。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他自己是以何等有限的方法和力量来进行如此艰巨的工作的。即使他能更自信地看待自己的研究，也很难由此就对获得有识之士的认可多一分把握。也许任何一种文化在每个人的眼中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画面；在探讨一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现在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时，必然会随时显示出作者和读者个人的判断和感觉。正如我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冒险航行时可能面临许多路线和方向，本书采用的研究材料在别人手中也很可能因处理方式和应用方式迥异，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的确，本课题非常重要，仍需进一步的探索，也许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起来更具优势。如果有人耐心倾听，并对本书加以整体的评判，我们就很满足了。撰写文化史的最大困难在于，为了各方面易于理解，一个伟大的智识进程必须被分成一个个阶段，并且常常近乎武断地予以分门别类。我们原打算写一本专门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著作来弥补一些本书未及论述的内容——然而，此想法只得到部分的实现。教皇们与霍亨斯陶芬王朝之间的斗争使意大利处于一种与西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在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封建制度组织极其严密，以至于当它解体时很自然地成为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在德国，封建制度至少有助于维持帝国表面上的统一；而意大利几乎已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14世纪的历代皇帝，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不再是作为封建领主而是作为已存各势力可能的领袖和支柱，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敬。而罗马教皇政权及其傀儡和同盟，有力量阻止未来的国家统一，本身却无力完成统一。在皇帝和教皇政权之间，有许多政治组织——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一些历史较久，一些刚刚兴起，这些政治组织只是依靠维持自己生存的实力才得以存在。从它们身上，我们第一次觉察到欧洲的现代政治精神，即随心所欲以及经常呈现出的极端自私的最恶劣特征，侵害每一种权利，扼杀健康文化的每一个萌芽。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阻止了或以任何方式补偿了这种邪恶的趋势，历史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事实——经过深思和谋算所产生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品的国家。这种新生活以千百种形式，在共和国家和专制国家中表现出来，也决定了他们的内部政治制度，还有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探讨范围仅限于由专制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更完整、更明确的国家类型。

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帝国，在弗里德里克二世改革之后，为暴君统治下的国家的内部情况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近似写照。弗里德里克，这位首位登上王位宝座的现代型的统治者，由于成长于邻邦撒拉森人的叛乱和危险中，因此很早就习惯于非常客观地处理各种事务。他对撒拉森国家的内部局势和管理情况的熟悉以及与教皇的殊死斗争，迫使他及其对手倾尽全力应付此事。弗里德里克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在1231年之后），目的是完全摧毁封建政体，把人民变成无意志、无反抗手段却最能为国库带来收入的广大群众。他用一种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国家无人知晓的方式，把整个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于一身。任何职位的任用都不需要人民的选举，如有提出异议的地区，则摧毁其城池，把其居民变为奴隶，以示惩罚。各种赋税，根据综合评估以及伊斯兰教国家的做法，以残酷而严苛的方式来征收。的确，如果不以此方式，要想从东方人那儿收到钱是不可能的。简言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民，而仅仅是一群唯命是从的臣民。比如，不经特别许可，不准与外国人结婚并且绝不允许在国外求学。那不勒斯大学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所限制学习自由的大学，而东方各国，在这些方面不管怎样是不限制他们的年轻人的。弗里德里克按照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做法，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在地中海各地进行贸易，把许多商品垄断在自己手中，并以各种方式限制臣民的商业活动。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尽管不信仰秘教，但至少在初期，他们容忍人民的各种宗教信仰。而弗里德里克却通过设立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来建立他的政府体制。当我们记起他以异教徒之名迫害自治城市的自由民代表时，这种宗教法庭似乎更应予以谴责。最后，国内警察，还有对外作战的军队的核心，是由从西西里带到诺切拉和卢切拉的撒拉森人组成的——这些人对人民痛苦的呼声置若罔闻，并且也不在乎教堂的禁令。后期，人民因为久已不习武备，只好坐视曼弗雷的灭亡和安茹的查理攫取政权，后者发现这一体制行之有效，便继续使用。

这个实行中央集权政治的皇帝身边还出现了一个最令人感到奇怪的篡位者，即他的代理主教及女婿埃兹利诺·达·罗曼诺。他不是任何政府或组织的代表，因为他所有的活动都浪费在了北意大利东部地区的最高权力的争夺上。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典型人物，他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他的保护人弗里德里克皇帝。在此之前发生在中世纪的征服和篡权，不是以真正或虚假的继承权为理由，就是以反对不信教者和开除教籍的人为借口。在这里，第一次公开通过大屠杀和无休止的暴行努力建立政权，总之，采用一切手段，只为达到最终目的。埃兹利诺的后继者们，甚至凯撒·波几亚，也比不上埃兹利诺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但是先行者的榜样是不会被人忘记的，他的灭亡在各国并没带来正义的回归，也没有起到对后来篡位者的警示作用。

在这样一个时期，生为弗里德里克臣民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徒劳地创立了君主立宪的理论，提出君主应得到由自己命名的上议院的支持，并且君主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这些理论在讲堂外得不到任何反响，并且弗里德里克和埃兹利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意大利13世纪伟大的政治形象。他们那带有半传奇色彩的人物性格构成了《古代故事百篇》中最重要的主题，这本书无疑是在本世纪创作的。在讲述埃兹利诺的故事中，由于他给人以威力无边的印象而让人心生敬畏。从亲历者的编年史到后来诗人们半神话式的悲剧作品，埃兹利诺的形象已成为整个文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