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自治城市早期已有些信号证明有把城市转变成国家的力量。剩下的只是这些城市应该联合成一个大联邦；而且这种想法不断被意大利政治家们提起，不管它时不时呈现出来的形式有多么不同。实际上，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斗争中，强大的联盟其实已由这些城市组成；西斯蒙第持有这种意见：在伦巴第联盟反对巴巴若萨（自1168年始）的最终武装力量形成之时即整个意大利联盟变为可能之时。但是那些更加强大的国家已经发展到具有了一些使任何这样的计划行不通的特点。在商业交易中，他们采取非常极端的方法来减少参与，这会损害竞争者；他们使较弱的邻邦处于一种无助的从属地位——总之，每个国家都想着能够不靠其他国家帮助自己发展下去，这样就为未来侵占其他国家铺平了道路。这位侵占者随着以下情况的发生即将出现：当贵族和人民之间以及贵族各派别之间的长期冲突唤起了人们对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渴望时，以及当那些准备并且愿意把自己的帮助出卖给最高投标人的雇佣兵队伍已经取代了从市民中征募的军队时，这些军队被党派领袖们认为已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暴君们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他们到处受到驱逐，但并不彻底，或者仅仅是短时期的；他们总是被恢复王位，因为国内状况对他们有利，并且反对势力已筋疲力尽。

在那些仍然保持独立的城市中间，有两个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刻意义的城市：一是佛罗伦萨，这个不断发生运动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三个世纪以来所有参与这种运动的每个人的思想和抱负的记载；二是威尼斯，这个貌似停滞和处于政治秘密状态的城市。所能想象到的对比没有一个比这两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强烈，这两个城市哪个也不能和迄今为止世上已产生的任何东西作比较。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创造物——一个高于人类灵智的力量的产物。这个城市的庄严奠基是一个传奇故事的主题。413年3月25日中午，来自帕多瓦的移民在利亚尔图放下了第一块石头，以便他们可以在野蛮人的蹂躏下有一个神圣不被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把对于这个城市未来的崇高伟大有所预感这件事归之于它的建立者们。安托尼奥·萨伯利科在他六音步诗篇的尊贵叙述中歌颂了这件大事，他让做完献祭仪式的牧师向天高喊：“当从此以后我们尝试伟大事业的时候，愿上帝赐予我们繁荣富足！现在我们跪在粗劣的祭坛前；但如果我们的发誓并非徒劳，上帝啊，成百座用黄金和大理石所建的神殿将为你而立。”这个岛城在15世纪末是世界的珍宝盒。萨伯利科曾描写到，这里有古代的圆屋顶、斜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最富丽的装饰也没有阻碍对每个角落的实际利用时所浓缩的壮观。他带我们到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拥挤的市场中，全世界的商业正在那里进行交易，不是在喊叫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声音的嗡嗡声中进行的；广场周围和邻近街道的门廊里坐着成百上千的货币兑换商和金匠，他们头上是一排排没有尽头的商铺和货栈。他描写了桥那边德国人的大商业区，那里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大商业区前，他们的船并排停泊在运河里；再往上是装满了酒和油的整个船队，和它并排，在蜂拥着搬运工的岸上，是商人们住房的圆顶；然后从利亚尔图到圣马可广场一路上是客栈和香料店。所以他带领读者从一个市区到另一个市区，直至最后来到了两所属于公共福利机构的医院——在威尼斯，公共福利机构的数量多到无处可比。不光是在战争战时期，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对人民的关怀也是这个政府的特点，它对伤员，甚至是敌人的伤员的照顾，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敬佩。

每一种公共机构都能在威尼斯找到他们的模式；有序执行退休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制度，包括给孤儿寡母的抚恤金。富裕、政治安定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使它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成熟。这些迈着轻轻而小心的步伐、说着经过深思的话语、身材纤细的金发男人，只是在服装和举止上彼此有些细微的差别。装饰品，尤其是珍珠，专供妇人和女孩子们佩戴。那时，尽管在土耳其人那里遭受了一些损失，普遍的繁荣富足仍然令人眼花缭乱；这个城市所积蓄的力量以及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使它在很久以后能够从通往印度的海路的发现、埃及马穆卢克人的灭亡和坎姆布雷同盟的战争所给予它的沉重打击中生存下来。

出生在蒂沃利附近、有着他那个时代学者们讲话坦率而滔滔不绝习惯的萨伯利科，在别的地方有些惊讶地评论说，早晨来听他讲演的青年贵族们并不能被说服进行政治问题的讨论。“当我问他们，人们对于意大利的某个运动的想法、言论和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回答，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有，虽然这个国家有严格的强制要求，但许多情况仍然会被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从贵族中比较腐化的人那儿了解到。在15世纪最后的25年，在最高级的官员中间出现了叛国者；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在政府服役的处于社会二等阶层的雇佣兵队长们，都有他们的御用情报员，有时还给这些情报员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十人议会发现要非常小心地封锁重要的政治消息，不让大议会知道，甚至认为洛德维科·伊·摩洛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量的选票。个别犯罪者的绞刑和高额赏金——像给告发犯罪者的人以60金币的终身年金——是否有很大作用，很难判断；引起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贵族中许多人的贫穷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被消除。1492年，处于贵族中贫穷阶层的两个人强烈提议，国家应该每年救济不担任公职的贫穷贵族70000金币；这个提议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上，在那里也许有多数人支持，这时十人议会及时干涉，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流放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姓索伦佐的人因盗窃圣物罪被绞死——尽管不是在威尼斯本城，一个姓康达利尼的人因夜晚入室盗窃罪而被囚禁；康达利尼家族中的另一个人，在1499年，来到总督署里抱怨说他多年没有任职，他每年只有16金币的收入但有九个孩子，他的债务已高达60金币，他不会谋生之道，最近已流落街头。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比较富有的贵族建造房屋，有时是整排整排的房屋，给他们贫苦的同胞提供免费的住处。这种建造房屋的工程在作为慈善行为的遗嘱中被列出来。

但是，如果威尼斯的敌人把希望认真地建立在这类弊端上，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大家也许认为，让最卑微的人也能通过劳动获得丰厚报酬的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地中海东海岸的殖民地，将使社会中的危险因素远离政治问题；但是热那亚，虽有类似的有利条件，它的政治历史难道不是最动荡的吗？威尼斯社会稳定的根源更多在于，只有在国家团结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发现的各种情况的结合。由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它从一开始就能够最充分冷静地思考处理外交事务，而几乎完全忽略瓜分意大利其余各地的党派，避免卷入永久同盟的纠缠，并为那些它认为适合缔结的同盟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威尼斯性格的基调是一种自豪和傲然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加上可感觉到的意大利其他地区对这个城市的仇恨，就产生了内部团结一致的强烈意识。同时，居民们在与殖民地交易和与大陆领地交易时，被最有力的利益这条纽带联系在一起，迫使大陆领地的人们，也就是一直到贝尔加莫的各城镇的居民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一个依靠如此人为手段的政权只能通过内部的和谐与团结来维持；这种信念非常广泛地散布在市民中间，以至于阴谋者几乎找不到可以举事的因素。即使有心怀不满的人，也因贵族和自由民之间巨大的区别，而导致彼此之间不容易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在贵族阶层内部，旅行、商业经营还有和土耳其人的不断战争，使他们中的富人和危险分子远离了进行阴谋活动的有效根源——无所事事。在这些战争中，他们被掌权的将领所饶恕，经常到了一种犯罪的程度，如果贵族们这种“彼此给予痛苦”的顾虑不惜以损害正义为代价继续下去的话，威尼斯人加图预言了这个城市的灭亡。即使如此，这种公开的自由活动仍然使威尼斯的贵族们整体来看具有一种健康的倾向。

当嫉妒和野心需要满足时，一个官方牺牲者唾手可得，合法的手段和当局已准备好。所有威尼斯人有目共睹的弗兰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死于1457年）多年来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是一个只有在贵族统治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报复例子。十人议会插手所有事务，无需上诉就可以处理生死、财务和军事任命的事务，审问官就是其成员，并且十人议会推翻了福斯卡里，像它以前推翻许多有权势的人一样——这个议会每年从整个统治机构大议会中重新选举成员组成，因此十人议会最直接代表着大议会的意志。因为任期短而责任大使其成为乏人问津的一个目标，所以选举中不大可能发生重大的阴谋事件。尽管这个议会和其他权力机关的行径既暴力又难以理解，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却宁可接受也不逃避他们的判决，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共和国法网恢恢，并且若抓不到本人，就可能采取惩罚他的家人的做法；也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它是出于理性动机而不是嗜血的欲望来行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像它一样，对自己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臣民有更强大的道义上的影响。如果元老院中发现叛徒，那么每一个国外的威尼斯人都是自己国家的天生密探这一事实也足以弥补了。在罗马的威尼斯枢机主教把罗马教皇主持、各地枢机主教参加的教议会上院的秘密会议的相关消息发送到国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枢机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马尼在罗马附近（1500年）让人截取了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正送给他弟弟洛德维科·伊·摩洛的文件，并把文件送往威尼斯；他当时正受到严重起诉的父亲在大议会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要求公众看在他儿子的这一做法上而受到宽大处理。

我们已经提到过威尼斯政府给它的雇佣兵队长薪俸这种行为。唯一能够从雇佣兵队长身上获得他们忠诚的进一步保障在于他们人数众多；由于人数众多，叛变难以实施就像叛变容易被发现一样。看一看威尼斯的军籍表，人们只是惊讶于如此各色人等所组成的军队怎么可能采取任何共同行动。在1495年战役的编制表中，我们看到有15526名骑兵，他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曼图亚的贡查加一人就有1200百名，乔佛里多·波几亚有740名；然后是6个小分队队长，各有600名到700名，10个小分队队长，各有400名，12个小分队队长，各有400名到200名，14个左右的小分队队长，各有200名到100名，9个小分队队长，各有80名，6个小分队队长，各有50名到60名等。这些军队一部分由原有的威尼斯部队组成，一部分由威尼斯城或者乡村贵族所领导的老兵组成；不过，大多数将领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亲属。除这些军队外，还必须加上24000名步兵——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招募和指挥的——还有另外3300名的军队，他们大概属于特殊的职责范围。和平时期，大陆上的城市全部不设防或者由不重要的军队驻守。威尼斯所依靠的，即使不能准确地说是它的臣民的忠诚，也至少是他们的正确意识；在坎姆布雷同盟战争（1509年）中，众所周知，它免去了他们忠诚于政府的发誓，让他们把被外国占领的舒适和他们所习惯的温和的政治作比较。因为他们放弃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所以他们不会害怕受到惩罚，并且他们怀着最热切的心情回到了旧主人身边。我们可以附带说一句，这次战争是一个世纪以来反对威尼斯扩张野心的呼吁的结果。事实上，威尼斯人也没有免除那些相信他们的敌人不会采取无理性、轻率行为的聪明过度的人们的错误。受这种乐观主义、也许是贵族统治所具有的奇怪弱点的误导，他们不仅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为夺取君士坦丁堡所做的准备，而且甚至忽视了查理八世的武装备战，直至意外的打击最终降临。坎姆布雷同盟，在它显然违背两个主要成员——路易七世和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利益方面，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全意大利反对这个胜利城市的仇恨似乎都汇聚在这个教皇的头脑中，使他看不到外国干涉的恶行；至于阿姆布阿斯枢机主教和他的国王的政策，威尼斯本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它是怀有恶意的愚笨行为而彻底加以警惕。这个同盟的其他成员由于妒忌参加进来，这种妒忌对于特别富强的国家也许能起到一种有益的矫正作用，但它本身却是一种乞丐般的情绪。威尼斯光荣地经受了这一场斗争，但依然遭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一个政权基础如此复杂，活动和利益的舞台如此宽广，如果没有系统的全盘监督，没有对于方法和负担、利润和损失的定期估算，是不可想象的。威尼斯可以证实它所声称的，它是，也许和佛罗伦萨一起，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并被其他较开明的暴君国家所效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对于领主的权利和财产这些目录外，对于其他一无所知；它把总产量看作是固定的数量，只有仅涉及地产时，它大体上才是如此。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城镇从很早就意识到依靠工商业的总产量变化很大；然而，即使在汉萨同盟的最繁荣时代，它们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张简单的商业资产负债表。舰队、军队、政治的权力和影响都落在商人总账的借方和贷方之下。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里，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和长期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结合起来，首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在南意大利，弗里德里克二世的君主专制国家被组建起来，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他所从事的生死斗争确保一个集中的权力。相反在威尼斯，最高的目标则是对于生活和权力的享受、所继承利益的增加、最赚钱的工业形式的创立以及新商业渠道的开辟。

当时的作家以最大的自由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1422年该城人口达到19万；意大利人可能是第一个没有按照家庭、或者拿得动武器的人、或者有能力行走的人等等来计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来计算的人，所以能够为进一步的计算取得最中立的根据。大约在这一时期，当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反对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时，当时就被拒绝了，威尼斯依据准确的商业利润相信：一场威尼斯和米兰，也就是卖方和买方之间的战争，是愚蠢的。即使米兰公爵只是扩充军队，米兰人由于必须缴纳较重的赋税，也会变成较差的主顾。“最好让佛罗伦萨人被打败，然后，尽管他们习惯于城邦的生活，但他们也会像卢卡人在困境中所做的那样，到我们这儿定居并带来他们的丝织品和毛织品。”奄奄一息的莫森尼哥总督（1423年）对他派人召集到床前的几个元老的讲话仍然非同寻常。它包含威尼斯全部资源统计账目的主要项目。我说不出是否有或者哪里有对于这份错综复杂的文件的一个详细阐释；作为举例说明，可以引用下列事实。在偿还了400万金币的战争贷款后，国家公债（总额）仍然达到600万金币；往来贸易（似乎是这样）达到1000万金币，文献告诉我们，这可以产出400万金币的利润。3000只“小船”，300只“大船”，和45艘军舰分别配备17000、8000和11000名海员（每艘军舰200多人）。此外，还必须加上16000名造船木工。威尼斯的房屋价值700万，房租收入50万。有1000名贵族收入范围从70到4000金币不等。在另一段里记载着同一年这个国家的一般收入为110万金币；由于战争造成的对于贸易的干扰，这个世纪中期国家收入降到80万金币。

如果威尼斯以这种计算的精神和她所给予它的实际应用，是第一个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国家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当时最看重的文化方面，她并没有站在前列。总的来说，对于文学的推动，尤其是在其他各地所盛行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在这里是缺乏的。萨伯利科说，威尼斯人哲学和雄辩方面的卓越才能本身并不亚于他们商业和政治上的才能；于1459年把柏拉图《法学》的拉丁文译本献给威尼斯总督特列比松的乔治，被任命为哲学教授，年薪150金币，最后把他的《修辞学》献给了元老院。然而，如果我们查看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附录在他著名的著作后边的威尼斯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在14世纪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学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品；在15世纪，直到我们看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人文主义的文化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城市体现得非常贫乏。贝萨利昂枢机主教遗赠给国家的藏书（1468年）侥幸逃过散失和破坏的命运。帕多瓦大学当然培养对于知识的学习；可是，在那里医学专家和司法专家——后者是写作法律意见的人——收入最高。在意大利的诗歌创作方面，威尼斯所占的比例长久以来就无足轻重，直到16世纪初，她在这方面的不足才有所弥补。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是从外部传入这个城市的，就在15世纪末，她才以独立的自由和力量学习进入这一领域。但是我们看到能够说明其知识依然落后的更显著的事例。这个政府，虽然把教士如此完全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中，把所有重要教职的任命权都保留在自己手中，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敢于蔑视罗马教廷，却展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官方的虔诚。土耳其征服希腊后，从希腊运入的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被以最大的代价购买，并由总督以庄严的仪式列队恭迎。为了一件无缝的僧袍，决定（1455年）出价10000金币，但最终没有得到。这些做法并不是大家头脑一热的结果，而是政府首脑们冷静决策的结果，并且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任何评论，在佛罗伦萨，同样情形下，当然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不谈群众的虔诚和他们对于一张亚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坚定信仰。但这个国家本身，在它同化教会到一个在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程度以后，它的结构中确实有着某种宗教成分；并且这个国家的象征，总督本人，出现在12次盛大的有着半宗教性质的游行队伍中。它们几乎全部是为了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且其壮观程度可以和教会的盛大节日相媲美；其中最辉煌的一次，即最著名的“与海结婚”是在基督升天节举行的。

我们发现最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最多样化的人类发展的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在这里，全体人民忙于在暴君专制的城邦里属于单个家庭的事情。那种奇特的佛罗伦萨精神——既有尖锐的批判同时又有艺术的创造——不断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断地描述和评价这种变化。因此佛罗伦萨成了政治学说和理论、实验和突然变革的家园，但也像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家园，而且超越其他国家，独自成了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再现的家园。古罗马的辉煌和熟悉古罗马最主要的作家对佛罗伦萨并非没有影响。乔万尼·维兰尼承认在1300年的罗马纪念节庆典上，他第一次产生了写作他那部伟大作品的念头，一回到家就马上开始写起来。然而那一年的20万朝圣者中间有多少人在天赋和文学旨趣上也许像他一样，但还是没有写出他们自己城邦的历史！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这种想法鼓励自己：“罗马在陨落；我的城市在兴起，已准备好完成伟大的事业，因此我想要叙述它过去的历史，并希望把故事一直写到现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罗伦萨通过其历史学者们获得了比历史见证更进一步的东西——盛名，超越了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

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要写这座卓越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说明佛罗伦萨人因之感谢这一历史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

意大利其他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党斗争都没有这样激烈，开始得那么早，持续得那么长久。关于这些斗争的描述确实开始于较晚的时期，但这些描述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精神的优越性。

这些斗争危机的牺牲者之一，是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但丁·阿利基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啊！他在强硬的诗行中，表达了对于故乡城市宪法不断修改和实验的轻蔑，只要同样的政治事件再次发生，这些诗行就会一直流传下去。他用既蔑视又向往、足以拨动同胞心弦的话语向家乡人发表讲话。但是他的思想遍布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如果他对于帝国的热情像他所构想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那也必须承认，对于一种新生的政治事业的青春梦想就他而言，具有诗歌的崇高壮丽。他很自豪是第一个走上这条路的人，当然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足迹，却又是独立地以他自己的方式行走的人。他理想的皇帝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官，他只依靠上帝，是得到大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认可的罗马帝国之世界统治的继承人。根据这一观点，征服世界是正义的行为，是建立在罗马帝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神授裁决上，并且上帝许可这个帝国这样做，因为在其荣光下，他成为人，出生时上报给奥古斯都皇帝的人口普查，死去时呈送给庞提乌斯·彼拉多的审判。也许我们发现很难欣赏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辩解；但是但丁的热情总会使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在他的信件中，他作为最早的时事评论员之一出现，并且也许是第一个以这种形式出版政治小册子的俗人。他开始得很早，在比阿特丽丝死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这个国家的小册子——《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而从他被放逐时起，在后来的岁月里所发表的公开言论全都针对皇帝、君主和枢机主教。在这些信件和他的著作《俗语论》中，反复萦绕着一种用极端痛苦的辛劳所换来的感觉，即这个被放逐者也许只可以在别处，而不是在他的家乡找到一个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家园，这个家园不可能从他身边带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要详述。

相较于维兰尼两兄弟——乔万尼和马提奥——的深刻的政治思索，我们更感激其新颖而实际的观察、佛罗伦萨统计的要素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短评。在这里贸易和商业也曾推动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关于财政事务有这样准确的资料。阿维尼翁的教廷的财产，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去世时达到2500万金弗罗林，如果不是根据可靠的权威记载，会令人难以置信。只有在佛罗伦萨这里，我们才能见到像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的巴尔第和佩鲁齐家族那里所签订的巨额贷款，他们在国王陛下身上损失了136.5万金弗罗林（1338年）——这是他们自己及其合伙人的钱——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从这次打击中恢复了过来。这里记载着有关佛罗伦萨这个时期现状的更重要的事实：国家收入（超过30万金弗罗林）和花销；这个城市的人口数——这是按照面包的消耗量，比如每人的口粮，只是大约估计——定为9万人，还有整个领土上的人口数；在每年受洗的5800到6000个婴儿中间，男婴比女婴多出300到500人；在小学生中，有8000到10000人学习阅读，六所学校里的1000到1200人学习算术；除此之外，还有600个学生在四所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接着记载着以下各项的统计：教会和修道院、医院——有1000多个床位、羊毛贸易——附有最宝贵的详细资料、造币厂、城市的粮食供应、公职人员等等。我们在翻阅中也偶然了解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实：例如在1353年，当首次确定发行公债时，方济各会修道士怎样在布道坛上赞成这项措施，而多米尼克会修道士和奥古斯丁会修道士怎样反对它。有关黑死病的经济上的后果，整个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这个城市一样做过或者能够作出观察和描述。只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才可能把下面这种情况记录下来：人们是怎样期待着减少的人口会使各种物品价格便宜，相反，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在这种期待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涨了一倍；普通人是怎样最初根本不愿意工作而只沉湎于享乐；在这个城市是怎样必须付给极高的薪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是怎样只耕作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余土地荒芜；庞大的遗产是怎样在瘟疫中遗赠给穷人而后来似乎毫无用处，因为穷人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不再贫穷。最后，利用一个无子女的慈善家给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乞丐六个“达那利”银币的大额遗赠的机会，文献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统计。

这种对于事物的统计观点后来在佛罗伦萨得以更高度的发展，与此有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般说来，我们能够看到它与历史的更高方面、与艺术以及通常所说的文化的联系。在同一文献中，1422年的一份财产报表提到了“新市场”周围的72个交换所；流通中的硬币的数量（200万金弗罗林）；然后是当时新兴的金织工业；丝制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当时正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共和国大臣列奥那多·阿雷提诺正努力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最后，它谈到了这个城市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和意大利摆脱了外国雇佣兵的幸运。上面所引述的大约从同一年开始的威尼斯统计，当然证明了威尼斯所拥有的更大财富和利润，以及更广阔的商业范围；在佛罗伦萨派出首批军舰（1422年）到亚力山大港之前，威尼斯长久以来就已是海上霸主。但是每一个读者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佛罗伦萨文献更高的精神气魄。这些以及各种类似的一览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现，系统地加以安排和列表显示，而在其他地方我们最多发现一些偶然的简单介绍。我们能够对名列第一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产业形成一个约略的估计；他们从1434年到1471年用于慈善、公共建筑和各种税的付出不少于663755金弗罗林，其中40多万是柯西莫一个人承担的，而洛伦佐·麦格尼菲柯很高兴这笔钱花得如此恰当。在1478年，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商业和贸易再次有了非常重要、在此方面算是完整的发现，其中一些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看作属于精致的艺术品——比如那些必须与锦缎、金银刺绣、木雕镶嵌、在大理石和沙石上的阿拉伯式雕花、蜡像、珠宝以及金制品等等打交道的商业和贸易。佛罗伦萨人对于外部生活系统化的与生俱来的才能在他们关于农业、商业和家庭经济方面的著作中得到表现，他们这些书籍明显优于15世纪其他欧洲人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是正确的决定，尽管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以便从中提炼出清楚而明确的结论。不论怎样，我们认识这个城市毫不费力，在这里，弥留之际的父母在他们的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拒绝从事一份常规的工作就罚他们1000弗罗林。

16世纪的上半叶，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瓦尔奇对于佛罗伦萨的辉煌描写那样的文献资料。它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沉入坟墓之前，在叙述性的统计上，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范例。

可是，这种对于外部生活的统计上的估计始终如一地伴随着对于我们已提到过的政治事件的叙述。

佛罗伦萨不仅存在于比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自由国家更变化多端的政治形式下，而且它在这些政治形式上的反映更深刻。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以及阶级和反复无常的整体的关系。如弗鲁瓦沙尔所描绘的那样，反映法兰西和法兰德斯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画，以及14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确实非常重要；但在思想的全面和故事的合乎情理的发展上，没有一部作品能和佛罗伦萨人的相比拟。贵族的统治、暴君、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限制的和没有限制的民主、伪民主、一家一户的秘密、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治，以及为美第奇的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政治形式——全被非常详尽地描述出来，以至于演员最隐秘的动机都暴露在灯光之下。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历史（到1492年止）中把故乡城市描述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自然而单独的过程；他是现代人中第一个将此上升到这样一种观念的人。我们的研究范围不包括判断马基雅维利是否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像他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这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关于那位典型暴君的一幅空想出来的图画。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反驳他所著《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的材料，但整部著作伟大而独特的价值不会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们，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这是一组多么卓越优秀的名字啊！这些大师们向我们讲述的是多么精彩的故事啊！这里展现着佛罗伦萨共和国最后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伟大而值得纪念的戏剧性事件。这本记载了当时世界所能呈现的最高最独特生活的衰落的多卷本著作，在一个人看来，也许不过像是一部奇闻异事集，在另一个人心里也许会唤起他看到如此高贵而富丽堂皇的生活像船只失事般毁灭所产生的魔鬼般的喜悦，对于第三个人来说，也许看起来像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审判；对于所有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和平的恶行，就是它对于像比萨这样曾经强大而现在被征服的对手的统治——一种其后果必然是长期暴力状态的统治。唯一的补救措施——当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除了萨沃那罗拉没人能说服佛罗伦萨接受——就是选择恰当时机消灭托斯卡纳，使它变成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后来，这个不过是一个过去时代的梦想的计划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刑架（1548年）。由于这一恶行，并由于佛罗伦萨的注定要倒霉的圭尔夫派对一个外国君主抱有同情，佛罗伦萨不断遭到外国的干涉，带来了随后的所有灾难。但是谁不敬佩这个民族呢？这个民族由可敬的传教士培养起一种持久不变的高尚心境，以至于首次在意大利树立了不杀降敌的榜样，虽然它过去的整个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那种把爱国主义融入具有道德新生的人身上的光辉，当从远处看时，也许好像很快就消逝了；但它最好的结果却在值得纪念的1529至1530年之围中重新闪耀。他们是“傻瓜”，像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给佛罗伦萨带来了这一风暴，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做成了好像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他宣称明智的人民会逃脱这一危险时，他的意思不过是说佛罗伦萨本应该默默地、不光彩地投降，落入敌手。毫无疑问这会保存它壮丽的城郊和花园，还有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富足的生活，但是相较于它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是意大利人，一般来说也是现代欧洲人的模式和最早的类型；同样，在许多缺点方面他们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总是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和一个不断变换姿势以摆脱痛苦的病人相比较时，他用比较的方式触及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的永恒特征。那些认为通过把现存势力和各种趋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一种政体的重大现代谬论，不断地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连马基雅维利也没有完全免于此。从不缺乏这样的政治艺术家，他们通过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巧妙分配和划分，通过最复杂的间接选举，通过设立名义上的职务的方法，寻求建立事情的一种永久秩序，并且寻求满足或者欺骗富人，同样还有穷人。他们天真地效法古代的做法，借用政党名称“清流党”、“贵族党”，是一件自然的事。从那时起人们就习惯了这些名称并赋予它们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而所有先前的党派名称则纯粹具有民族性，这些名字或者代表不和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事件偶然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一个政治事业色彩的渲染或褪去，其作用是多么大啊！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最无与伦比、最伟大的是马基雅维利。他把存在的各种力量看作是有生命和主动的，对于可能的选择，有一个大的而准确的看法，试图既不误导自己也不误导别人。没人比他更能不受虚荣和浮夸的影响，确实，他写作不是为民众，而是为君主和管理者，或是为个人的朋友。对于他的危险并不在于天才的装模作样或对于思想观点顺序安排的错误，而是在于他显然难以控制的强大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评价的客观性，在真实性方面有时令人震惊；但它是生死危亡之际而非平常之需的标志，那时，很难相信正义，或者信任别人有公正的行为。我们抛弃了对于他的道德上的声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政治道德的。不管怎么说，马基雅维利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中忘记自己。事实上，尽管他的作品（除了个别词句）完全没有热情，并且最后佛罗伦萨人自己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爱国者。尽管他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在言语和道德方面很自由，但他始终思考的是国家的福利。

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新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纪念教皇列奥十世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此文作于小洛伦佐·美第奇——乌尔比诺公爵（死于1519年）——死后，他曾把他的著作《君主论》献给这位公爵。国家那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在道德上并不总是正当的；但非常有趣的是看到他如何希望建立具有温和民主形式的共和国，它好像是美第奇家族的女继承人。我们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巧妙的对教皇、对教皇的各种信徒，以及对佛罗伦萨的不同利益作出让步的计划；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观察一个钟表的装置。原则、观察报告、比较、政治预测诸如此类，大量出现在其著作《史论集》中，其中闪耀着远见卓识的光辉。例如，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制度及其组织机构的尽管不是一以贯之却是持续不断的发展规律，并要求宪法要灵活、能变化，作为避免杀戮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同样的原因，为了防范私人的暴力和外国的干涉——“所有自由的死亡杀手”——他希望看到引进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处置被憎恨的市民，而在此之前佛罗伦萨只有审理丑闻案件的法庭。他以大师的手笔使不情愿判决和非自愿判决各具特点，这两种判决在共和国家的紧要关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次，他被他的想象力和各种事件的压力所误导，作出了与他能力不相符的事——称赞了人民，他说人民比任何君主能更好地选出他们自己的官员，并且能够用“善意的劝告”来使他们改正错误。关于托斯卡纳政府，他毫不怀疑它属于他的故乡城市，在一篇特别的“论文”中，他强调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痛惜阿雷佐在1502年的叛乱之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整体上承认，必须允许意大利的共和国自由扩张，增加领土，以便在国内享有和平，并且不会受到外来的攻击；但他宣称，佛罗伦萨总是从错误的一端开始，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比萨、卢卡和锡耶纳这些死敌，而“被待如兄弟”的皮斯托亚自愿地服从它。

把15世纪仍然存在的其他几个共和国和这个独特的城市——这个意大利的，确实也是现代欧洲精神的最重要的创造工厂——作比较是不合乎情理的。锡耶纳苦于其最严重的组织弊病，就此来说，它艺术上和工业上的相对繁荣一定不会误导我们。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从他的家乡心怀向往，远望“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那里没有土地和货物的没收充公，没有恣意妄为的官吏，没有政治党派所有这些使生活更加痛苦的因素。热那亚几乎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因为在安德烈·多利亚的时代之前，它几乎没有参与文艺复兴。确实，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间以蔑视所有更高的文化而臭名昭著。党派之争在这里表现出非常激烈的特性，并且极为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热那亚人在经过这么多革命和侵略之后，怎么设法恢复到一个能持久的状况。也许是由于这一事实：几乎所有参加公共事务的人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积极经商的人。热那亚的例子以惊人的方式表明拥有远方的殖民地与什么样的不安全财富和庞大的商业，什么样的内部骚乱，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卢卡在15世纪并不重要。 zxiagMZPNDSft9nVuEmNbZGBNUVL1w9iBoS0aV98EZOkC1IZpSVHxPbehsxj0u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