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会的教皇政府和领地是这样奇怪的产物，以至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在确定意大利城市国家的一般特点时，只是偶尔提到过它们。其他国家极感兴趣的对于政治计谋的审慎选择和改变适应，我们在罗马却很少看到；因为在这里，宗教权力经常能够掩盖或弥补世俗权力的缺陷。在14世纪和15世纪初，当教皇被带到阿维尼翁监禁起来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像火炙烤般的多么严峻的考验啊！起初，一切都陷于混乱之中，但教皇有金钱、军队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将军——西班牙人阿尔沃诺斯，他重新使这个教会国家完全顺服。在教会分立时，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终解体的危险更大，那时罗马教皇和法国教皇双方都没有充足的财力重新征服新近丢失的国家；但这在罗马教会恢复统一之后，在马丁五世时做到了，而在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危险时，又在尤金尼斯四世时做到了。但是这个教会国家在意大利的各个政权当中一直是个完全异常的国家；在罗马本城及其附近，教皇正遭到科伦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安吉拉拉等大家族的公然反抗；在翁布里亚、边境地区、罗马涅和那些市民共和国——教皇政府对于它们的忠诚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感激——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它们已经被一群大大小小的君主王朝所取代，这些王朝的忠诚和服从并不重要。作为靠自身的能力而自我独立的政权，它们只关注自己；从这一点来看，它们之中最重要的王朝我们已讨论过。

尽管如此，也几乎不能省却对教皇政府作几句一般的评述。在15世纪的进程中，新的奇怪的危险和考验降临到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在各方面控制它，并且把它拉进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这些危险中最次要的来自人民或来自外国；最严重的根植于教皇们自身的性格。

此刻，让我们先撇开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国家不论。当教皇政府在意大利面临致命危险时，它没有也不可能从当时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兰西，或者从被玫瑰战争牵涉很大精力的英格兰，或者从当时秩序混乱的西班牙王国，或者从新近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被出卖的德意志获得一点帮助。在意大利本国，有一些受过教育，甚至没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的民族虚荣心因教皇政府的意大利性质而感到荣幸；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取决于教皇政府具有和保持这种性质；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信仰教皇赐福和授任圣职的功德；其中像维特洛佐·维特利那样臭名昭著的罪人，在教皇的儿子令人把他绞死的时候，还在祈求亚历山大六世赦免他的罪恶。但是，就是把所有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从敌人手中拯救教皇政府，要是后者真正认真起来，并且知道怎样利用人们对这个制度的妒忌和仇恨的话。

就在指望外援如此渺茫的时候，在教皇政府内部出现了最危险的症状，像它此时这样，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政府的精神生活做事，它就不能不像它们那样遭受同样阴暗的经历；但是，它自身特殊的本性给予这些阴影一抹特有的色彩。

就罗马这个城市本身而论，它内部的煽动力量微乎其微，如此众多的是被人民的骚动驱逐之后又回来的教皇，并且教廷驻在罗马对于罗马人的利益，意义如此重大。但是，罗马不仅有时候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反教皇的激进主义，而且在当时所策划的最严重的阴谋中，表明有来自外部的无形操纵。斯蒂法诺·波尔卡罗反对尼古拉五世（1453年）——那位对这个城市的繁荣付出最多的教皇——的阴谋就是如此。波尔卡罗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教皇的统治，他有杰出的同谋者，尽管他们的名字没有留传下来，但肯定能在当时意大利的国家政府里找到。就在这位教皇的任期内，洛伦佐·瓦拉以希望罗马教会国家快速世俗化，作为他那著名的反对君士坦丁礼物的慷慨激昂演说的结论。

教皇庇护二世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卡提里那集团（1460年），同样坦率地公开宣称，他们决心推翻教士的政府，这个集团的领袖提伯吉奥把责任推在确定他那一年能实现愿望的占卜者身上。罗马的几个主要人物塔伦特君主、亚科波·皮奇尼诺雇佣兵队长都是提伯吉奥的同谋和支持者。确实，当我们想一想富有的高级教士的邸宅中所积聚的赃物——阴谋者尤其关注阿奎莱雅枢机主教——我们很惊讶，在一个几乎不设防的城市，这样的企图竟然没有更频繁、更成功。教皇庇护二世宁愿住在任何地方也不愿住在罗马，保罗二世则被置于极大的不安之中，因为一些被撤职的人在普拉提那的指挥下将梵蒂冈围困了20天。要是教皇政权不根除那些贵族集团——这些抢劫帮派正是在其保护下才出头肇事的——它早晚一定会是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

这一任务由可怕的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承担起来。他是第一个把罗马和邻近地区完全置于他控制之下的教皇，特别是在击败了科伦纳家族以后，无论是在他的意大利政策上还是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他都敢于以蛮横无理的挑衅态度行事，并蔑视来自欧洲各地的怨言和召集宗教裁判会议的威胁。他用买卖圣职的办法来获得他自己必需的钱款，这种买卖的范围之广一下子增加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从枢机主教的任命到最小恩惠的赐予无不如此。西克塔斯自己若不求助这种手段就不会得到教皇的高位。

如此普遍的腐败也许早晚会给罗马教廷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这还是不可知的未来之事。裙带关系就不是如此了，它一度产生了导致教皇政权彻底毁灭的威胁。在所有的“族亲”中，枢机主教彼埃得罗·利阿里奥起初享有西克塔斯主要，几乎是全部的宠爱。很快他就吸引了全意大利的目光，部分是由于他那极度奢华的生活，部分是由于有关他反对宗教和他政治计划的传言。他和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公爵商定（1473年），后者成为伦巴第国王，然后后者供以金钱和军队帮助他回到罗马，登上教皇的宝座；好像西克塔斯会自愿地向他屈服。这个计划，通过使教皇职位世袭制，最终会使这个教皇国家世俗化，但因彼埃得罗的突然去世而失败。第二个“族亲”吉罗拉谟·利阿里奥，一直是个俗世的人，没有寻求过教皇职位。从这个时候起，这些“族亲”因为要为自己建立世俗的君主国，变成了意大利混乱的新根源。教皇们甚至试图实现他们对那不勒斯所提出的封建权益的要求，以讨他们的欢心。但是，自从卡利克塔斯三世失败后，这样的计划不再可行了，吉罗拉谟·利阿里奥在征服佛罗伦萨（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地方）的企图失败后，也不得不满足于在教皇领土范围内建立国家。罗马涅的君主们和城市暴君们威胁着要彻底摆脱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面临着很快变成斯福查或威尼斯人的猎物的危险，这时罗马出面阻止它，这样做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和状况下，谁能保证已变成君主的“族亲”及其后人对于他们已不再在乎的教皇会继续服从呢？即使在教皇的一生中，他对于自己的儿子或侄子也并不总是有把握，因此驱逐前任教皇的“族亲”而代之以自己“族亲”的诱惑非常强烈。整个制度对于教皇政权本身的反作用具有最严重的性质；所有无论世俗的或者宗教的强制手段，为了道德上最不可靠的目的而被毫无顾忌地使用，教皇的所有其他目标相对于这些目的都被变成从属的了。当这些目的不惜以革命和流放的一切代价达到的时候，一个只对毁灭教皇政权最感兴趣的王朝就建立起来了。

在西克塔斯去世的时候，吉罗拉谟只能靠他自己的最大努力和他妻子的娘家斯福查家族的帮助，来维持他篡夺的弗尔利和伊摩拉的世俗君主政权。在西克塔斯去世之后的选举教皇会议上（1484年）——英诺森八世在此会议上当选——发生了一件似乎给教皇政权提供一个新的外部保障的事件。两个枢机主教，同时是统治家族的君主——费兰特国王的儿子阿拉戈纳的乔万尼和摩尔的兄弟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最厚颜无耻地卖掉了他们的选票；因此，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家族，由于能够获得赃物，不管怎么说，对教皇制度的继续存在变得有兴趣。在下届选举教皇会议上，除五人外，当所有的枢机主教都出卖自己时，阿斯卡尼奥又一次获得巨额贿赂，但并未抱有在下一次选举中自己会成为被支持的候选人的希望。

至于“豪华者”洛伦佐，极力希望美第奇家族不要两手空空被发配远方。他把自己的女儿玛达丽娜嫁给新教皇——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有孩子的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克托·奇博，他不仅期望他自己的儿子枢机主教乔万尼，即后来的列奥十世能得到种种恩惠，而且也期望他的女婿能快速升迁。但关于后者，他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事。在英诺森八世统治下，国家曾由其建立起来的蛮横鲁莽的裙带关系失去了任何机会，因为弗兰切斯克托自己是个卑劣的家伙，像他的父亲教皇一样，他寻求权力只是为了最卑下的目的聚敛钱财。然而，父亲和儿子施政的这种方式早晚一定会导致最后的大灾祸——国家的解体。要是西克塔斯是通过出售宗教的高位和恩典的办法来充实他的国库的话，那么至于英诺森和他的儿子，则是设立了一个出售世俗恩典的部门，这里高价出售对谋杀罪和屠杀罪的赦免。每一笔罚款中有150金币付给教皇的国库，多出来的钱归给弗兰切斯克托。罗马，在这个教皇任期的后期，蜂拥着有执照的和没执照的暗杀者；西克塔斯曾开始压制的宗派集团又和以前一样活跃起来；在梵蒂冈受到很好保卫的教皇，对于时不时地设置一个陷阱，偶尔能捕获一个富有的犯罪者感到满意。对于弗兰切斯克托，主要问题是知道在教皇去世时能够用什么办法带着装得满满的宝箱逃跑。他最终在听到他父亲死亡的一个假报告时（1490年）暴露了自己，他企图带走教皇国库中所有的钱，当这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时，他坚持无论如何土耳其的王子杰姆必须和他一起走，作为一个活资本，以备卖个好价钱，也许卖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很难估计遥远时期的政治可能性，但我们禁不住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罗马是否在这样的两三任教皇之后还能幸存下来。甚至对于欧洲信仰宗教的国家，让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仅旅行者和朝圣者，而且罗马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使团人员，都在罗马的邻近地区被剥得只剩衬衫，并且使节们经常还没踏足城内就不得不转回来——也是非常鲁莽的。

对于才华横溢的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这样的状况与其深受鼓舞的权力概念和权力乐趣是不相容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公共秩序——至少是暂时恢复——和按时支付一切薪金。

严格地说，像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意大利文明的空话一样，既然波几亚家族和那不勒斯的家族同样都不是意大利人，这个教皇可以忽略不谈。亚历山大在公众场合和凯撒说西班牙语；露克瑞佳一进入费拉拉，就在那儿穿着西班牙服装，受到西班牙滑稽戏演员的歌唱欢迎；他们的心腹侍从，也像在1500年战争中凯撒最声名狼藉的军队一样，由西班牙人组成；甚至他的绞刑刽子手唐·米切莱托和他的下毒杀手塞瓦斯蒂安·平松·克里蒙尼斯似乎同样是西班牙籍。除其他成就外，凯撒以真正的西班牙方式在围起来的场地中按照斗牛术的规则杀死了六条野公牛。但是，在这个家族里似乎已达顶点的罗马的腐败，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已经得到高度发展。

他们的为人以及所做的事情经常被详细地描述着。他们的直接目的——实际上他们达到了——是彻底征服这个教皇国家。所有那些小暴君——其中大部分是教廷多少有点难以驾驭的封臣——都被驱逐或消灭了，就是在罗马城内，所谓的圭尔夫派的奥尔西尼以及所谓的吉伯林派的科伦纳这两个大宗派集团也被消灭了。但是，所采用的手段具有极为恐怖的性质，要不是父亲和儿子同时被毒死这件事的突然介入而改变了整个局势的面貌的话，这些手段当然会最终导致教皇政权的毁灭。基督教界道德上的愤慨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当然不是招致危险的什么大不了的根源；在国内，他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迫使人们恐惧和服从；外国统治者被争取到他那一边，路易十二甚至尽全力帮助他。整个欧洲的人民几乎想不出在中部意大利正在发生什么事。唯一真正充满危险的时刻——当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时候——意外幸运地过去了，就是在那时，也不是教皇政权处于如此的危险中，而是亚历山大有被一个更可尊敬的教皇所取代的危险。教皇政权巨大、永久和日益增长的危险存在于亚历山大本人，尤其是在他儿子凯撒·波几亚的身上。

在父亲的天性中，野心、贪婪、肉欲与坚强和才华横溢的品质结合在一起。所有来自权力和奢侈的享乐，从他教皇任期的第一天起，就最大部分地授予了自己。为达此目的，在手段的选择上，他毫无顾忌；人们马上知道了他会为他选举时所受的损失赔偿自己更多的钱财，并且卖者的买卖圣职罪将会远远超过买者的买卖圣职罪。必须记住，亚历山大先前所担任过的副财政大臣和其他职务已经教会他比教廷的任何其他成员对于各种收入来源都更熟悉，更能实际利用。早在1494年，一个白袍僧，热那亚的亚当——他曾经在罗马讲道攻击过买卖圣职一事——被发现遭人谋杀在床上，身上有20处伤。如果不付出巨额的金钱，几乎没有一个枢机主教能得到任命。

但是，当教皇逐渐受到儿子凯撒·波几亚影响的时候，他的暴力措施就呈现出那种必然对所追求目的起作用的凶暴残忍的性质。在和罗马的贵族以及罗马涅的暴君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在背信弃义和野蛮程度方面甚至超过了世人所熟悉的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统治者们的措施；而那种欺诈天赋也更高一筹。凯撒孤立父亲，谋杀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或者是这些人得到教皇恩宠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地位于他不利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实在是骇人听闻。亚历山大被迫默许谋杀他最爱的儿子，甘底亚公爵，因为他自己每时每刻也都生活在对凯撒的恐惧中。

凯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连在他暴政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并且实质上已是这个教皇国家的主人时（1503年），那些站在他左右的人们所给予的谦虚回答是，公爵只是希望镇压宗派集团和暴君们，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了教廷的利益；至于公爵自己，除罗马涅的君主身份外，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所有后来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伦纳两大家族，他已赢得了教皇们的感激。但是没人愿意承认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教皇本人，当把他的儿子托付威尼斯保护时，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讨论中，说得比这更透彻。“我要确保，”他说，“将来有一天教皇政府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凯撒当然也加上一句，没有威尼斯的同意，没人能够成为教皇，为此目的，威尼斯的枢机主教们只好团结在一起。他指的是不是他自己，我们不能说；不管怎么样，他父亲的声明足以证明他的目的在于教皇的宝座。我们进一步从露克瑞佳·波几亚那里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间接的证据，这是就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中某些段落很可能反映了她作为费拉拉的女大公允许自己使用的表达。在这里，也主要谈到了凯撒对于教皇政权的希望；但是时不时地也暗示了他对全意大利最高统治权的期望；最后使我们了解到的是，作为世俗的统治者，凯撒的这些计划是最伟大的，为了这些计划，他先前放弃了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事实上，凯撒，在亚历山大死后是否被选为教皇，都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保有这个教皇国家；但是在他犯了所有这些重大罪行后，就是作为教皇他也不可能永久地保有这个国家，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如果有人，那也是他能够使教廷的国家世俗化，为了保住这些国家，他将不得不这样做。除非我们受到很大的欺骗，否则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重大罪犯心怀隐秘同情的真正原因；只能希望凯撒，别无他人，“将从伤口中拔出剑来”，换句话说，就是消灭这个教皇政权——所有外国干涉和所有分裂意大利的根源。那些认为能揣测凯撒目的的阴谋者，当向凯撒提出托斯卡纳王国的希望时，好像是被轻蔑地打发走了。

但是，从他的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所有符合逻辑的结论都是无效的，这不是因为他的不可理解的天才——事实上他具有的天才的特点和弗里德兰大公一样少；而是因为他采用的手段与任何大而始终如一的行动方针不一致。确实，如果没有终止他统治的意外事件的发生，也许在他的穷凶极恶中存在着拯救教皇政权的前景。

即使我们假定他在这个教皇国家中消灭那些小暴君，除收获同情外别无所得，即使我们把那支由意大利的最优秀的官兵所组成、由列奥那多·达·芬奇作总工程师、在1502年继承财富的军队作为他伟大计划的证明，其他事实仍具有如此一种无理性的特点，以至于我们的判断，像当时的观察家们的判断一样，完全不知道如何解释它们。这类事实之一就是凯撒对于新征服国家的蹂躏和虐待，而他仍想保有和统治它。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教皇任期最后几十年的罗马和教廷的状况。无论是父子曾起草一份公布处死人员的正式名单，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谋杀事件，无论哪种情况，这对波几亚父子都是志在秘密消灭所有那些挡道的或者觊觎其遗产的人。在这些遗产中，现金和动产构成最小的一部分，教皇更庞大的收益来源是：那些教会高级僧侣由于被杀死而停发的薪俸，在这些职位空缺期间的该项薪俸，还有这些被害者的继任者所填补的空缺职位的价钱。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被谋杀的人，这些人中有主教、高级教士和其他人，因此整个罗马都在颤抖，害怕被公爵（凯撒）消灭。”他自己常常带着卫士们夜间在罗马城内漫步，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像提贝留一样害怕在白天会暴露他此时令人厌恶的相貌；而且也是因为要满足他杀人嗜血的疯狂欲望，也许甚至是对那些他不认识的人下手。

早在1499年，绝望的情绪如此巨大、如此普遍，以至于许多教皇卫士们都遭伏击被杀死。而这对波几亚父子不能用公开的暴力来袭击的那些人，就成了他们毒药的牺牲品。对于有些需要慎重的情况，他们使用一种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并不当场而是慢慢地、逐渐地起作用，并且能够放在任何菜肴或酒里而不被发现。杰姆王子在被亚历山大交付给查理八世（1495年）之前已经在一杯甜酒里喝下去一些。在这对波几亚父子事业的最后，他们由于偶然品尝了本来为一个富有的枢机主教准备的蜜饯反而被这种粉末毒死了。教皇史的摘录史官乌诺弗利奥·潘维尼奥提到了三个奉亚历山大之命被毒死的枢机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奇尔，并暗示还有第四个，即乔万尼·波几亚；而凯撒把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尽管也许富有的高级教士在当时很少有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种怀疑的。就连那些已经离开罗马城退居到某个地方市镇潜心书斋的学者也逃不脱这种无情的毒杀。一种隐秘的恐怖似乎笼罩着教皇；穿透墙壁和卧室的风暴雷电，在早些时候经常光顾惊吓他；在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的时候，它们被认为是“魔鬼的故事”。关于这些事件的故事，最后好像是通过有众多人参加的1500年的大赦年纪念盛典，被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所有国家；不需别的，只是那声名狼藉的赦罪券交易就足以让人把所有目光投向罗马。除了回国的朝圣者们，奇怪的白袍忏悔者也从意大利来到了北方，其中有来自这个教皇国家的伪装的逃亡者，他们不可能保持沉默。然而没人能估算出在这种流言蜚语和基督教界的愤慨变成亚历山大的紧急危险的根源之前，它们可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潘维尼奥在别处说：“要不是他为儿子进行的伟大计划由于去世而终止，为了得到所有其他富有的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的财产，他将会除掉这些人。”如果凯撒在他父亲去世时，自己没有卧病在床，他有什么不可能得到啊！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教皇秘密选举啊——他此时，全副武装，可以勒令由于他考虑周到地毒杀而人数减少的教皇选举团选举他——并且当时并没有法国军队在近旁！在做这样一种假设时，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假设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秘密选举会议，并且，在他很快去世后，是优里乌斯二世当选的会议——这两次选举都是全体反应的结果。

不管优里乌斯二世的私人道德可能是什么样，从根本上说他是教皇政权的救世主。他对于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各种事件的熟悉，使他对于教皇权威的根据和条件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这些根据和条件，他制定了自己的政策，并在这一政策上倾注他坚定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热情。他不是通过买卖圣职的方法而是在全体赞成中登上教皇宝座的台阶，而且不管怎样，随后他停止了教廷最高职位的不加掩饰的买卖。优里乌斯有亲信，其中有一些是卑劣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凌驾于“族亲”的诱惑之上。他的弟弟乔万尼·德拉·罗维里是乌尔比诺的女继承人——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的丈夫，他们结婚后在1491年生下一个儿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罗维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又是乌尔比诺公爵爵位的继承人。优里乌斯在别处——或者是在战场上或者是以外交方式——得到的东西，他都自豪地赠给了教会而不是他的家族；他把他发现处于解体状态的教会领土遗赠给完全屈服于他的继承者，因而增加了新领土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没有被划入教廷版图并不是他的错。在圣安吉洛城堡中储存的70万金币将会由地方长官只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为枢机主教，事实上是所有在罗马去世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并且这是通过最专制的手段做到的；但他没有谋杀或者毒死他们任何一个人。他在一个人在意大利被迫或者做锤子或者做铁砧的时代，在个性比最无可争议的权力更有力量的时代，亲自率领军队打仗，这对他来说是无可避免的需要，也为他带来诸多好处。如果说尽管他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然而他又比任何人都对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扎下稳固的根基贡献更大，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对于教皇政权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甚至，像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君主们只热爱反对教廷渎圣计划的时代里，教廷对谁能够比对西班牙更快地寻求真诚而持久的尊敬呢？但尽管这样，他那种既不吞咽愤怒也不隐藏真正好意的强有力的独特本性，整体给人一种对于他的处境非常有利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够比较敢于问心无愧地召集一个针对罗马的宗教会议，以公然蔑视全欧洲的反对派所提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叫嚷。一个这种类型的统治者需要某个体现他的概念的伟大外部象征；优里乌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中找到了它。大教堂重建的计划，正像布拉曼特希望表现的，也许是能够想象的统一权力的最壮观表达。除建筑外，在其他艺术中，这个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其最理想的形式流传下来。并非毫无意义的是：就连当时的拉丁文诗篇也对优里乌斯表现出一种与对其前任们迥然不同的热情。在枢机主教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所作的《优里乌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结尾，进入波洛尼亚城独具一种辉煌壮丽之感，乔万尼·安多尼奥·弗拉密尼奥在一篇最美好的挽歌里，呼吁这位教皇的爱国精神给意大利以保护。

在他的拉特兰宗教会议的章程中，优里乌斯庄严地痛斥教皇选举中的买卖圣职一事。在他1513年去世后，爱财的枢机主教们试图通过以下提议逃避这个禁令：当选的候选人目前为止所拥有的用于捐赠的资金和担任的职位应该在枢机主教们中间平分，这样，他们就会选举那位资产最多的枢机主教——无能的拉斐尔·利阿里奥。但是，出现了一个主要来自神圣教皇选举团的较年轻成员们的反对力量，他们渴望一位自由开明的教皇，从而使这个可耻的计划没有成功。乔万尼·美第奇当选，即著名的列奥十世。

我们在讨论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的时候将经常谈到他；在这里我们仅仅希望指出在他的统治下，教皇政权再一次遭受重大的国内外的危险。这些危险当中，我们不算佩特路奇、德·绍利斯、利阿里奥和科尔内多（1517年）这些枢机主教们的阴谋，这些阴谋最多偶尔带来人员的变化，并且对此列奥找到了真正的解药——创造性地任命了前所未闻的31个新枢机主教，这是一个带有额外好处的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奖赏了真正的功绩。

但是，列奥在任职期间的前两年所允许自己踩踏的某些小径，危险到了极点。他认真地尽力通过谈判确保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确保他的侄子洛伦佐得到一个强大的北部意大利国家，由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组成。很显然，这个教皇国家，这样四面八方被围在里面，将会成为美第奇家族的一个附属国，并且事实上也没有进一步使其世俗化的必要。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朱利亚诺很早去世了。为了给洛伦佐做准备，列奥着手从乌尔比诺驱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维里公爵，但是从这个战争中除了仇恨和贫困，别无所得；并且，当1519年洛伦佐追随他的叔父进入坟墓时，列奥被迫把艰难赢得的占领地交给了教廷。他是被强制这样做的，因此并无荣誉，要是他自愿这样做，那将会是他不朽的光荣。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尔方索，但实际上只攻击了少数小暴君和雇佣兵队长们，这件事肯定不能提高他的名声。并且这发生在一个西方君主越来越习惯于以意大利的这个省或那个省作赌注进行大规模政治赌博的时候。既然在最后几十年里他们在国内权力的增长如此巨大，谁能保证他们的野心还没扩展到教廷属邦就会停止呢？列奥亲眼目睹了在1527年所实现的事情的序幕；在1520年底，几个西班牙的步兵队伍出现在教皇领土的边界——好像是他们做主——目的是强迫教皇付给占领军特别税，但是被教皇的军队赶回去了。公众反对僧侣统治腐败的情绪也在后来几年快速地达到顶点，像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来的人们迫切要求改革。与此同时，路德也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在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的统治下，为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所实行的少数几个怯懦的改进来得太迟了。他对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如买卖圣职、裙带关系、挥霍无度、抢劫掠夺和荒淫放荡，除声明表示极端厌恶外，几乎无所作为。从路德教徒那方面来的危险绝不是最大的；一个来自威尼斯的敏锐的观察家吉罗拉谟·尼格罗说出了他的恐惧——一个迅速而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罗马这个城市。

在克莱门七世的统治下，罗马的整个地平线上雾气氤氲，好像非洲风暴笼罩在坎帕尼亚地区的浅灰色沉重面纱，以致最后几个夏季几欲令人窒息而死。教皇在国内外均遭人痛恨。有识之士满心忧虑，隐士现身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预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把教皇叫作“反基督者”；科伦纳宗派集团公然抬头；那个仅仅其存在对于教皇政权就是一个永久威胁的坚贞不屈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伦纳，在1526年冒险突然袭击了这个城市，希望克莱门被杀或被俘后，在查理五世的帮助下，立刻就能成为教皇。后者设法逃到了圣安吉洛城堡，这对罗马来说并非什么福气，并且他自己逃过这一劫的命运倒不如说比死亡更差。

由于一系列的只有强者敢于一试、却给弱者招致毁灭的谎话欺骗，克莱门招来了波旁和弗隆兹堡统帅下的德意志与西班牙军队的进犯（1527年）。可以肯定地说，查理五世内阁是打算给予他严重惩罚的，并且事前不能估算出没有薪饷、出身游牧部落的抢劫者的狂热会把他们带到多远。要不是众所周知罗马是这次远征的目标，想不给任何饷金在德意志征兵，就会是白费力气。给波旁的书面命令有一天可能被发现，这些书面命令还有可能被证明是措词温和的。但是，历史的批判不会允许自己被领入歧途。这个天主教国王和皇帝多亏他的运气，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没有被他的军队杀害。要是此事发生的话，世界上任何诡辩都不能为他在这次犯罪中的责任开脱。对无数无足轻重的人们的大屠杀，对其余人们的劫掠，以及所有严刑拷打和买卖人口的恐怖，足以清楚表明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查理似乎本来希望从这个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处勒索一大笔钱，然后把他带到那不勒斯的。克莱门逃到奥尔维多肯定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许，这个皇帝是否曾认真考虑过人人都已为此做好准备的把教廷属邦世俗化，他是否真的是被英格兰的亨利八世的抗议所劝阻而没有这样做，也许绝不会弄明白了。

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也不可能持续太久：从这个被蹂躏的城市中兴起了一种既改革教廷又改革这个国家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马上被人感觉到了。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见证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

如果通过我们受苦能够偿还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如果这些可怕的惩罚重新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开辟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属于上帝的，他将给予照顾；在我们面前是一种改革的生活，任何暴力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让我们管控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吧，以便只有在上帝那里寻求教会全体教士的真正荣光和我们自己真正的伟大和力量。

事实上，1527年这个生死存亡的一年，目前来说有个成果：持重的人们能够重新使他们的声音得以倾听。罗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深重，甚至在保罗三世的统治下，也不能回归到列奥十世的那种放荡腐败的状况。

教皇政府在它的苦难如此深重的时候开始激发出一种半宗教半政治的同情。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中有人僭取教皇监禁犯人的权利，因而订立了《亚眠条约》（1527年8月18日），目的之一就是释放克莱门。因此，无论如何，他们要利用帝国军队的行为所引起的公众的反感。同时，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遇到大麻烦，在那里高级教士和贵族们一见他就提出最迫切的劝谏。当计划着由僧侣和世俗人组成、全体穿丧服的总代表团时，查理害怕像几年前镇压的暴动一样会引起乱子，就禁止了这一计划。他不仅不敢延长对教皇的虐待，而且，甚至除了对国外政治的所有考虑，他绝对是被迫与他曾如此严重伤害过的教皇政府和解。因为肯定与他背道而驰的德意志人的性格，在他看来像一般德意志的事情一样，不能作为制订一项政策的基础。也有可能，像一个威尼斯人所坚持的，罗马劫掠这个负担的记忆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上，他倾向于快速抵罪，这种想法掩藏在佛罗伦萨人永久臣服于美第奇家族这件事中。教皇的“族亲”，新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罗·美第奇娶了皇帝的私生女。

在之后的岁月中，一次宗教会议的方案使查理能够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同时既保护它又压迫它。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世俗化——这一来自教皇政府内部，来自教皇们自己本身和他们的“族亲”的危险，由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而中止了数个世纪。正像这个危险本身曾使反对罗马（1527年）的远征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这一危险也迫使教皇政权重新变成全世界宗教力量的表现，把它自己从所处的卑鄙的堕落状态中提升到处于这一改革运动的所有反动势力的领导者的地位。克莱门七世任期中的后来数年，以及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们的统治时期，面临半个欧洲的背叛而有所发展的教会是一个新的、得到提高的僧侣统治，它避免了先前时代所有重大而危险的丑行，尤其是企图扩张领土以及与天主教君主们结盟的“裙带关系”，现在它被一种新生的宗教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去的事情上。它当时只是在反对宗教分离者中才存在下来，也才为现在的人们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完全正确地说，教皇政权的精神拯救应归功于它的俗世的敌人。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尽管肯定是在西班牙的永久监护之下，也变得十分稳固；几乎没费力气，在它的附庸国灭亡时，它就继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罗维里家族，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的合法世系。但是，没有这一宗教改革运动，整个教皇国家早就会传到世俗手中。 sECtvx51Xu4n+ypDHRSzai148aQ5t7idPLgXTPj1gAN1/eXEsWF2qFI1Tgc6xn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