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必须简要地说明，战争艺术是采取什么步骤而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产物的特点。所有的西方国家，中世纪时对个别兵士的训练在当时普遍的攻守体系的范围内是很完备的。在围攻和筑城设防的艺术方面，也并不缺乏心灵手巧的发明家。但是，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发展却受到了军队中服役的性质和期限以及贵族们的野心的阻碍，这些贵族们大敌当前却争论地位的优先问题，并且只是缺少纪律而招致了像克雷西和莫佩提乌斯那样伟大战役的失败。相反，意大利是第一个采取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的雇佣兵制度的国家；并且较早引进火器促使战争成为平民的事务，这不仅是因为最坚固的城堡也抵挡不住炮轰，而且也是因为工程师、枪炮铸造师和炮手们——这些属于贵族以外的另一个阶层的人们——的技术当时在战役中最重要。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曾经是这个小而组织良好的雇佣兵队伍灵魂的个人价值，将会遭到这些在远处发挥作用的新手段的破坏；有些雇佣兵队长至少是极端反对引进最近德意志发明的步枪的。我们读到保罗·维特利，当他识别出大炮并自己使用时，他挖掉了敌军战俘“火枪手”的眼睛，砍掉了他们的手，因为他认为，一个勇敢的、也许是高贵的骑士，被一个平凡卑贱的步卒所杀伤是可耻的。然而总的来说，这些新发现直到意大利人在建筑防御工事和攻打它们的方法两方面成为全欧洲的导师时才被接受和采用。像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和费拉拉的阿尔方索那样的君主都精通这一科目，与此相比，就连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知识也显得很肤浅。在意大利，早于其他地方，有一种全面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这里，第一次，只有很强的指挥才能本身才受到大家无偏见的喜爱，确实，这一指挥才能也许是由于党派的频繁更换和雇佣兵队长完全感情用事的情绪所产生的。在1451年和1452年发生在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和亚科波·皮奇尼诺之间的米兰与威尼斯战争期间，学者吉安·安托尼奥·波尔切洛·德·潘多尼参加了后者的指挥总部，他受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的委派，撰写这一战役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用虽不是最纯粹却很流畅的拉丁文写的，有点过于追求当时人文主义的夸张风格，它模仿凯撒的《高卢战记》，一些演讲词、奇闻怪事之类散布其间。在此之前的100年以来，人们一直认真地争论西庇阿·阿非利加奴斯和汉尼拔谁更伟大，皮奇尼诺在全书中偏偏被称为西庇阿，而斯福查偏被称为汉尼拔。但是关于米兰的军队也得写一些正面的事情；这位博学者参见了斯福查，由他陪同检视了军队，高度称赞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答应把它写下来传诸后代。除了他，当时意大利的作品对于战争和战略手段的描述也很丰富，这些作品不仅供专业人士而且也为受一般教育的人士阅读使用。而同时代北方人的记叙，如迪博尔德·席林所著《勃艮第战争》则仍然保留纯编年史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枯燥乏味的特点。最伟大的军事艺术爱好者马基雅维利当时正忙于创作他的《战争艺术》，他曾以军事爱好者的身份进行创作。但是，士兵个人的发展在一对或者多对决斗者的公开而严肃的决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决斗早在著名的“巴尔莱达挑战”（1503年）之前很久就有了。胜利者得到保证会获得诗人和学者的赞扬，而北方的战士则得不到。这些决斗的结果不再被看作是上帝的判决，而被看作是个人才能的胜利，并且在旁观者的心中，它似乎既是一场激烈竞争的裁决，也是一种军队或国家荣誉的满足感。

很显然，这种对于战争事务的纯粹理性的处理方式，即使没有强烈的政治仇恨，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已答应部队可以劫掠城市时，就会产生最残暴的恶行。斯福查曾被迫准许他的士兵抢劫皮亚琴察（1447年），这个市镇经过40天的蹂躏后，长期无人居住，最后不得不用武力强迫人们迁来居住。然而像这样的暴行比之后来由外国军队，特别是西班牙军队所带给意大利的悲惨命运算不了什么。在这些西班牙人身上，或许是些许的东方人的血液，或者是熟悉异端裁判所场面，竟释放出人类天性中魔鬼的一面。在看到他们在普拉托、罗马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之后，很难对“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产生任何更大的兴趣，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游牧人群，然而却不加约束。从这些统治者的密室里逐渐曝光的大批文献材料，将永远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但从这样的人身上不可能期盼找到任何政治概念的硕果。 +qjDOwOEzp7iWBwcvibtgS7gPdkdcM1hNMD3BhRjBcBriL7qwfxPM0VZ6LpVE1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