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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智力，总比别人多根筋；论机灵，总比别人多根弦，诸如此类的问题，总也不曾少打搅人。不过，对于那些没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那些无聊的事情，鄙人从不白费工夫去考虑、去涉足便是了。譬如，鄙人从不涉足什么宗教难题之类的破烦事儿。至于，像在何种意义上，人应该有什么“负罪”感之类的问题，鄙人便全然不知所以了。同样，鄙人更没有什么良心自责一类的内疚可言：什么扪心自问，哪来的道听途说？对此，鄙人毫无敬意可言。不过，这里实不该留一手，以便后发制人，我宁愿当场将邪恶的结果揭露于世，并从价值观上剖析邪恶的过程，这才是鄙人做事的原则。因为，一旦知道了邪恶的结果，人们便会怀疑他们做过的事情。在鄙人看来，所谓良心的自责，实际上是一种相信邪恶的心理反应。越是错了，越是要提醒自己错了，这便是一种自我尊重，换言之，这便是符合我认为的伦理学原则的做法。什么“上帝”，什么“灵魂不死”，什么“赎罪”，什么“来世”，对于这些观念，鄙人从来都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理睬它们，鄙人从小就是这个脾气。或许，对付这一类事情，鄙人从来都不敢“孩子气”十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无神论是推理的产物，更不知道它是事件的产物。在我看来，它显然出于本能。这，显然也是鄙人的天性所致了。鄙人好奇、多疑、目空一切，那些不成熟的结论，从来都不能满足鄙人的胃口。譬如，信奉上帝，便是一个不成熟的结论——一个同思想家的观念背道而驰的粗率结论。这甚至在本质上，便是对思想家们的一个赤裸裸的禁令：不许你们思考！按照神学家们的诠释，“拯救人类”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奇谈怪论，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说法，是一个关于人类“精神”营养的问题，对此鄙人便不能不发生极大的兴趣。为了方便起见，按照常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为了获得最大的体力、最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最为脱俗的德行，人们该怎样修炼自己呢？”在这些方面，鄙人的经验简直贫乏极了。鄙人接触这类问题太晚，无从尽快获得经验，对于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唯有一文不值的德意志教育及其“理想主义”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偏偏在这一点上，鄙人怎么也赶不上“教皇”的要求。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教导鄙人忽略现实，一味地追逐虚无缥缈的、“理想”的人生目标。譬如，德意志的“古典教育”就是一个例子——似乎，企图将“古典”和“德意志”从概念上合而为一，并不是一件毫无收获的事情！再说，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莱比锡人，却得接受古典式的德意志教育，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吗？！说老实话，为了赎回厨师和那些基督教徒们的面子，鄙人从小到大都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饭。按照所谓伦理学的术语说，那便是“非我主义”“忘我主义”“利他主义”云云。然而，正是在莱比锡人膳食的陪伴下，鄙人完成了早期的叔本华研究（1865年），而且认真地改变了自己的“生命意愿”。以伤害自己的胃口为代价，去接受一种不合时宜的营养观念——在鄙人看来，上述的烹调术足以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了。那么，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烹调术，在什么地方昧了它的良心呢？！
餐前羹——直到十六世纪，在威尼斯食谱中依然含有“去德意志”的意思：肉片、油面菜、（镇纸压制的）变质布丁！如此食谱，如果用上古兽性十足的餐饮方式用膳，那就绝不仅仅是古德意志人才了解德意志精神的渊源了，此乃伤肠害胃之道也……德意志精神是一种食古不化的典型，谁也对付不了。不过，相对于德意志人乃至法兰西人的饮食习惯，英吉利人的饮食习惯则大有“回归天性”或是“同类相餐”的味道。不管怎样，鄙人的胃口是受不了的。在鄙人看来，这似乎像在精神的躯体上添加了一双沉重的脚丫——一双英吉利女人的脚丫。不过，最佳的饮食习惯，大概要算是皮德蒙特人了。
我不胜酒力，一杯红酒或是啤酒下肚，都足以让我一整天都在“云里雾里”中度过，那是谁都不情愿做的事情。懂得这一点，虽然迟了一些，却是我从孩提时起就有过的事。就像抽烟一般，小时候只觉得喝酒不过是年少轻狂的举止而已，后来不知不觉地便养成了喝酒的坏习惯。得到如此严肃的教训，或许还是拜瑙姆堡葡萄酒所赐呢。如果真的相信喝酒会使人精神振奋起来的话，说不定鄙人早已变成一个基督徒了——那便是让鄙人去相信连自己都以为是最荒唐的事。不过，奇怪的是，只要少许饮用一点度数很低的烈酒，自己便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如果再稍稍地多来一点儿，那更足以令人晕头转向了。
然而，在写作方面，鄙人却从小便表现出非凡的意志来——雄心勃勃，笔耕不辍，立志模仿偶像塞勒斯特
严谨而简明的写作风格。为了用拉丁文写就一篇巨制论文，鄙人常常会伏案写作，彻夜不眠，之后还得接着将文中的内容写成报道材料，以备报刊发表之用。而且，文章脱稿之后，还得在写好的拉丁文上涂一层上好的保护膜，以防文本损坏。这些事，在鄙人还是著名的（舒尔）普福塔
中学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或许，这些都同鄙人的生理学观念直接相关；或许，并不见得同塞勒斯特的生理学观念有所相悖——尽管这同（舒尔）普福塔中学的办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吻合的。说实话，直至后来人到中年的时候，鄙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远离了任何“高酒精成分的”饮料。但是，因为在生活经验上反对素食主义，鄙人便不能郑重其事地劝诫那些超凡脱俗的人们滴酒不沾。这一点，或许同理查德·瓦格纳只能改变鄙人志趣而不能改变鄙人志向是一个道理。水足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因而谁都喜欢住在处处都有清水流动的地方（如尼斯、都灵、锡尔斯等地）；一杯清水，会像一只爱犬一般每每陪伴在你的身边——那是多么惬意！常言道“酒后吐真言”，然而，在这一点上，关于什么是“真言”的问题，鄙人又该同世界较真了——在鄙人这里，“真言”是像流水一般运动的，这里的教训足以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谁知道，一次盛宴要比一顿素餐容易消化得多？消化良好的前提是，胃口的各项功能都能协调发挥。首先，你得知道你胃口的大小。为了避免消化不良，你得回避那些单调乏味、耗时过多的聚餐，这里不妨称之为“间歇式献祭宴会”，就像那些旅馆或者饭店中的客饭席一般的小宴会。两餐之间，不用零食，不喝咖啡——咖啡会使你忧郁沮丧、精神不佳。早晨用茶，好处最多，量不必大，味却得浓。沏茶过淡，不利健康，甚至会让人整天都面带病容，萎靡不振。万事万物皆有度，恰到好处最难得。天气不佳时，早晨便不宜用茶了，只需在平日用茶时间的前一个小时，喝上一杯浓浓的去脂可可茶便可以了。小坐，不必幻想户外会有气象万千，因为思绪若不定，筋骨便不安。偏见，无不源自消化不顺。勤勉，我前面曾提过，是对圣灵真正的冒犯。
跟营养问题最接近的，自然是地理和气候问题了。对于居住之地，谁都不能没有自己的选择；可是，就一个肩负使命的人而言，他得付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足以了事，因为对这类人而言，居住地的挑选余地，实在是太小了。譬如，他们得考虑那里的气候会不会影响新陈代谢的节奏，会减慢，还是加快，甚至，连同居住点和气候状况相关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都要考虑进去，因为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疏漏，都可能使他们疏远自己的工作，甚至还可能使他们终身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责。当然，他们自己也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生命的活力，为什么不足以使其得心应手地进入自己所熟稔的精神领域呢？在这方面，又是非鄙人莫属了。不过，在鄙人看来，单单一个新陈代谢的节奏问题还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还不至于酿成一种不良的积习，乃至将一位天才人物变成一个庸碌之辈——一个“德意志”般的庸才；或许，唯有德意志的天气，才足以损害强健神奇的五脏功能。新陈代谢的节奏，同一个人精神气质的动与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精神本身就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反映。如果我们将这些不同的反映，用表格的方式排列出来，就会发现有的地方是天才正在居住或曾经居住过的，有的地方适宜居住视拥有智慧、优雅、谋略为幸福的人，有的地方则总是会有天才们安家，这些地方都拥有无与伦比的干爽空气。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都足以告诉人们：天高气爽、万里无云的地方，乃是天才的摇篮。换言之，快节奏的新陈代谢，汲取无穷能量的几率才是孕育天才的先决条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本应成为重量级人物的自由人士，最终却竟然成了一个心胸狭窄、孤陋寡闻、脾气暴躁的家伙，其原因不过是由于缺乏感觉的本能性灵敏，而选择了气候不宜居住的地点而已。幸亏病魔让鄙人变得理智而聪慧，并且学会了用推理的方式辨别现实，否则难保鄙人不会遭此下场。如今，经由长期的实际磨练，鄙人依靠自己已经能够像从一台精确而可靠的气象仪器上读数一样，说出各地气候的基本情况来。甚至，在短途旅行中，鄙人还能够根据自身的生理体验，觉察出空气湿度的变化来，譬如从都灵到米兰的旅程就是这样。
想起近十年不可思议的生活来，我至今还会后怕。那十年，是我生命的危险期，生活在一个与生命需求根本不适宜的地方——自然，肯定是选错了地方。瑙姆堡、（舒尔）普福塔、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就鄙人身体的生理状况而言，这些都是不该去的地方。
至于，童年和青年时期，是根本不值得回忆的，而如果将这些都归咎于所谓道德教育的缘故，那就未免太愚蠢了。譬如，鄙人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至今鄙人仍然没有志同道合者相随，或许永远都不会有，可是这些还不至于妨碍鄙人勇敢无畏、兴高采烈地生活。不懂生理学，憎恶“理想主义”，是鄙人生命中两个难以回避的致命弱点，其中有冗余的东西，也有愚蠢的表现，二者都不是善举，因为它们既无以补偿，又无从反驳。
所有人生中的失误，乃至所有致使离开人生目标的本性和态度上的变化，鄙人都将它们看作是“理想主义”招致的后果。譬如，在鄙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位语文学家的问题上，或许，有人会说，尼采起码可以成为一位内科医生或是别的什么足以惊人耳目的人物，为什么没有呢？等等。在巴塞尔大学的那些日子里，鄙人的精力非常充沛，但是鄙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却是一塌糊涂的。生命的意义何在，从不考虑，从不反省。在每天的时间安排上，全是重复性的内容，从来都不会用什么别的内容替换那些重叠的东西。不过，那时候却没有什么肮脏的自私心理，也没有什么所谓发自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什么的，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无私”的，一切都是“忘我”的。然而，到头来，这些却都成了鄙人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因为差一点儿，便到了生命的终点。就这样，我便开始反省那些生命中本来就不合理的东西——“理想主义”。谢天谢地！是“病魔”将我带上了回归真实世界的路。
一是，选择养分；二是，选择气候和居住地；三则，必定是选择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了，这样，人生就不至于再犯大大小小的毛病了。所有这些，对于自成一类的人物来说，要求便会更苛刻一些。然而，就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言，却会更有用一些。就鄙人而言，广泛的阅读乃是自我修养的方式之一，因此，凡能给鄙人自由的书籍，凡能让鄙人在奇怪的学科和思想之间闲庭信步的书目，总之，凡此种种都是鄙人阅读的对象，不过，鄙人不再对它们过于当真。准确地说，正是广泛的阅读，将鄙人从一本正经的较真中解救了出来。平日里，在埋头工作的时候，鄙人身边是不留书的，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身边说话，甚至连在身边思考问题也不行。然而，这正是我阅读的奥妙之所在。读者可曾注意到，在大脑高度集中的状态下，整个思维乃至整个肌体都处于一个精神酝酿的过程之中，任何偶发事件、任何外部的刺激都会对主体构成一个意外的刺激，都会引起主体的激烈反应。于是，主体必须尽可能避免任何突发的事件、任何强烈的刺激。筑起一道自我保护的壁垒，乃是培养灵感，孕育精神的本能的、明智的策略之一。那么，要不要特许某个奇异的思想，悄然地爬过这个自我保护的壁垒呢？毋须讳言，这便是阅读的初衷了。劳动与收获同修身与养性，应当交替而行，轮换而做，因为同修身养性为伴的是快乐，是智慧，是智慧的结晶——书！然者，是德意志的书吗？这便得从半年前打鄙人手上滑过的一本书说起。那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是维克托·布罗夏德的一项杰出的研究成果，书名是《古希腊怀疑论者（研究）》，其中引用了我在《第欧根尼·拉尔修论集》
中的不少观点。古希腊的怀疑论，在是它两倍甚至五倍模糊的哲学思想中，是唯一值得尊崇的！否则，鄙人大概就会永远在几本鄙人同类的书中周旋，也只能仅对这类书籍的内容了如指掌了。或许，鄙人生性不愿多读、滥读，如果老是闷在书房里自会受不了的。鄙人生来也不愿多爱、泛爱，对于新书，鄙人的态度是——与其“忍”着读，放心看，或者存点儿敬意耐心看，倒不如小心一点儿，乃至敌对一些的好。说真的，在古典法兰西作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值得人们爱不释读。鄙人仅笃信法兰西文化，并且认为将所有欧洲的东西全都称之为“文化”是一个误会，更不必提德意志文化了。在德意志的文化高人中，鄙人所知者并不多，而且究其根底，他们还都是曾受过法兰西文化熏陶的人。首屈一指的，自然是瓦格纳夫人科茜玛了。她嗓音的天资，的确是一流的。鄙人虽不读帕斯卡，但却喜欢帕斯卡，因为在为基督捐躯者中他是最有启发性的人物，先是生理的牺牲，后是心理的逐杀，他都无一幸免——这，便是基督教残无人性的全部逻辑所在。或许，鄙人天生便有蒙田
的任性，生来便知蒙田的放荡。是也，非也，天晓得？在艺术家的气度上，鄙人则颇有几分莎士比亚的放荡不羁和愤世嫉俗，即便如此，即便如彼，却毫不影响鄙人对法兰西晚期贤达的敬仰，他们的人数是不在少数的，鄙人仍得维护莫里哀、柯奈和拉辛等法兰西名流的高洁，抵制莎士比亚之流天才的无序，即便如彼，却毫不影响鄙人对法兰西晚期一诸贤达的敬仰。真不敢想象，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同当今巴黎一样拥有如此好奇而精明的心理学家。这里，试举几例——其人数的确不少——如保罗·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批评家。——译者注）、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译者注）、吉普、美拉克、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译者注）、朱尔·勒梅特尔（1800—1876，法国喜剧演员。——译者注），或许还可以举出一位出身显赫的人物来，他便是鄙人特别垂青的拉丁文天才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作家。——译者注）。对于他们，我们宁肯偏信后代，而不轻信前代——所谓他们的导师那一代人，因为所谓导师那一代尽为德意志哲学所毒害的人。譬如，M.泰纳（1828—1893，另译“丹纳”，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译者注）便是受了黑格尔毒害的人，他对伟人及其时代的误解大概都是拜黑格尔所赐。凡德意志影响所及之处，其文化无不受其侵害。不要忘了，法兰西乃是用战争“赎回”其文化精神的。司汤达（1783—1842，又译“斯丹达尔”，法国作家。——译者注）乃是鄙人人生路上难得的遇合之一，因为凡是鄙人人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西都是偶然发生的，绝无什么他人的指点之类。而司汤达对心理学的见地是独具慧眼的，他对事态的悟性，则足以使你离真实的伟人最近——看到鹰爪，便知道拿破仑要来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最后，必须提及的便是，法兰西历史上难得的稀罕人物——鄙人得另眼看待的、可敬的无神论者普罗斯佩·梅里美。或许，在二人之间，鄙人还是偏重于司汤达，因为，在无神论的境界上，司汤达与我，或者我与司汤达殊途同归了，司汤达笑道：“上帝最好的借口，便是他并不存在。”而我，竟也在什么地方说过：“而今，存在的威胁者，是谁？曰：上帝……”
我在所有千年的王国里追寻，追寻那种美妙而富有激情的乐章，最终都以徒劳而告终。抒情诗人，乃是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译者注）给我的最高的称谓。海涅借给鄙人一种天赐的怨恨，离开了这个怨恨，鄙人便无以完成那美妙的想象，因为在判断人类及其种族的价值时，便是看他们能不能将上帝与萨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译者注）区分开来。海涅的德语造诣极高！总有一天，会有人宣布鄙人和海涅都是一流的德文大师——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德意志本土人望尘莫及的。世人必将以我的语言天赋同拜伦《曼弗雷德》
的语言艺术相提并论，鄙人早已独自发现了万恶之渊，而那时，鄙人不过十三岁而已。我无言以对，只是想看看是什么人胆敢在《曼弗雷德》的面前重提《浮士德》
的大名。德意志人是无以得知“伟大”概念的内涵的：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译者注）便是一例。
出于对口蜜腹剑的撒克逊人
的愤慨，鄙人为《曼弗雷德》作了“跋”。对此，汉斯·冯·比洛却质疑说，他不曾在原稿中见过此类“跋”文，这简直是对神灵的冒犯。于是，当鄙人在莎士比亚的创作范式中寻找最适合鄙人的格式时，发现凯撒（大帝）的形象乃是莎翁独到的笔触，绝不是他人照猫画虎便足以得来的笔墨——人们绝不敢想象连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于是，要么就是它，要么绝不是它。伟大诗人的创作是唯一的，因为他依据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作品完成之后，即便是作者本人也不能再一次经历同样的境遇，以便复制作品的原貌了。鄙人，曾试图再次经历《扎拉图斯拉的独白》的“坎坷”，然而，即便在书屋中踱步半晌，也只能以一阵难以控制的抽噎无果而终了。不知世间还有什么著述能比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更让人撕心裂肺。试想：使一个滑稽戏剧中的小丑感人至此，作家要经受多大的磨难！哈姆雷特感人吗？使读者发狂的，不是疑惑，而是信以为真……然而，要察觉到人物的真实性，读者还得有这个造诣，有这个修养，还得有一个推理正常的头脑，所有的人，都会敬畏真理。而且，说实话，鄙人从不怀疑培根先生乃是此类怪诞文学的开创者、自戕者，既如此，又何须在乎美利坚那些知识浅薄、头脑不清的可怜虫呢？然而，想象中的真实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来自事实中的真实感受，甚至后者乃是前者的先决条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培根先生都是首屈一指的唯实论者，但是实际上人们对他要做什么，做了些什么，他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都还知之甚少……见鬼去吧，可爱的批评家们！
假若，当初鄙人予“扎拉图斯拉”的取名不是如此，而是叫“理查德·瓦格纳”，那么，就算修炼了两千年的洞察力也难以看出，《人性的，太人性的》
的作者是扎拉图斯拉的幻影……
这里，在涉及鄙人生命创造力的问题之前，先得说句感恩的话，以便对改变鄙人人生价值观发生过影响的方方面面，表达真诚的、意味深长的感激之情。毫无疑问，这里最亲密的关系都是和理查德·瓦格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于，所欠其他人的情谊，鄙人都可以一笔带过。然而，不管怎样，在特里布森的那些日子，鄙人是决不会忘记的，那是彼此信任的时光，那是令人兴奋的时光，那是无上崇高的时光，那是弥足珍贵的时光……鄙人，虽不知别人同瓦格纳相处的经历，但鄙人却见证了我俩彼此友谊的象征，乃是万里无云的长空。说到这里，又得提起法国了，对瓦格纳的粉丝还有其他的追随者来说，只要他们觉得瓦格纳身上还有什么同他们相似的地方，那便是他们在向瓦格纳先生表示敬慕了。对此，鄙人该有千条理由拥护，没有半点借口妒忌。其实，鄙人也是一样的——骨子里从不接受德意志的东西，甚至连见到一个德意志般的人影，也会觉得倒胃口。于是，同瓦格纳的第一次接触，便注定要成为鄙人人生中大口吸氧的头一回：在鄙人的眼中，瓦格纳便像是外星来客一般，像是德意志人的对立面，乃至于简直是所有德意志德行的反面案例。“德意志人”这个概念，对从小呼吸“沼泽空气”长大的五十多岁的人来说，简直是悲观主义者的代名词。这些人，除了成为“德意志人”的革命者以外，别无选择。无论怎样，这些人都绝不会对那些固执偏见的现象保持沉默的——即便他们会改头换面，即便他们身披红装，再着以（欧洲）轻骑兵式的制服，在鄙人看来，那也是完全无关大局的事情。谁都知道，瓦格纳也是一位叛逆者，也逃离过德国人的藩篱。除了巴黎以外，艺术家便无以在欧洲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因为只有在巴黎，艺术家才能找到瓦格纳所设想的五种柔和的感觉，如手指上的细微差别、心理上的病态感觉等。在艺术激情的表现力上，在艺术摄制的严肃性上，绝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同巴黎同日而语——那是典型的巴黎式“严肃”，是绝无仅有的艺术语言。惊世骇俗的抱负，乃是法兰西艺术家的灵魂，而在德意志却连这种概念也不曾有过。德意志人，本性“从善”，而瓦格纳却偏偏生来便不知“从善”为何物。好在，鄙人已多次交代了瓦格纳的人格以及什么人同他来往最多的问题：瓦格纳是法国后期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像德拉克洛瓦和柏辽兹（1803—1869，法国作曲家。——译者注）一样，也是那种野心勃勃，令人亢奋的艺术家。他们天生病态，无药可救，是滔滔不绝的狂热分子，是彻彻底底的艺术名家。那么，谁是瓦格纳最虔诚的首席信徒呢？那无疑是查尔斯·波德莱尔了，不过他也是第一个解读德拉克洛瓦的人。德拉克洛瓦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一个足以让所有艺术家认识自己的人。或许，他也是瓦格纳的最后一个信徒……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我却永远也不能原谅瓦格纳——他屈尊于德意志人，乃至于变成了德意志之外的德意志人。足见，只要在德意志影响可以延伸到的地方，文化便难免遭殃。
不管怎样，离开了瓦格纳的音乐，鄙人是熬不过那病魔缠身的青年时代的。鄙人，生而屈尊为德意志人，一个人想要摆脱难以忍受的屈辱，必得求助于精神上的麻醉。于是，鄙人便找到了瓦格纳。在我眼中，瓦格纳乃是德意志绝无仅有的解毒之物。不过，它本身也是一种毒物，这是毋庸置疑的。只要一听到《特里斯坦》的钢琴乐曲响起，鄙人便会随之而成为瓦格纳的同路人——我的冯·比洛先生，这可不是我的恭维话！不过，对于瓦格纳早期的作品，鄙人却实在是不敢恭维的，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普通，太“德意志”化了……尽管这样，我今日仍然企望还能找到像《特里斯坦》那样令人惊魂动魄，那样余音绕梁的佳作——鄙人翻遍了所有的“艺术”作品，然而还是得认输了。在《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面前，列奥纳多·达·芬奇所有的“奇特”都会黯然失色。《特里斯坦》是瓦格纳的登峰造极之作，之后他又接着创作了《迈斯特的歌手》和《指环》，希望能赶上《特里斯坦》的辉煌。然而，使瓦格纳始料未及的是，结果偏偏不能如他所愿，这，大概也是天资使然……鄙人，可算是生逢其时，还能偏偏在德意志人群中幸运地存活下来，以便来日有所担当。鄙人，心智敏捷而好奇善问，足以完成天赋的使命——此乃鄙人三生有幸之遇合也。对于一个从未病至“快意癫狂”的人，世界是不会眷顾的，因为，那几乎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是一种必须以神奇的方式才足以奏效的结果。瓦格纳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成就，是因为唯有他长满了足以在千奇百怪、若喜若狂的大千世界里遨游的羽翼。这一点，鄙人比谁都心知肚明；而鄙人，则有足够的能力将问题最多、危险最大的劣势化为自身的优势，从而使自身倍加强大起来。不难想见，瓦格纳注定会成为鄙人生命中的施主。于是，我们相依为命，承受了这个世纪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磨难，我们苦得其所，我们的名字将永远写在一起。自然，也像瓦格纳常常会被德意志人误读一样，鄙人也绝不会逃过这一劫的，永远也逃不过这一劫。不过，我的德意志人啊，要理解这两位大师，你们还得花上两个世纪的心智和艺术的修行啊！只怕你们还是达不到这个境界。
对那些特别优异的读者，鄙人这里还得多说上几句：音乐到底给了鄙人什么呢？恰似十月里的一个午后，音乐给了鄙人愉悦的情怀和微妙的感觉。恰似一个小巧而迷人的女人，音乐给了鄙人个性、奢侈和温婉，鄙人，从未奢望过德意志民族中会出一个懂得音乐的人。通常，所谓德意志的音乐家，特别是最有名望的那些人，如果要究其出身的话，偏偏他们一个也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要么是斯拉夫人，要么是克罗地亚人，要么是意大利人，要么是荷兰人，甚至是犹太人。不然的话，便是德意志高贵血统的人，或是已经绝后的德意志人，如海因里希·舒尔茨、巴赫和亨德尔等。至于我本人，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波兰人，因而又足以步肖邦音乐之后尘了。基于三个理由，鄙人要将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田园曲》（牧歌）排除在高雅音乐之外，这里或许还应该包括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译者注）的几个作品。虽然李斯特以其管弦乐队的高雅器乐的格调，略胜其他音乐家一筹。最后，还必须提到的，是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音乐人。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提到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译者注），更不能不提南部的音乐家——威尼斯音乐大师皮特洛·加斯蒂。鄙人之所谓阿尔卑斯山脉的那边，其实仅仅是指威尼斯而已。而当鄙人试图以另外一个名词去替代“音乐”二字时，恐怕也只有“威尼斯”一词足以担当此任了。在鄙人的音乐世界里，音乐和眼泪，总是难解难分；在鄙人音乐的词典中，幸福同“南部”总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那幸福的南部，又总是同微微颤动的心灵连接在一起的。
近日，
一个茶褐色的夜晚，
独自地，我伫立在桥头儿，
从远方，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儿：
宛如一颗金色的水珠儿，
颤抖着，打水面滚来——越滚越近。
艘艘狭长的船儿，道道夜晚的光儿，声声飞来的音儿——
醉了一般，游进那朦胧的夜……
我的心，是一把上了弦儿的琴，
一双无形的手——拨动着那根敏感的弦儿——
奏出一首美妙的歌儿，附和着——那船上的曲儿，
我的心，颤抖着，颤抖着——那是幸福的炫耀。
——有人，
——听到否？
前述诸项选择——养分、气候和居地的选择，乃至修养方式的选择，都与人类自我保护的天性息息相关。人类需要对这些条件进行自我选择，说明自我保护乃是人类自卫的天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必亲眼看到许多，不必亲耳听见许多，也不必亲自做过许多，只要有一次经验便能够足智多谋，只要有一回事实便足以证明本能的自卫不是可有可无的儿戏，而是务必实现的条件。关于自卫的天性，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莫过于味觉的灵敏了。在紧急情况下，尽管说“是”，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可人们常常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说“不”，而且总是要把说“不”的声音压得很低。于是，人们便会设法躲开或者回避那些常常需要说“不”的场面。这里的理论依据是，自卫是一种消费性的东西，而且还不是一种低消费，这种消费会形成一种潜规则，一种坏习惯，从而导致某种特殊的、完全没有必要的窘境或者发生尴尬情形。可见，人们最大的损失，常常是因为最小或者最寻常的毛病所招致的。避开那些小毛病，远离那些小毛病，也是需要花费代价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是不该自欺欺人的，因为，那便是在不必要的问题上耗费精力。但是，如果仅仅靠一味回避毛病来解决问题，人们便会无力自卫。假如，鄙人迈出了房门，出现在眼前不是幽静而富有贵族气派的都灵，而是德意志的某个地方城市，我辈便会本能地封闭自我，以便排除由眼前这个懦弱而乏味的世界所带来的一切压力。假如，出现在鄙人眼前的是某个德意志的大都会，其建筑风格不雅，且众木不生、良莠不齐、杂乱无章——如是，鄙人或许得变作豪猪，背着身子，退避三舍了。然而，如此弄得浑身是刺，恐怕是一种恣意妄为。即便允许你浑身无刺，只剩一双慷慨之拳，或许那是一种加倍的奢侈……
另一种明智的自卫方式是，尽可能不做任何反应，或尽可能远离复杂的局面和人际关系，免得自身的“自由”和“主动”被人剥夺，又从而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以书代游，便是鄙人的教义。在鄙人看来，学者不过是“翻动”书本的人物而已，一位文献学家，每天少说也得“翻动”二百本书，可最终他自己却丧失了思考的良机；一旦翻书停止了，他便无从思考了；即便他思考了，也不过是对某种刺激，某种他所翻动过的内容的反应而已。显然，文献学家的一次思考不过是一个反应罢了。学者们只会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耗费在对现成思想的肯定或否定上，而他们所批判的也不过是别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他自己是不必思考（没有思想的）的。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者们自卫的本能便被削弱了，要不然，他们便会跟书过不去。足见，学者们是一个堕落的群体。这些，便是鄙人亲眼所见：本来天资聪颖，生活富有，而且人格自由的青年人，早已在他们三十多岁的黄金时段，因为“读”书而“毁”掉了他们的前程。他们活着的意义，仅在于像火柴棍一样，只需在既定要为之点燃的那一刻轻轻一划，擦出“思想”火花。
清晨，天刚破晓，万象俱新，谁人不是精力正旺，哪个不是神情正好？偏偏得用这一段最佳的时光，去读书，真乃罪过也！
至此，鄙人便必须切实面对如何兑现自我价值的问题了。为此，鄙人精心撰写了关于自我维持的方式问题，即关于“自私”的艺术问题，那是别人的得意之笔。假若我们的使命、职业和天命都在相当程度超越了一般的意义，那么我们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在使命的关照下认知自我。之所以需要兑现个体的价值，是因为人们往往不能从最长远的意义上读懂自己。换言之，人们并不懂得“自我”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生命中的跌跌撞撞——一时的失足、失误、贻误、羞怯，乃至过于拘谨等，都会以外因的方式影响到使命的进程。其实，这些看似消极的阅历，都是有其积极意义和价值的。都是大智，乃至特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因为，“懂我”或许正是对付“毁我”的妙方，而“忘我”“误我”“虐我”“贬我”“庸我”的做法则无一不是“毁我”的根源所在。如果用道德主义者的说法，则是：只要爱他人，为他人、他物而生存，再严重的利己主义都足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站在“无私”的立场上说话的。这是一反鄙人往常做法和信念的情形，不过只是一个例外而已。其实，所谓的道德主义者，本来就是以自私自利为行，以自我教养为业的。人类的意识必须完全摆脱外部命令的强行制约，因为意识本来就是一个客观、外在、不受约束的存在物。另外，还必须提防不实之辞、不妥之念的负面干扰。可见，只有排除了所有的“风险”，天性方会“自我觉醒”。同时，那些注定要指挥你行为的组织“观念”便会越来越根深蒂固，开始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并逐渐将你从边道、弯路上拽回，激活你足以独立的资质和能力。总有一天，这些资质和能力会化为成就你事业不可或缺的积淀乃至手段。除了足以为你的使命、目标、目的及其意义提供有益启示外，还表现出其他的辅助功能来。由此看来，鄙人的生活是简单的，也是奇妙的。既然需要重新估定所有的价值，就得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不过，这些能力却不得自相矛盾，自相对立。能力要有秩序，有区别（差异）；分类方式不能相互抵触；能力之间必须相互协调，不得互为混淆；诸多能力的结构绝对不能杂乱无章——所有这些便是鄙人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鄙人天生的艺术工作，乃至长期积淀的劳动秘密。至于对自身的内在修养，鄙人却从来都不做最明确的规划和设计。这个事实说明，能力的增长只能通过对天性的善加呵护去实现。懂得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也必须明白：总有一天，鄙人所有的能力都会在一夜之间趋于成熟，达到巅峰，达成终极的完美。正因为这样，鄙人从来也不曾觉得生命中会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更找不到什么强勉奋争的痕迹，因为鄙人天生就不是一块什么英雄的料。要“得到”什么，要“追求”什么，立什么“目标”，树什么“夙愿”之类的宏图大志，鄙人生命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这般的事。即便在此刻，眺望生命的未来——遥远的未来！也恰似眺望那空空如也的大海，大风吹皱了所有的海面，却不见一丝奢望。一切便是一切，不必作丝毫的变动；我便是我，何须作多余的润色？谁都可以存疑，不过那便是鄙人永久的生命方式。鄙人，心无鸿鹄之志，何必躲躲闪闪！若夫，岁逾不惑之年，谁人不追名逐利？哪个不图女人欢？不过，我尚无此愿也。虽曾荣获过学府里的教授头衔，却也未曾奢望过那档子事。那阵子，我不过一个二十四岁的人而已。
有人一定会问：尼采怎么就会讲述些传统上微不足道的事情？我的回答是：既然注定要担当人间之大任，我便得通过讲述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加倍“考验”自己。在我眼中：关于营养、地域、气候、修身之方式乃至对自我中心主义之诡辩，这些常人所微不足道的，其意义超越了所有概念的重要性，远不是迄今为止人们以为最重要的东西所能比。准确地说，人们务必学会用新的、不同的方式，重新审度以往的事与物，而且，务必从当下便开始。其实，迄今为止，人们所信以为真的东西，也绝非全然属实，乃至尚有纯属臆测者耳——如果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说，那些所谓臆测之事物，不过是渊源于人性之病态乃至劣根性的谎言罢了——诸如“上帝”“灵魂”“美德”“罪孽”“来世”“真理”和“永生”一类的概念，全都是谎言。问题在于，人们却偏偏要从这里找出一个人性的“伟大”和“神圣”来不可。于是，害群之马便被奉为贤达之士。结果，所有政治的问题，社会的秩序，乃至教育的制度都从根本上扭曲了——审度以往的是非，蔑视一切的谎言，则被说成是生命中无足轻重的“琐事”而加以非难……于是，鄙人便不得不将自己同古往今来的名流贤达置于同一个天平之上——区别，乃是显而易见的。好在，鄙人并没有将这里天平上的名流及其贤达划归于人类的范畴，因为在鄙人的眼中，他们生性有病，图谋有毒，是人类的渣子，是发育不良的怪胎，完全是一群恶贯满盈、不可救药的怪兽，而其所为之事，不过是对人类进行的报复而已，鄙人必以这群怪兽为敌。于是，无以伦比的机敏，便是鄙人健全天性的反应，便是鄙人与众不同的殊能。鄙人之健体，绝无病态之倾向，即便在病魔缠身的时期，也绝没有疾殇之心态。至于对宗教的狂信、盲信，那更是与鄙人生性无关的了。鄙人，无须屈尊，何必傲慢？怜悯，从来都不是伟大的表现。高呼怜悯者，必是虚伪之辈，谨防一切口蜜腹剑之流！于鄙人，生活是简单的；而生活给我出了最大的难题时，却也成了我最轻松的时候。就在今秋的七十多天里，基于对未来数千年的责任之心，为了撰写那部一流的、空前绝后的著述，鄙人几乎与世隔绝。这期间，只要见过一面的人，谁都知道，鄙人并没有丝毫的紧张；相反，鄙人却倍感精神抖擞，兴致勃勃，从来也没有吃得那么香甜，睡得那么踏实。表现伟大的使命，除了用游戏的方式外，鄙人着实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它是伟大的象征，它是先决的条件。一丝轻微的紧张，一副沮丧的面容，一点嗓门不适的轻咳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全神贯注，何况我是在做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呢！千万不必神经过敏……自然，独居也有独居的苦处，独居也会干扰你的正事，然而，鄙人总是多苦于尘世之“喧闹”……
还是很小的时候——七岁那一年，鄙人便知道，我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世界现有的语汇中，哪一个也不足以形容我。然而，谁又见过我因此而闷闷不悦呢？时至今日，鄙人依然会平等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与他们和睦相处，即便是社会底层的平民老百姓，我也会抱有恻隐之心。总之，待人接物，明里绝无傲慢之气，暗中亦无诋毁之心。鄙视他人，他人必能察觉。终其一生，鄙人都会对一切存心不良的行为感到愤怒。在鄙人这里，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标准是：看他是否“知命” [1] ，谁也不必梦想超越天性，过去是这样，将来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对待必然的事物，不必忍受，更不必掩盖，而是要热爱它——在它面前，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