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意大利的主要王朝，因阿拉戈纳王朝本身的特点，把它与其他王朝分开讨论较为方便。始于诺曼人时期、以贵族为地方最高权力的形式而延续下来的封建制度，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种鲜明的色彩；而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除了只是教皇领地的南部地区和少数其他地区外，都实行土地的直接使用权，并且法律明令禁止继承权。从1435年以来在那不勒斯统治的大阿尔方索（死于1458年），与他真正或假称的后人不同。他一生辉煌，不怕和人民密切来往，与人交往时态度高贵和蔼，即使在年老时与露克瑞佳·德·阿莱尼亚的恋爱，也是让人称羡而非受人谴责；但是，他奢靡浪费的坏品质，自然会给他带来恶果。肆无忌惮的财政官们在宫中长期握有无限权力，直到破产的国王掠夺了他们的赃款；鼓吹进行宗教改革运动借以向教士们征税；当阿布鲁齐发生大地震时，幸存者被迫赔付死者的税款。通过这些手段，阿尔方索能够以无与伦比的豪华排场来款待显贵的客人；他在无休止的花费中得到快乐，即使让他的敌人受益，并且在文学作品的奖励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分寸。波吉奥因翻译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而得到了500枚金币。

继承他王位的费兰特，是他和一个西班牙女人所生的私生子，但也很可能是瓦伦西亚混血的摩尔人的儿子。不管是他的血统，还是贵族们所设计的谋害他的阴谋使他的性格变得恶毒阴险，他的残酷暴行在同时代的君主中无人能敌。他积极活跃、不知疲倦，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没有荒淫挥霍的恶癖，他集中全部力量——其中包括深藏不露和一种势不两立的复仇精神——消灭他的反对者。他受到了全面攻击，因为那些贵族首领们虽然和他有姻亲关系，但也是他的外国敌人的同盟者。采取极端措施成了他日常政策的一部分。他与贵族进行斗争以及聚敛对外战争所需财力的方式，与弗里德里克二世所引入的伊斯兰教国的方式相同：政府专营油和谷类粮食；国家的整个商业由费兰特交由富商弗兰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控制全部海岸的停泊税，并和国王分享利润。财政亏空由强制的贷款、处死刑后没收的财产、公开买卖圣职和向教会团体征收的捐献来弥补。除了不顾所有财产权而进行的狩猎以外，费兰特还有两种乐趣：他喜欢让反对者在他近旁，活着时被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死后尸体涂上香膏防腐，并身穿死者生前所穿的服装。和朋友们谈到这些俘虏时，他常常开心地笑，并且对于他的木乃伊博物馆的任何事毫不隐瞒。他的受害者大多是由于他的背信弃义而落入虎口的人，有些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时被拘捕的。他对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简直是魔鬼的行为。佩特路奇在任时已变得衰老多病，因为日益惧怕死亡而被他不断地勒索“礼物”。最后，因怀疑他参与贵族们最近一次的阴谋，使他找到了逮捕佩特路奇并处以死刑的借口；和他一起死去的有科伯拉。加拉奇奥罗和波吉奥关于所有这一切的叙述方式使人毛骨悚然。

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方索，在父亲晚年时和他共同执政。他是一个野蛮残暴的浪子，只在坦率这一点上胜过费兰特，他公开宣称对宗教及其习俗的蔑视。意大利专制政权较好和较高贵的特征在这一世系的君主中不会被发现；他们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化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奢侈和炫耀。即使真正的西班牙人也几乎总是在意大利堕落；但是这个杂种王室（1494年和1503年）的终结清楚证明它缺乏纯正的血统。费兰特死于精神疾患；阿尔方索以叛国罪指控他的兄弟菲德利哥——这个家族中唯一诚实的人——并以最卑劣的方式侮辱他。尽管阿尔方索到此为止被认为是意大利最有才干的将军之一，但最终他逃到西西里并丢了脑袋；他留下的儿子小费兰特成了法国人和国内叛国者的猎物。像这样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想要恢复大业，至少必须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过，如科米斯在这件事上所说的——这说法虽然片面但大体正确，“残暴的人从来不会是勇敢的”：没有更残忍的人了。

米兰大公们的专制政治——其统治从吉安加利佐时代以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君主专制制度——显示出15世纪真正的意大利特征。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菲利波·马利亚（1412—1447）是一个有着奇特兴趣的人物，幸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他这种兴趣的描述。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能因极度恐惧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用可称作数学上的完备性显现出来。国家的全部资源只为一个目的，即确保他的个人安全；而幸运的是，他冷酷的利己主义没有使他堕落到无目的地嗜血杀人的地步。他住在米兰的城堡内，周围环绕着壮丽的花园、凉亭和草坪。数年以来，他从没去过城内，只在乡间短途旅行，那里有他几座富丽堂皇的城堡；由最快的骏马牵引着的舰队可以沿着专门开凿的河道将他带到各城堡中，整个行程安排得极为严格。不管谁进入城堡都会受到无数眼睛的监视；甚至站在窗前也被禁止，以免向城堡外的人发送信号。所有被允许做君王私人侍从的人都受到一系列最严格的检查；随后，一经录用，就被委以最高的外交事务和最谦卑的贴身差役——这两者在宫中都很光荣。这个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争，习惯处理头等重要的政治事务，每天都派全权大臣到意大利各地去。他的安全在于，他的臣下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他的雇佣兵队长被间谍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人为培养起来的妒忌，特别是由于把诚实之人和恶棍安排在一起的做法而心有隔阂、不团结。他内心的信念也是建立在对立和矛盾的体系上；他相信盲目的必然性，相信星宿的影响，并且同时向各种各样的救星祈祷；他喜欢研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和法国骑士小说。他不准当他面提及死亡，还让人将垂死的宠臣送出城堡，免得死亡的阴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但也同样是这个人，他以故意掩盖其伤口，拒绝放血，来加速自己的死亡，最终带着尊严，优雅死去。

他的女婿兼继承者，幸运的雇佣兵队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也许是15世纪所有意大利人中最合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意了。天才和个人力量的胜利，从没人能像他那样在自己身上表现得如此闪亮耀眼；那些不愿承认他优点的人至少也得为他这个幸运的宠儿而感到惊叹。米兰人公开宣称由如此卓越的君主治理是一种光荣；当他进入城内的时候，蜂拥的群众把骑在马上的他推挤到了大教堂里，而没有给他下马的机会。让我们听一听教皇庇护二世——一个在这类事情上的裁判者——对他生平的评价：

1459年，当这位大公来参加在曼图亚举行的代表大会时，已经60岁了（实际是58岁），但骑在马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年轻人；他身材伟岸，仪表堂堂，神色凝重，谈话安详亲切，举止俨然王侯，身心秉赋当世无人能敌，战场上无往不胜——这就是那个使自己从卑微的地位升到控制整个帝国的人。他的妻子美丽贤良，子女犹如天使；他很少生病并且几乎他所有的愿望均已实现。但他也并非没有不幸。他妻子出于忌妒杀死了他的情妇；他的老伙伴和老朋友，特劳伊洛和布鲁诺罗，背弃他而投靠阿尔方索国王；另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因为叛国罪被他处以绞刑；他不得不遭受他的兄弟阿利桑德罗引法国人来攻打他的痛苦；他的一个儿子策划阴谋陷害他而被关进监狱；他作战赢得的安科纳玛驰地区，又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了。没人享有如此圆满的幸运，以致无需在逆境中拼搏。几乎无忧患之人即幸福之人。

给了幸福的消极定义后，这位知识渊博的教皇离开了读者。要是他能看到未来，或者愿意停下来讨论一个没有任何束缚的暴君专制的后果的话，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一定不会逃过他的注意——即对于未来的所有保障的缺失。那些子女们尽管美若天使，接受了精致完整的教育，但长大后都堕落成了无可救药的利己主义的牺牲品。只讲究外表的加利佐·马利亚（1466—1476），以自己漂亮的双手，所付出的高薪，享有的财政信用，贮存的200万金锭，环绕在他身边的卓越人士和所豢养的军队与猎鹰而骄傲。他喜爱自己说话的声音，而当他有机会侮辱一个威尼斯大使时，他会说得很流利，或许也是说得最流利的时候。他常常反复无常，曾让人在一夜之间把一个房间绘满了各种图案；尤其恶劣的是，他常常发疯虐待最亲近的朋友。对于一小撮狂热分子来说，他这个暴君太坏，不该再活下去；他们谋杀了他，然后把国家交由他的兄弟们统治，其中一个兄弟，洛德维科·伊·摩洛，把侄子监禁起来，自己掌握了政权。紧随此次篡位而来的是法国的干涉和降落在整个意大利的灾难。

洛德维科·斯福查被称作“伊·摩洛”，摩尔人，是当时暴君的最完美典型；并且作为自然的产物，几乎消除了我们的道德判断。尽管他采用的手段极端不道德，但他却十分巧妙地使用它们；当了解到一个人不仅在选择的目的上，而且在选择的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负责时，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感到震惊的了；他宁愿认为他尽可能避免过于自由地使用死刑作为惩罚是一种非凡的德行。他认为由于他的政治天赋，意大利人对他的无比尊敬只不过是他应得的。1496年，他吹嘘亚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牧师，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宫廷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信使，这些人必须听从他的吩咐往来。他有着不可思议的理智，甚至在他面临绝境时（1499年），他也权衡了所有可能的逃跑方式，最后为了荣誉，他决定一切听凭人性的善良；他以从前的一次争吵为借口，驳回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想要继续留在米兰城堡的提议：“主教阁下，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信任你，尽管你是我弟弟”；他委任一个他一直施予恩惠的人来守卫城堡，作为“他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还是背叛了他。在国内，这个摩尔人是一个优秀而有用的统治者，并且直到最后，他还依赖他在米兰和科莫的名望。在后来的岁月中（1496年以后），他过度耗费国家的资源，并且在克雷莫纳，完全出于权宜之计，他命令把一个曾讲话反对新税的可敬公民悄悄闷死。从那时起，他用一个护栏把来访者和他本人隔开，以约束听众，因此那些人和他交谈时，不得不以最高嗓门讲话。在他的自勃艮第王朝灭亡以来欧洲最辉煌的宫廷里，极端不道德的事情到处存在；女儿被父亲所卖，妻子被丈夫所卖，姊妹被兄弟所卖。君主本人积极活跃，永不停歇，并且作为一个独创事业的人，他声称和所有像他自己一样靠个人才能而立身的人——学者、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有联系。他创立的学院，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对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卓越人士，他所看重的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往作伴和效劳。确定无疑的是，起初布拉曼特薪资微薄；而列奥那多直到1496年才得到适当的报酬——并且，如果不是他自愿，有什么能够使他留在宫中呢？也许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像列奥那多一样，世界对他是开放的；如果关于洛德维科·伊·摩洛的天性中有比较高尚的成分缺乏证据，它可以在这位谜一般的大师在他的宫中长期逗留这件事上被发现。列奥那多后来为凯撒·波几亚和弗朗西斯一世效劳，很可能是由于他对这两人非凡和惊人的性格感兴趣。

这个摩尔人倒台后，他的儿子们在陌生的环境中被不正确地抚养长大。他的长子马西米利亚诺没有像他的地方；他的次子弗兰切斯科还尚有一些他的精神。米兰在那些年代里常常更换统治者，并且在更迭的过程中遭受难以述说的痛苦，尽力确保自己不会再次更换。1512年，在马西米利亚诺和西班牙人的武装力量面前撤退的法国人，被劝诱发表了一项声明，称米兰人不曾参与他们的驱逐，并且，由于没犯叛乱罪，他们可以向一个新征服者投降。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是：在这种过渡时刻，这个不幸的城市像阿拉戈纳家族逃走时的那不勒斯一样，很容易成为一群恶棍（常常是高层的贵族）的猎物。

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在15世纪后半期是秩序最好、人才最多的家族之一。贡查加家族是一个还算和谐的家庭，长期以来没有听说他们家出现过谋杀事件，他们家的死者能无所畏惧地展示给世人。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贝拉，虽有少许不正当行为，却是一对和谐体面的夫妻，并且在他们小而重要的国家不断遭受的危机的时候，他们把儿子们抚养成为成功而卓越的人物。弗兰切斯科，不论是作为政治家或是作为军人，竟会采取一种格外诚实的政策，这是威尼斯皇帝或法兰西国王不可能预料或想要的；但是，自塔罗之战（1495年）以来，就军事上的荣誉而言，他的感觉和表现是一个意大利爱国者，并且把同样的精神传递给了他妻子。每一个忠诚英勇的行为，诸如以保卫法恩扎来抵抗凯撒·波几亚，她都认为是在维护意大利的荣誉。我们对她的评价不需要依靠画家和作家们对她的颂扬，这些人把这位美丽的侯爵夫人描述成她对他们所提供的保护的丰厚回报。她自己的书信向我们显示了她是一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的女士，充满了仁爱幽默的见解。本波、邦德罗、阿里奥斯托和伯尔那多·塔索都把他们的作品送往这个宫廷，即使它弱小且国库空虚。自从过去的乌尔比诺宫廷消亡（1508年）以来，在意大利看不到比贡查加家族的曼图亚宫廷更光耀更有魅力的圈子；并且在某一方面，在活动的自由上，费拉拉宫廷的社交聚会不如曼图亚宫廷。在美术方面，伊莎贝拉有着精准的知识，她的画作少而精，令爱好美术的人看了无不为之动容。

在大菲德利哥（1444—1482）时代，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后裔，乌尔比诺所拥有的是一位君主统治的辉煌代表。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拥有命运无常的军人们的政治品德，一种不独他们所具有的缺点的品德；作为他的狭小领地的统治者，他采取把从国外赚的钱花在国内的计划，并尽可能少地向人民征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如下内容：“他们建造房屋，开垦耕地，在国内居住，并且给许多人提供工作：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仅这个国家，就连这个宫廷也是一件讲究艺术和结构作品。菲德利哥有500个仆从；宫廷的布置像最伟大的君主国的都城一样齐全，但什么都不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得到细心地关注和控制。在宫廷里没有不道德和浪费的恶习：它的作用是一个为其他大家族的子弟们提供军事教育的学校，这些人文化与教育的完善被大公认为是种荣誉。他所建造的宫殿，即使不属于最宏伟的，也是构思设计完美，具有古典风格的。那里存放着他最伟大的珍宝和著名的藏书。在他的统治下人人有工作有钱赚，没有乞丐；治安非常好，因此他常常出去不带武器，并且几乎不带随从。在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中，唯有他敢在外面公园里散步，或是一边在无人警戒的房间里简单用餐，一边让人为他朗读李维的著作，或者，在斋戒期间朗读一些祈祷方面的著作。同一天下午，他常常听一个关于某个古典主题的讲座，然后去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栅和女修道院院长讨论宗教上的事情。晚上他经常在以壮美景色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督察宫中青年的军事操练，并且确保所有武艺都在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训练。在访问作坊里为他干活的工匠时，在和来访的常客交谈时，他都尽最大努力做到温和亲切，平易近人，并尽可能满足每个人当天所提出的请求。难怪他走在街上时，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您！”他被思想界的人称为“意大利之光”。他才华横溢的儿子圭多巴尔多体弱多病，遭到各种不幸，但最终（1508年）能把国家交到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手中；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保全了领土免遭外国人的永久占领。令人惊异的是，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的大军面前，具有何等的信心才能屈服和逃走。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用的抵抗中受创越少，恢复就越容易，就越受群众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打算时，他忘记了有许多反对他的怨恨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描述为优雅举止的最高学府而流芳后世，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后来（1518年）把他的《廷臣论》中对话的场景安排在多才多艺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社交圈。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德纳和勒佐的统治展现出暴行和受人爱戴这种令人好奇的对照。宫中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一个王后因为被人指称和继子通奸而被砍头（1425年）；婚生子和私生子逃出宫廷，甚至在国外，他们的生命也受到被派去追杀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来自宫廷外部的阴谋持续不断；一个私生子的私生子企图从合法继承者赫克里一世手中抢夺王冠。据说，后者后来（1493年）发现他妻子受她兄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教唆要毒死他，所以就把她毒死了。这一系列悲剧的终止是由于两个私生子密谋反对他们的兄弟，掌权的阿尔方索大公一世和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发现并判处他们终身监禁。这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必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国和中等国家中没有面临如此的危险并不断需要武装力量和防御工事。统治者们希望人民富裕程度能够跟得上捐税的不断增加；尼科洛侯爵（死于1441年）过去常常表达他的这一愿望，即他的臣民也许能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有。如果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衡量实际已达到的繁荣的一个尺度，那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497年，尽管首都有了显著扩大，但仍然没有房子出租。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城市；根据统治者的命令，新建了许多大型的、建设优良的城区，由于集中了许多官员阶层，并且积极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这里首次形成了真正的首府；来自意大利各地富有的逃亡者，尤其是佛罗伦萨人，在费拉拉定居下来，建起了自己的豪华住宅。间接的征税让人勉强能够负担。政府确实采取了其他的意大利暴君，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也用过的减轻民众疾苦的措施：荒年从远处运来谷物，好像是无偿分给了民众；但平常的时候，却用垄断补偿损失，如果不是对谷物的垄断，也是对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垄断——如鱼、盐、肉、水果和蔬菜等，蔬菜是在城墙上和附近精心种植的。然而，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对官位的出售——一种整个意大利都很普遍的风气，而在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有更准确的资料。比如1502年新年，大多数官员以“高价”买到了自己的位置；最多类别的公务员、关税官、法警、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甚至战略家，即省城的副职官员都名列其中。作为高价买官位、“比魔鬼更可恨的”、“榨干人民血汗的人”之一蒂托·斯特罗齐——让我们希望他不是那著名的拉丁诗人——被提及。大约每年的同一个时间，公爵们习惯在费拉拉进行巡回的访问，即所谓的“不时的巡视”，在访问期间他们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然而，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的产品。

令费拉拉公爵感到自豪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以下事实：在费拉拉，士兵的薪饷和大学教授的薪资都能一天不差地准时领到；士兵们从不敢随意欺压任何一个市民或农民；这个城市不怕任何攻击，坚不可摧；并且城堡中储藏着数量巨大的金币。似乎没有必要设立两套帐目：财政大臣同时也是公爵家务的管理者。由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至1505年）和阿尔方索一世（至1534年）建造的建筑物非常多，但规模小；这些建筑具有君主家族的特征：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露面都身穿刺绣衣着，满身珠光宝气——但并没有沉迷于任意的挥霍。阿尔方索也许已预见到他那迷人的小别墅的命运——有着绿荫花园的贝尔维德尔别墅和有着喷泉和漂亮壁画的蒙达那别墅。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君主们不断遭遇到的危险培养了他们身上各种惊人的能力。在这样一个讲究虚饰的世界里，只有具有尽善尽美谈吐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成功；每一个想要卓尔不群的人都不能不以自己的个人价值来证实他所声称的事情，并显示他自己值得拥有他所寻求的王冠。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当时意大利作为理想所追求的某些品质。当时欧洲哪个君主为了自己的文化，能像阿尔方索一世这样努力呢？他为了学习到法兰西、英格兰和荷兰旅行；通过这种旅行，他获得了这些国家工商业方面精确的知识。责备他闲暇时干镟工工作——尽管这和他铸炮的技术有关，责备他无任何偏见地让身边围绕擅长每种技艺的人是荒唐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们不像同时代的北欧君主那样，认为只有自己这个阶级值得重视，并把这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贵族阶级。在意大利，君主被许可并且被迫结识和任用社会中每个阶层的人物；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权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不得不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有沉默的恐惧，又有真正意大利人精于算计利益得失的意识，还有现代臣民的忠诚，即个人的钦敬变成一种新的担负责任的思想感情。费拉拉城于1451年建了一座骑马的铜像以纪念他们十年前去世的君主尼科洛；博尔索（1454年）毫不迟疑地把自己也是铜制，不过是坐姿的雕像，建在市场的近旁；除此以外，这个城市在他初登王位时已发布命令为他建“大理石凯旋柱”。某个公民在国外威尼斯时曾当众说过博尔索的坏话，一回国就被告发并被判以流放和没收财产的处罚。一个忠诚的市民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在法庭上用刀砍他，这个冒犯者脖子上绕着绳子，走到公爵面前请求彻底饶恕。政府精心配备了间谍；旅店老板被严令要求呈报每天的旅客名单，公爵要亲自过目。在渴望让每个著名客人都感受到礼遇的博尔索统治时期，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殷勤好客；赫克里一世却只是把它用作一种预防措施。在波洛尼亚，在乔万尼二世本蒂伏利奥统治时，规定从一个城门进来的旅客必须领取一张票，才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一项总是受人欢迎的措施就是突然开除欺压人民的官员。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他的首席枢密顾问官时，当赫克里一世开除并贬黜一个多年来一直吸吮人民血汗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篝火，敲响钟，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一世对他一个部下的态度却让事情走得太远。一个警察局的管理者，或者我们随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是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一个不适合这种职务的本地人。即使是公爵的儿子和弟兄们在此人面前也会发抖；他所开出的的罚金高达成百上千金币，甚至案件还未审理就施以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公爵的命令来赦免罪犯。人民无论拿出多少钱给统治者都会愿意，只要能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敌人”。但是赫克里一世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让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年复一年扎邦特都能攒下2000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养的鸽子，并且如果没有一队弓箭手和勇士们保护，他不可能走过街道。除掉他的时候到了。1496年，两个学生和一个他致命迫害过的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乘他在家午睡时杀死了他，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的马驰过城内，高喊着：“出来吧！出来吧！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捕者来得太迟，发现他们已经安全越过了边境。针对这件事有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以颂歌的形式。

正是完全以这种制度的精神，君主向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下属表达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私人顾问洛德维科·卡塞拉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庭或者城内的商业场所或者大学讲堂被允许开放：所有人都不得不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公爵想要亲自到场。事实上，“参加臣民葬礼的伊斯特家族的第一个人”身穿黑色衣服，走在棺材后边，哭泣着，而后面跟着卡塞拉的亲属，每人由一个廷臣引导：这个普通公民的遗体由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在那里被安葬。这种以君主的感情所表示的官方同情首次出现在意大利国家。这种做法的根源也许是一种美好仁慈的感情；其感情的流露，尤其是在诗人中，真挚性常常令人怀疑。阿里奥斯托青年时期的一首诗，哀悼赫克里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除了散见于所有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地花朵以外，还含有某些完全现代的特点：

这一死亡给了费拉拉多年也难以恢复的一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是它天堂中的拥护者，因为地上不值得她居住；死亡天使真的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像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来到她那里，而是优雅地带着减轻任何恐惧的和善面容来到她那里。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同情。完全依靠自己的保护人之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还没去世就以一种后人看来极不慎重，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无害的赞颂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抒情诗人甚至走得更远，歌颂他们已合法结婚的君主的非法爱情，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庄严者”洛伦佐的情人们，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非凡的热情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们。被谈论的这首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戈纳统治者的可憎性情；在这些事情方面，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人，否则苦难就降临在那些更成功的人身上吧！这样，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竟然画他们保护人的情妇们，也不过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满足于别人的赞美；它还要自己为自己庆祝。在斯基法诺亚王宫，博尔索让人把自己画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赫克里（始于1472年）通过比得上耶稣圣体节的游行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商店像礼拜天一样关门，在队伍的中间走着身穿刺绣长袍的君主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王冠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的显达只能来源于此，这在这个宫廷中长久以来由金马刺勋章被表达出来——一个和中世纪骑士气概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勋章。赫克里一世在马刺外又加上一把剑、一件金边斗篷和一笔赏金，作为对这些的回报，无疑要求提供经常的服务。

这个宫廷享誉世界的对艺术和文学的保护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并以给予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官位来实行的；因此这种保护不需要额外的花费。博亚尔多，作为富裕的乡绅和高官，属于这一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宫廷了，很快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没有了。他不得不满足于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师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阿尔方索招他为自己服务。再后来，托尔夸托·塔索就不一样了，人们嫉妒地寻求让他来宫廷里的机会。 6zxTj6vxAZfzDM3ysUBRSiNJs7eiKP9eZGQlztYyJJh8JLYayb/Uiu8fwQCim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