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一直在翻看著名的木刻集《死亡之舞》 ；今日，又想起画集中那些冷冰冰的古老的木刻画，心中竟生出一种阴森恐怖且乏味无聊的感觉。与此同时，在我的前方，正走着一个瘦如骷髅的人物，手里拄着的棍子不断敲击地面，发出刺耳的“嘎”“嘎”声。不过，这个“骷髅”不是在画中，他/她没有任何煞费苦心的装扮—他/她没有弹着洋琴，没有戴着花冠，没有拿着羽毛，没有穿着长袍，没有跟着队列，没有举着酒杯，没有吃着美食，没有玩着骰子，更没有数着金钱。我眼前的这个“骷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正挣扎着向前挪动脚步，像是在跳一曲坚韧不屈的死亡之舞。

这一幕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雨天，地点是伦敦东部莱特克里夫与斯特普尼两个小村庄接界的地方，混浊的泰晤士河从这里缓缓流过。河两边肮脏的街道和陋巷纵横交错，如迷宫一般；破破烂烂的房子大都隔成单间，专门出租。这里荒凉偏僻，到处都是腌臜的污泥、褴褛的衣衫和辘辘的饥肠。住在这儿的人大都没有工作，即使个别人有幸得到一份工作，也不会长久，失业犹如家常便饭。毕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都算不上是熟练技工。他们是最最普通的靠体力吃饭的人—码头搬运工、滨水区小工、煤炭装卸工、道砟抬运工等，都是些做苦工的人。但不管怎样，这一群可怜的人儿还是活着，并且不断地繁衍着。

且看我眼前的这个“骷髅”，他/她好像正在跟谁开一个荒唐至极的玩笑。他/她把好几份早已被风雨撕扯得支离破碎的议会选举提案贴在很多面墙上，还用粉笔把候选人的得票情况写在一座破败不堪的房子的窗户遮板上。“骷髅”恳请拥有自由独立之身的穷人们要珍视当前的党政制度和国家的繁荣富足（看来两者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选举议员时不要只投一个政党代表的票；一党执政容易滋生腐败，若同时选举两党的代表为议员，则有助于建设一个永远兴旺昌盛的国家。想必天底下再没有比“骷髅”的这种修士想法更具讽刺性的了！

我不由开始琢磨此候选人和彼候选人以及人民群众的“赐福者”—此政党和彼政党所承诺的那些深谋远虑的规划。他们承诺，将会遏止成千上万英国人（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道德上的沦丧和体质上的衰退；将会为想工作想活下去的社区居民提供有效就业；将会均衡税率、开垦荒地、为想移居外地的人们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将会救助并重用未来的新人，以便使整个国家从日渐衰败走向步步强大。心里思索着这些看似充满希望的规划，我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想去看看那儿的人家的生活。

这条街道的一侧是一堵残墙，显得光线非常昏暗。几乎每座房子的大门都敞开着。我走进其中的一座，敲了敲起居室的门，问道：“可以进来吗？”“想进就进来吧，先生。”

屋里的女主人（看起来是来自北爱尔兰地区）刚拿起一些长条木柴—大概是从废旧的码头设施或船只上拆下来的—塞进了原本空洞洞的炉子里，炉子上架着两口正等待烧开的铁锅，分别盛着一些鱼和一些土豆。木柴燃起来了，借着这火光我看到了屋里简陋的陈设：一张桌子，一把坏掉的椅子，还有几件廉价的破旧陶器摆放在壁炉台上。和女主人又说了好几分钟的话之后，我才看到屋角的地板上还有一堆极其难看的棕色物件。若不是以前见过，我可能真的无法相信这会是“床”。床上乱糟糟地蜷缩着个什么东西，我问女主人：“那是什么？”

“那是个小可怜儿，先生。她病得很厉害，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点儿也不见好。她总是白天睡不醒，晚上又睡不着。都是因为铅，先生。”

“因为什么？”

“因为铅，先生，肯定是因为在铅厂上工。女的在那儿上工，一天可以赚十八便士；但是得特别早去申请，而且还得够幸运，人家想要你你才有机会去。她是铅中毒了，先生。有的人刚上班不久就铅中毒了，有的过一段时间才会中毒，还有的，不过是少数，一直都不会有事儿。这全在人的体质，先生，有的人体质好，有的人体质弱。她的体质就属于那种容易铅中毒的，而且一中毒还就特别严重，先生；她的脑子都不中用了，总是头痛得厉害。天天就这样，不见好，倒也不见坏，先生。”

正说着，病中的年轻姑娘痛苦地呻吟起来。女主人俯下身，取下裹在姑娘头上的布带；接着，又推开后门，让阳光透进来，好晒晒这条用以减轻头痛的布带。从敞开的后门，我看到了这家人的后院，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狭小最贫困的后院。

“铅中毒后，她就成了这样，白天黑夜地头痛，先生。这可怜的孩子，头痛把她害惨啦。上帝知道，我丈夫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四天了，他天天去街上转，现在肯定也正在街上转呢；他想找点活儿干，可就是找不到；家里没有柴火，没有吃的—除了锅里的那点儿，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救济金又少，两个星期才不到十个先令。上帝保佑啊！我们这儿又黑又冷，穷得没法儿过啦！”

我本应该给他们一些钱，但我早就决定这次探访过程中不给予任何人任何物质上的帮助；因为我想做个试验：看看如果不给钱，这些穷苦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们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淳朴善良，到时候再给也不晚。经过仔仔细细的观察，我敢肯定这家人一丁点儿都没有奢望我给他们钱。能有个人听他们说一说自己的痛苦他们已经很感激了；同情就是给他们的最大的安慰。他们绝不会伸手跟人乞讨，更不会因为我没给钱而感到一丝的惊讶、失望或憎恨。

女主人已成家的女儿从楼上的屋里走下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当天清晨去铅厂找工作了，但没能成功。她有四个孩子；她的丈夫也是码头搬运工，当时正在外面四处找活干，但估计跟她的父亲一样也不会找到。这个已婚女儿大概生长在英格兰，天生丰满漂亮，活泼开朗。她和她的母亲一样，虽然穿的衣服很破旧，但看得出来，她们都很尽力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她了解那些不幸的铅中毒病人的所有痛苦，了解铅中毒的方方面面，包括铅中毒的症状及病情的发展情况—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太熟悉了。她说，一走进铅厂的门，那股气味就足以把人熏倒，但她还是想再去那儿应聘；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能长期在那儿上班，每天挣十八便士，就算有一天铅中毒了、不能动了，也比现在看着孩子们挨饿强啊。

再次环顾这个小屋，又看到屋角那个黑乎乎脏兮兮的用作床的橱柜。它几乎顶住了后门，看起来非常不协调。有段时间，一直是那个生病的年轻姑娘一个人夜里睡在那儿，白天躺在那儿。现在，天冷了，可毯子啊，被子啊，又都当到非法经营的当铺里去了，再当回来是不能了。为了取暖，到晚上的时候，女主人、她的丈夫，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只能和那个生病的可怜姑娘一起挤着睡在这个棕色的物件上。

尽管一分钱也没给他们，可这个穷苦的人家依然对我心存感激。临走时，他们满含着真诚的谢意跟我道别：“上帝保佑您，先生。谢谢您来看我们。”

走过几条街道，我又叩响了另一座房子里一间起居室的门。开门往里看时，只见一个男人、她的妻子，还有四个孩子正围坐在一个脸盆凳旁吃晚饭，那脸盆凳便是这家人的餐桌，晚饭也只有面包和一些喝完茶后剩下的茶叶。他们的身旁是一个壁炉，炉膛里的炭渣发出微弱的火光；房间里有一个带顶棚的床架，上面架着一张床，床上只有一条被子；房间的前后两面墙上分别有一扇可以通风的窗户，但现在为了驱寒却都紧紧地关着；屋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男主人在我进来时没有站起身；我们聊天时，他也一直都坐在那儿。不过，我进屋摘下帽子时，他倒是很有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说到能否问他一两个问题时，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男主人的妻子一看就是个聪敏的女人，反应很快，见来了人儿，立刻起身站在丈夫的身旁。丈夫抬头求助般地呆望着妻子。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丈夫的耳朵有点儿聋，尽管才三十岁左右，头脑反应已经很慢很迟钝了。

“他是干哪行儿的呀？”

“先生问你是干哪行儿的，约翰？”

“我是造锅炉的。”男人一边回答，一边万分茫然地打量着自己的四周，好像在寻找一个莫名其妙就消失不见了的锅炉。

“他不是技工，您知道的，先生，”妻子补充道，“他只是个干体力活儿的。”

“还上着班呢吗？”

丈夫又抬头看妻子，向她求助。“先生问你还上着班呢吗，约翰？”

“上班！”眼前这个苦闷的锅炉制造工突然大喊起来，像受到了惊吓一般瞪大眼睛看着妻子。接着，又慢慢地把目光转向我，说道：“没班上。”

“哎，确实没班上！”可怜的妻子摇头说道，目光依次投向四个孩子，最后又落在丈夫身上。

“上班！”锅炉制造工看看我，看看空中，又看看坐在自己膝前的二儿子，好像还在寻找那个消失不见了的锅炉。“真希望能上班啊！三个星期了，一天班都没上过。”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啊？”

听这样一问，这位曾经的锅炉制造工脸上隐约露出了一抹对妻子的钦佩之情。他一边伸出胳膊，让我看他那已经穿得露线了的外衣袖子，一边指着他的妻子，回答说：“靠我媳妇干活儿。”

我想不起造锅炉这样的工作都到哪儿去了，也想不起那位丈夫对这个问题所作过的猜想了。我只记着他当时的神态和表情都说明造锅炉的工作再也回不来了。

男主人的妻子很不简单，她开朗乐观，非常乐意帮丈夫来支撑这个家。她做的是廉价成衣的缝制工作，具体点说，是缝制双排扣男夹克。她把手头的一件衣服铺开在床上给我看—那床是这间房子里唯一能铺得下这件衣服的家具。她跟我解释自己已经缝了多少，还有多少需要机器最后来完成。按照她的计算，扣除针线等配料，每加工一件夹克能挣十个半便士；她一般情况下不到两天就能做完一件。

只是她没有办法直接从货主那里取货，货到她手上还得经过二道贩子，自然人家也不是白做的，还要从中扣钱。那为什么还非要经过二道贩子呢？为什么？是这样的：衣服拿走就有可能收不回来，这个风险由二道贩子来承担，他们取货时要交押金，比如说两英镑。她如果有足够的钱交押金，就可以直接从货主那里拿货，二道贩子也就不能再从中扣钱了。但实际情况是，她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二道贩子从中获利，自己的工钱因此缩水，只剩下十个半便士。她非常机敏地解释着这一切，没有丝毫哀叹，没有半句抱怨，那语气中甚至还带着些骄傲。解释完毕，她把衣服叠好，重新坐回丈夫身边，继续他们那顿只有干面包的晚餐。这家人的晚餐着实太简陋，没有餐桌，只能用脸盆凳代替；没有杯碗，只能用又脏又旧的瓶罐代替。这位妻子的穿着也很破旧，肤色也不好看，明显是缺乏营养，也需要好好梳洗打扮。尽管如此，她的身上却有着一种高贵的尊严，她是全家人的靠山，就像锚一样牢牢抓住丈夫这艘遇难的小船，使其得以安全靠岸。我起身要离开时，锅炉制造工的双眼再次慢慢转向他的妻子，似乎只有在妻子那儿才存有最后一线希望去找回那早已消失不见的锅炉。

这家人只申请过一次堂区 政府的救济金，那时丈夫受了工伤，实在无法工作。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申请过。

往前走了没多远，我又来到位于一楼的一间屋里。女主人在我进门时满含歉意地连声说着“屋里太脏了，太乱了。”那天是星期六，女主人正在洗孩子们的衣服。她把一口锅架在炉子上烧着热水，而热水里泡着的正是孩子们的脏衣服。在这个家里，除了这口锅，再没有别的容器可以用来洗衣服了。在这个家里，没有陶盆、铁盆、木盆或木桶，只有一两个残旧的陶罐和破损的瓶子，还有几个当凳子用的破箱子。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已用得所剩无几的一点儿煤屑，旁边是一个没有门的柜子，里面扔着几件破衣烂衫。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老旧的摇摇晃晃的法国式铁架床，床上仰面躺着一个男人，身上穿着一件褴褛的双排扣夹克，头上戴着一顶运煤工人的粗油布帽子。屋子里到处都黑乎乎的，墙壁更是污浊一片，乍看上去，还以为是故意刷成了黑色呢。

女主人一边洗着衣服，一边说着抱歉的话。我站在她对面，注意到她连一块肥皂都没得用。我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故作随意地再次环顾这间小屋，又看到了几件刚进门时没能看到的东西：半磅面包孤零零地放在一个空荡荡的纱橱里；一件破旧的红色衬裙很随便地挂在门后的把手上；几块锈铁零零散散地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一段炉灶烟筒和一些已经用坏了的什么工具。一个大点儿的孩子站在那儿，正盯着这些废铁块儿在看。还有两个小点儿的孩子坐在紧挨着炉子的一个破箱子上，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可爱，另一个时不时地探过头来亲他/她一下。

和刚刚在另外一家见到的那位妻子一样，这位女主人也是衣衫褴褛，面色萎黄，让人心生怜惜。然而，她姣好的身材，活泼的性格，还有脸颊上隐隐约约的笑靥，无不让我联想起多年以前在伦敦艾德菲剧院出演音乐剧《维多琳娜》的著名女星菲兹威廉夫人 。

“可以问一下你丈夫是做什么的吗？”

“他是运煤工人，先生”，女主人一边说着，一边扭头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丈夫，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失业了吗？”

“啊，是的，先生！他一直都很难，很难找到活儿干；现在，是彻底没活儿干了。”

“都是因为这双腿，”躺在床上的丈夫开口说道，“我要把裤腿卷起来让您看看。”说着便动手去卷裤腿。

“你们还有再大点儿的孩子吗？”

“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是做针线活儿的，现在正在上班；儿子就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现在正在外面找工作呢。”

“他们也住在这儿吗？”

“他们睡这儿。因为没有钱再去租房，他们晚上只能回这儿来住。房租对我们来说太贵了。现在，法律规定的房产税涨了，房租也跟着涨，一个星期六便士。我们已经拖了一个星期没交了。房东很生气，说要把我们赶出去；有时候就来踹门，把门晃得吱嘎乱响，怪吓人的。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躺在床上的丈夫这时候插进来，凄苦地说道：“看我这双腿，肿得这么厉害，皮肤都有点儿涨破了。我还经常做举腿的动作呐。哎，不管怎么说，还算管点儿用吧。”

他低着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那双腿（这双腿已经变得畸形了，腿上的皮肤也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了光泽），忽然好像想起了这双腿在这个家里是不受欢迎的，于是赶紧把裤腿放了下来。那双腿就仿佛是一张早已过时的老地图或毫无价值的设计图一样，没有人愿意去查阅，去参考。这位丈夫无可奈何地躺回床上，拿帽子盖住脸，再也一动不动。

“你的大儿子和大女儿睡在那个衣柜上吗？”

“是的。”女主人回答说。

“和弟弟妹妹一起睡在那儿？”

“是的。我们得挤在一起取暖。我们的被子太少了。”

“除了纱橱里的那半块面包，你们还有别的吃的吗？”

“没有了。另一半我们在早上已经吃完了，就着白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有可能会好一些吗？”

“要是我大儿子今天能挣到钱的话，他一定会拿回来的。那我们晚上就有吃的了；而且，说不定我们还能交点儿房租。要是没挣到，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情况很糟糕哦。”

“是的，先生。生活很难，很难。您要走啦！小心啊，台阶坏了！再见，先生！”

这些穷苦的人们得不到任何救济；但他们也不会去济贫院，因为他们对那儿充满了恐惧 。

在又一间出租屋里，我看到的是一位非常体面的妇女，还有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那个还不到一岁。这位妇女是本堂区医生的一个病人；为此，她的丈夫便在这家医院里干活儿。堂区间联合济贫院破天荒允许给她和她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星期四个先令，外加五个面包。我想，当各位议员以及公众的“赐福者”—政党领导人最终达成协议，实现了均衡税率的承诺后，说不定她还可以多拿六个便士。到时候，她或许会合着这份“喜悦”，“欢欣”地跳上一曲“死亡之舞”吧。

此时此刻，我无法再继续探访下去了，我实在不忍再看到那些孩子们的眼神。我可以让自己硬着心肠去看大人们所遭受的痛苦，但当我看到那些孩子们时，我的心软了。他们是那么年幼，那么饥饿，神情却是那么严肃，那么宁静，我真的无法再看下去了。想到他们住在条件无比恶劣的巢穴里，忍受着病痛，濒临着死亡，我倒真希望他们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然而，他们不能，他们正在遭受着病痛和死神的折磨。一想到这些，我真的是心软了，再也不忍看下去了。

我沿着泰晤士河往前走，来到莱特克里夫村；又经由这里的一条岔路，回到了铁路边上。这时，我的眼睛被铁路对面的一块牌子吸引住了，那牌子上赫然刻着“东伦敦儿童医院”的字样。此时此刻，再没有什么能比看到这样几个字更能让我的内心感到安慰了。我横穿铁路，径直走进了这家医院。

这里看起来原本好像是个造船厂或者仓库。里面条件极端简陋，设备异常简朴。每层楼的地板上都有活板门，每个活板门上都吊着很多东西；陈旧的地板由于踩踏和推拉重物已变得坑坑洼洼；房间和梁柱的设计很是蹩脚；楼梯上下也不方便；因此要想顺顺畅畅地去每个病房看看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但是，这里通风很好，收拾得又干净，让人备感亲切和愉悦。医院里有三十七张病床，床上躺着的尽是些可爱无比的孩子，有的大一些，有的还不到一岁。由于饥饿，这些孩子们都面色苍白，形容消瘦。但是我看到，在这里，孩子们的痛苦得到了温柔的抚慰。这里的小病号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顽皮可爱的昵称；照料他们的是一位十分温婉秀气的女士，她轻柔地帮孩子们撸起袖子，给我看他们那骨瘦如柴软弱无力的小胳膊。每次在她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就会用自己那瘦弱无肉的小手亲热地抚弄她手指上戴着的一枚结婚戒指。

病床上一个刚刚几个月大的婴儿格外引人瞩目，他/她十分漂亮，犹如拉斐尔 画笔下的小天使。只是他/她小小的头颅上因为脑积水缠满了绷带，同时还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孩子时不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但这呻吟里没有焦躁不安，也没有抱怨不满。孩子双颊和下巴的线条柔美无瑕，仿佛浓缩了所有婴儿的美丽；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更是可爱非凡。我站在他/她的床脚前，这双明亮的大眼睛便开始和我对望，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正是我们都熟悉的婴儿所特有的那种眼神。这双眼睛就那样执著地凝望着我，即使那小小的身躯因为痛苦的呻吟而颤动时，孩子的视线都没有从我眼睛上移开。孩子仿佛是在恳求我，要我把收容他/她、照料他/她的这家小医院的故事讲给我能遇到的每个善良的人听。我伸出自己历经沧桑的大手握住那只贴着下巴紧握着的未经世事的小手，心中暗暗承诺，我一定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能遇到的每个善良的人听。

当年，是一对年轻夫妇—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买下这栋楼，并把它改建成了现在这家令人称道的医院。这对夫妇从不张扬，只是静静地守在这里。事实上，他们便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兼医生。两个人无论是在内科还是外科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丈夫曾经是伦敦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住院医师；妻子曾经是医学专业的学生，她勤奋好学，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并在霍乱流行期间做过护士，负责照料一些穷困的病人。

凭着他们的资历，这对夫妇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他们风华正茂，成就卓然，品位高雅，气质超群，与周围的邻居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与这里肮脏污浊的环境更是格格不入。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这里。他们的房间位于二楼，即使坐在餐桌前也能听到哪个孩子因为疼痛而哭喊。在这家简陋的小医院里，除了孩子们的病床，你还能看到钢琴、书籍、绘画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只有文雅之士才可能拥有的宝贝。为了节省空间，这些宝贝都堆放在一处，只有哪一件被用到时，才会单独收拾出来，就像旅客排队上船一样，只能一个一个地来。医院的药剂师原本对这儿并不感兴趣，是这对夫妇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本身的磁力把他吸引到了这里。药剂师住在餐厅内的一个小凹室里，他的洗漱用具只能放在餐具柜里。

他们很满足，因为他们把身边所有有用的东西都能充分地利用起来！他们很自豪，因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把楼内的空间分隔成一个个便利的小间，让白天的诊室摇身变成晚上的吸烟室；不仅如此，他们的候诊室里居然还放着一个朋友送的取暖炉呐！他们对医院周围的环境—如果能够摆脱掉楼后面那个令人不愉快的煤场的话—也很赞赏！他们还有一辆婴儿车，说也是一个朋友送的，非常有用。事实上，是我送的。楼梯下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落正好作这辆婴儿车的车房。他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彩色图片—有的已经剪贴好，有的还没有—用以装饰病房。他们还有一只非常迷人的木刻小鸟，头上顶着漂亮得难以置信的羽冠，当你用手往上拨它的头时，小鸟就会忽地把头低下去。我去探访的那天上午，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把这只小鸟立为医院的公共雕塑。医院里还有一只长相非常滑稽的杂种小狗，名字叫“卷毛儿”。“卷毛儿”经常在病床间穿梭着跑来跑去，小病号们对它都很熟悉。这只让孩子们精神振作的滑稽小狗是在医院门口发现的，当时它显然已经饿得不行了，医院里的人就把它带进来，给它吃的。自此，小狗便在这里安了家。不知哪个孩子，大概因为仰慕“卷毛儿”天资聪颖，给它脖子上戴了一个脖套，上面写着“不要以貌取‘狗’。”我看到这个不卑不亢的呼吁时，“卷毛儿”正站在一个男孩的枕头边上快活地摇着尾巴。

今年一月份刚开业时，人们都以为这家医院是专门有人出钱为他们筹建的；因此把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视为自己应享受的权利，生气时还故意找碴儿抱怨。不过，他们很快就了解了事实真相，对医院的感激之情开始与日俱增。但依然不遵守医院的探视规则，那些母亲们想什么时候来看孩子就什么时候来，父亲们则星期天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些父母们还有一个不合理的（不过在我看来也是可同情可理解的）做法：孩子病入膏肓时，他们通常要把孩子带离医院，回到自己那个条件恶劣的家里。有一次，一个男孩儿因为炎症严重而奄奄一息，父母便在一个雨夜把他从医院带回了家。这个男孩儿后来又被送回来了，并且经过一番艰难的治疗后居然痊愈了。不管怎样，现在这个男孩儿很快乐。我看到他时，他正在高高兴兴地享受自己的午餐。

食物不足和居住环境不卫生是这些孩子们生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疗的主要方法就是补充营养，保持卫生和居室通风。对于已经出院的小病人，医院依然不忘照顾他们，经常邀请他们来吃饭；还有一些被饥饿折磨的孩子，尽管从来都不是这家医院的病人，也经常得到他们的邀请。这对医生夫妇不仅熟悉自己的病人及其家庭的状况，对周围很多邻居的性格特点和生活境遇也很了解，因为所有这些信息他们都有记录。这些穷苦的人们一步一步陷入越来越深的贫困境地时，通常会隐藏事实，甚至对这对医生夫妇也不肯透露，直到最后陷入绝境。

这家医院的护士都很年轻，年龄多在十九岁到二十四岁之间。尽管医院的条件有限，但护士们仍然有一间属于她们自己的舒适的小饭厅，这在很多条件良好的医院里都办不到。不过，能让这群年轻的女孩儿们坚定地留在这里的真正原因是：她们喜欢这些孩子，同情这些孩子的不幸遭遇—这是多么美丽的事实啊！技术最好的那位护士就来自附近的社区，家庭境况和邻居们一样贫苦，她尤其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她原本是一位技术不错的裁缝，在这家医院一年的收入还比不上做衣服几个月的收入。医院的那位女负责人觉得有义务跟她说明做裁缝比在这里做护士要更有前景。但当有一天跟她说起这事儿时，这位女护士坚定地说“不”，她说在哪儿也比不上在这儿让她觉得自己更有价值，更开心；她一定要和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于是，她真的留下来了。我继续往前移动脚步，这时看到一位护士正在帮一个男婴洗漱。这位护士长得很喜兴，很招人喜欢，我于是停下来去逗弄她正照料的那个男婴。小家伙长得普普通通，圆头圆脑；此时，正紧皱着眉头，用一双湿滑的小手抓着自己的鼻子，身子裹在一个小毯子里，双眼神情严肃地盯着我。突然，这位小绅士踢了一下小脚，对着我笑了。与此同时，护士那张美丽的脸庞上也漾起了欣慰的微笑。看到这样的笑容，我之前那颗疼痛的心有些释然了。

几年前，在巴黎曾上演过一部非常感人的戏剧，名字叫《孩子们的医生》。就在我要离开这家医院时，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位男医生可不正是“孩子们的医生”吗？那随意系着的黑色领带，宽松的双排扣黑色大衣，忧郁的表情，飘逸的黑发，那睫毛，那胡须，不折不扣，完完全全正是那位巴黎艺术家在舞台上刻画的理想医生形象的化身。但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传奇作家有胆量来描绘一下在伦敦东部这家儿童医院安家的这对年轻夫妇的家庭和生活。

我离开莱特克里夫村，在斯特普尼火车站乘车来到了芬丘奇街总站。我相信，不管是谁，只要按照这条路原路返回的话，都必将看到我刚刚所经历过的这一切。

（丁振琴　译） ICZzoAC8v5kKmdSDe8rOjMM4QpEEkx2G014PclRSFJH2OivF4/19C7CAsJ20ku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