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读者一定会对此印象深刻：同一时刻两位评论家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却对同一本书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英文散文杰作；同时另一方面，如果火不会被它扑灭的话，它就是一厚叠理应被扔入火中的废纸。然而这两位评论家对弥尔顿和济慈持相同观点。他们如此表现是出于自身的敏锐感受和毋庸置疑的由衷热忱。只有当他们讨论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才会不可避免地起争执。引起他们争论的这本书不过出版了两个月左右，一位评论家认为它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不仅立竿见影，而且很可能长期持续；另一位评论家则认为这本书不过是胡乱拼凑的无稽之谈。下面会解释为什么两者得出的结论不同。

此解释让人费解。读者和作家都一样为难；读者想在混乱的当代文学中找到方向；作家则自然而然地想了解自己在几乎一片漆黑中费尽心思创作出的作品是否有可能在英国文学名作中崭露头角，还是正相反，被人置之不理付之一炬。但是如果先将自己定义为读者，去探讨读者的困境，我们就不会感到这样迷惑。类似的事之前也经常发生。甚至从罗伯特·埃尔斯米尔 开始，平均一年两次，在春秋时分，我们都能听到学者们对新书的反对和对旧书的赞同。斯蒂芬·菲利普斯的书随处可见，然而即便这样，仍然有很多人并不喜欢。不过如果两位绅士观点一致，都认为布朗克的书是一本无可争议的杰作，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抉择，是否要花上十先令六便士的书费去支持他们的观点，这的确更让人惊讶和心烦。这两位都是著名的评论家，哪怕是脱口而出甚至是不假思索的意见，都会作为对英美地区文学的评论，被收录进严肃的散文专栏。

固有的愤世嫉俗会让我们对当代的天才人物产生狭隘的不信任感，我们会不知不觉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评论家观点一致，那只是说明他们无事可做。当代文学根本不值得花钱，一张图书馆借书卡足矣。因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让我们直接向评论家提问。如今的读者对已去世的作家毫无敬意，却被一个问题困扰，尊敬已去世的作家是否与理解在世的作家息息相关，于此难道没有任何相关指导吗？两位评论家快速调查后都遗憾地表示并没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评价为什么和新书相关呢？当然不是因为那十先令六便士的书费。他们丰富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过去因鲁莽行为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如果他们评论去世的作家，却对在世的作家大加赞赏，就犯了评论界的众怒，会丢掉工作，毁掉声誉。他们提出的唯一建议就是尊重并无畏地追随自己的直觉，不要受任何在世的评论家或书评作者的影响，更不要反复阅读过去的著作质疑自己的直觉。

正是因为这些人，我们不得不表明事情不总是如此。尽管具体内容不为人知，我们相信曾有一条定律或规律约束着广大的读者群众。并不是说杰出的评论家——德莱顿、约翰逊、柯尔雷基和阿诺德——一定会对当代作品作出完美的判断，尽管他们的评语不会永久地印在书上，也不会省去读者自省的问题。但至少他们的存在会产生集中影响。他们随意给出一些书评，不难想象仅仅这样就能压制餐桌上人们的意见分歧，却让现在的学术权威费尽心机也不得其解。不同的学派会一如既往地热烈讨论，但是每个读者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至少有一个人会接近文学的主旨：如果你允许他有瞬间反常，他会凭一己之力与永恒接轨，无视赞美和责备，逆风向前。但是说到成为一个评论家，性格要大方，时机要成熟。当代社会分散的餐桌，构成社会的种种思潮的追逐和漩涡，只有涉猎极广的大人物才镇得住。值得我们期待的那个伟人到底在哪里？我们有书评作者但是没有评论家；我们有百万个能干正直的警察但是没有法官。有品位、有学识、有本领的人都在给年轻人讲学，都在为过去歌功颂德。但是他们灵活多产的笔触却总是让鲜活的文学组织干燥脱水变成小巧的骨骼。我们感受不到德莱顿那样的激情，也感受不到济慈那样温和天然的性情，或是他那样深远的洞察力和清晰的理智，或是柯尔雷基对诗歌的全身心投入，尤其是他作品中最常被人引用的伟大言论会在阅读时散发光热，正如书的灵魂一般。

对这一切，评论界也都慷慨大方地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伟大的评论家极罕见。但是一旦他奇迹般地出现，我们如何支持，或者我们提供些什么？如果伟大的评论家本身不是伟大的诗人，那么他们一定得到了时代的哺育。有一些大评论家需要支持，有一些学派有待创立或毁灭，但是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贫乏的边缘，还没有谁一枝独秀技压群雄。没有什么大师，能够让年轻人骄傲自豪地成为他的学徒。很久之前哈代就淡出文坛；康拉德的才能带着一丝异国情调，这让他无法具有偶像般的影响力，虽然也被尊敬爱戴，但却有几分淡泊疏离。就其他人来说，尽管为数众多，极富热情，作品层出不穷，至今无人能对同时期的人产生影响，或是透过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到达并不十分遥远的将来，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不朽伟人。如果我们进行一个世纪测试，看看现在英国出版的书一百年后有多少还会存在，必须要说我们不光在哪本书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更令人质疑的是是否会有这么一本书。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几节诗，几页书，到处都是的章节，这部小说的开头，那部小说的结尾，对最好的时代或者作家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能留给后代几打零散的书页，或让那时的读者从所有摆在他们面前的文学里大海捞针一般挑出少得可怜的华彩篇章吗？这些就是评论家可以堂堂正正放在桌面上，和作为同伴的小说家和诗人一起讨论的问题。

开始时，悲观主义似乎足以克服所有阻力占到上风。是的，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贫乏的时代，诸多方面都可以证实；但是，坦白地说，如果将两个世纪作比较，结果十分明显，我们被狠狠压倒。《韦弗利》、《远游》、《忽必烈汗》、《唐璜》、赫兹里特的散文、《傲慢与偏见》、《海伯利安》和《自由的普罗米修斯》都出版于1800到1821年。我们这个世纪不缺乏工业；但是如果说到杰作，不得不承认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似乎天才的时代之后是努力尝试的时代，再之后是喧嚣奢靡的时代。当然，这些放弃了不朽的机会而建筑井然有序的房屋的人们理应得到荣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杰作，何处可寻？我们知道有一些诗可以长存；济慈、戴维斯、德拉梅尔、劳伦斯，他们的诗当然拥有辉煌的瞬间，但是和长存不同。毕尔勃姆在他的领域是完美的，但那不是一个很大的领域。《遥远的过往》中的篇章无疑将会流芳百世。《尤利西斯》带来了值得纪念的伟大变动——十分大胆，变动剧烈。于是，我们挑挑选选，这样那样地摘出一些，拿出来展示，却感到被排斥或嘲笑，最后不得不同意评论家的反对意见，这的确是一个缺乏持之以恒的努力的时代，到处都是凌乱的碎片，根本无法与之前的那个时代相提并论。

这些说法盛行一时，我们也屈从于说话者的权威，然而却非常清楚有些时候我们连自己的话也无法相信。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贫乏枯竭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满怀嫉妒地回顾从前。但是同时，这也是初春晴朗的一天。生活总是不乏色彩。就连电话，总是打断严肃对话、缩短重要评论的电话，也别有一番情趣。虽然人们不经意的对话很难永垂不朽，但是在一个有灯，有街，有房子，有人们，或美丽或奇异的背景下倾吐心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本就成为永恒。但这是生活；而我们谈论的是文学。我们必须试图将两者分开，反对悲观主义的优越合理，为乐观主义的鲁莽叛乱正名。

我们的乐观大体上说来自本能，来自晴朗的天气、美酒和畅谈，来自生活每日赐予的财富和最健谈的人也表达不出的启示。尽管我们尊敬爱戴死者，我们还是更喜欢生活本来的样子。就算我们可以选择生活在过去的任何时代，眼下也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交换的。当代文学尽管有不足和缺点，却还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吸引我们，就像一个我们每天都批评斥责却无法失去的亲人。它具有一种和蔼可亲的品质，这一点和我们自己，我们的作品以及我们生活的地方很相似。它并不居高临下，与我们保持距离，从外部审视，也没有像我们这代人如此强烈地怀念同时代。我们和先人被生生割裂开来。规模上的变化——几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原位的群体突然下跌——从上到下动摇了组织结构，把我们和过去割裂开来，可能使我们太过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现代。每天我们发现自己忙着，说着，或者想着对父辈来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感觉到比起已经被完美诠释的相同点，不同点还没有引起足够多的关注。新书吸引我们去阅读，有几分希望能够反映我们重新变化的态度——这些场景、想法以及明显不和谐的偶然组合带来强烈的新奇感——并且，就像文学一样，回到我们的管辖范围，完整且便于理解。这的确是乐观主义的所有理由。我们这个时代拥有许多愿意表达将他们和过去割裂的不同点的作家，他们不愿表达将他们和过去连接的相同点，这些作家比任何其他时代的都更多。提起任何一位的名字都可能会惹人不快，但是即便是最肤浅的读者，只要对诗歌、小说或是传记稍有留意，就一定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勇气、真诚，简单地说，其广泛的原创性印象深刻。但是我们的快乐被莫名其妙地剥夺了。很多书都给我们一种承诺无法实现、知识贫乏、生活里被攫取的光彩没有转化为文学的感觉。当代作品中的佼佼者往往来自压力下的记录或潦草的速记，当人物在场景里出现，他们的行为和表情就会被以惊人的才华保留下来。但这些场景总是一闪而过，对此我们非常不满。快乐有多深，烦恼就有多重。

无论如何，我们回到了起点，在两端之间摇摆不定，这一刻还是狂热，下一刻就变成悲观，无法得出任何有关我们当代文学的结论。我们曾向评论家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觉得这件事不值一提。现在，正是通过咨询过去的杰作，接受他们的建议，修正这些极端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不得不这样做，不是被冷静的判断驱使，而是急切需要把我们的不稳定寄托在他们的稳定上。但是，说实话，今昔对比带来的震撼一开始令人不知所措。毋庸置疑，名著多少有些沉闷。华兹华斯、斯科特和奥斯汀的书中满是无所谓的平静，平静到让人想睡觉。他们忽略出现的机会，无视积聚的色彩和细节。他们看上去十分从容，不去满足被当代人快速刺激的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尤其是，人类自身的感觉，他的深度，想法的多样性，他的复杂性，他的困扰，等等，简言之，人本身。华兹华斯、斯科特和奥斯汀的书中对这些表现得很少。那些逐步产生、令人愉快，最后彻底地征服我们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呢？这力量来自他们的信仰——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的信念。这一点在哲学诗人华兹华斯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闲适的斯科特也是一样，他总是在早餐之前草草几笔写出惊世之作。至于那位内向的未婚女士，则是在安静中单纯为了愉悦自己悄悄进行写作。这两位身上有一点相似，那就是都相信生活是平稳的。他们具有自己的行为判断。他们了解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都不会说出非常绝对的话，但是一切都依附其上。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表达信念，其他的一切都自行而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起最近出版的《沃森一家》，一个美丽的女孩出于本能想去安慰一个在舞会上被冷落的男孩，只要你觉得这样绝对合理，你不仅会让一百年后的人们有同样的感觉，还会让他们感觉到文学。因为那种确定性是创作作品的条件。相信你的感觉能抓住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东西，就可以从个人的限制束缚中解脱出来，像斯科特一样自由，充满热情地去发掘迷住我们的这个新奇浪漫的世界。这也是简·奥斯汀作为一个伟大作家所擅长的神秘加工过程的第一步。选择曾经的经历，深信不疑，把自己置之事外，然后准确地安排好位置；她非常自如地把这一切完成，使之成为文学的完整状态，整个过程不会向分析家泄露任何秘密。

当代作家让我们苦恼，因为他们没有信念。即使他们中最真诚的作家也只会告诉我们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无法创造一个世界，因为他们不能自如面对其他人。他们不会讲故事因为他们不相信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不会归纳。他们只依靠自己的感官和情感，尽管的确非常真实，而不愿依靠提供模糊信息的知识。他们被迫不去使用最具威力和技艺最精巧的武器。尽管坐拥英国文学的全部财富，他们却只是快速翻过一本又一本书。他们匆匆写下从外部观点选定的一个新鲜角度，热情地记下一闪而过的光芒，这点亮了什么？瞬息的光彩可能什么也不是。但是评论家在其中干涉，带着几分正义感。

如果这个描述站得住脚，如他们所言，并且不像可能的那样，完全依赖我们在桌边的位置和相当单纯像芥末瓶和花瓶一样的个人关系，那么评判当代文学的风险要比从前更大。如果他们的评论不着调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如马修·阿诺德建议的那样，从当今燃烧的区域退回到过去安全的平静更好。“我们进入一片燃烧的区域。”马修·阿诺德写道，“就在我们走近距离不远的那个时代的诗歌，拜伦、雪莱和华兹华斯的诗歌里面的价值评判不只是个人的，还是满怀热情的个人。”他们让我们想起，这些话写于1880年。他们提醒我们，注意观察放在显微镜下的每寸丝带，尽管它绵延不绝；如果我们毫无作为，事物就自己分类；节制和研究经典得到推崇。不仅如此，人生短暂；不久即将庆祝拜伦百年诞辰。此刻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他到底有没有和他的妹妹结婚？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的确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可能的话，当每个人现在都说话，时间在不断流逝——对如今的作家而言，放弃创作杰作的希望似乎较为明智。他们的诗歌、喜剧、传记和小说不是书而是笔记。时间，好比一位优秀的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导，指出他们的缺点、草率和不足，把作品全都撕碎；但是他不会扔进废纸篓中。他会一直保留，因为别的学生会发现非常有用。未来的杰作出自今天的笔记。正如评论家刚才所说的，文学历史悠久，历经变革。尽管一些小争端可能搅得海面波涛汹涌，让小船不得安宁，但过分夸张它们的重要性则显得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狂风暴雨不过是表面现象，平和隽永才是本质。

对于评论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评价当代的新书，我们承认这些评价会有几分艰涩难懂，常常令人心生不快。我们希望评论家们给当代文学予以鼓励，对那些花环花冠式的作品予以宽恕，它们偏离正道，易于消逝，还让戴花冠的对象在半年时间里着上去有点可笑。让评论家们更加自由，更加客观地对待当代文学和作者，置身其中，共同努力完成当代文学这座伟大的建筑，尽管可能个别工人的名字不详。希望他们重重关上门，尽管门的那一边温馨和谐，可以享受无数物美价廉的食物，哪怕只有一次，不再讨论那个令人兴奋的话题——拜伦是否和他的妹妹结婚——然后，离开我们坐着闲谈的桌子，哪怕离开一点，聊一些和文学本身有关的话题。如果他们要离去，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挽留，让他们想起那位瘦削的贵族女士，赫斯特·斯坦霍普夫人。她在马棚养了一匹乳白色的马，为的是有一天救世主能够骑上她的马在山顶鸟瞰世界，一览美景。虽然她等得心急如焚，但一直相信救世主总会出现，因此她从未放弃等待。评论家应该向她学习；认真感受现在，观察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为即将到来的杰作做好准备。 FditfX9E1p1WVmmsOJNmOkrg4PAyO8TWQYdc3tj1cab6j0mIsuLuEAnS4Vo0vu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