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吕西斯特拉忒》的第一期出版了，我承认十分失望。书的纸张质量上乘，印刷精美，看上去十分成功，尽善尽美。我一页页地翻着，感觉好像财富突然降临到萨默维尔。我本打算以消极的态度回应编辑的约稿请求，但值得欣慰的是，当我读到其中一位作者衣着简陋，另一位女作者毕业于实力和威望均很弱的大学时，我开始打起精神，许许多多迫切求解的问题涌上心头：“终于轮到我们了。”

和今天很多人一样，我也总是被许多问题困扰。我发现在街上很难不走走停停，有时可能就站在路中间，问为什么。教堂、酒吧、议会、商店、喇叭、汽车、空中飞机的嗡嗡声，和男男女女全都让我发问。然而，只向自己发问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问题应该在公共场合公开提出。但是财富让公开提问变得非常困难。每个问题结尾处那个小小的弯曲的符号能让有钱人变得苦恼；权力和声望强烈反对它。因此，如果问题敏感、冲动或是有点可笑，则一定要仔细选择提问的场合。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权力、荣华富贵和陈词滥调包围着慢慢枯萎。它们还没进入有影响力的新闻办公室，就在门口一批批死去。它们溜到了令人讨厌的不发达地区，那里的人们贫困潦倒，什么也给不了，无权无势，因此没什么可失去。一直困扰我让我想发问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如今都应该在《吕西斯特拉忒》中提出。问题们说：“我们从没指望你会在……提及我们。”这里它们说出了一些最体面的日报和周报的名字；“也不是……”这里它们说出了一些最受人崇拜的机构的名字。“但是，感谢上帝！”它们大声说，“女子大学的学生不是又穷又年轻吗？她们不是热爱创新勇于冒险吗？她们不是正要创造一个新的……”

“编辑不准写女性主义。”我严肃地打断它们。

“女性主义是什么？”它们异口同声地喊出来，因为我没有立刻回答，它们又抛给我一个新问题：“你不觉得是时候创造新的……”

但是我打断了它们的话，提醒它们我只能写两千字。如果字数超过了，文章就会被退回来，重新修改。最后我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可以采用其中最简单、温和、容易理解的一两个问题。比如，每当社团开始活动，或大学开学时频繁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讲课，为什么听讲？

为了好好提出这个问题，我会这样陈述，记忆会留住画面的鲜活，但正如伊丽莎白女王说过的那样，总有那么一个机会，虽然不常见但是永远不用过分悲伤，鉴于友情，或为获取法国大革命的相关信息，去听课是必要的。开始的时候，教室看上去让人摸不清头绪——既不让人休息，也不让吃东西。墙上可能挂着一张地图。当然讲台上会有一张桌子，还有几排又矮又硬很不舒服的小椅子。椅子上面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有男有女。不光椅子看上去有点勉强，听课的人也是这样。有些人拿着笔记本，轻轻敲着钢笔；有些人空手而来瞪着牛蛙般的大眼沉默地望着天花板。大钟无精打采；时间一到，一个满脸无奈的男人大步走进教室。他脸上没有常人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紧张、自负，或许还有压抑，仿佛这个艰难的任务令他变得没有一点正常人的样子。这时教室内一阵骚动。因为他写过书，而观察写过书的人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每个人都盯着看他。他头顶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嘴唇和下巴也与常人无异；总之，就算他写过书，也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课。人的声音具有多种功能：它可以使人着迷让人得到安抚，也可以勾起怒火让人感到沮丧；但是在讲课过程中，只是让人心烦。他教授的内容其实非常合理，有学识，有论据，有推论，但是听着听着，注意力就涣散了。大钟看起来满脸惨白，指针也虚弱无力。莫非它们得了痛风，或是水肿？缓慢移动的动作让人想起一只三条腿的苍蝇痛苦地在冬天挣扎存活。平均有多少只苍蝇能活过英国的冬天？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在讲授法国大革命的课堂上，这样一只昆虫会怎么想？这么想完全是白费功夫。已经溜号了——那一段已经讲过去了，没必要让老师重复。他讲得非常吃力但却很坚持自我。要找到法国大革命的源头——苍蝇的想法也要找到。千里以外也能运筹帷幄是这门课程的目的之一。“略过这段吧！”我们向他提出请求——没用；他没有略过。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然后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窗户好像需要清洗，有女人打了一个喷嚏；老师的声音开始变快，马上到结论了，然后——感谢上帝！——终于下课了。

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上课？好几世纪前就发明了印刷，为什么他不打印讲义非要自己讲课呢？这样，在冬天的炉火边，或是夏天的苹果树下，我们都可以阅读，反复思考，并且讨论讲义；我们还可以斟酌疑难问题，彼此争论。我们会学得更好更深刻。如果讲课的话，老师不得不降低难度，时不时活跃气氛，以便吸引各种各样听众的注意，否则他们很容易去研究鼻子啊下巴啊，要不就是打喷嚏的女人还有苍蝇的寿命，讲义则无须这样的内容重复和难度降低。

我要说的是，外行可能不清楚，大学里设置讲课是大学规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为什么——另一个问题冲上前线——如果讲课是教育的必要形式之一，不应该取消它的娱乐作用吗？总是等到每年春天，迎春花盛开，山榉树变红，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大学里焦急的秘书才贴出如泉涌般的告示邀请这样那样的人莅临，讲授有关艺术、文学、政治或者伦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为什么呢？

过去，报纸稀缺，一份报纸要在办公大楼和教区住宅间小心地传阅。这种情况下努力复习和传播思想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现在，桌子上每天都散落着文章和小册子，里面的思想各种各样，比口口相传更为简洁，为什么还要坚持过时的传统？不但浪费时间和力气，还助长了人性的阴暗面——自负、虚荣、逞强和改变宗教信仰的意愿。如果你的长辈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男女女，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变成道学先生和先知？如果你只关注他们头发的颜色和苍蝇的寿命，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讲台站上四十分钟？为什么不让他们和你平起平坐，亲切愉快地对话，或者倾听？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建立在贫穷和平等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为什么不把人们都聚集在一起，不论年龄和性别，也不论名人还是平民，这样大家可以不用走上讲台，不用朗读论文，不用非得穿昂贵的衣服或是吃昂贵的食物，只是单纯的交谈？难道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不比过去读过的所有艺术和文学的相关论文更为优越？为什么不消灭道学先生和先知？为什么不让人们心灵相通？为什么不试试？

我已经说够了“为什么”这个词，我要纵容自己想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大体特征。突然看到特里尔夫人取悦约翰逊博士、荷兰夫人和马考雷勋爵开玩笑的有趣画面，一阵喧哗甚嚣尘上，我几乎听不到自己思考的声音。然后喧哗的原因渐渐清晰。因为愚蠢的我不小心用了“文学”这个词。如果说只有一个词能让人发问并造成混乱，这个词一定是“文学”。他们叫喊着，提出有关诗歌小说和批评的问题，每个都希望自己被听到，每个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才是那个唯一值得回答的问题。最后，他们破坏了我脑海中所有关于荷兰夫人和约翰逊博士的美好画面。其中一个坚持认为就算他有点愚蠢鲁莽也要胜于他人，所以他应该优先。他的问题是，如果能自己读书，为什么要在大学里学习英国文学？我要说的是，提出一个已经得到回答的问题是非常愚蠢的——我相信，大学已经在教授英国文学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要开始就此进行讨论，我们至少要写二十本书，但是我们只剩下大概七百字了。鉴于他十分急切，我想我还是会问这个问题，尽我所能，在下面这个对话片段里插入这个问题，并且不夹杂任何我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拜访我的一位朋友，她的工作是审稿。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觉得有点暗。但是，窗户开着，正是春天里的好天气，那么应该是精神上有点暗淡——我内心的恐惧和忧伤影响了我。不过在那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让我更加害怕：

“哎，可怜的孩子！”她大声说，绝望地把正读着的手稿扔在地上。我问，她的亲友是不是在驾驶或登山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

“如果你觉得以伊丽莎白时期十四行诗发展为主题的三百页手稿是个意外，那么就是了。”她这样说道。

“就因为这个？”我如释重负地回答。

“就因为这个？”她反问，“这还不够吗？”然后，她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大声说，“他从前是个聪明的男孩，值得一谈；从前他热爱英国文学。但是现在——”她耸耸肩好像无法用语言表达，悲愤和谩骂接踵而来。想到她每天读手稿的生活有多艰难，我就原谅了她，但是我没法和她一起讨论，我只知道这是一篇关于英国文学的文章。“如果你想教他们读英文，”她突然说，“教他们读希腊语。”——如果要通过英国文学考试，就要对英国文学进行相关写作，而这一切注定了埋葬英国文学的毁灭性结局。“这个墓碑，”她继续说，“一定是一本……”这时我打断了她的话，让她不要再说类似的废话。“那你告诉我，”她一边说着一边紧握拳头站在那儿看我，“他们写得更好了吗？是诗歌变好了，小说变好了，还是批评理论比他们曾经讲授如何阅读英国文学时更好了？”好像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她拿起被扔在地上的手稿读出其中的一段。“和其他段落一模一样！”她低声抱怨，厌恶地把手中的和其他手稿一起放在架子上。

“但是想想他们必须知道的一切。”我尝试着反驳。

“知道？”她重复我的话。“知道？你说知道是什么意思？”要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边，然后说：“好吧，无论如何他们能以此谋生，并且教育他人。”听我这样说，她生气了，抓起分析伊丽莎白时期十四行诗的作品，把它扔到了房间另一边。然后，这次拜访的其他时间都用于捡拾茶壶碎片了；那茶壶本是她外婆的东西。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叫嚷着要被提出；关于教堂、议会、酒吧、商店、喇叭和街上的男男女女；但是万幸的是结束了，一切归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