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

外交政策

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国家，就像在其内部政体结构上是艺术品，即深思熟虑和精心改造适应的结果一样，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艺术品。这些国家几乎全都是新近篡权的产物，这一事实对于他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一样有着致命的影响。它们没有一个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对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起过作用的同样的机会也可以颠覆另一个朝代。是否能保持安定和平，并不总是一件由暴君来做选择的事。所有非法政权无一例外必然进行运动和扩张。所以意大利就变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逐渐地获得了一个公认的国际法律体系的地位。这种对于国际事务既无偏见也无道德顾虑的纯客观处理，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有时其本身并非没有某种美好和伟大之处，但整体来说，它却给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

阴谋、军队、同盟、腐化和谋反构成了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外部历史。尤其是威尼斯很久以来都受到各方谴责，指责它试图征服整个半岛，或者逐渐削弱半岛的力量，以致最终一个个国家必定会落入她手中。但根据深入观察，这种怨言很明显并非来自人民，而是来自被人民所憎恶的宫廷和官员阶层，而威尼斯的温和政府已经为自己获得普遍的信任作了保证。就连有着难以控制的从属城市的佛罗伦萨，除了对威尼斯商业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罗马涅的发展，也发现自己相对于威尼斯处在一种虚假的地位。最后，坎姆布雷同盟确实给了这个全意大利本应该以联合的力量给予支持的国家以沉重一击。

其他国家也被同样不友好的感情所驱使，时刻准备使用其邪恶本性所想到的斗争手段来互相攻击。洛德维科·伊·摩洛，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国王们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不必说那些较小的政权——使意大利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危险动荡之中。要是这种残暴的角逐仅限于意大利就好了；但这种角逐具有这一性质，即最终会向外国人——尤其是向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寻求干涉和帮助。

人民大众的同情完全在法兰西一边。佛罗伦萨从未停止过以令人震惊的天真承认其对于法兰西人有着老圭尔夫派的偏爱。当查理八世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地区时，全意大利以一种他本人及其追随者似乎都不能解释的热情迎接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那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强有力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活着，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兰西的卡贝族国王。这种幻想随着他的离去破灭了；但很久以后，所有人才明白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西斯一世是怎样完全误解了他们和意大利的真正关系，以及受到多么低劣动机的引导。就君主们来说，他们试图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法英战争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四面八方到处布置他外交的罗网时，当勃艮第的查理开始他愚蠢的冒险行动时，意大利各内阁政府准备在各个方面应付他们。很明显，即使法兰西从没要求过那不勒斯和米兰的领土，它的干涉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且它过去对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干涉仅仅是一个要仿效的先例。其实，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了。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公爵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既是路易的同盟又是查理的同盟，因此他有理由害怕来自双方的攻击，他这种战争期间的道义上的恐惧在他的书信里明显地表现出来。就像“豪华者”洛伦佐所理解的使四个主要的意大利政权保持均势的计划，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假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一个试验政策的轻率和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主义的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一直坚持往最好处着想。当“豪华者”洛伦佐对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路易十一世向他提供援助时，他回答说：“我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意大利的安全之上，但愿在这个国家尝试他们力量的想法从未进入过法兰西国王们的头脑中！要是他们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对于其他君主，法兰西国王是轮流吓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敌人的鬼怪，每当他们看到再也没有可行的办法来走出困境时，他们就威胁着要把他召来。在教皇们这方面，则幻想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对自己没有任何危险，甚至英诺森八世也想象他可以撤退到北方生气，然后从那里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作为征服者返回意大利。

的确，有思想的人在查理八世远征之前很久就预见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再次回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一个干涉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时不幸一个个纷至沓来；法兰西和西班牙这两个主要侵略者，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大政权，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口头上的效忠，而是拼死争夺在意大利的势力和领土，人们对此明白得太晚了。他们已经开始变得和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国家相似，实际上是开始模仿它们，只不过是放大比例地模仿。吞并领土或交换领土的计划一时间无限增多。其结果，如大家所熟知，是西班牙的完全胜利，它就像反宗教改革的剑和盾一样，长期使教廷位列它的其他附属国之中。哲学家们的悲叹只能向他们表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同一时期，和土耳其人结成的联盟也毫无顾忌或掩饰；这一做法被认为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更糟糕。西方基督教界团结的信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的不同时期被严重动摇过，弗里德里克二世也许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东方各民族新近的发展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灭亡在整个西欧又重燃旧日的感情，虽然它不如以前强烈。然而，意大利对此却是个惊人的例外。尽管对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实际危险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府不和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承者们共同密谋反对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即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人们仍然相信他们这样做了；这种恶行也敌不过派间谍在威尼斯的贮水池里下毒，这是对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的继承者们的指控。对于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那样的恶棍，人们不能期待他会作出比竟然召土耳其人进入意大利更好的事情来。但是我们读到，穆罕默德在其他意大利政府，尤其是威尼斯的怂恿下，曾经从其手中强夺了奥特朗托（1480年）的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君主们，后来也煽动苏丹巴雅泽特二世反对威尼斯人。对于洛德维科·伊·摩洛也有同样的指控。“在土耳其人手中被害者的鲜血和囚犯们的凄惨境遇，都在呼吁上帝报复他。”国史编撰者说。在政府能够得知一切消息的威尼斯，大家都知道，佩札罗的统治者，摩尔的表兄弟乔万尼·斯福查曾经招待去米兰途中的土耳其大使们。15世纪的教皇中最受人尊敬的两位，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因土耳其人的势力发展感到深深的悲痛而死去，的确，后者是在希望亲自率领十字军东征的准备中死去的；他们的继承者们贪污了基督教界为此目的而捐献的财物，并把作为回报而颁发的赎罪券降为私人的商业投机买卖。英诺森八世为了获得逃亡者杰姆王子的兄弟巴雅泽特二世所付的报酬，同意把杰姆王子关进监狱做其看守；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在君士坦丁堡的洛德维科·伊·摩洛所采取的推进土耳其对威尼斯攻击的措施（1498年），因此威尼斯用召开宗教会议来威胁他。很明显，弗朗西斯一世和苏里曼二世之间臭名昭著的联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者前所未闻的事。

确实，我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在全体居民看来，整体归顺土耳其人似乎并不是特别的罪恶。即使它只是作为对于压迫人民的政府的一种威胁而被提出，那也至少证明这种想法已被大家所熟知。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就使我们清楚地明白亚德里亚海岸的大部分居民预见到这种事情，尤其安科那渴望发生这种事。当罗马涅遭受列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拉文纳的一个代表公开对罗马教皇的使者，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因怕和教皇的争端不会接受我们；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腊古扎，我们将把自己置于他们掌控下。”

对于当时西班牙人开始的对于意大利的奴役来说，这是一种可怜却并非毫无根据的安慰，至少这个国家免去了等待其在土耳其统治下要堕入的原始野蛮状态。尽管它已四分五裂，但靠它自身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逃脱这一命运。

有着所有这些弊端，如果说这一时期意大利政治家的才能还有值得我们称赞之处，那只是由于它对那些不受恐惧、激情或恶意影响的问题的切合实际而无成见的处理。这里没有效仿北方风气对各种权利进行人为规划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像在理论上一样在实践中所持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在君主头脑中培养中世纪的会产生各种奇怪后果的荣誉感；而是君主们和顾问官员们根据特殊事件的紧急状态和他们心中的目的采取一致的行动。对于那些不管来自何处的效劳同盟者的人，不会对有可能疏远支持者的特权阶级有自豪感；出身无足轻重的雇佣兵队长这一阶层的存在，足以清楚表明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哪种人手中；最后，开明的暴君手中的政府，有着同时代北方诸国无可比拟的对本国和邻邦的准确了解，并且能够最精确地估计友邦和敌国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能力。那些统治者，虽有严重错误，但都是天生的统计学大师。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谈判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当把实际的理由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是会被说服的，并且他们的观点也会被修改。当那不勒斯伟大的阿尔方索成为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能够使监禁他的人相信：安茹家族在那不勒斯的统治而不是他自己的统治将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利亚没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联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几乎不会作出同样的事情，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像维斯康提的君主当然也不会。对于注重自身利益的巨大信心表现在“豪华者”洛伦佐对背信弃义的那不勒斯的费兰特访问中——费兰特当然想要囚禁他，并且这样做绝不是过于审慎——这次访问令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震惊。因为拘捕一个强大的君主，勒令他签字要不然就侮辱他，然后再释放，就像“大胆者”查理在佩龙纳对路易十一所为（1468年），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因此人们预计洛伦佐载誉归来，要不然就是一去不返。政治说服的艺术，在此时，被提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被威尼斯的大使们——北方各民族首次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一种概念，并且正式的演说提供了一个极不完全的观点。这些演说只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外交中虽另有客气的礼节，但在必要时，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讲话。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的一个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一种悲哀的色彩出现的。尽管得到有限的指示，装备又很寒酸，并且被看作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绝没有失去他自由而广泛的观察力或是喜爱生动逼真的描写的才能。

这本书将专门有一部分讨论对于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的人的研究，这一研究在意大利人中间是和对于人类生活的外部状况的研究相互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