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中央集权，所有发生在国境内的合法反抗都是徒劳的。为了共和国的恢复所需要的环境要素已经被永远摧毁，而这个场地在为暴力和暴君专制做准备。即使拥有封建产业，毫无政治权力的贵族们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称作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加了衬的紧身裤、用有羽毛的帽子，或者用他们喜欢的其他方式来装扮他们的勇士；像马基雅维利这样有思想的人却非常清楚，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太“腐败”，不可能建立共和国。有些奇怪的评价落到了这两个现在只是用来给个人争端和家庭争端以官方制裁的所谓政党的身上。有个意大利的君主——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劝其取缔这两个政党——回答说，他们的不和一年使他收获12000多金币的罚款。1500年，在洛德维科·伊·摩洛短暂回国期间，托尔托纳城的圭尔夫党人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反对者，把一部分邻近的法国军队召引到城内来，当然法国人以掠夺和摧毁吉伯林党人开始，但以对圭尔夫党人采取同样的手段，直到托尔托纳城完全被损毁而结束。在像温床一样催生每一种强烈激情的的罗马涅，这两个政党的名字长久以来已经丧失了一切政治意义。人民有一种政治上的错觉，他们常常相信圭尔夫派自然是法国人的同盟，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很难看到那些试图通过这种错误取利的人们这样做获得了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所有干涉后，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而西班牙，在摧毁意大利后是什么情况，每一个读者已很了解。

但现在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我们可能认为，一个头脑单纯的人可能会辩解说，既然全部权力来自上帝，这些君主们，如果得到全体臣民忠诚可靠的支持，他们自己迟早一定会得到改善并去掉其暴力天性的所有痕迹。但是由激情和野心所激发的性格和想象，不可能期待有这种理智的想法。他们像庸医一样，认为通过消除症状就治愈了疾病，并且幻想着如果杀死暴君，自由自然而然就会到来。或者，甚至连这也没想到，他们只是试图为大家的仇恨提供一个发泄的出口或者为家庭的不幸或为个人的受辱报仇。因为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不受所有法律的限制，所以反对者以同样的自由选择了自己的武器。薄伽丘公开声明：

要我称呼那个暴君为国王或者君主，并且像对待我的主人一样来忠诚地服从他吗？不，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我可以使用武器、阴谋、密探、伏击和欺诈来对付他；这样做是一件神圣而必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暴君之血更可接受的献祭了。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个人的事例；马基雅维利，在其《史论集》中著名的一章里，探讨了从希腊暴君时代以来的古今阴谋，并按照其各种各样的计划和结局以冷漠的中立态度进行了分类。我们从中只需注意两种情况：首先是在教堂里实施的谋杀，其次是古代习惯做法的影响。暴君得到如此严密的保卫，以致除了在庄严的宗教礼拜式上，在别处几乎不可能对其下手；而且在别的任何场合都不可能看到整个家族聚在一起。就为此，法布利亚诺人在大弥撒（1435年）当中，当唱到被作为暗号的《使徒信经》中“圣神降孕”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贾维斯特利的全家。在米兰，乔万尼·马利亚·维斯康提公爵（1412年）在圣格达多的教堂入口处被暗杀；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1476年）在圣斯蒂芬的教堂被暗杀；洛德维科·伊·摩洛（1484年）因从另一个门而不是预料的那个门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而侥幸逃脱了被遗孀波娜女公爵追随者的短剑刺死的命运。暗杀者们在这种行动中没有想要不敬神明；暗杀加利佐的凶手们在谋杀前依旧向教堂的守护圣徒祈祷，并虔诚聆听了第一场弥撒。然而，帕齐家族谋杀洛伦佐·美第奇和朱利亚诺·美第奇（1478年）的阴谋部分地失败了，原因之一是曾说好在一个宴会上实施谋杀的凶手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动手。“熟悉那个神圣的地方因此绝无任何恐惧”的教士们中有一个被劝诱着代替他干了此事。

关于对古代习惯做法的效仿，这些古代习惯做法对道德，尤其是我们会经常提到的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们自己做了榜样，无论在他们的国家观念上还是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他们都公开宣称以古代的罗马帝国为楷模。同样，他们的反对者在用一种审慎的理论开始采取行动时，就用古代的诛戮暴君者作为模式。也许很难证明，在主要问题上——在下这个决心本身方面——他们是有意识地因循了古代的例子；但诉诸于古代的做法却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关于加利佐·斯福查的谋杀者——兰普尼亚诺、奥尔加提和维斯康提的事例给我们以最惊人的揭露。尽管这三人有个人目的，但他们的冒险行为可以部分地归之于一个更普遍的理由。大约在这个时候，柯拉·德·蒙泰尼，一个人文主义者并且是修辞学教授，已经在米兰的许多青年贵族中间唤起了对于荣耀和爱国事业的一种模糊的热情，而且曾向兰普尼亚诺和奥尔加提提到了他解救米兰的希望。这很快就引起了对他的怀疑：他被从城中驱逐出去，他的学生们放纵于由他所激发起来的狂热中。大约在事发前十天，他们在圣安布洛吉奥的修道院里集会并庄严宣誓。“那时，”奥尔加提说，“在一个远处的角落，在守护圣徒的画像前，我抬眼望着他，为我们自己和他的全体人民恳求他的帮助。”这个城市的天堂中的保护神被祈求保佑这件事，然后他们又向实施谋杀事件的教堂的圣徒圣斯蒂芬祈福。这时，许多同谋者都被告知了这个秘密计划，每夜的集会在兰普尼亚诺的家里举行，暗杀者们用他们的剑鞘为谋杀进行练习。事情成功了，兰普尼亚诺被公爵的一些随从当场杀死；其他人被俘。维斯康提后悔了，但奥尔加提经历了所有酷刑依然坚持这是献给上帝的可以接受的行为，并且当刽子手打断他的肋骨时，他大声说：“勇敢，吉罗拉谟！你会永远被铭记；死亡痛苦，但光荣永存。”

但是无论这种阴谋的目的和意图貌似多么理想，实施阴谋的方式却暴露了所有阴谋者中最坏的那个——卡提利那，一个思想中毫无自由可言的人的影响。锡耶纳的编年史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阴谋者的所作所为是从撒路斯特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由奥尔加提的自白间接地进一步得到证实。我们在别处也见到了卡提利那这个名字，除了他所遵循的目的外，几乎不可能发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阴谋者的模式了。

在佛罗伦萨人中，无论何时当他们除掉或者试图除掉美第奇家族时，诛戮暴君是一种他们普遍接受和同意的做法。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亡后，多那太洛的青铜群像——朱迪思和死去的的霍洛芬斯的铜像——从他们的收藏品中被取出，并被放在总督府前，即现在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所在的地方；上面刻着“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没有比小布鲁图斯更受欢迎的例子了，由于他叛变了罗马帝国，在但丁的《神曲》中他和卡西乌斯以及犹大同处地狱的最底层。密谋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乔万尼和朱利奥而失败（1513年）的彼埃特罗·保罗·巴斯卡利是布鲁图斯的狂热崇拜者，为了紧随他的步伐，等待找到一个卡西乌斯，他遇到了阿古斯丁诺·卡伯尼，在其身上发现他是这样一个同伙。他在狱中最后所说的话——当时的宗教感情的一个惊人证据——表明他为了要像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费了多大的努力从脑中排除那些古代的想象。他的朋友和忏悔神父两人不得不向他保证，圣·托马斯·阿奎那绝对会给那些阴谋者定罪；但后来这个忏悔神父向那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是有区别的，他允许那些反对违背人民意志强行欺压人民的暴君的阴谋。

在洛伦奇诺·美第奇谋杀了阿利桑德罗公爵（1537年）然后逃走之后，对此事的道歉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所作，当然是为了他的利益而作，在其中他称赞诛戮暴君是一种最高尚的行为；假设阿利桑德罗是一个合法婚生的美第奇，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仅仅是远亲，他勇敢地把自己和为国家而杀害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相比。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形下，常常和布鲁图斯相比；从米开朗琪罗在巴尔杰洛博物馆里雕塑的布鲁图斯半身像上可以推断，甚至在晚年，米开朗琪罗对于这种想法也并不反对。像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这尊雕像他也没有完成，但如同雕像下的声明所写，这当然不是因为谋杀凯撒事件与他的感情有矛盾。

以反对后来时代的君主制形式出现的大众的激进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专制国家里是不可能找到的。每一个个人心里抗议暴君专制，但都更愿意和它达成可忍受的或有利的协议，而不愿和别人联合起来消灭它。情况一定像民众联合起来消灭或者驱逐统治家族之前的加米里诺、法布利亚诺和里米尼一样坏。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太清楚了，这只是意味着更换主人而已。当然，共和国之星在陨落。 YCNEn0ZgAsMhsh+LHNySKEDLAk7qU1YywhGfCJJUl9p0JkkjDLYUU2Uosb0CSQ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