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荒谬的推理

以下章节所述是在这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种荒谬的细腻情感，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严格地说）尚未知晓的一种荒谬哲学。因此本书在一开始就指出书中哪些内容得益于某些当代思想家，是完全合理的。我丝毫没有掩盖这一点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本书自始至终一直在引用与评论这些内容。

但同时注意到这一点也是有益的，那就是迄今已成结论的荒谬在本书则被当作一个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可以说，我的论述中存在暂时性的东西：人们无法对其立场作出预判断。你只能在书中发现对一种纯粹的思维病态的描写。诸如形而上学或者信仰，片刻也没有出现过，这就是本书的局限与仅有的偏见。作此澄清是出于某些个人的经历。

荒谬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判断生活是否有价值，无异于回答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其他一切问题——诸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思想有九个还是十二个范畴——都在其次。这些不过是游戏；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回答问题。倘若真如尼采所称，哲学家为赢得尊重就必须以身作则，那么你就能体会到回答那一问题的重要性了，因为这一回答是先于实际行动的。这些都是可以为心灵所感知的事实，却也需要先仔细地研究才能明白无误地理解。

我自问如何判断此问题急迫于彼问题，答案是人们可以从问题所牵涉的行动入手。我从未见过谁是为本体论问题而死的。伽利略曾坚持一条非常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条真理危及自己的生命时，他极为轻松地放弃了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抗争过。为这一真理而走上火刑柱赴死是不值得的。从深层次而言，地球和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是无关紧要的。说实话，这是一个无用的问题。同时，我又看见很多人因为觉得生活毫无价值而死去。我还看见，有的人自相矛盾，为了那些赋予他们生存意义的想法或幻想而结束了生命（这一所谓的生存理由同样也是一个绝佳的死亡动机）。因而我得出结论：生活的意义是所有问题中最急迫的。那么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对于一切基本的问题（我指的是构成死亡威胁的问题，或是强化生活热情的问题），或许只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帕里斯的方式，一种是堂·吉诃德的方式。唯有在事实与抒情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我们同时保持激情与清醒。对于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情感的主题，人们可以发现，学术性的、经典的逻辑论证法必须让步于一种更加朴素的思想立场，这种立场既出自人的直觉判断，又来源于人的理解能力。

自杀从来都是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而我们的研究恰恰相反，我们在一开始关注的就是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这种行为正如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心灵的静默中孕育，行为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某个晚上，他扣动了扳机，或是纵身一跃。我曾听说过一个公寓经理自杀的例子。五年前他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打那时起整个人就变了很多，而这一变故“侵蚀”着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再准确不过了。开始思考也就开始了被侵蚀。社会与这种开始没什么必然联系，问题出在人们心里，那才是应该探究的地方。这一死亡游戏是从清醒地面对生活体验过渡到逃离光明，人们须追踪并且理解这种游戏。

自杀有很多理由，总的来说，最显而易见的并非最具有杀伤力。自杀很少是由反思引起的（但也不能排除）。什么引发了危机，几乎总无法证实。报纸常会说是“内心的悲恸”，或是“不治之症”。这些解释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人们应该弄清楚，出事那天是不是有个朋友用一种冷漠的语调和这个绝望的人说话。如果有，那么这个朋友就是有罪的。因为这足以触发仍在酝酿中的怨恨与烦恼。

然而，如果难以确定思想上决定自杀的微妙步骤——那一准确时刻，那么从这一行为本身推知它带来的后果则要容易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等于是自白，承认生活对你来说已无法承受，抑或你不理解生活，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些类比扯得太远，还是要回到日常话语中来，那么承认的就只是“不值得这么费力”地生活。诚然，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你不断接收生存发出的指令，并以某种姿态回应，回应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首要原因就是习惯。自愿结束生命意味着你已意识到，甚至是本能地意识到这种习惯的荒谬性，意识到找不到任何深刻的理由去生活，发现每天的忙忙碌碌愚蠢至极，遭受痛苦亦无益处。

那不可估量的感情夺去了生活中必要的精神昏睡，那么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呢？世界即使需要用糟糕的理由来阐释，对于人来说也是熟悉的。相反，世界如果突然间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是外星人。这种被流放的感觉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和对应许之乡的盼望。人与生活的这种分离，如同演员与舞台的分离一样，可以说正是荒谬感。如果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都是健康人，那么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发现，这种感情与对死的渴望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本书的主旨就是表现荒谬与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揭示自杀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荒谬这一问题。原则上可以肯定，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对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当付诸行动。对存在的荒谬性的笃信必然要支配人的行为。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发出疑问——清楚明白而非故作哀伤地，如此重要的一条结论会不会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难以理解的环境呢。当然，我指的是想达到自身协调的人们。

表达得清楚一点，这一问题就显得既简单又不好解决。如果认为简单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清晰明了带来的必是清晰明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先验地颠倒问题的各项，就如人是自杀还是不自杀的问题一样，只有两种哲理结果：是或不是，这就显得过于简单了，但是应当限制那些不停发问而不作定论的人。这里我只是稍作讽刺：这些人占了大多数。我还注意到，有些人嘴上说“不”，行为表现却好像他们想的是“是”。事实上，根据尼采的标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说：“是。”同时，那些自杀的人常常对生活的意义十分确信。这些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在这一点上，逻辑性变得十分可贵。把哲学理论与这些理论信仰者的行为加以比较，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必须指出，在拒绝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里洛夫，传奇人物贝尔格里诺斯和善于假说的朱尔斯·勒奎尔，没有一个人把否定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生活。叔本华曾坐在一张华丽的桌子旁大赞自杀，他也因此常被拿来当笑柄。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不把悲剧当回事没有那么可悲，但是却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

面对这种矛盾与令人费解之事，我们还一定要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与他逃离生活的做法之间没有关系吗？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夸大其词。在一个人与自己生活的关系中，有些东西比全世界的苦难加起来都要强大。身体的判断与心理的判断不相上下，而身体面对毁灭时会畏缩不前。我们先养成生活的习惯，然后才养成思考的习惯。在每天都催人走向死亡的竞赛中，身体保持着绝对的领先优势。简言之，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我所说的逃避行为，因为按照帕斯卡的说法，它既低于又高于消遣行为。逃避是始终不变的游戏。典型的逃避——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主题，那就是希望。这是对自己“应得”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或者说是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为了某些伟大思想继续生活的人的欺骗，这种生活的伟大目标将超越生活，使生活得到升华，赋予生活以意义，然后背叛生活。

如此，一切事物都会造成混乱。人们至今还在玩弄词句并且假装相信，拒绝赋予生活以意义必然得出生活没有价值的结论，而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事实上，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没有必然的共同标准。人们要做的只是不要受先前指出的混乱、分离与前后不一的误导，必须将一切置之不理，直入实际问题。人们自杀是因为生活不值得过，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只是因为不言自明而显得没有意义。但是这种对生存的侵犯，这种让生活深陷其中的断然否定是由生活无意义这一事实造成的吗？生活的荒谬性要求人们借助希望或者自杀来逃离生活吗？——这正是在将其他一切置之不理时必须阐明、追问以及解释的东西。这种“荒谬”操控了死亡吗？在所有思想方法与一切不偏不倚的心理活动之外，必须优先考虑这一问题。“客观”的心理总是将意义的阴影、矛盾与心理学引入所有问题，但这些因素在这种探索与热情中不占有任何位置。需要的只是一个不公正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逻辑思想。这并非易事。做事合乎逻辑常常很容易，但要坚持到痛苦的最后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杀的人通常顺由自己的情感变化走到终点。对死亡的思考让我借机提出唯一令我感兴趣的问题：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我无从知晓，只有借助证据进行探寻——这里我指出了这种推理的源头，在探寻中不能有感情的冲动。这就是我所称的荒谬的推理。许多人已经开始这一探索，不知他们是否还在坚持。

卡尔·雅斯培指出，世界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当他大声疾呼“这样的限制让我找到自己，于是我不能再拿自己正表达的一个客观观点做挡箭牌，于是不管是我自己还是他人的存在都不再是我的对象”时，他其实是在继很多人之后又提到了那些无水的沙漠，在那里思想已山穷水尽。继很多人之后，没错，但是他们曾经多少渴望走出沙漠啊！许多人，即使是一些最卑微的人，都到达了那最后的十字路口，而思想在那里犹豫不决了，然后他们便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他们的生命。其他人，那些精神上的贵族，同样放弃了，只是他们采取了思想的自杀这种最纯粹的反叛。其实，真正的努力应该是尽可能待在原地，仔细考查那些边远地区的奇花异草。在这场非人性的表演中，荒谬、希望与死亡展开了对话，而坚持与明智则是拥有特权的观众。思想于是可以先分析这支灵巧的入门舞蹈的舞者们，然后加以阐释并再亲自体验一次。

荒谬的墙

正如伟大的作品一样，深邃的感情总是静水流深。心灵中规律性的冲动与排斥也同样发生在习惯性的做与想中，并且在心灵本身并不知情的诸多后果中重新上演。伟大的感情拥有自己的宇宙，或宏伟壮观，或惨不忍睹。这些感情用自己的热情点亮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基调。有忌妒的宇宙、利欲的宇宙、自私的宇宙，也有慷慨大度的宇宙。一个宇宙，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思想立场。适合于这种已然自立门派的感情的，甚至会更适合于那种情感，它们像为我们创造美好、由荒谬所激起的东西一样基本不可预料，含混而又明确，遥远而又“存在”。

在任何一个街角，荒谬的感情都可能正面直击任何一个人。实际上，赤裸裸的荒谬是让人费神的，它发出光亮，却不甚耀眼，难以捉摸，但这一难题又值得人思索。事实上，某个人可能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在他身上有某种不能克服的东西我们无从发现，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我通过人们的行为和全部活动，以及他们的存在给生活带来的影响来认识和辨认他们。同样，那些不合理性的感情没有为分析创造任何落脚点，对于它们我能够在现实中加以定义与领悟，方法就是收集他们在思维领域的影响，把握并记录它们的所有面貌特征，描画属于它们的宇宙。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一个演员我见过上百次，我也不会因此多了解他一点，但是如果我总结他所演绎的英雄人物，说我在列数他所演的第一百个角色后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听起来还像是真的。这一浅显的悖论也是一则寓言，其中寓有深义。它倡导人们用伪装，同样也用发自内心的冲动来定义自己。因此，有一种更为低调的感情，处于内心深处，难以接近，却又通过所暗示的行动，以及所表现的思想立场而部分地展现出来。我显然是在用这种方式定义一种方法，而同样明显的是这是一种分析方法，而非认知方法，因为方法就意味着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则会无意中揭示一些往往自称毫不知情的结论。与此相类似的是，一本书最后几页的内容已经包含在头几页中了。这样一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定义的方法承认这种观点——不可能有全然真实的认识。只有表象可以被列举，基调可以被感知。

或许我们可以在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联的智力世界、生活艺术世界，或单纯艺术世界超越那种难以捉摸的荒谬感情。荒谬性的思潮是在初始阶段，结尾是那荒谬的宇宙，还有那种思想态度，它用自己真实的色彩点亮这个世界，展示出那种态度在这荒谬的宇宙中所辨识出的无可改变的特殊面貌。

一切伟大的行动与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荒唐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常常诞生于某个街角或某个餐厅的旋转门里，荒谬性也不例外。荒谬的世界更是从那种卑微的出身中孕育出了高贵。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被问及他在想什么时，答道：“没什么”，那他可能是在伪装。那些受人喜爱的人非常了解这一点。然而，如果回答是真心的，如果此回答表现了特异的心理状态，此时无声就是雄辩，日常活动的链条就被打破了，而心灵却搜寻不到能把它再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可以说这就是荒谬性发出的最早信号。

碰巧舞台背景塌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待四个钟头，吃饭、乘电车，工作四个钟头、吃饭、睡觉，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遵循着同样的节奏——大部分时候沿着这条路走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一天，“为什么”出现了，所有沉闷乏味的事物都开始兴奋地叮当作响，于是“就开始了”——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来自一种机械生活的结束，但同时，它也激发了意识的冲动。它唤醒了意识，并驱动着随后的事物，而随后便是逐渐恢复那根链条，或者说这就是彻底的觉醒。当完全觉醒后，结果也如期而至：自杀或者恢复。厌倦本身就有一些令人生厌的东西。在此，我必须给出我的结论：厌倦是件好事。因为万事始于意识，若不经过意识，任何事情都是无价值的。这些观点没有什么独创之处，而是显而易见的，足够对荒谬性的起源作一粗略回顾。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单纯的“忧虑”乃万事之发端。

同样，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每天都是时间带着我们走，但是也总有我们必须带着时间走的时候。我们指望着未来过活：“明天”“以后”“在你走出自己的路之后”“等你到了一定年龄就懂了”。这些无关紧要的事非常好，因为这终究是关系到死亡的问题，然而有一天，一个人注意到，或是跟人说，他三十岁了，他是在肯定自己的年轻，同时他也把自己和时间联系起来，在时间中他占有一席之位。他承认自己站在曲线的某一点上，并意识到必须走到曲线的尽头。他属于时间，那恐惧牢牢钳制住他，他才认清了自己最糟糕的敌人。明天，他在期待明天，但是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应该是拒绝明天的。这种肉体的反抗就是荒谬。

降低一个层次，陌生感就会伺机而入：察觉到世界是“密实”的，感觉到一块石头在多大程度上对于我们是陌生而不可简化的，以及自然或某处风景能多么强烈地否定我们。在一切美的内心都有一些非人性的东西，那些山、那柔和的天空、那树木的轮廓在这一刻失去了我们拿来装点它们的虚幻的意义，从此它们变得比失乐园还要遥远。世界最初就有的敌意会穿越几千年的光景来反对我们。转瞬间，我们不再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明白的只是我们事先赋予而这个世界的形象与设计，而自此以后，我们不再拥有这项技能。世界变回它本来的样子，从而从我们手中逃离。那被习惯所掩盖的舞台布景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后退至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这就好像是在某段时间里，我们几个月前或几年前曾爱过的一个女人的面孔由熟悉变得陌生起来。我们甚至开始渴望那些突然让我们变得孤身一人的东西，只是这一时机尚未成熟。唯有一事：世界的那种密实与陌生就是荒谬。

人也会隐藏非人性的东西。在某些清醒时刻，其姿态中机械的一面——那种无意义的哑剧，让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变得愚蠢。一个人正在玻璃隔墙后打电话；你听不到他，只能看到他令人费解的哑剧表演：你在想，这人怎么会存在。面对自己非人性特质时的不适，看到自己的形象时不可估量的落差，这种被当代某作家称作“恶心” 的东西，也是荒谬。同样，有时与我们在镜中相会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照片中发现的那熟悉却又让人恐慌的兄弟，也是荒谬。

最后我要说到死亡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已有详尽论述，我只要避免引人哀惋即可。每个人似乎都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生活，人们永远都会对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在现实中，人们没有死亡的经历。确切一点说，人们经历过的只是生活中遇到并意识到的东西。这里，探讨别人死亡经历的希望十分渺茫，那只是一种替代物，一种错觉，不会让我们十分信服。这种悲伤的经历是没有说服力的。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那精确的方面。如果时间让我们感到害怕，那是因为它确定了问题，解决办法随之而来。所有关于灵魂的精彩言论都会让其反面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如此。灵魂从一巴掌留不下任何痕迹的无生气的躯体中消失了，这一不寻常经历中基础而又具有决定性的那一面即为荒谬感。在这种命运的死亡之光下，其无用性显而易见。在操纵我们处境的残酷的确定性面前，任何一种道德、任何一种努力都无法先验地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我重申：所有这些已不止一次被谈到。我在这里只是想做一个快速的归类，并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穿于所有文学与哲学中，日常谈话为之提供养分，它们的重塑没有问题，然而要想随后自问这一基本问题，就有必要对这些事实了然于胸。我还要重申：我对荒谬之发现的兴趣不及对荒谬之后果的兴趣深厚。假如人们确信这些事实，那么会得出什么结论？又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不逃避任何事情呢？人们是自愿死亡，还是凡事都抱着希望呢？在此有必要对智力的程度预先作一次同样快速的清理归类工作。

思想上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明辨是非，然而，思想一旦开始自省，首先发现的就会是矛盾，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没有人能比亚里士多德更简洁而明白：“这些观点不攻自破，结果常常被人取笑。因为我们在肯定一切皆真实的同时也肯定了这种论点之反面的真实性，结果也就肯定了自己论题的谬误性（因为反面的论点不承认它是真实的）。而如果有人说一切皆谬误，这一论点本身就是错的。倘若我们宣称只有我们论点的反面是错误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论点不是错误的，我们则是被迫承认了无数真实或错误的判断。因为一个人在表达一种真实论点时宣称它是真实的，同时也承认了以此类推的无限论点。”

这一恶性循环只是系列中的第一环，在这一系列中，自省的思想迷失在令人晕眩的旋转中。正是这些悖论的简单性使它们变得不可克服。不论如何玩弄词藻，操纵逻辑，理解最重要的是一致。思想即使在最复杂详尽的过程中，其最强烈的欲望与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宇宙时那种无意识的感情也是相似的。这是对熟悉事物的一种坚持，是对明晰性的一种渴望。对一个人来说，理解这个世界就是把它简化为人的状态，为之打上自己的印记。猫的宇宙不会是蚂蚁窝。“一切思想都是拟人化的”，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没有其他含义。同样，旨在理解现实的思想只有把现实简化为思想领域的概念，才能得到满足。如果人们意识到宇宙同自己一样也可以有爱和遭遇，那么人们可能就会顺服了。倘若思想在闪亮的现象之镜中发现种种永恒的关系，既能把现象归纳为单一的原则，又能把它们自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那么此思想就可被看作一种思维上的愉悦，有福之人的神话不过是对这种愉悦的可笑模仿。那种对统一性的怀恋，那种对绝对性的渴望，阐明了这场人类大戏的基本冲动。这种怀恋的确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必须马上满足这种渴望。因为如果我们在分隔欲望与成功的鸿沟之上架起桥梁，我们就是肯定了巴门尼德 “一”（不论“一”为何物）的现实，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可笑的思想矛盾：这种思想肯定完全统一，并且用这种肯定证明自身的差异以及自称要解决的多样性。这另一个恶性循环足以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些也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我又要重申：它们本身没有什么有趣之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导致的结果。我知道还有一个自明之理，认为人终有一死。人们可以列数从这一真理推断出极端结论的种种思想。在我们幻想自己知道的与自己真正知道的之间，在实际赞成与假装无知之间，有着常见的差距。这种差距允许我们在生活中保有那种一旦真正投入试验便会颠覆我们整个生活的想法。我们有必要将这种差距作为本书一个不变的参考点。面对思想中这一纠缠不清的矛盾，我们应该完全掌控把我们与自己的创造相分离的裂缝。只要思想在这静止的希望世界里保持沉默，万事都会反映并被安排在这被怀念的统一性中，但是一旦破静为动，这个世界就开始破裂、倒塌：给认识留下无数闪光的碎片。对于重塑这个熟悉而平静、能给我们带来心理安宁的表象，我们一定是不抱任何希望的。经过这么多个世纪的探寻，许许多多的思想家选择了放弃，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这样。除了专业的理性论者，如今人们对真正的知识已感到绝望。假使要书写唯一有意义的人类思想史，那么写的肯定是这些思想产出后接连不断的悔恨史与这些思想的无能史。

对于何人、何物，我可以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到我深藏的内心，我断定它是存在的。我能触摸到这个世界，我同样断定它是存在的。我所有的学识到此为止，余下要做的就是构建。因为如果我试图抓住真实可感的自我，如果我试图对之加以定义并总结，那么它就只能像水一样从我指间流走。我可以一个一个勾画出它能表现出来的所有面貌，以及那些同样归属于它的面貌，那种成长，那种源头，那种热情或那些沉默，那种高贵或那种邪恶。但是诸多面貌无法简单相加，这颗属于我的心对我而言永远都是不可定义的。在我对自身存在的确定性和我试图赋予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可填充的沟壑，我对自己永远都是陌生的。如同在逻辑学中一样，在心理学中也是只有事实而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同我们忏悔时的“守德”一样有价值。它们同时揭露了一种对过去的怀恋和一种无知，都是关于伟大主题的乏味游戏，这些游戏只有在严格的近似范围内才是可以被理解的。

树，我知道有嶙峋的表皮；水，我能品尝它的味道。那草木的清香与夜晚的星斗，那身心放松的晚上——我怎能否定这个世界？它的能量与力量我都可以感觉得到。然而世间的所有知识都不能向我保证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你向我描述它，并教我给它分类。你列数它的规则，在我渴求知识时我承认这些规则都是对的。你拆分它的结构，于是我的希望增加了。最后，你教给我说这精彩纷呈、色彩斑斓的寰宇可以被还原为原子，原子又能被还原成电子。所有这一切都不错，我等着你继续说下去。可是你又告诉我有一个看不见的原子系统，电子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绕着一个核转动。你描绘了一个图像，为我解释这个世界。这时我发现你已被还原成了诗意：我永远也不会明白。我还有时间气愤吗？你已经改换了理论，于是本该教给我一切的科学以一个假设告终，那清醒的开创人以比喻收尾，那种不确定性成了一件艺术品。我还有什么必要作这么多努力呢？群山柔和的线条与夜晚之手对我那颗困扰之心的抚摸，教给我更多。我又回到了最初。我认识到即便通过科学我能掌握各种现象，并一一加以列举，我仍然不能领悟这个世界。当我用手指勾勒出世界的所有起伏后，我就不能再进一步了。而且你给了我一个二选一的题目，选项一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描述，只是什么也没有教给我；选项二是一些假设，据称可以授予我知识，却都无法确定。我对于自身，对于这个世界都感到陌生，我有的只是在自我肯定后又迅速自我否定的思想。我只有不再去了解、不再去生活才能得到平静，对于征服的欲望遭遇了阻挡它进攻的墙，这是什么情况？有愿望就意味着要引出多个悖论。万事都以这种方式被安排，目的是形成由不经思考、不加用心与选择死亡产生的受荼毒的平静。

思智也以它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其对立面——盲目的理性，很可能会宣称一切皆清晰。虽然我一直等待这一点被证明，并且期望它是正确的，但是多少自命不凡的年代后，我从那么多能言善辩之才的身上明白，这是错误的。至少在这一领域，如果我不知，就没有幸福。那一普遍的理性（现实的或是道德的）、那种宿命论、那些解释一切的范畴，足以贻笑大方。它们和精神毫不相干，否定了其将受到束缚的深刻真理，因而在这混沌不清的有限的宇宙中，人的命运承担了它的意义。大批不合理性涌现在他周围，直至他终老。人们业已恢复的洞察力如今变得审慎起来，于是荒谬的感情也变得清晰而明确。我说过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只是未免操之过急。只能说，这个世界本身是非理性的。而所谓荒谬，就是不合理性遭遇了对清晰性的极度渴望，这种渴望在人的内心回荡。荒谬同时取决于人和这个世界，它将两者捆绑在一起，正如只有仇恨才能把两物联结在一起一样。这是我在这个无限宇宙的探险之旅中能辨识出的所有。我们在此停顿一下。如果我承认这种决定我与生活之间关系的荒谬性，如果我在观赏这个世界的风景时充满惆怅与感伤，在追逐科学的过程中被迫变得头脑清晰，那么为了那些确定性我就必须牺牲一切，就必须正视它们以保持这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我必须使我的行为与之相适应，并且追踪其造成的所有影响。我指的是体面。但是在此之前我想知道思想能否在那些荒漠中生存。

我知道思想至少已进入了那些荒漠，在那里它找到了自己的面包，在那里它意识到之前一直是从幻象中汲取营养，证明了人类思考中最亟待解决的几个主题。

荒谬从它被承认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一种强烈的感情，且是最折磨人的那种。不管人们能否和自己诸多强烈感情共处，能否接受这些感情的规则，这规则都可能烧毁他们同时在盛赞的心灵，这便是全部问题所在，但还不是我们马上要谈的问题。它属于这种经历的中心问题，还有时间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先来辨认一下那些源自荒漠的主题与冲动吧，列举这些因素便足够了，它们如今也已广为人知。过去，总会有人去捍卫非理性的权利。一种思想被冠以屈辱的标签，这种传统一直都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不绝于耳，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发起一次。那些自相矛盾的体系力争绊倒理性，似乎理性真的一直遥遥领先，而这些体系的重建便是我们时代的标志。与其说这是理性效力的一个证明，不如说是其希望的强烈程度的一个证明。从历史角度看，两种立场的不变性阐明了人这种本质上的强烈感情被分裂，纠结在对统一的欲望和对包围自己的藩篱可能具有的清晰视觉之间。

然而，或许任何一个时代对理性的攻击都不及我们这个时代强烈。自从查拉图斯特拉疾呼：“偶然乃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我把它交还给万物，我把万物从受制于目的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自从克尔凯郭尔染上不治之症——“这种疾病导致死亡，而身后一片什么也没了”之后，荒谬思想的主题便接踵而至，意味深长又折磨人心。或者至少，本书的附文——有关不合理性与宗教思想的主题，显得至关重要。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舍斯托夫，从现象学家到舍勒，在逻辑学与道德范围内，构成了一个由幻想作为联系的思想家族，尽管其方法与目的各异，但他们都固执地阻挡着理性的光明之路，而去探索直通真理的道路。我在此设定的是那些为人知晓且被体验过的思想，不论其过去或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它们都源自那个无法描绘的宇宙——这里矛盾、对立、痛苦与无能横行，其共性正是已揭示出的主题。必须说明，对这些思想来说，最重要的也是从那些发现中得出的诸多结论，其重要程度要求人们必须对其单独进行分析。目前我们只关心其发现，及其独创性的试验，只注意指出它们一致的地方。如果说对其哲学进行研究有些冒昧，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阐释一下其共同的思想倾向，这也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静地观察了人类的状态，并表示这种存在是耻辱的。在整个生存链条中，唯一的现实是“焦虑”。对于迷失在世界及其岔路上的人而言，这焦虑是一种飞逝而过的恐惧。可是如果这种恐惧变得自知，它就会变成痛苦，这是头脑清醒之人（“存在集中表现在其身上”）永远的立场。这位哲学教授用世界上最抽象的语言坚定地写道：“人类存在的限定性与限制性特征比人类自身更原始。”他对康德的兴趣仅限于认可其“纯粹理性”的限制性特征，他在分析的最后总结道：“世界无法再给予满怀痛苦的人任何东西。”这种焦虑在他看来，似乎比世界上所有的范畴都重要的多，以至于他的所想所谈都是关于它。他列举了焦虑的各个方面：当正常人企图平息他的焦虑时，他会感到厌烦；当思想在沉思死亡时，他感到害怕。海德格尔也没有将意识与荒谬分开。意识到死亡便是召唤了焦虑，“存在于是以意识为中介向自己发出了召唤”，这正是痛苦的声音，它恳请存在“从那无名的‘它们’中回归”。对他来说，人必须保持警觉，不到圆满结束不能睡去。他立于这个荒谬的世界中，指出它生命短暂的特性，在废墟中搜寻自己的路。

雅斯贝尔斯对任何本体论都感到绝望，因为他断言，我们已失去了“天真”。他明白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显见的死亡游戏，他明白思想的终点就是失败。他在历史所揭示的精神冒险上徘徊，并且毫不怜悯地揭露每个体系中的缺陷，揭露那包罗万象的幻觉，揭露那什么也不加掩藏的说教。在这个遭受毁坏的世界，知识的不可能性已得到证实，永远的虚无似乎是唯一的现实，无法补救的绝望似乎是唯一的立场，而雅斯贝尔斯企图在其中找到指向天机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

就舍斯托夫而言，他的全部作品都异常枯燥，向着同样的真理不懈努力。他不辞劳苦地论证，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最终总是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栽跟头。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贬低理性的讽刺性事实或荒唐可笑的矛盾。无论是在心理范围还是思想范围，让他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反抗。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有罪之人的体验，通过尼采精神险象环生的奇遇，通过哈姆雷特的诅咒或某个易卜生的恶毒贵族，舍斯托夫追踪、阐明，并且放大了人类对无可救药的反抗。他拒绝赋予理性以节期，只有在这黯然无色的荒漠中才带着某种决心开始了他的行程，在这荒漠里所有确定性都幻化成石头。

在所有人中，与荒谬联系最紧密的大概要数克尔恺郭尔了。至少在他活着的一部分时间内，他不仅发现了荒谬，而且体验了荒谬。“最难对付的沉默不是缄口不言而是大谈特谈”，他从一开始就确信，没有真理是绝对的，或者没有真理能使一个本身就没有可能性的存在变得让人满意。他是思智领域的唐璜，拥有众多笔名与矛盾，写过《两个启发性谈话》和《诱惑者的日记》，后者是悲观的唯灵主义的教科书。他拒绝接受慰藉、道德规范、可靠的准则，至于他心里能感觉到的那根芒刺，则小心翼翼地不去减轻刺痛，反而去唤醒它，像饱经沧桑的人一样感到绝望中的快乐并甘之如饴。在这快乐中，他一点一点地建立起被魔鬼附身之人的范畴——清醒、拒绝、假装。那张面孔温柔地冷笑着，那些优雅的舞蹈旋转动作伴随着从心底发出的呐喊，这些都是与难以理解的现实相搏斗的荒谬精神。而给克尔恺郭尔带来他所钟爱的丑闻的精神历险，同样开始于一种被剥夺了背景且跌至无逻辑的初始状态的混乱经历。

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在关于方法的问题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还原了世界的多样性，否定了理性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精神宇宙丰富得不可估量。玫瑰花瓣、里程碑或人的手臂，同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重要。思想不再追求统一，或者使外观在一种主法则的伪装下变得为人所熟悉。思考就是重新开始学习发现，学习聚精会神，学习关注意识；就是运用普鲁斯特的方法，把每一种想法、每一种形象都变成一种特殊时刻。而为思想正名的是其极度清醒的意识。尽管胡塞尔前进的方式比克尔恺郭尔或舍斯托夫更积极，但在一开始，这种方式却否定理性的经典方法，消灭了希望，使直觉与心理感知到一种现象的激增，这种财富有种非人性的成分在里面。这些道路可能通往所有科学，也可能到达不了任何科学。这就等于说，在这种情况下，方法比结果更为重要。有关系的只是“一种理解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慰藉。我再重复一遍：至少，开始时是这样。

我们怎能感觉不到这些思想的基本联系呢？怎能没发现他们处在一种特殊的痛苦时刻，此时没有希望的任何位置呢？我想听到一切都解释清楚，要么就什么都别解释。而理性即使听到内心的这一呼唤，也无能为力。被这种压迫唤醒的思想寻找着，却除了矛盾与荒唐念头之外一无所获，我不能理解的便是那荒唐念头。世界上尽是这种不理性的人。对于这世界的意义我丝毫不理解，而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如果有人哪怕只说一次：“这是显而易见的”，就什么都省了。可是这些人争先恐后地宣称，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所有人都只保留了自己的洞察力，都只对包围自己的墙有着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体验都彼此协调，相互肯定。当思想到达自己的极限时，就必须作出判断，并得出结论，这时自杀与答案便出现了。但是我想颠倒一下查询的顺序，从思智的历险开始，然后回到日常活动中。这些忆起的体验都来自我们那不可遗忘的荒漠，至少有必要知道他们走了多远。人们努力至此，便和非理性正面交锋了，内心感到对幸福的期待和对理性的渴望。荒谬就产自人的需求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这一点不能遗忘，必须坚持下去，因为生活的整体结果便依赖于此。非理性因素、人的怀旧情绪，以及二者交汇产生的荒谬——这出戏剧的三个角色，必须以一种存在能达到的逻辑性收尾。

哲学性自杀

尽管如此，荒谬的感觉，不同于荒谬的概念。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仅此而已。荒谬的感觉并不限于这一概念，除了它对宇宙作判断的短暂时刻，而随后它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发展。荒谬的情感是有生命的，换句话说，它要么死去，要么比以前声势更大。对于我们已汇集起来的主题而言，也是如此。但话又说回来了，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言论或者思想（对它们的批评需要换个形式和场合），而是发现它们结论的共同点。或许思想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前所未有，但我们将那些精神风景——思想的旅程——看作是同一的。同样，尽管知识领域不同，终止其旅行计划的呼唤却有着同样的振荡频率。显然，我们所回忆的这些思想具有共同的立场。说这种立场是致命的，差不多就是玩弄辞藻。在那样一种沉闷的天空下生活，人们被迫留下，要么就得逃离。重要的是弄清楚人们如何逃离，或者为何要留下。我就是这样确定自杀问题，以及对存在哲学结论的潜在兴趣的。

但首先我想从直达路径中绕出来。至此，我们已将荒谬与外界隔离。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对这一概念的清晰度产生疑问，并且通过直接分析发现其意义，以及它所包含的后果。

假如我指控一个清白之人犯了一项滔天大罪，假如我说一个品德高尚之人垂涎自己的姐妹，他会回答说这太荒谬了。他生气，是有些可笑，但也有其根本原因。那个有道德的人这样回答，说明我归到他身上的行为与他做人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立。“这太荒谬了”，意思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同样是说“这是有矛盾的”。假如我看到一个人仅仅手握一柄剑进攻一伙荷枪实弹的队伍，我会认为他的行为是荒谬的。然而得出这种结论只是因为，他的意图与他要面对的现实两者不相称，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实力与他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存在矛盾。同样，当我们将一项裁定与另一项明显符合事实的裁定相对照时，会发现该判决很荒谬。类似的还有，取得一种荒谬的论证，要将这种推理的结果与人们想要建立的合乎逻辑的现实加以比校。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荒谬的程度与对比的双方之间的差距有直接关系。有荒谬的婚姻、荒谬的挑战、荒谬的怨恨、荒谬的沉默，荒谬的战争，甚至是荒谬的和平协定。每一种荒谬都源自一种比较。因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荒谬的感情并非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个想法单纯的仔细检查，而是源自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与一种确定的现实之间的对比，或是一种行为与超越行为的世界之间的对比。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分离，它不属于相比较的任何一方，而是产生于双方交锋时。

因此，针对这种特殊情况，从思维的角度看，我可以说荒谬不在于人（如果这样一种比喻有意义的话），也不在于这个世界，而在于二者的同时呈现。现在来看，荒谬是联结它们的唯一纽带。假如我只想谈论事实，我就能知道人们想要什么，这个世界能为他们提供什么，现在我可以说我还知道什么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不必挖掘得再深一点，对于一个探索者来说一种确定性就足够了，他只须从这种确定性中得出所有的结果。

最直接的结果也是一种方法规则。用这种方法揭露的怪诞的三位一体论当然不会是一种惊人发现，但它和体验的数据却是相似的，因为它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从这一方面来说，它的首要区别特征就是不可分性。毁掉其中一部分，就毁掉了整体。人的思想之外再无荒谬，于是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荒谬止于死亡。可是世界之外也不再有荒谬。正是在这样一种初级标准下，我判断，荒谬的概念必不可少，并认为它可以作为我所发现的第一个真理。上文提及的方法规则在这里出现了。如果我判断某事是真的，我就必须保护它。如果我试图解决某个问题，那种解决办法至少不能让问题中的某些成分消失。对我而言，孤立的唯一根据就是荒谬。在我的探询中，首要的、唯一的条件是保留那摧毁我的东西，进而尊重其中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已将之定义为一种反抗，一种不止的斗争。

这种荒谬的逻辑贯穿始终，我必须承认这一斗争意味着希望的完全缺失（与绝望无关），一种不断的剔除（不可与放弃相混淆）和一种有意识的不满（须与不成熟的躁动相区别）。任何破坏、去除、操纵这些要求的东西（首先是消除分离的协调），都会推翻荒谬，并且使人们随后可能会提出的态度失去价值。荒谬只有在不被人们认可的时候才有意义。

有一个完全合乎道德规范的显见事实，那就是，人总会成为自己所求真理的猎物。他一旦承认了真理，就无法从这些真理中抽身而出，就必须付出代价。意识到这种荒谬的人会永远为之束缚，全无希望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再属于未来，这是理所应当的。同样理所应当的是，他会努力逃脱这个亲手创造的宇宙。上述一切就是因为这一悖论才有意义。有些人从批评理性主义入手，承认了这种产生荒谬的环境。从这一点上看，对他们详述其结果的方法进行仔细检查，是再有益不过的了。

仅从存在哲学的角度看，我发现这类哲学无一例外都提到了逃遁。在一个仅限于人的密闭的宇宙，它们从理性废墟上的荒谬出发，通过不同寻常的推理，将击溃自己的东西神圣化，并且寻找理由对使自己穷困的事物产生希望。这种被迫的希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值得引起关注。

这里我只以舍斯托夫和克尔凯郭尔青睐的几个主题为例作个分析。雅斯贝尔斯则会以讽刺画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一个典型例子来表现这种立场，其他问题将随之变得更加清楚。而后，他无力实现超验之物，无法探察经验的深度，感知到这个被失败搅乱的世界。他是否会前进，或至少从这次失败中总结出什么呢？他没有得出什么新的东西。在体验中，除了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之外，他一无所获，也不知道从何处推论出什么让人满意的原理，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突然就不加证实地一下子肯定了超验之物、经验的本质，以及生活的超常意义。于是他写道：“失败在任何可能的解释和说明之外揭露的不是超验之物的缺失，而是超验之物的存在，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存在由于人们的盲目自信，突然就解释了一切，他将这种存在定义为“普通与特殊不可思议的联合”。于是荒谬成了神（从本词最广义的层面看），而这种理解上的无能成了阐明一切的存在。无法对这种推理进行有逻辑的准备，我可以把这叫作一种跨跃。而我们可以有悖常理地理解雅斯贝尔斯的主张，以及他为使超验之物的体验变得不可能而投入的无限耐心。因为这种近似越短暂，这种定义越空洞，这超验之物对他来说便越真实；因为他在肯定超验之物上投入的热情，和其解释能力与这个世界及经验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差距，直接相关。因而似乎雅斯贝尔斯将理性的先入之见摧毁得越是彻底，他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就越是激进。这位鼓吹耻辱思想的使徒会在受尽凌辱之后发现如何深入地实现重生。

玄妙的思想让我们熟悉这种手段，它们与所有思想立场一样合情合理。此刻我表现得好像是在认真对待某个问题。我没有事先判断这种立场的总体价值或其教育意义，我只想考虑它能否满足我自己设立的条件，是否值得我为之论战。某评论人引用了舍斯托夫的一段话，很有意思：“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他说，“正是出现在人们的判断找不到解决方案之时。否则，我们要上帝有什么用呢？我们求助于上帝只是为了实现不可能，至于可能之事，人就可以办到了。”如果有一种舍斯托夫哲学，我可以说它完全是用这种方式总结出来的。因为在其饱含激情的分析最后，舍斯托夫发现了所有存在根本的荒谬性。他没有说“这是荒谬的”，而是说“这是上帝：我们必须依赖他，即使他不符合我们任何理性的范畴。”为了使他的思想不致引起混乱，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道，这个上帝或许仇恨满腹，惹人憎恶，难以捉摸，还矛盾丛生；但他的面孔越是丑陋，他就越坚持自己的权力。他的伟大之处正是他的前后不一，他的非人性便是证明。人们一定要跃入上帝怀中，用这一跃把自己从理性的幻影中解放出来。因而，对于舍斯托夫来说，接受荒谬与荒谬本身是同时进行的。意识到荒谬就相当于接受了荒谬，其思想所作的所有逻辑上的努力就是为了引出荒谬，这样荒谬中包含的巨大希望便会同时喷薄而出。我重申一次，这种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但我还是坚持只考虑一个问题及其所有后果。我不必检验一种思想的情感，或是一种信仰行为的情感，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去这么做。我知道舍斯托夫的立场惹怒了理性主义者，但我还是觉得正确的是舍斯托夫，而非理性主义者。我只想知道舍斯托夫是否还忠实于荒谬的信条。

如今，倘若承认荒谬的反面是希望，则可见舍斯托夫的存在思想是以荒谬为前提的，但只是为了消除它才去证明它。思想的这种奸计是巫师玩的情感小把戏。当舍斯托夫在别处又把他的荒谬与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和理性相对立时，他把这种荒谬叫作真理与救赎。因此从根本上说，荒谬这一定义包含着舍斯托夫对它的一种认可。倘若承认，这一概念的所有能量都在于它与我们的低级希望相对抗的方式上；倘若意识到，要保持荒谬就不能得到认可，那么显然，为了达到令人满意又难以置信的永恒，荒谬失掉了自己的本真、自己的人性和相对性特征。如果有一种荒谬，那么它必在人的宇宙中。这一概念从把自己转化为永远的跳板那一刻起，就和人的清醒不再有关联了。荒谬不再是人们无须认同便能确定的显见之物，于是就避免了斗争。人们将荒谬合并为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消除了荒谬必不可少的特性——对立、撕裂、分离。这一跃便是逃遁。舍斯托夫喜欢引用哈姆雷特的话“时间脱节了”，他是带着一种狂野的希望写下这句话的，这种希望似乎为他所独有，因为哈姆雷特说这句话，或是莎士比亚写这句话时，都没有那种感觉。对这种不合理性的沉醉，以及天生的狂热，使一个清醒的头脑远离荒谬。对于舍斯托夫来说，理性是无用的，但理性之外别有他物；对于一个荒谬的头脑来说，理性也是无用的，而且理性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一跃至少可以在荒谬的本质问题上给我们多一些启发。我们知道荒谬只有在平衡中才有价值，它首先产生于比较过程中，而非被比较的各项。可舍斯托夫恰恰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被比较的一项上，破坏了平衡。只有在我们可以理解并解释诸多事情时，我们对理解的渴望、对绝对性的怀恋才能得到解释。绝对否定理性是无益的，理性在自己的秩序中是有效的。我们正是想通过人们的经验澄清一切，由此我们想要让所有事情经受考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荒谬，那么它正产生于有效而有限的理性与不断复苏的非理性交会的时刻。当舍斯托夫抨击黑格尔的一条主张，诸如“太阳系遵循永恒的规律运转，而这些规律就是太阳系的理性”的时候，当他狂热地冲击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时候，他恰恰肯定了一切理性的虚伪。由这个结论出发，他便通过一个不合情理的自然反转，肯定了非理性的优先地位。但这种转变并不明显。这里会插入限度和层面的概念。自然法则可能会在某个限度内有效，超过这一限度它们就会违背自我，产生荒谬。否则，它们会在描述层面上使自己合乎情理，而在解释层面上并不因此成真。在这里，为达到非理性，所有一切都被牺牲，而对明晰性的要求被消除后，荒谬便携对比中的一方消失了。同时，荒谬之人没有经历这种保持平衡的过程。他承认斗争与非理性，并未绝对轻视理性。这样一来，他又在一瞥之间欣然接受了所有经历的细节，而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轻易跨越。他只知道，在那样的敏锐的意识中已无希望的容身之所。

在里奥·舍斯托夫的思想中所能感知到的问题，或许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更为突出。的确，要清楚概括这一难以捉摸之作家的言论，并非易事，但是，尽管其著作中存在明显的对立，排除种种化名、伎俩和玩笑，我们似乎可以从整部作品中预感到（同时也担忧）一种真理从其最后几部作品中最终迸发出来：克尔凯郭尔同样也纵身一跃。他的童年受到基督教的惊吓，最终他回到了这种宗教最严酷的一面。对他来说，矛盾与悖论也成了宗教标准。因而导致人们对生活的意义与深度感到绝望的东西，如今又赋予了生命以真实性与清晰性。基督教引起了公愤，克尔凯郭尔所需要的其实就是依格那丢·罗耀拉所要求的第三牺牲，这一牺牲最讨上帝的欢心：“智力的牺牲”。这一“跃”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但不应再让我们大吃一惊了。他在荒谬中确立了另一个世界的标准，但那只是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残羹冷炙。“从失败中，”克尔凯郭尔说，“信徒找到了自己的胜利。”

我不必去考虑这种立场与什么鼓动人心的说教有关，我只须考虑荒谬的浩大声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性能否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我明白，它做不到这一点。人们若再思索一下荒谬的内容，就更能理解启发克尔凯郭尔的那种方法了。在世界的非理性与荒谬反叛的怀旧情感之间，他没有保持住平衡，他也没有尊重构成（恰当地说是）荒谬感情的关联。当他明确自己无法从非理性中逃脱时，他至少想把自己从那令人绝望的怀旧情感中解救出来，这种情感对于他来说贫瘠而缺乏深意。可是如果在这一点上他的判断是对的，他不可能去否定自己。如果他用一种疯狂的信仰代替了对反抗的呼吁，他马上就会对曾启发自己的荒谬视而不见，而将他从此拥有的唯一确定性奉若神明，也就是非理性。加里亚尼神父对德毕内夫人说过：重要的并不是被治愈，而是与小病共存。克尔凯郭尔想要被治愈，那是他狂热的愿望，在他的日记中这种愿望随处可见。他在思智上所作的全部努力就是逃离人类命运的矛盾。他在谈到自己时会断断续续地意识到它的虚伪，于是作出更加绝望的努力，好像对上帝的恐惧或虔诚都不能让他回复平静。因此，他用一个不自然的托词给了非理性荒谬的外表，给了上帝荒谬的特性：不公平、不合逻辑、不可理解。唯有他的智慧试图扼杀人心灵深处的欲求。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得到证明，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证明。

事实上，克尔凯郭尔本人向我们展示了走过的路。这里我不想多谈什么。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怎能无视为平衡荒谬中的损伤而对灵魂所作的几乎故意的损伤呢？这也是《日记》的主旨。“我所缺少的是动物性，这动物性同样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那么请给我一个身体。”他进而说：“哦！特别是在我青春萌动的时代，为了成为一个人，我什么代价没付出啊，即使只有六个月的时间……说到底，我欠缺的就是一个身体及存在的各种肉体条件。”还是这个人，在另一部著作里却发出了对希望的伟大呼喊，这希望经历过那么多个世纪，鼓舞了那么多的心灵（除了那荒谬之人的心灵）。“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死亡绝对不是一切的终结，它包含的希望远远多于生活所赋予我们的，即使那生活充满健康活力。”由耻辱而来的和解仍旧是和解。可见，或许这允许人们从死亡——希望的反面——中获取希望。即使人们出于同情而倾向于这种立场，还是必须指出，过度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正如人们所言，这个超过了人们的尺度；因此它必须是超人的。然而这种“因此”是多余的，这里没有合乎逻辑的确定性，也没有试验的可能性。我只能说，事实上，这个超过了我的尺度。如果我从中找不到一个否定性的推论，至少我不想从这不可思议中建立任何东西。我想知道，凭借我所知道的能否生活，以及能否仅凭它生活。人们又告诉我，思智在这里必须牺牲掉自己的骄傲，理性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可是如果我意识到了理性的限度，我不会因此否定它，我已经意识到它的相对力量。我只想保持在这条中间道路上，思智在这里可以保持清晰。如果这就是它的骄傲，我没发现足够的理由去抛弃它。比如，再没有比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更深刻的了，在他看来，绝望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的状态。因为罪孽远离上帝，而荒谬作为有意识之人的超自然状态，并不通往上帝。或许为使这一概念更清楚，我可以斗胆使用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荒谬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

这是一个在荒谬状态下生活的问题。我知道它产生的基础，这种思想与这个世界相互拉扯，却无法彼此包容。我想知道这种生活状态的规则，而所提供给我的答案漏掉了它的基础，否定了这种痛苦的对立中之一方，想要让我放弃。我又问，我所发现的自我状态都包含什么；我知道的是，它包含费解与无知；于是我确定，这种无知可解释一切，这种黑暗是我的光明。可是这样的回答不能满足我的目的，那种让人心潮澎湃的抒情无法对我掩藏那种悖论。因此，人们必须要走开。克尔凯郭尔会大声疾呼：“假如人们没有了永恒的意识，假如在一切事物的根源，只有一种野蛮而火热的力量主宰万物，在那黑暗激情的风暴中生发出或巨大或微小的东西，假如那无物可填充的无底的虚无正是万物之基，那么生活除了绝望还会是什么样呢？”这声呼喊不会阻止荒谬的人，寻找真实的东西不同于寻找期望的东西。如果为避免这一让人头疼的问题：“生活会是什么样？”，人们就得像驴子一样，从那虚幻的玫瑰中汲取营养，那么荒谬的思想更愿意接受无畏的克尔凯郭尔的回答——“绝望”，而不是屈从于谎言。万事考虑周全，一个坚定的灵魂什么都能应付得来。

在此我擅自把这种存在主义立场叫作哲学性自杀，但这并没有包含任何评论在里面，只是方便指出一种思想进行自我否定，并通过这种否定超越自我。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否定是他们的上帝。确切地说，这一神明只有通过否定人的理性才得以维持，但是同自杀一样，神明也因人而异。跨跃的方式有很多，重要的是要跨跃。那些作为弥补的否定，那些终极矛盾（否定尚未跃过的障碍），可能会从某种宗教启发中弹跳出来，正如从理性的秩序中弹出一样（这是此推理针对的悖论）。它们一直自以为永恒，也只有在永恒中他们才会跨跃。

必须重申，本书中的推理完全不理会我们这个开明时代传播最为广泛的精神态度：以一切皆理性的原则为基础，旨在解释这个世界。当我们接受世界必然是清晰的这一观点后，自然要给出一个关于世界的清晰观点。这甚至也是合情合理的，却和我们这里进行的推理无关。事实上，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源于世界缺乏意义这种哲学的思想，以及最后从中发现一种意义与深度时所采取的步骤。其中最动人的步骤从本质上说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在非理性的主题上变得更加明显，但最自相矛盾又最富有意义的肯定是将合理的理性归于这个原以为全无指导原则的世界。对于怀旧精神的这种新成就，如果人们不能给出一种观点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与我们相关的结果。

我将只检验一下由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带动的潮流——“意向”主题，前面也已提到过。起初，胡塞尔的方法否定理性的经典步骤。我再重复一遍，思考不是产生一致，或是使外表在一个大原则的伪装下变得为人熟知。思考是重新学习如何去看，操控人的意识，从每种形象中发现一种特殊位置。换句话说，现象学拒绝解释这个世界，它只想描述真实的经验。其早期论断中就有这种说法，没有真实只有真理，这肯定了荒谬的思想。从夜晚的微风，到我肩上的手臂，一切都有它的真实。意识关注它，并借此加以阐明。意识并没有形成其理解的对象，它只是找到重点，这是一种关注行为。借用柏格森派的形象，它就像是一台突然聚焦到一个图像上的投影仪。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没有情节，只有一连串不连贯的图解。在那奇幻的灯下，所有画面都受到特别待遇。意识在经验中将其关注的对象定格，运用非凡的技艺将它们分离出来。自此，它们不再接受任何评价。这就是刻画意识的“意向”，但这个词语并不意味着最终定义，只限于“方向”的意义层面：它唯一的表面意义就是方向上的。

初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违背荒谬的精神。这种只描述不解释的思想表面看上去很低调，这种意向性的学科自相矛盾地导致经验不断丰富，促使世界在冗长中重生，这些都是荒谬的步骤，至少初看起来如此。就思想方法而言，不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其他情况下，它总会表现出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方面，另一个是形而上学方面。因此它们包含两种真理。如果意向的主题只阐释一种心理学立场，致使现实没有得到解释反而被消耗殆尽，那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从荒谬精神中分离出来。它旨在列举自己无法超越的东西，只肯定在没有任何统一原则的情况下，思想仍然可以在描述并理解经验的各个方面时得到乐趣。由此，包含其中的真理从本质上说是心理学上的，它只是证实了现实可以提供的“兴趣”。这种方法唤醒了一个沉睡的世界，使其形象生动地浮现于脑海。如果试图拓展，为那个真理概念奠定一个合理性的基础，如果声称可以用这种方式发现知识的各种客体的“本质”，那么就恢复了经验的深度。对于一个荒谬的头脑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如今，正是这种在谦逊和显现在意向态度中的确信之间的摇摆，以及这种现象学思想的闪光，能最好地阐释荒谬的推理。

胡塞尔同样提到了由意向揭露的“超时间本质”，听起来像柏拉图。并非所有事物都能用一物来解释而必须用万物来解释，我觉得没什么不同。诚然，这些想法或本质要素都是意识在每种描述最后“实现”的，不会被作为完美的模范。不过可以确信，它们都直接出现在认识的每种依据中。单一的观点不再能解释一切，而是无数的本质要素为无数对象赋予一个意义。这个世界停顿了，但是也被点亮了。柏拉图现实主义变得直观起来，但它仍旧是现实主义。克尔凯郭尔被自己的上帝吞没；巴门尼德使思想深陷于“同一”中。而思想把自己掷入一种抽象的多神论中，这还不够：幻觉与虚构同样属于“超时间本质”。在观念的新世界中，光怪陆离的物种与大都会人这一更谦逊的物种协调合作。

有一种纯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特殊的，这种观点在一个荒谬之人看来真实而令人不快。说任何事都是特殊的就等于说任何事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一真理在形而上学方面影响极为深远，以致荒谬之人通过一个基本反应便感觉和柏拉图更接近了。实际上他被告知，每种形象都有一个平等的本质。在这个没有等级的理想世界，正式部队只由将军组成。诚然，至高无上被消除了，但思想中的突然转变让一种有缺陷的内在性回归到这个世界中，这种内在性恢复了这个宇宙的深度。

我是否该担心把这个被其创造者谨慎使用的主题扯得太远了呢？我只读过胡塞尔的这些观点：“就其本身而言，真实的东西是绝对真实的；真理有一个，与自身一致，不管认识真理的是谁，是人、魔鬼、天使，还是神。”这话表面来看自相矛盾，却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前提是要接受他先前的观点。理性胜利了，并且用这种声音吹响号角，我不可否认。其观点在这个荒谬的世界又有何意呢？天使或是神的认识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神赐的理性准许给我的地位永远都让我难以置信。我从他的观点中也辨认出一种跨跃，尽管是以抽象形式出现的，但对我来说却意味着要忘记我不想忘记的。胡塞尔进一步感叹：“假如一切承受引力的质量都消失了，那么引力规律也不会因此被摧毁，只不过是没有再体现在实际中的可能罢了。”这时我明白，自己面对一种慰藉的形而上学。而如果我想发现思想在何时偏离了清晰之路，只须重读胡塞尔有关精神的相似推理：“倘若我们考虑清楚心理过程的确切规则，它们看上去也会一成不变，如同理论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则一样。因此即使没有心理过程，它们也是有效的。”即使精神不存在，其诸多规则也会存在！于是我发现，胡塞尔旨在从一种心理学的真理中提出一个合理规则：在否定了人类理性的整合力后，他通过这一权宜之计跃入了永恒的理性。

我也不会对胡塞尔“具体宇宙”的主题感到惊讶。如果跟我说并非所有本质因素都是形式上的，而有些是物质上的，第一种是逻辑对象，第二种是科学对象，那么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我读到，抽象的宇宙自身缺乏一致性，只表示具体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已得到注意的摇摆容许我阐明混乱的各项。因为这将意味着，我所关注的具体对象——天空、外套上水渍中的反射物——保留了我的兴趣在这世界中分离出的真实的声望。我不否认这一点，但这也意味着这件外套本身就具有普遍性，有自己独特而充分的本质，属于形式世界。我意识到，只是前进的次序被改变了，这个世界已不再能反射到更高层次的宇宙中，但形式的天堂在地球上的诸多形象中都有自己的倒影。这对我而言没什么改变。在此我没有形成对人类状态的意义——这一具体性——的鉴赏力，但我发现了一种不受束缚的唯理智论，可以将具体本身普遍化。

那种明显的悖论通过受辱的理性和胜利的理性这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导致思想自我否定，惊异于这一悖论是徒劳无获的。从胡塞尔抽象的神到克尔凯郭尔光辉耀眼的神，两者相距并不遥远。理性与非理性宣传的是同一种东西。事实上用什么方法关系不大，只要有实现的愿望就足够了。抽象哲学家与宗教哲学家都从同样的无序出发，并在相同的焦虑中互相支持，然而解释是必要的，这里怀旧比知识更强。这个时代的思想立刻成为了受世界无意义论影响最深的哲学之一，也是结论分歧最多的哲学之一，这是很有意义的。它在现实的极端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间不停摇摆，前者倾向于将这种思想分化成诸多标准的理性，后者则倾向于神化这种思想，但这种分裂只是表面上的。这是一个妥协问题，在两种情况下，跨跃便足够了。认为理性概念是单向概念的想法一直都是错的。说实话，不管它对理想要求多么严格，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一样是不稳定的。理性有一种人性的面貌，但它也能被神化。普罗提诺是第一个将之与永恒的思想态度相调和的人，自他以后，理性便学会了背离最受青睐的原则（即矛盾），以将相关要素中神奇的那一个、最奇特的那一个并入理性。这是思想的一个工具，并非思想本身。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就是他对旧事的怀恋。

正如理性可以抚慰普罗提诺的哀伤一样，它也在永恒熟悉的背景中找到了平息当代痛苦的方法。荒谬的头脑就没这么走运了，对于它来说，世界既没有那么合理，也没有那么不合理。它是不理性的，仅此而已。在胡塞尔那里，最终理性一点限度也没有了。相反，荒谬设立了自己的限制，因为它无力平息自己的痛苦。克尔凯郭尔从另一角度坚称，要否定那种痛苦，一种限度就够了。但荒谬并未走这么远，对荒谬而言，这一限制只是在理性的理想中发挥作用。如存在学家构想的那样，非理性的主题是，理性变得混乱，通过否定自身而逃遁。荒谬是注意到自身限制的清醒的理性。

只有在这条困径的尽头，荒谬之人才认出自己真正的动机。在将自己内心的极度渴望与摆在自己面前的事实相对比时，它突然感到自己想要逃离。在胡塞尔的宇宙中，世界变得清晰起来，人们内心对熟悉的渴望变得毫无用处。在克尔凯郭尔的启示中，那种对清晰性的渴望必须被放弃才能得到满足。罪孽与其说是知道（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不如说是想知道。这的确是唯一的罪孽，荒谬之人从中感到，自己的罪恶与清白都来自它。他有一种解决办法可选，这种办法让过去所有的矛盾都变成了论战的游戏而已。荒谬之人并不是这样体验矛盾的，应该保留矛盾的真实性，这真实性在于不被满足。他不想布道。

我的推论要忠实于激发起这种推论的明晰性。这种明晰性是荒谬的，它是拥有渴望的头脑与带来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是我对统一性的怀恋，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宇宙，是将宇宙碎片联结在一起的矛盾。克尔凯郭尔抑制着我的怀旧情绪，胡塞尔将这个宇宙聚合在一起。这并非我的期待。问题是，要带着这些错乱生活与思考，要明白是接受还是拒绝。掩盖证据，或是通过否认等式一侧的因素来抑制荒谬，是没有问题的。有必要知道人们能否与之共存，或者另一方面，逻辑是否命令人们为之放弃生命。我感兴趣的是普通的自杀，而不是哲学性自杀。我只是想去除它的情感内容，弄清楚它的逻辑与整体性。其他任何立场都意味着荒谬想法的欺骗，以及思想在自己所揭露的东西面前的回避。胡塞尔宣称要服从欲求，以避免“在某种熟知而适宜的存在条件下生活与思考的积习”，然而最后的一跃又让他恢复了永久性与舒适性。这一跃并不是克尔凯郭尔意想中的极端危险，相反，危险存在于跨跃之前的微妙瞬间。能够停留在那让人晕眩的风口浪尖——这就是完整性，其余都是借口。我还知道，无助激发起的协调从来没有像克尔凯郭尔的那样出众，但如果说无助在历史那不动声色的风景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它在那种需求已为人所知的推理中是没有位置的。

荒谬的自由

主要部分已论述完毕，但还有几件事我要坚持，无法割舍，其中主要有我所知道之事、我无法否认之事、我无法拒绝之事及确切之事。对于我身上依赖于模糊往事的那一部分，除了那种对统一性的欲求、对解决问题的渴望、对清晰性和内聚力的需要之外，我可以全盘否定。对于周遭冒犯我或愉悦我的东西，除了那种混乱、那种当权机会、那种源自无序状态的神授的自由之外，我可以一一加以驳斥。我不知道这世界是否有一种超越自身的意义，但我知道我不了解那种意义，让我现在就去了解它也不可能。一种存在于我的环境之外的意义，于我意义何在？我只能理解人类的语言。我所理解的是我触摸得到的、与我相对抗的东西。而我也知道这两种确定性——我对绝对性和统一性的欲望，以及把世界还原为一种合理而理性原则的不可能性，无法得到调和。还有什么真理我可以坦诚承认而不必撒谎，不需要引入一个我所欠缺的希望，而这种真理又在我生存条件的限度内毫无意义呢？

假如我是林中之木，兽中之猫，那么这种生活还会有某种意义，确切地说那种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我将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应该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我用自己的全部意识和对熟悉性的全部坚持而反对的世界。正是这一可笑的理性让我与世间万物为敌，我无法将之一笔勾销，我也必须因此坚守自己相信的真理。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即使于我不利，我也必须坚持。而除了对这一理性的意识，还有什么会是这种冲突的基础，以及这世界与我的思想相分离的基础呢？因此，如果我想坚持这一理性，我就可以通过一种始终如一的意识永远保持清醒与警觉。这就是此刻我必须要记住的。此刻，那么明显而又那么难以赢得的荒谬，又回到了人的生活中，在那里找到了家的感觉。此刻，精神也可以远离清醒的努力，这条路贫瘠而干皱。这条路如今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它遭遇到不具名的无人称代词的世界，但自此人们带着反抗与清醒走进了这个世界。人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去应付，如今的地狱是其最后的王国。一切问题又都变得尖锐起来，抽象的明晰性在形式与色彩的诗意面前撤退了。精神冲突变得形象化，又归于人心卑贱而华丽的庇护。尽管它们都未安置下来，但形象都得到了改观。有谁打算结束生命，或是一跃而逃，或是重建一座规模等身的思想与形式大厦？相反，又有谁想在让人惊心动魄、心力交瘁的荒谬之赌上下一注呢？在此问题上让我们来个最后一搏，得出我们的所有结论。届时身体、爱慕、创造、行动、人的高尚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将各归各位。最终人们会在这里找到供养其伟大性的荒谬之酒与冷漠之粮。

我们再次强调方法吧：这是一个坚持的问题。在荒谬之人的路上，某个时候他会受到引诱。即使是没有神存在的历史也不乏宗教或先知。若被要求跨跃，他只能回应说自己没有完全理解，说这不甚清楚。实际上，除了自己完全理解的，他不想做任何事情。他确定这是傲慢产生的罪孽，但他不理解罪孽的概念；他也确信，地狱也许就在眼前，但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设想那个奇怪的未来；还有，他不朽的声明正在消失，但考虑这些对他来说却是徒劳。也有人试图使他承认自己的罪过，但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事实上，他能感觉到的只有那给予自己一切的不可救药的清白。因此，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只带着自己知道的生活，适应确定之物，拒绝任何不确定之物。他被告知没有东西是确定的，但至少这句话是确定的。而他所关心的是这一点：他想确定是否可能毫无诉求地生活。

现在，我可以引出自杀的概念了。或许你已经预感到会有什么解决办法被提出来。现在这个问题倒过来了。一开始的问题是要发现生活是否一定要有意义才能过好，而如今显然相反，生活没有意义才会过得更好。体验一种经历、一种特定的命运，便是接受全部生活。现在，人们都知道了生活的荒谬，谁也不会体验这样的命运了，除非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保持由意识阐明的这一荒谬。他生活在对立之上，而否定对立的其中一方就相当于躲避它，取消有意识的反抗就是逃避问题，于是永恒变革的主题被引入个人体验，生活便是保持荒谬，而保持荒谬首先就要审视荒谬。荒谬与欧律狄刻不同，只有当我们背离它时，它才会消亡。仅有的几个前后一致的立场之一便是反抗，这是人与自己的阴暗面之间的不断对抗，是对不可能得到的透明度的一种坚持，它每一秒都要重新挑战这个世界。正如危险为人们提供了抓住意识的独特时机一样，形而上学的反抗将意识扩展至体验的整个过程。它是不断出现在人们眼中的自我形象，而非什么强烈的愿望，因为它缺少希望。这种反抗必将带来一种不甘溃败的命运，并没有本该伴随一旁的顺从。

由此可以看出荒谬的体验在多大程度上是远离自杀的。人们或许认为反抗之后便是自杀——错了，自杀并非反抗的逻辑后果。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自杀是以自愿为前提的。自杀，同跨跃一样，是极端的接受。一切都结束了，人便回到了自己的本质性历史中。他的未来，他可怕而又独一无二的未来——他看到了，并飞快地冲向它。自杀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荒谬，它将荒谬吞没在同样的死亡中。但我知道，为将荒谬保持下去，就不能解决它。它在意识到死亡的同时，拒绝了死亡，因而便逃脱了自杀。在有罪之人产生最后一个念头时，荒谬是他在自己晕倒的片刻于几码以外看到的鞋带。实际上，自杀的反面是被判了死罪的人。

这一反抗赋予生命以价值。它贯穿于整个生命，使这种生命恢复了昔日的尊严。对于一个眼光不开阔的人而言，没有比与超越自己的现实相搏斗的思智更好的视野了。人的自豪感是无可匹敌的，任何轻蔑对之都无济于事。那种精神自我施加的纪律、无端冒出来的意愿、面对面的对抗都具有某种特殊性。现实的非人性成就了人的尊严，而让这种现实处于困顿状态就等于是让自己处于困顿状态。我于是明白了，为何那些学说向我解释一切的同时也损耗了我的体能。它们将我从生命的重量中解救出来，而从此我就必须独自肩负起这重量。此刻我难以想象，一种怀疑论的形而上学能与一种选择放弃的道德观相结合。

意识与反抗，这些是与放弃相对的否定。人心中一切不屈不挠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在用自己的生命驱动着人的意识和反抗。一定不要心甘情愿地去死，自杀是一种否认。荒谬之人只能耗干一切，最后让自己枯竭。荒谬是他的极端紧张状态，他孤军奋战，不断保持着这种状态，因为他知道，他用那种意识以及日复一日的反抗证实了自己唯一的真理，那就是反抗。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果。

如果我坚持这种预先设定的立场——只在于从一种新发现的概念中得出所有结论（别无他物），那么我就会遇到第二个悖论。为忠实于这种方法，我与形而上学的自由问题毫无干系。我对人是不是自由的这一问题没有兴趣，我体验的只是自己的自由。而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什么笼统观点，只是有一些清晰的领悟。“自由本身”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以一种极其不同的方式与上帝的问题相关联。要知道人是否自由就要知道人能否有一个主人。这一问题独特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产生自由这一问题的观念同样剥夺了它的所有意义。因为有上帝在，自由问题就得让位于罪恶问题。你知道选项的：或者我们是不自由的，全能的上帝对罪恶负责；或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对罪恶负责，而上帝不是全能的。学术界众技全施，而对于这一尖锐的悖论，既无以补充，又不可削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迷失在对这种概念的吹捧和定义中，那种概念让我搞不懂，而且一旦脱离了我自身体验的参考框架它便失去了意义。我不明白，一种更高级的存在会给我一种什么样的自由，我已经没有了等级感。我对自由的概念只停留在囚犯以及国家之中的个体身上，我只知道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如果荒谬取消了我所有永久自由的可能性，它在另一方面就恢复并扩大了我的行动自由。这种对希望和未来的剥夺意味着人可以有更多自主权。

在与荒谬相遇之前，芸芸众生活得有目标，他们关心未来，希望得到正当的待遇（至于与何人何物有关则不是问题所在）。人们掂量自己的机会，指望着“某一天”、退休后的生活，或是子孙的事业，仍然觉得自己可以控制生活中的某些事。实际上，即使所有事实都与自由相背，他还是表现得好像自己是自由的，然而荒谬出现之后，所有事情都被搅乱了：那种“我是”的想法、那种似乎一切皆有意义（即使我有时会说什么都没有意义）的行为方式——这一切都被一种可能死亡的荒谬性以其令人眩晕的方式揭露无疑。思考未来，为自己设定目标，有所偏好——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了一种自由的信念，即使人们有时确信自己没有感觉到自由。但在那一刻我很清楚，那种更高的自由、那种可单独作为真理基础的存在的自由并不存在。死亡是此时唯一的现实，而死亡之后便是关键时刻。我甚至都无法自由地使自己不朽，只是一个奴隶，最重要的是一个没有永久革命的希望且无法求助于轻蔑的奴隶。而没有了革命与蔑视谁还会继续做奴隶呢？没了永恒的保证，哪种自由可以完整地存在呢？

荒谬之人同时意识到，他一直受制于假定的自由，他生活在这种幻象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了他的束缚。他想象出自己生活的目标，使自己适应于目标的要求，并且成了为自由服务的奴隶。因此，我只能扮演我准备成为的父亲（或工程师、国家领导人、邮局小职员）的身份，我想我可以作这种选择而不是其他选择。当然，这是我无意识的想法，以至于非常肯定。同时，周围人们的想法，还有我的人性环境中的假设（其他人对自由的状态深信不疑，而这种快乐情绪极具传染性），又进一步肯定了我的假设。人不论多么排斥道德或社会假设，他都会多少受其影响，而对于那些极品假设（假设也有好坏之分），人们甚至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以与之相适应，所以荒谬之人意识到他并非真正自由。说白了，我为自己设立了种种障碍以限制我的生活，以至我有了希望，以至我开始对一种可能为我所独有的真理、一种存在或创造的方式而担忧，以至我安排了自己的生活，并且接受它有意义。我画地为牢，限制了自己的生活我表现得像诸多为我所厌恶的思想与心灵的官僚一般，而他们唯一的罪恶我如今已非常清楚，那就是认真对待人的自由。

荒谬在这一点上启发了我：不存在未来，这也为我内心的自由提供了理由。这里我要作两个对比。首先，神秘主义者在付出自我中找到自由。当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神，并且接受他的规则时，他们获得了隐秘的自由。他们自愿成为奴隶，于是便重获了一种更深刻的独立性。然而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或许可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自身感觉到自由，尽管不是无拘无束的那种自由。同样，荒谬的人彻底转向死亡（这是最显见的荒谬性）时，感到那凝结在自己身上的强烈关注完全被释放。他享受一种与普遍规则有关的自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存在哲学的原始主题还保有其全部价值。回归意识，逃避睡眠，这些代表着荒谬自由的初始阶段。但是我们暗指的其实是存在性说教，随之还有基本逃离意识的精神跨跃。同样（下面是我的第二个对比），古时的奴隶不属于自己，但他们知道那种不用对谁负责的自由。而死亡也有一双贵族长老之手，既镇压，也给人自由。

投身于那种无限制的确定性中，并因此感到远离自己的生活，远到足以增强这种确定性，且对此拥有一种广阔的眼界——这需要一种自由的原则。与任何行动上的自由一样，这种新的独立有一种明确的时间限制，而不会开一张永久性的支票，但它替代了自由的种种假象，那些假象均随死亡告终。监狱的大门在某个黎明向有罪之人打开，这种有罪之人的出现是天赐；对一切事物（除了纯粹的生活激情）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冷漠——死亡与荒谬明显是唯一的理性自由之准则。这是人心可以经历与体验的。这是另一个结果。荒谬之人于是发现了一个炽热而寒冷、透明而有限的宇宙，这里没有可能性，一切都是已知的，而在这之外不外乎崩塌与虚无。然后他便可以决定是接受这样一个宇宙，还是从中提取自己的力量、对希望的否定，以及一种无慰藉生活的有力证明。

但是在这样一个宇宙生活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只意味着对未来的冷漠，耗尽一切现有事物的欲望。对生活意义的信念总会包含一种价值等级、一种选择及我们的偏好。根据我们的定义，相信荒谬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但这是值得检验的。

我的一切兴趣所在就是知道人能否毫无诉求地生活。我不想力所不能及。生活的这一面正向我展开，我能适应吗？面对这一特殊问题，相信荒谬就相当于用体验的数量代替质量。如果我让自己相信生活除了荒谬就没有其他面貌，如果我感到生活的整体平衡取决于自己有意识的反抗与生活挣扎其中的黑暗间的永久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若不涉及其有限的命运便毫无意义，那么我必须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至于这是粗俗的或恶心的，优雅的或恶劣的，我都没有义务去担心。在此我们彻底弃价值判断而取事实判断，而我只需从所见中得出结论，不冒任何假设的风险。如果说用这种方式生活是不体面的，那么真正的体面要求我不体面。

活得最多；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规则毫无意义。它需要定义，似乎数量的概念没有得到充分探索这一事实可作为开端，因为它可以解释人们的大部分体验。一个人的行为规则与他的价值等级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如今，现代生活条件让大部分人都有了相同数量的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同的深刻体验。当然，还必须考虑到个体自发的贡献，其自身的“固有”元素。但是我不能对此作出评判，我重申，此处我的规则就是处理最直接的明晰性。于是我明白了，一种普遍道德规范的个体特征与其说在于其基础原则的理想重要性，不如说在于一种可以衡量的体验标准。把这一点稍微引申一下，希腊人在休闲时也有自己的准则，同我们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则一样。然而许多非常悲剧的角色已让我预见到，更长的体验会改变这种价值表。他们让我们想象，日常生活中的探险者只通过体验的数量便能打破所有纪录（我有意采用了这一体育用语），并会因此赢得自己的道德准则。但我们还是避免浪漫主义，直截了当地问自己，对于一个决心打赌并仔细观察自认的游戏规则的人来说，这样一种立场意味着什么。

打破所有纪录首先就意味着尽可能频繁地面对这个世界。没有矛盾与文字游戏，这如何能完成呢？因为，一方面，荒谬告诉我们，所有体验都无关紧要；另一方面，荒谬又鼓励最大数量的体验。人怎么就不能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么多人一样选择带给我们最具可能性的人性问题的生活形式，因而引入一种价值等级——那种他在另一方面声称要摒弃的价值等级呢？

然而给我们以启发的还是荒谬及其充满矛盾的生活。因为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如果体验的数量只取决于我们的话，那么它会取决于我们的生活境况。这里我们必须简之又简。对于两个度过等量岁月的人，世界总会提供等量的体验，而能否意识到这些体验，取决于我们本身。最大限度地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反抗、自由，便是最大限度的生活。清醒在哪里占了上风，哪里的价值等级就会变得无用。我们不妨更简化一点。我们说，有待改善的唯一阻碍、唯一缺陷产生于早亡。因此在荒谬之人的眼中（即使他想这么做），没有任何深度、感情、激情和牺牲可以把一段四十年的有意识生活等同于一个贯穿六十年的清晰性。对他而言，疯狂与死亡是无法弥补的。人们不作选择。因此，荒谬及荒谬所包含的额外生活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依赖于相反面——死亡。仔细权衡这些语句，这只是一个运气问题。人只要能够赞同这一点。二十年的生活与体验就永远都不会有替代品。

然而如此警觉的希腊民族居然声称，那些早亡之人是众神的宠儿，这未免显得前后不一。如果你愿意相信，进入这样一个荒谬的众神世界就相当于永远失去了最纯粹的快乐——感觉，在人间的感觉，那么他们的话就是真的。现在，以及在始终清醒的灵魂面前接二连三的当下，是荒谬之人的理想。但理想这个词在这种联系中听起来不合适，这甚至都算不上他的使命，只是其推理的第三个结果。关于荒谬的思索始于对非人性的一种痛苦的意识，在其行程的最后它又回到了人性反抗的激情火焰之心。

因此，我从荒谬中推导出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以及我的激情。我只通过保持清醒便将一种死亡的诱惑转化为一种生活准则——我拒绝自杀。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些日子里的单调的共振，但我只有一句话要说：那是必不可少的。尼采写道：“很明显，不论在天堂还是人间，最重要的就是绝对服从，并在一个方向坚持到底：从长远来看会出现一些值得费力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事物，诸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这些事物可以产生改观，它们精美、疯狂，或者神圣。”他以此阐明了一种真正卓越的道德规范，但他同样指明了荒谬之人的道路。服从于激情是最容易也是最困难的事情，但是人不时地自我评判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只有他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祷告，”阿兰说，“就是夜晚降临在思想之上。”神秘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回应道：“但是精神必须与夜晚相会。”这没错，然而精神为投入其中而唤起的，并非那个单凭个人意愿就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夜晚——那个黑暗而无法穿透的夜晚，精神集中起来，投入其中。如果说它必须际会一个夜晚的话，那么就让它是绝望的夜晚——极夜，精神不眠，这样还能保持清醒，由此或许还能诞生纯洁、发白的光亮，从而勾勒出思智灯下每一个对象。从这一层次上说，对等邂逅了充满激情的智慧。如此来看，这甚至已不再是对存在主义的跨跃进行评判的问题了，而是又呈现出人性立场的那种古董面貌。对于观众而言，假使他是清醒的，那么跨跃依旧是荒谬的。若它自认可以解决悖论，那么它便会回复到完好状态。在这一点上，它是鼓舞人心的。在这一点上，一切都各归各位，这个荒谬的世界也得到了重生，恢复了往日的壮丽与多姿。

然而，阻止所有精神力量中或许最细微的一种是糟糕的，只用一种方式去看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也很难不产生矛盾。以上只是对一种思考方式的定义，而重点是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