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

在对现代小说的任何研究中，包括最自由灵活的研究，都会轻易得出现代艺术优于过去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人们可能会说，虽然过去的工具简单，材料原始，菲尔丁也获得了成功，简·奥斯汀则更为成功，但是把他们的机会和我们的比比！他们著作简洁得确实不可思议。然而将文学与汽车制造之类的工序相比没有意义。人们怀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尽管我们对机器制造了解很多，但是对于文学创作却知之甚少。我们的写作能力没有进步；我们所做的只能说是不断摸索，一会儿往这边，一会儿往那边；我们应该从制高点充分观察整个变化过程，找出其中的规律和趋势。不过没有必要立刻觉得我们失去了优势。平地之上，人群之中，被尘土半遮了眼，我们心中满是羡慕，回望那些战士；他们更为兴高采烈，战争的胜利，他们的成功带着平和的色彩；我们情不自禁地低语，相比起来，我们的战争更为激烈。就让文史学家为所有一切下结论，他们来判断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代的开端，中期还是末尾，一般人则无法说清。我们只知道有些感谢和敌对情绪会激发我们；有些道路通向肥沃的土壤，有些则通向灰烬和沙漠；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值得一试。

我们不会和大作家起争执。如果我们说到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本人存在的事实赋予他们的作品一些生活化的瑕疵，我们可以随意挑错。尽管他们的存在十分必要，我们还是更为看重哈代和康拉德，以及稍为逊色的著有《紫土》《绿色寓所》和《遥远的过往》的赫德逊。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曾经让许多满怀希望的人兴奋不已，却又让他们不断失望。因此我们的感谢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能，虽然是他们并没完成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我们既做不来，也不想做。单独一个词不能表达我们对大量工作的控诉和不满，这些工作不仅数量浩大而且种类繁多，既让人赞叹又让人厌恶。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应该说这三位作家都是唯物论者。因为他们都不关注精神，而是关注物质，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失望。我们觉得如果英国小说摒弃他们，哪怕走入沙漠也好，走得越快，对它的灵魂越有好处。自然，没有哪个词能直中三个独立目标的靶心。威尔斯明显没有射中靶心。他的例子暴露了他自身才能的缺点，那就是致命的想法和纯粹的创作激情混杂在一起。但是贝内特先生大概是三个里最过分的一个，因为迄今为止，他的写作手法最为娴熟。他的小说结构良好，有理有据，好像没有缝隙的窗框和没有裂痕的木板，就连最苛刻的批评家也挑不出什么缺点和纰漏。然而——如果生活不愿如此完美呢？这就是《老妇人的故事》的作者、乔治·卡农、埃德温·克雷汉格，以及其他一些人克服的难题。贝内特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类型丰富难以想象。但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他们如何生活，他们为什么而活？这些人离开富人区豪华的别墅，在头等火车车厢里打发时间，那里有柔软的坐席，数不清的铃铛和按钮，触手可及十分方便。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奢侈的出行，就像在布莱顿那样的高级酒店寻欢作乐。我们说威尔斯是唯物论者不是因为他的作品结构精巧。他总想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以至于无法专注素材整合和结构架构。他之所以被称为唯物论者，纯粹是因为美好的心灵；他担负起本应由政府官员承担的责任，进行大量思考和构造，却没有时间去实现，或忽略了其重要性，使得人物形象十分粗糙。他笔下的琼和彼得会一直住在他造出的人间和天堂，有什么批评比这更糟糕呢？难道他们的人性缺点会让威尔斯特意描绘出的理想制度黯然失色吗？尽管我们对高尔斯华绥的正直和慈悲表示尊敬，我们能从他的书中找到我们的追求吗？

即使作家花费大量技巧和工程让转瞬即逝的细枝末节看起来真实持久，我们还是要为这些书别上唯物论者的标签，也就是说，这些书的内容并不重要。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非常苛刻挑剔，或者说，我们很难勉强解释或表达不满。每次我们都提出不同的问题。但每次读完一本书好像总是不断出现同样的深深叹气的画面——这本书值得读吗？有意思吗？人性不过偶尔出现小小偏差，贝尔特就全副武装，誓要捕捉生活里细微的错误，这样值得吗？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的，可能所有一切都不值得这样做。我承认用这样一个意象来说明自己的想法很模糊不清，但是像批评家那样只评判现实是无法改善情况的。既然承认思想的模糊性会干扰小说批评，我们就可以大胆猜测：此刻对于我们来说，小说形式更容易在流行潮流中迷失而非坚持自我追求。不管我们将之称为生活或精神，真理或事实，它已经开始消失或变化，不愿在我们的定义下继续发展。然而，我们却冥顽不灵，死不悔改，在完成越来越背离我们真正想法的计划之后，又继续构想了三十二章。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来提高故事的合理性使之接近生活，不仅仅是白费工夫，更是南辕北辙。在错误的方向上即使再努力，写出的故事也不合理，毫无想法，看上去黯淡无光。作家不能随心所欲自我发挥，反而被一些权贵肆无忌惮地抑制，迫不得已构思一些情节，包括喜剧、悲剧、爱情故事，还有一种感觉——要让所有人将如此的完美铭记在心。如果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活过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穿着当时的流行服饰，外套只系一个扣子。作家开始妥协，导致小说写作出现了变化。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每当我们进行习惯性的写作，偶尔会对此怀疑或是突然产生叛逆心理。生活是这样的吗？小说必须这样吗？

经过深入洞察，生活似乎并不是“这样的”。仔细观察一下普通日子里普通人的大脑。大脑接收的无数印象——不管平凡普通，与众不同，还是如钢铁般深深铭刻在心。它们像来自四面八方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连绵不断的原子雨，无穷无尽连续不断地放射光芒；当它们接触地面，变成具体的星期一或星期二，重点也变得和从前不同；重要时刻既不是此刻也不是彼刻；因此，如果一位作家是自由人而非奴隶，如果他对创作具有选择权而非履行义务，如果他能将作品建立在自己的情感而非惯例之上，不再会有什么情节、喜剧、悲剧、爱情故事或是一般意义上的灾难性结局，大概也不会像庞德街的裁缝那样循规蹈矩地缝上每一个纽扣。生活不是一排被安排好的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闪耀的光晕，朦朦胧胧，从意识觉醒起就笼罩着我们，直到一切结束。不管生活表现出怎样的错综复杂，小说家的责任难道不就是用尽量熟悉的语言表达出时刻变化的既无法了解也无法限制的精神吗？我们不只是在为勇敢和真诚辩护；我们想表达的是，和惯例相比，小说的恰当取材更能让人信服。

无论如何，我们寻求类似方式来定义区分几位年轻作家的作品性质，比起前辈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最为出众。这些年轻作家试图接近生活，更为诚实准确地保留生活中吸引和驱使他们的东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摒弃小说家习以为常的惯例。无数的原子光束在他们的脑海里迸发，看上去可能有些支离破碎毫无逻辑。让我们按照先后顺序记录下来，描绘出它们的形态，这样每个场景或时间的记录都是意识的记录。我们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在大事上比在小事上体现得更充分。《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是乔伊斯的两部作品，后者更为小型文艺批评杂志称道。如果有人读过这两本书，可能会随意揣测乔伊斯的内心世界和想法。就我们来说，摆在面前的一份残稿，比起已经完结的小说更为充满刺激。不论作家的想法怎样，作为读者我们可能会认为艰涩难懂或不甚乐观，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满怀真诚，这才是最重要的。和我们称为唯物论者的人们相比，乔伊斯是精神化的；他关注大脑深处传递信息的噼啪作响的火焰，为了让它持续不断地燃烧，他鼓起全部勇气无视对他产生威胁的一切：这一切可能是统一集合，或是在摸不到也看不到的情况下，很多作家借助过的用来帮助读者进行想象的标志物，比如，坟墓的景象，灿烂、肃穆、混乱和突然意味深长地闪烁的光亮。毋庸置疑，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初次阅读时被触动了，必须承认他的作品是杰作。如果我们探寻生活的本质，我们就一定会产生共鸣。的确，如果我们试图表达其他的想法，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摸索十分笨拙。如果我们非要举有名的例子，因为某种原因，这样富有原创性的作品却无法与《青春》和《卡斯特桥市长》相提并论。失败的原因是作家相对贫瘠的思想，我们本可以这样简单概括，然后结束这个话题。但是我们还可以更深入一点，试想我们是否不应该把存在的感觉比作明亮却狭窄的房间，因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思想被关着，被限制着，并不是开阔自由的。这样想会抑制创新能力吗？这样想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受不到快乐或宽容，从而只专注自身，不接受或创造自身以外或超过自身的事物吗？也许这样说有点说教意味，但是说教能影响乖僻孤立的事物吗？抑或是对现代人来说，无论怎样努力创新，比起指出已拥有的，感受所缺乏的更为简单？无论如何，不仔细观察“想法”是错误行为。如果我们是作家，所有的想法都是合理的，因为每一种想法都会正确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如果我们是读者，每一种想法都引领我们更靠近小说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离我们口中的生活越来越近。阅读《尤利西斯》不意味着排斥或忽视了生活的主流，翻开《斯坦恩项狄传》或《潘丹尼斯》也不会感到冲击，这些书让人感到生活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然而，现在摆在小说家面前的问题，我们假设这个问题过去也存在，是怎么创造可以自由取舍的氛围。他必须有勇气说出吸引他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他必须只用“那个”完成自己的作品。现代人看来“那个”，也就是兴趣点，非常可能隐藏在心底深处。因此，一旦重音变得略微不同，附加在某些事物上的强调就被忽视了。不同的形式纲要变得必要，而我们很难去把握，我们的前辈无法理解。现代人中，大概只有俄罗斯人，会觉得契诃夫写出的《古谢夫》的故事很有趣。故事描写一些俄国士兵乘轮船回国，在船上生病。我们通过他们的对话和内心活动的只字片语了解剧情：他们中间的某人死去并被运走；其他人的继续对话让我们知道古谢夫死了，他看起来“像胡萝卜或红萝卜”，然后被扔到船外。这部小说的重点在于出乎意料的场景。首先整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没有重点，然后，就像当眼睛适应房间里微弱的光亮并认出物体的形状一样，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个故事是多么的完整，伟大和真实，那正是契诃夫想要表达并描述的。把这样，那样，和其他的想法一起排列组成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喜剧”，或“那是悲剧”，我们也无法确定，因为我们知道的是短篇故事应该简洁，结局应该明确，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情节含糊不清，结局不明确，根本不能称之为短篇故事。

即使对现代英语小说做简单的评论，也无法跳过俄罗斯小说的影响。如果提到俄罗斯人，有人会觉得想要胜过他们完全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们想理解灵魂和心灵，还有什么地方具有同样的深度呢？如果我们厌倦了自身的现实主义，俄罗斯最普通的小说家也对人文精神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敬意。“学着深入群众……但是别让这种同情留在脑中——尽管这样做很容易——留在心中，满怀爱意。”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身上都可以找到圣人的特征，比如对他人苦难的同情，给予别人的爱，尽全力达到一些对道德要求极为苛刻的目标。他们中的圣人让我们对自身不虔诚的平庸感到惊慌，我们的著名小说也显得华而不实，故作玄虚。因此，俄罗斯作家的想法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悲伤的极大理解和同情。的确，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说是俄罗斯小说的未决性。这种感觉没有答案，如果被检视的生活变成一个又一个必须搁置从而不断发出回响的问题，故事以绝望的疑问结束，我们深深感受到令人厌恶的沮丧。也许他们才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他们比我们看得更远，也没有我们严重的视力障碍。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我们会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不然为什么抗议的声音中夹杂着我们的忧郁？抗议的声音是另外一种来自远古文明的声音。远古文明赋予我们本能，去享受并且抗争，不去苦恼或理解。从史特恩到麦勒迪斯的英国小说都见证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才能，不管是幽默和喜剧，还是地球的美好，不管是智慧的活跃，还是身体的光彩。但是我们从两本小说的比较中得出的所有推论都远远比不上或胜过他们对我们造成的艺术影响。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限制，没有什么——没有“方法”，没有试验，甚至最为狂野的试验——会被禁止，除了虚伪和做作。“小说的合适选材”并不存在；一切都适合写成小说，每个感觉，每个想法，大脑的每项特质和振作的精神，任何知觉都不会出错。如果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想到小说艺术有了生命，站在我们中间，毫无疑问的是她允许我们贬低恐吓，也会被我们推崇热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焕发生命力，确保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