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体系的原理

通常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经济学，它提出了两个明确的目标：其一，为该国征缴足量的税收或维持国民生存的钱款，更确切地讲，国民要能够为该国缴纳足量的税收或维持自身生存的钱款。其二，要为整个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够的收入，使公共服务得以维系。简单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国富民强。

谈到国民的富足，各国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迈向富强之路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两种迥异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一为商业体系，其二则是农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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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财富的多少是用货币或金银这两种贵金属的数量来衡量的，这源于货币的双重职能——既是交易工具又是价值尺度。鉴于货币的第一重性质，我们无需借助其他商品便可随时以货币换得自己需要的物品。人们总是觉得挣钱是大事，只要有钱，想买什么都轻而易举。而鉴于货币的第二重性质，我们一般会根据交换所用的货币数量估量商品的价值。正因如此，我们称富人价值千金，穷人不名一文。我们说节俭吝啬或迫切渴望变富的人喜爱钱财，认为那些大大咧咧、出手大方或生活富足的人不那么贪恋钱财。富有即是钱多，简单来讲，财富和货币在一般人的语言中没有丝毫差别。

正如富人腰缠万贯，富足之国理应储备大量的货币；无论哪个国家，走向富强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积累大量金银。在发现美洲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西班牙人每登陆一个陌生的海岸，首先要做的，就是搜寻附近的金银，根据搜集得来的相关信息再判断该地是否值得定居，抑或该国是否值得征服。修道士普拉诺·卡尔比诺受法国教廷派遣前去拜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人，他说，鞑靼人经常会问他法兰西王国是否牛羊遍野。鞑靼人的询问和西班牙人的实地调查有着同样的目的——了解该国富裕的程度，从而判断是否值得征服。和任何其他游牧国家的人民一样，鞑靼人通常说不清货币有何功用，取而代之成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是牛羊。因此，正如西班牙人认为金银的数量决定财富的多少，鞑靼人认为牛群的数量是衡量财富的决定因素。就这两种不同的观念而言，或许鞑靼人的想法更加接近事实。

洛克先生曾评论过货币与其他动产的不同之处。他说，所有其他动产在本质上都容易消耗，因此其内含价值并不十分可靠。一个国家可能在某一年对某种动产的拥有量十分充足，但即使没有任何出口，这种动产也很有可能仅仅因为国人的浪费或消耗而在下一年成为紧缺物品。与之相反，货币则十分稳定。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可能流经多方，但只要不流失到国外，它便不大可能被浪费或消耗。因此，按照洛克先生的说法，一个国家可流通的财富中最为可靠和真实的莫过于金银，根据这一点，增加国家对这两种金属的储备在他看来便是一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标。

也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全世界，那么该国国内流通的货币有多少也就无关紧要了。使用该货币进行流通只不过是用一种消费品换得数量或多或少的另一种消费品，在这种说法的提出者看来，这个国家是真正富有还是贫穷全然取决于可消费物品的多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一国要与他国建立联系、被迫与他国作战，或者必须维持远在他乡的军舰和军队开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只能向国外大量运送货币，而前提就是该国国内拥有足量的货币储备。因此，所有这类国家都应该在和平年代努力积累黄金白银，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爆发时拥有强大的财力后盾。

由于深受这些通俗观念的影响，欧洲各国都曾仔细研究如何在本国最大数量地储备金银，尽管这类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收获。欧洲绝大部分金银矿藏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向全欧洲输送金银的也主要是这两个国家。但两国要么明令禁止金银输出，严惩违者，要么课以高额关税。欧洲其他各国自古以来也都将类似禁令视为国策的一部分，甚至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古代苏格兰的某些议会法案也明令禁止携带黄金白银出境，违者重罚。古时英法两国也都颁发过类似的法令。

然而，那些国家一旦成为商业国，此禁令就会在许多情况下给商人带来不便。无论是买进别国商品还是将本国商品出口到其他国家，金银在交易中都要比其他商品占据更大的优势。于是商人以不利于本国贸易为由，抵制这项禁令。

首先，他们声称以购买外国商品为目的输出金银不一定会减少本国的金银储量，恰恰相反，此举倒有可能增加金银储量。因为如果本国进口了商品，销量却没有增加，则可以通过将其转售给其他国家获得更多利润，由此所得的金银收益或许要远远高于起初购买这些进口商品的支出。托马斯·孟先生将国际贸易的这一运作方式比作农业中的播种和收割。他说：“如果我们只看到播种时农夫大把大把地将好玉米扔到地里，我们会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考虑到在他一年忙碌结束后的丰收，我们就会发现他当初的劳作不但值回成本，还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

商人们抵制该禁令的理由之二，是该禁令根本无法限制金银的输出，与其代表的巨大价值相比，金银的体积并不大，偷运到他国实为易事。用这些商人的话说，要想防止偷运走私成风，唯一的做法是适度地关注商人们所谓的“贸易差额”。如果一国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则其他国家需要向其支付一部分贸易差额，这部分差额必然以金银的形式支付，因而该国的金银储量就会相应增加。而当该国贸易进口大于出口时，它就需要向其他国家支付贸易差额，因为同样需用金银支付，该国的金银储备就会相应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禁止金银输出不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因运输风险的增加而导致金银的价格高涨。商人们还认为，这样一来，整个贸易对于那些应支付贸易差额的国家更加不利。商人在他国交易需要从发行货币的银行那里购买汇票，不但要承担往那里运送货币本身的风险、麻烦和费用，还要承担该禁令带来的额外风险。而贸易越是对一国不利，这部分贸易差额对于应收取该差额的国家而言价值就越小。以英国和荷兰两国的贸易为例，如果英国的进口比出口多了5%，就需要用英国的105盎司白银在荷兰购买相当于100盎司白银的汇票：因而英国的这105盎司白银在荷兰将贬值到100盎司，只能购买价值100盎司的荷兰商品；而荷兰的100盎司白银在英国却升值到105盎司，且能购买价值105盎司的英国商品。英国商品在荷兰出售的价格相对便宜，荷兰商品在英国出售的价格相对昂贵，二者与正常价格的差距正是两国的贸易差额。相应的，英国货物所换回的荷兰货币量相对减少，荷兰货物所换回的英国货币相对增多，其减少和增多的幅度也相当于两国的贸易差额。因此，这种贸易差额必然会对英国造成相应程度的不利，必须将更多的金银运往荷兰，以弥补差额。

以上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不无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多少有些强词夺理。说其不无道理，是因为他们断言贸易中金银的输出往往对国家裨益颇多。同时也是因为，当国民发现输出金银能为他们带来好处时，任何禁令都将是一纸空文。谓之强词夺理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有或增加金银的数量，相对于保有或增加任何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而言，更需要政府关注。因为自由贸易完全能够确保其他商品的适量供应无需政府过多的关心。谓之强词夺理还在于他们断言，汇兑的高额差异必然会扩大所谓的贸易逆差，造成更多的金银流出。汇兑差额对用本国货币在他国支付的商人来说实为不利，商人们为购买本国银行在那些国家发行的汇票所支付的价格更高，高出的部分正是兑换差额。但是尽管禁令引发的风险可能会使银行收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输出更多的货币。一般而言，这笔费用是走私货币时在国内支付的，除了所汇出的实际金额外，不会多输出一文钱。高汇率差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其出口和进口，以便尽可能缩小支付额。此外汇兑的高额差异必定会起到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减少了这些商品的消费。因此，汇兑差不但不会增加这些商人所谓的贸易逆差，反而会使之缩小，并最终减少了金银的输出。

尽管如此，此番言论却使听者深信不疑。深谙商道的商人提出这些言论说服国家议会、亲王参事和贵族乡绅，暗喜后者对此一无所知。和商人们一样，乡绅贵族仅凭经验即可得知对外贸易可以富国，却对其如何富国的具体原理所知甚少。商人非常清楚对外贸易让他们自身致富的原理，这是他们的本分，至于如何富国却并非其分内之事。除了他们要求国家对有关外贸的法律进行一些调整，如何富国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在那时，他们才有必要谈及外贸的裨益，以及现行法律如何对这些裨益构成了障碍。在就此事作出决策的法官们听来这可真是再恰当不过的陈述：如外贸如何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本国带来收入，而当前讨论的法律形成了障碍。如果没有该法律，对外贸易带来的收入将会更高，等等。论证最终达到了预期效果。在法国和英国，本国的金银严禁输出，仅允许本国铸币流出。他国铸币和金条银块则可以自由出口。在荷兰和其他的一些地方，甚至本国的铸币也可以自由输出。政府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防范金银输出，而是转而关注贸易差额，以此作为可能引发国内金银增加或减少的唯一原因。对于前者的关注本是徒劳，而新的关注焦点看似更为错综复杂，却同样无济于事。《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托马斯·孟先生这部著作的标题不仅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遵循的基本准则，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商业国家。最重要的是，内陆贸易或国内贸易——在这种贸易中，同样数量的资本可以产生最大的收入，同时也为本国人民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却沦为国际贸易的附属品。人们认为，国内贸易既不能把货币带入国内，也不能把货币带到国外，国家也不可能因为国内贸易而变得更加富强或贫穷，除非国内贸易的兴旺与否会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形势。

好比没有葡萄园的人若要饮酒就只能与人交易，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无疑只能和他国交易获得金银。然而，对于国内和国际贸易，政府也似乎没有必要偏重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一个人只要有购买葡萄酒的钱就能够随时买到葡萄酒，一个国家只要有购买金银的货币也就永远不会金银匮乏。金银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价格；既然金银可以用来购买任何商品，任何商品也都可以用来购买金银。我们可以确信，即使没有政府的关注，贸易的自由总能在我们急需好酒时及时供应好酒；同样我们也要深信，贸易的自由总能为我们提供用于商品流通或其他用途中用于购买或使用的全部金银。

在任何国家，人类劳动所能购买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都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我调节，这种需求也可以理解为那些愿意支付生产和出售该商品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力和利润的人的需求。但是没有哪一种商品能像金银这样根据实际需求轻松作出准确的自我调节，这是因为金银这两种贵金属有限的体积代表着巨大的价值，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容易地周转于异地之间——从价格较低的地方周转至价格较高的地方，从金银供给充盈的地方周转至金银不足的地方。例如，如果英国需要一批额外数量的黄金，一艘邮船即可从里斯本或任何供应黄金的地方运来50吨黄金，可铸成500多万几尼。但是如果需要同样价值的谷物，按1吨谷物价值5几尼计算，总共需要运送100万吨，假设每艘邮船的承载量为1000吨，则需要1000艘邮船。如此这般，英国海军全部用来运输都是不够的。

当一国进口金银的数量超出实际需求时，无论政府如何警惕小心，金银的出口都无法避免。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有严苛残暴的法律都未能保住其国内的金银储量。西葡两国陆续从秘鲁和巴西进口的金银超出了两国的实际需求，导致两国金银价格低于周边国家。相反，如果任何国家的金银储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而使其价格高于邻国，政府就无需费心进口金银。即使政府想要费心去禁止进口金银，亦绝不会奏效。当斯巴达人有足够的能力购买金银时，无论莱克格斯制定怎样的法典限制人们都无济于事，自有大量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拉塞德蒙。再严苛的关税法都挡不住从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因为这些公司的茶叶比英国公司的便宜。不过另一方面，1磅茶叶的市价通常以白银计算，即使按最高价格，即16先令，这1磅茶叶的体积也相当于这16先令白银体积的100倍；如果用黄金，则相当于等价值的黄金体积的2000倍。走私茶叶的难度相对于走私金银，自然也须按此比例增加。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金银比较容易从充足的市场转运到短缺的市场，这两种贵金属的价格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那样不断上下波动，许多商品因为体积太大，很难在市场存货过多或过少时作出灵活反应。固然，金银的价格也并非完全稳定，但其可能发生的变动一般来说都是缓慢、渐进、统一的。举例来说，欧洲有些人认为——或许这样想并没有太多根据——在本世纪和上世纪，由于人们不断从西属西印度群岛进口金银，这两种贵金属不断贬值，尽管贬值的过程是渐进的。然而要想使金银的价格发生突然变化，从而使得所有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立即发生巨大的涨落，则需要像发现美洲所带来的那样的商业革命。

尽管如此，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如果在什么时候短缺金银，补足这两种贵金属的供应几乎要比补足其他任何商品都更加方便。如果制造业的原料不足，工业必陷于停顿；如果食物供给不足，人们就要为饥饿所苦；但如果货币不足，就可以代之以物物交换，只不过可能会有诸多不便。另一种方法是赊账买卖，交易各方每月或每年结算一次，互相补偿赊欠，这种方法就比物物交换方便一些。如果能够利用某种调控得当的纸币，则不但没有任何不便，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带来一些裨益。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任何国家的政府都绝对没有必要花费心思去关注货币数量的保有或增加问题。

然而，“货币稀缺”始终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抱怨。货币和葡萄酒一样，对那些既无财力购买又没有信用赊购的人，永远是紧缺之物，而只要拥有财力或信用这二者之一，就很少会在需要的时候感到匮乏。不过对货币稀缺的抱怨并不仅限于没有远虑的挥霍之人，有时整个商业城市及附近地区会普遍感到货币短缺，过度贸易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常见原因。即使足够稳重冷静的人，如果不按照当前的资金情况制定营运计划，也可能会像入不敷出的挥霍之人一样，既没有购买货币的资力，也缺乏借贷的信用，在计划完成之前，他们的财力就已经耗光，信用也跟着没有了。这时他们只好四处借贷，而人人都会说没钱借给他们。即使我们到处听到人们说货币短缺，也并不一定就证明国内流动的金银数量比通常减少了，而只能表明许多人想要得到金银却无力支付罢了。贸易利润偶然高于通常情况时，无论大小商人都会犯过度贸易的通病。此时他们输往国外的货币不一定比平常多，而是在国内外赊账购买数量庞大的商品，并将其运往遥远的市场，期望在付款期限之内收到货款。一旦不能在付款期限之内收到货款，他们将没有财力购买货币，也没有可靠的借贷担保。如此看来，对货币稀缺的普遍抱怨，根本不是由于金银的稀缺，而是在于债务人难于借贷，债权人又难于收回借款所致。

如果我们在此一针见血地论证财富并不在于货币或金银的多少，而取决于可以用手中的金钱购买多少商品——也就是说，金钱只有在购买时才有价值，未免过于简单。货币无疑是国家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已经证明，它只是国家资本的一小部分，甚至始终是最无利可图的那一小部分。

商人之所以觉得用货币购买商品要比用商品购买货币更加容易，不是因为货币相对于商品而言是财富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是因为众所周知，货币是已知并确立的交易工具，方便与一切货物交换，而用货币交换货物却未必那么容易。此外，大多数商品要比货币更容易损坏，因此保存这些商品可能经常需要承担更大的损失。当商人有商品在手上时，他更有可能需要钱进行周转，毕竟什么都不如把已经获得的回报锁在自己的保险箱里来得安全，而最重要的是，卖比买利润来得更直接。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商人一般总是更急于出售商品换得货币，而不是用货币来交换商品。不过尽管一个商人在仓库中存有大量存货时，会因为无法及时出售这些存货而最终破产，但是一个国家却不大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商人的全部资本中有易破损的商品和预计用于换取货币的商品，而国家的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年产量却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和邻国交换获取金银，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流通和消费的；即使在运往国外的剩余产品中，绝大多数通常也是用于交换和购买外国的其他商品。因此，国家即使不能用预计购买金银的商品换得足够的金银，也不至于濒临破产。诚然，国家的确会面临一些损失和不便，且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权宜之计来替代货币供应，然而其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年产量与往常相比没有变化，或者几乎没有变化，因为可以花费同样多或几乎同样多的消费资本来维系这一产量。尽管用商品交换货币没有用货币交换商品那样容易，但从长远来看，前者却比后者更加必要。商品除了用于交换货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用途，而货币除用于购买商品外别无他用。因此，货币必然要追求商品，而商品却并不一定要追求货币或者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购买的人并不一定要转手出售，而常常是为了使用或消费，而出售的人却永远都是为了换取货币再次买入。前者在买入之后往往就完成了整个过程，而后者在卖出货物之后，最多只完成了整个过程的一半。人们渴望货币并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可以用货币买来的一切。

有人说可消费品很快会被损坏，而金银的耐久性更强一些，因此如果不是要持续出口，金银可以积累很长时间，这样一来，国家的真正财富就会有极大的增加。所以，一般人就会认为，对一个国家最不利的，就是其主要贸易行为是用耐久性较强的商品去换取比较容易损毁的商品。然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用英国的五金器具去换取法国的葡萄酒就是对英国贸易不利；尽管五金器具是耐久性很强的商品，若没有持续出口，而是在国内积累很长时间，到时整个英国的铁锅就会多得惊人了。不过一般来说，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类五金器具的数量必然受到其需求的限制；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铁锅数量大于其烹制食物所需，未免有点超乎情理了；如果食物的总量增加了，则铁锅的数量也很容易随之增加，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购买铁锅，或者换取更多生产铁锅的劳动力就行了。同样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任何国家的金银数量也应受其需要所限；这些贵金属的用途包括铸成硬币当作流通的货物，以及制成器皿当作家具；每个国家的铸币数量应受到国内流动的商品价值的调节，一旦该价值增加，就立即会有一部分被输往国外有金银铸币的国家，换得国内流通所需的更多铸币：而金银器皿的数量则要受到国内喜好奢华的家庭数目和财富的支配，这类家庭的财富增加了，其中一部分很有可能要用于向有剩余金银器皿的国家购买。任何国家，为了增加财富从国外输入或在国内保留超过需求量的金银都是荒谬的，就像家庭也不能依靠购入不必要的厨具来增添愉悦，这是因为出资购买不必要的厨具不但不会增添愉悦，反而会减少家庭必需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样，任何国家出资购买不必要的金银，也必定会减少维持国民衣食住行所需的财富。切要牢记：金银，无论其形状是铸币还是盘盏，无非只是用具而已，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厨房用具没有区别。如果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靠金银来流通、支配和制造的消费品，自然可以增加金银的数量；但是如果希望通过非常方法增加金银数量，必将减少金银的用途，甚至会减少金银的数量，因为这两种贵金属的数量必然会受到其用途的限制。一旦金银的积累超出了需求，就很容易被转运，而由于闲置会造成极大损失，任何法律也无法阻止它们被立即输往境外。

一个国家要进行对外战争，维持远在海外的海军和陆军所需，并不一定要积累金银。维持海军和陆军依靠的不是金银，而是可消费商品。因此，只要一国的国内工业年产量，即土地、劳动和消费品存量所产生的年收入使它有能力在远离边境的国外购买足够的消费品，它就能够维持那里的战争。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向远在国外的军队运送粮饷和物资：一是若干其所积累的不同的金银；二是若干其制造业年产物；三是若干其农产品年产物。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任何国家积累或存储的金银都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用于流通的货币；二是家用的金银器皿；最后则是经过多年节俭积累，存在国库中的货币。

国内用于流通的货币很少能够节省下来，因为这方面不可能有太多的盈余。在任何国家，一年之内买卖的商品的价值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进行流通并将其分配给不同的消费者，因此货币的使用不能过量。流通渠道必定会吸引来充足的货币量，但不能容纳更多的货币。然而在国家进行对外战争时，一般会从该渠道抽取一定数量的货币。由于大量人口远在境外，在国内维持生计的人口数量相对减少；在国内流通的商品数量减少了，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货币流通了。这时国家通常会大量发行各种纸币，诸如英国的财政部证券、海军债券和银行票据，以此替代流通的金银，以便将更大数量的金银输往境外。不过，对外战争花费浩大，且旷日持久，以上这些财政来源是远不够维持的。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熔化私家金银器皿都于事无补，法国在上一次战争开始使用过这种办法，不过收获并不大，还不够补偿铸造带来的损失，结果得不偿失。

过去，王室积累的财宝曾提供更多且持续更久的资源；而在今时，除了普鲁士国王之外，积累财宝似乎不再是欧洲王室的政策了。

本世纪各国用于维持对外战争的资金——或许已经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战争花费的最高记录——几乎已经很少再依赖流通货币或输出家用金银器皿，抑或国库积累的财物了。在上一次对法战争中，英国的花费超过了9000万英镑，其中不仅包括7500万英镑新募的国债，还包括为每英镑土地税征收的两个先令的附加税，以及每年从还债基金中借用的款项。这笔巨额费用中有2/3花费在遥远的境外：德国、葡萄牙、美国、地中海各港口、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英国的各任国王没有积累财宝，我们未曾听说有超量金银器皿被熔化铸币这样的事情，当时人们认为，国内流通的金银不会超过1800万英镑，然而自最后一次金币改革以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低估了国内的金银流通量。所以，姑且根据我亲眼所见抑或听说过的最夸大的算法，假设当时国内流通的金银共值3000万英镑，假如战争全部用的是英国自己的货币，那么即使根据这样夸张的算法，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英国的全部货币必然会全部运出并运回至少两次。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它所能证明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就是，政府根本没有必要监管货币的保存，因为根据这个假定，国内的所有货币必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国境内外往返两回，且整个过程无人察觉，可见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事实是，在这段时期内，流通渠道似乎根本没有显得比平时更空虚，那些有财力换取货币的人几乎没有感到货币匮乏。在整个战争期间，尤其是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对外贸易的利润比以往更大了，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了全英国各个地区普遍的过度贸易；而过度扩张营运的结果，和惯常一样，是人们又开始抱怨货币短缺。许多需要货币的人既没有办法购买货币又没有信用借贷；而一旦借贷者感觉到很难借贷，对于放贷者来说，收回欠款也变得困难了。不过拥有能换取金银价值的人，基本上都能够按金银的价值换取金银。

所以，用来支付上一场战争巨额支出的，一定不是国内输出的金银，而是英国出口的这样那样的商品。当政府或代表政府行事的人士与某一个商人签约汇款到国外时，该商人会向与其来往的国外联系人寄送一张期票，而他也一定会尽力以商品而不是金银来支付该期票。如果英国的商品不是该国所需，他将设法将其运往其他国家，购买一张期票，来支付所欠国家的款项。只要是市场所需，商品的运输总是能够产生可观的利润，而金银的运输就很难产生什么利润了。为了购买国外商品而将金银运往国外，商人获取的利润并非来自购买商品，而是来自销售运回国后的商品；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支付债务而将其运往国外，就不会有任何商品运回，商人自然也就得不到任何利润，因此，他会绞尽脑汁，用出口商品而非出口金银的办法偿还国外债务。于是《英国现状》一书的作者指出，在上一次战争期间，英国出口了大量商品，却没有任何商品运回国内。

除了上述三种金银之外，所有商业大国中还有大量金条银块交替地输入输出，为对外贸易提供方便。这些金条银块在不同商业国家之间的流通与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硬币流通方式一样，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国内硬币的流通及其方向受到每个国家境内流通商品的支配，该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则要受到不同国家之间流通商品的支配。无论在单独一个国家还是这个大型商业共和国，使用货币都是为了促进交换，前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个人之间的交换，后者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换。该大型商业共和国的一部分货币可能已经用于上一次战争的支出了。在全面发生战争时期，人们自然会认为，货币的流通及其流通方向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而与和平时期不同；认为在战事发生地点附近的流通量应该更大，交战国军队所需的饷给和物资都需要在那里及邻近国家购买。但是就这一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来说，无论英国每年需要以这种方式使用多少，它每年都必须用英国商品或其他可用于交换该货币的东西购得；所以归根结底，进行战争所需要的资源仍然是商品，是国内每年的土地和劳动产品。的确，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样巨大的年支出一定需要极大的年产量才能够支付。例如，1761年的支出高达1900多万，任何金银的积累都无法支持每年这样巨大的费用，即便是金银本身，年产量也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根据最可靠的统计，每年输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总量一般不超过600万英镑，在上一次战争的某些年份，这个数目都不够支付四个月的费用。

最适合运往遥远的境外，在当地购买军队所需的粮饷和物资，或用于购买大商业共和国的一部分货币，进而购买这些粮饷和物资的商品，似乎应该是制造得更加精巧的工业品，如体积小价值高，能以最小的费用输出到千里之外的制造品。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的此类工业品有大量剩余，并将其出口到国外，它就能够将非常昂贵的对外战争持续多年，此时它不需要输出任何可观数量的金银，甚至也没有这样大量的金银可以输出。诚然，每年剩余的制造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输出，而它虽给商人带回利润，却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回报，因为政府向商人购买外国期票，以便在外国购买军队所需的饷给和物资。不过，总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输出是可以产生利润的。在战争期间，国家对制造业有双重需求：首先，国家需要生产足够的商品运往境外，支付其为供应军队饷给和物资而向国外购买的期票；其二，国内通常所需的普通外国商品，也必须由国内生产足够的商品来购买。如此说来，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期间，大部分制造业可能会大大繁荣，相反，在和平时期其利润可能会下降。制造业可能在国家走向毁灭的过程中繁荣一时，而一旦国家重新繁荣，制造业就可能衰败下去。英国制造业的许多不同部门在上一次战争期间，乃至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的不同景况，正是我们刚刚所得结论的一个例证。

对任何国家来说，出口土地原产品显然无法很好地支撑费用浩大而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将一部分土地原产品输往国外，用它来购买军队所需的饷给和物资，费用太过昂贵。很少有国家生产的原产品远远超过可以维持国民生计所需的量，因此，将大量此类原产品运往国外，无异于夺取国民生活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而工业制造品的出口就是另一回事了。制造业工人的生活资料仍然保留在国内，所输出的仅仅是他们劳动所产生的剩余部分。休谟先生屡次提到，古代英国的国王们无法不间断地为任何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提供资助。那个年代的英国人没有能力在外国购买其军队所需的饷给和物资，农业原产品没有办法从国内消费中大量节省下来，少量最粗糙的制造品又和农产品一样，运输费用过于昂贵。这种情况并非源于货币短缺，而是因为那时缺乏更加精细的工业制造品。那时的英国和现在一样，买卖都是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当时的货币流通量与买卖的数量和价值之间的比例必然与现在相同，或者比现在更大，因为那时没有纸币，而现在纸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金银。在那些对商业和制造业所知甚少的国家，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君主很少能够从国民那里获得大的帮助，具体原因我将在下文中说明。因此，正是在这类国家，君主通常会竭力积聚财富，因为那是应对紧急事件的唯一资金来源，即使没有这种必要，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君主也会自然地倾向于为累积财富而躬行节俭。在那样一种简朴的状态下，即便君主的花费也不受喜好宫廷豪华生活的虚荣心支配，而是用于赏赐佃户、款待家臣；虽然虚荣心几乎总是导致浪费，但赏赐和款待却很少如此。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有财宝。据说，查理十二世著名的同盟——乌克兰哥萨克酋长马捷帕就拥有大量财宝，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西国王也个个都有财宝，如果他们将王国分封给不同的子嗣，也会分给他们相应的财宝。撒克逊君王以及征服之后的最初几个国王，似乎也一样聚集过财宝。每一个新王朝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都是夺取前一个国王的财宝，那是保有王位最有效的手段。先进的商业国家君主却不再有必要积累财宝，因为他们一般都可以在非常时期从臣民那里获得很大帮助，也不再倾向于这样做。他们自然地、或许也是必然地追随所处时代的流行趋势，在花费方面，君主和领土内所有其他大业主一样，受到追求奢华的虚荣心的支配。宫廷中精致到极细微处的华丽奢靡与日倶增，其巨额花费不仅让财富的积累不再可行，甚至往往会侵及原本用于更为必要之用途的资金。德西利达斯对波斯宫廷的评价或许同样适合好几个欧洲君主的宫廷，他说他在那里感受到的更多是奢华而不是力量，看到的更多是奴仆而不是战士。

金银的输入绝不是国家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利益。无论对外贸易在哪两个地区间进行，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两种不同的利益：一是，它将其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产品的剩余部分，即国内不再需要的部分输出，作为交换，带回国内需要的其他东西。对外贸易使得剩余产品获得了价值，可以用来换取其他东西，从而满足国内的一部分需求，增加享受。二是，有了对外贸易，国内市场的有限性就难以阻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分工趋于完善的发展。这样就为劳动产品中超出国内消费的那一部分拓展了新的市场，从而鼓励劳动者提高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年产量，也进而增加了全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对于彼此间进行对外贸易的所有不同国家，对外贸易都在持续不断地起到极其显著而重要的作用。所有国家都从对外贸易中大大受益，不过商人所在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最大，因为一般来说，商人总是更加关注供应他人之所需，并将他所在国家的剩余产品运出境外。将金银输入那些因为没有矿藏而缺乏这些贵金属的国家无疑是对外贸易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开展对外贸易，恐怕一个世纪内也很难有机会装满一船金银。

美洲的发现之所以让欧洲走向富裕，也并非源于金银的进口。因为美洲富藏金银矿，这两种贵金属的价格反而降低了，与15世纪相比，如今购买金银器皿所需的谷物或者劳动，大概只有那时的1/3，也就是说，以同样的劳动和商品支出，欧洲每年可以购买的金银器皿的数量是那时的3倍。但是如果某一商品的售价仅相当于通常售价的1/3，那么，不但原先的买主现在购买的数量可以达到先前的3倍，而且由于价格下降，可以出价购买的买主数量也较先前多出许多，或许买主数量增加至先前的10倍多，甚至高达20倍以上。因此，欧洲现有的金银器皿数量，不仅要比美洲金银矿没有发现之时——即使在其现有的进步状态下——多出3倍，或许更是前者的20至30多倍，直到目前为止，欧洲无疑得到了真正的便利，尽管那的确只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便利。金银价格的下降导致这两种金属不如先前那样适合用作货币了：为了进行同样的购买活动，我们必须携带更大量的金银，对于以往4便士就能购得的物品，如今得在口袋里装1个先令。要说这种不便可以忽略不计，上述与之相对的便利怕也不比它重要多少，两者都不会对欧洲目前的状况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然而，美洲的发现的确对欧洲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为欧洲所有商品开辟了一个全新而永不枯竭的市场，它为新的劳动分工和工艺改进创造了机会，而在古代商业的狭窄范围内，由于大部分产品缺乏市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了，欧洲所有国家的劳动产品增加了，各国国民的真实收入和财富也就随之增加了。欧洲的商品对于美洲来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同样，美洲的许多商品对于欧洲来说也是新鲜事物。因此，一系列之前从未有人预见过的交换开始了。事实证明，这既然一定会对旧大陆有利，也自然会对新大陆同样有利。当然，欧洲人颇为野蛮的不公行径使得一桩本来对所有方都有利的事件，变成了几个不幸国家的灭顶之灾。

大约同时，欧洲人发现了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的道路，尽管其距离比美洲更加遥远，却或许为欧洲人打开了比美洲更为广阔的对外贸易市场。整个美洲只有两个国家在各个方面比蛮荒之地稍强一些，这两个国家在美洲发现不久就被消灭了，其他的都不过是蛮荒之地。而中国、印度、日本等帝国以及东印度的其他几个国家即使金银矿藏不如美洲富足，却在其他所有方面都要比墨西哥或秘鲁更加富裕，农业耕种水平更高，所有工艺和制造业也都更加先进。就算这样说无异于相信了西班牙作家们关于那些帝国往昔状况的夸大记载，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事实，而那些记载显然是不足置信的。不过，富裕文明的国家彼此之间进行交易，其价值要远远大于与未开化的野蛮人作交易。但是，截止到此时，欧洲与东印度各个帝国商业往来获得的利益却大大低于与美洲经商获得的利益。葡萄牙垄断东印度贸易约一个世纪之久，其他欧洲国家从东印度购入任何商品，或将任何商品输入该国，都只能间接通过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纪初荷兰人开始侵入这片商业领地，将整个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全部交由一家公司独家经营。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都纷纷效法，此时，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享受到对东印度进行自由商业贸易的利益。仅此一个原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对东印度的贸易根本没有对美洲贸易那样有利，美洲贸易，即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对其所有臣民都是自由开放的。而那些东印度公司的专营特权和巨大财富，以及从各自的政府那里获取的惠益和保护，招来了不少嫉妒。这种嫉妒心理往往使人们觉得其贸易是完全有害的，因为进行这种贸易的国家每年都输出大量白银。有关方面回答说，这种持续的白银输出的确有可能使整个欧洲陷于贫困，但从事贸易的具体国家却不受此影响。它们通过将一部分用白银购回的商品输出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实际获得的白银数量远比输出的多。反对者和辩驳者所持观点的依据都是我刚刚讨论过的普遍观点，因此我也没有必要就此多作论述。因为每年向东印度输出白银，欧洲的金银器皿价格很可能比以往更贵一些；而银币所能购买的劳动力和商品或许也比以往更多。在这两种影响中，前者不是什么大损失，后者也并非巨大收益，二者都微不足道，因而没有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东印度的贸易为欧洲商品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或者换一种说法，为那些商品所能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新市场，因而必然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从而增加欧洲的实际财富和收入总额。至于到目前为止所增加的数量甚少，则或许要归咎于那种贸易处处受到限制。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详细考察一下这一通行概念，即关于财富的多少主要取决于金钱或者金银数量的大小，尽管这未免显得冗长繁琐。如我在上文所述，在一般人的概念中，金钱总是财富的象征，这种表达上的模棱两可使得此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那些已经确信其荒谬无稽的人也常常会忘记自己的原则，在推理的过程中想当然将其作为一条确定无疑、不可否认的真理。英国商业界有几个数一数二的作家往往会在他们的文章开头论述道，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不仅在于所拥有的金银的数量，也在于拥有土地、房屋、可消费商品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物品的数量。然而在推理过程中，他们似乎将土地、房屋和可消费商品统统抛到脑后，论证的核心往往变成了所有财富在于金银，增加这两种贵金属的数量乃是国家工商业最重要的目标。

但如果这两个原则都成立，即财富的多少取决于金银的数量，且缺乏这两种贵金属的国家只能通过贸易差额，或者说使出口大大超过进口来收入金银，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必然变成了尽可能减少进口外国商品用于本国消费，并尽可能增加本土工业品的出口，因而国家致富的两大手段就变成了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

对进口的限制包括两种。

首先，凡能够由本土生产的国内消费品，无论从什么国家进口，都一律加以限制。

其次，如果本国与某些国家的贸易差额对本国不利，则对那些国家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加以限制。

限制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有时采用高关税，有时则采用绝对禁止的办法。

而鼓励出口的办法，有时是退税，有时是政府奖励，有时是与外国签订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的境外建立殖民地。

退税的情形一般有两种。对于已缴纳关税或国产税的国产商品，在出口时往往会返还全部或部分税款；而对于已征收进口税的外国商品，如果进口目的是为了加工后出口，有时会在出口时返还全部或部分进口税。

政府奖励要么是为了鼓励某些新兴制造业，要么是为了奖励政府认为应给予特殊照顾的某些工业。

通过建立有利的通商条约，本国的货物和商人可以在某一境外国家获得别国货物和商人所没有的特权。

而通过在遥远的境外建立殖民地，宗主国的货物和商人不仅可以获得特权，而且还可以获得垄断地位。

上述两种对进口的限制，连同四种鼓励出口的做法，乃是商业主义所倡导的六种主要手段，使各国扭转贸易逆差，情势对己有利，从而增加金银数量。我将在以下各章分别对其进行论述，关于这六种手段能够给国内带来金钱的说法，我就不再关注了，而重点考察它们各自可能对国内工业年产量产生何种影响。如果这些手段能够提高或降低国内工业年产量的话，也必然能够增加或降低国家的实际财富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