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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我关注的重点不是宗教情感极其深奥的起源，而是普通人所理解的宗教。宗教以其令人称羡的完整教义和应许体系，一方面向人们解释世界之谜，另一方面宽慰着人们，称细心的上帝会照看他们的生活，现世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在未来世界会得到上帝的补偿。除了至尊高尚的父亲形象，普通人再也想象不出什么来形容这个上帝。只有这样的父亲才能理解他的孩子—人类的需要，才能被他们的请求感动，才能因他们的忏悔欣慰。这整个想法显然太幼稚，与现实相去太远，因此想到大多数人都无法超越这样的人生观，不能不让博爱的心灵感到疼痛。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今天很多人已经知道这种宗教是站不住脚的，却仍然可悲地企图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来捍卫它。人们喜欢混进教徒的行列以便对付某些哲学家，并提醒他们不要触犯十诫之一：“你们不要轻慢地谈论主，亵渎你们的上帝！”因为这些哲学家们认为他们能拯救宗教的上帝，其办法是把他变成一条非人格化的模糊抽象的原则。如果过去的某些伟人们这么做了，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
再让我们回到普通人及其宗教的话题上来，即唯一能称之为宗教的宗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最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之一歌德的一句有关宗教和艺术、科学关系的著名评论：
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同时也就拥有了宗教，如果有人两者都不具备，那就让他信奉宗教吧！
这句话一方面将宗教和人类最高的两项成就—科学和艺术作了比较；又从另一方面声明了宗教、科学、艺术在人生中的价值，认为宗教与后两项成就可以互相说明、互相替代。想剥夺一个既不拥有科学又不拥有艺术的普通人信奉宗教的权利，我们显然缺乏像诗人歌德那样的权威。要深刻理解和欣赏歌德的主张，我们须另辟蹊径。生活赋予我们太多难以承受的困难：它带来太多痛苦，太多失望，太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容忍它，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的措施。（正如特奥多尔·冯塔纳告诉我们的：没有帮助，你什么也做不了）此类缓和措施大概有三种：有效地分散注意力，这能使我们轻视所承受的苦难；替代性的满足，这能减弱我们的痛苦；麻醉物质，这能麻痹我们对痛苦的感知。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伏尔泰在写作《天真》的结尾时劝解人们去打理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这样就能分散转移自己对苦难的注意力。学术活动也是此类分散转移。作为替代性满足的手段之一，艺术是与现实对照的幻想，但正因为幻想在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艺术其实在心理上同样有效。麻醉物质影响我们的肉体并改变了它的化学物质。在这一系列的手段中，界定宗教占有的位置并不容易。我们因此必须看得更远一些。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过无数次，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或许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一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补充说，如果人生注定没有目的，那么人生对人们而言也就失去了价值。但这种威胁也改变不了什么。相反，人们似乎有权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种威胁似乎只是建立在此种人为的假设之上，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人讨论动物是为了什么而活，除非是为了服务人类的目的。但是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因为世上还有很多动物，人类除了对他们进行描述、分类并且研究，其他什么也做不了；许多物种甚至连这种用途都没有，因为早在被人们发现之前，它们就已经灭绝了。
似乎只有宗教才能回答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谜题。因此人生具有目的的观点成立与否就取决于宗教体系，得出这样的推断几乎是不会错的。
于是我们现在将话题转向一个更适中的问题：人类本身的行为揭示出其人生的目标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们对生活有什么预期呢？回答毫无疑问：他们追求快乐幸福，希望得到幸福并一直幸福下去。这种追求有正反两个目标：一方面它旨在消除一切痛苦和不愉快的经历，另一方面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幸福，从严格意义上讲只与后者有关。与人类追求目的的二分法相一致的是，人类活动，根据其寻求实现的主要目的或唯一目的，也朝着两个方向展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快乐原则决定了人生的目的。这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我们的精神器官。它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与整个世界—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是相悖的。整个宇宙的建构都是与快乐相悖的，因此快乐原则无法实现；人们赞同“人类应该获得幸福”并不是“创世”意图的一部分。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所称的“幸福”产生于压抑的需求突然得到的满足。幸福的本质决定了幸福只能是暂时的。当快乐原则所渴望的某种情况被延长时，只能带来一种微弱的满足感。我们天生就只能从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从某一状态本身只能获得很少的快乐。
因此，我们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我们的气质所限制。生活中，我们更容易经历不幸。苦难从三个方面威胁着我们：肉体上，我们注定要衰败、腐烂，且从来都是伴随着疼痛、焦虑这些警告信号；外部世界方面，它会向我们施加巨大的、难以平息的、破坏性的压力；最后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可能给我们带来比前两者更大的痛苦。尽管我们倾向于把这种苦难看作是额外附加的，但它或许与源自其他方面的苦难一样，无法避免。
所以，在这些潜在痛苦带来的压力之下，人们习惯于调整自己对幸福的要求，这也不足为奇；正如幸福原则本身也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转变，形成一种更适中的“现实准则”，认为如果摆脱苦恼、逃离不幸就是万幸了，避免苦难这一主要任务当前，获得快乐已经变得次要了。思考告诉我们条条道路皆可通向幸福大道，所有这些道路都曾为各派处世哲学所推崇，且前人都已经实践过。无限制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是最具诱惑力的生活方式，但这意味着将警告抛之脑后，眼前只顾享乐，很快就会尝到苦果。其他以避免苦难为首要目的的方法由于它们所关注的痛苦根源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些方法很极端，有些方法很中庸，有些很片面，还有些同时从几个角度解决问题。主动避世、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都是常见的为避免人际关系带来的痛苦而采取的保护方式。有人认为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快乐来自平静与安宁。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如果想不借助外力单枪匹马地保护自己，就只能选择逃避。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你能在应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发动攻击，使其屈从于人类的意志。那么，这样做你就是与大家一起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努力。避免苦难最有趣的方法是那些试图影响人类自身结构的方法。归根结底，所有的苦难不过是一种感觉，只有当我们感觉到它的时候，它才存在；而我们能感受到它，仅仅是因为身体以某些特定方式调节了状态。
影响我们自身结构的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化学方法—麻醉法。我想，没有人完全明白化学方法是如何起作用的，但事实就是，有些外因物质一旦出现在血液或人体组织中，就会直接引起快感；这些物质同时还会改变我们感觉能力的决定因子，使我们不再容易感到不快。这两种影响不仅同时出现，而且密切相关。然而，在我们身体的化学结构中，也一定存在着发挥类似作用的物质。因为，我们至少知道一种病症，即狂躁症，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品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类似于麻醉的状态。除此之外，在我们正常的精神生活中，还存在着在比较容易释放的快乐与比较不易释放的快乐这两者之间的摆动，与此相应的是对不舒适的低敏感与高敏感。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精神麻醉至今还未得到科学的研究。人们认为麻醉物质在追求幸福和驱散苦难的过程中大有裨益，因此，不仅仅个人，就连整个民族在力比多
的分配中也赋予了它牢固的地位。多亏了麻醉物质，我们不仅能够直接获得快感，而且满足了我们摆脱外界的强烈渴望。我们知道，通过麻醉法“解忧”，我们随时能够逃避现实的压力，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体会这个世界带来的更好的感觉。众所皆知，正是麻醉物的这种特质使其更具危险性和伤害性。在有些情形下，麻醉物质浪费了本可造福于人类的大量能量。
然而，我们的精神器官结构复杂，也受到很多其他影响。正如欲望的满足会带来幸福感一样，如果外部世界拒绝满足或忽视我们的需求，就会成为巨大苦难的根由。因此人们希望可以通过干预这些本能的冲动来将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种抵御痛苦的行为不再是对感觉器官施加影响，它旨在控制我们需求的内在根源。在极端的例子中，这种行为是通过扼杀本能欲望实现的，就像东方哲学智慧所说的那样，就像瑜伽所做的那样。如果这种方法成功了，人们就无可否认地同时放弃了其他活动—事实上，牺牲了他的生活—只为沿另一路线抵达幸福的彼岸，这种幸福源自平和与安宁。当我们的目标不那么极端时，我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不过寻求的只是控制自己的本能罢了。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是由已经服从现实原则的较高心理机制实施的。与此同时，绝不是说要抛弃满足欲望的目标，而是获得了针对苦难的某种保护机制。因为当欲望冲动得到控制，而不是完全不受节制的时候，欲望得不到满足给人带来的痛苦会相对较轻。但不可否认的是，快乐的可能性也减少了。满足没有受到自我控制的野性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快感，相比较于满足受到自我控制的本能所带来的快感，自然是强烈许多。这就简洁地解释了乖戾冲动的不可抗拒性，任何禁忌物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可能来源于此。
另一种避免苦难的技巧是利用力比多的转移，这种转移是我们精神器官所允许的，这就使得力比多的作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现在的任务就是使本能的目标发生转移，不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挫折。这里本能的升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人们能充分地增加精神和脑力活动所产生的快乐，我们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时命运也无法对我们造成多大伤害。这类满足—如艺术家们在创造、塑造他想象的东西的过程中获得的快乐；抑或是科学家们在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中获得的快乐—具有一种特性，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能用心理玄学的术语描述它。但现在我们只能象征性地说，它们看上去“更好更高级”。但与原始、初级欲望的满足所获得的效果相比，这类满足的强度还是受到了限制：这类满足不能震撼我们的肉体。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它不能广泛应用，它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它把才能和天赋作为先决条件，这些天赋并非人人皆备，因此不能使这一方法对每个人都有效。并且即使在那一小部分人中，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抵御苦难，它并不能提供抵挡命运箭矢的盔甲。当人们自身的躯体成为了苦难的源泉时
，它就必然失效了。上述这种方法清楚地表明，其目的是通过从内在的精神活动过程中寻找满足感，从而使人独立于外部世界。这种特征在接下来的方法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人与现实的关系更加松散，满足由幻想中获得。人们承认幻想，从中获得的享受并没有因为源于现实的偏差而受到干扰。产生这些幻想的领域就是想象中的生活；当现实感出现时，这个领域显然不受制于真实性检测的要求，一如既往地去满足那些难以实现的欲望。在众多源于想象的满足中，居于首位的要算是对艺术品的欣赏了；借助于艺术家之手，那些本身没有创造力的凡夫俗子也能获得艺术的享受。但受到艺术影响的人不可能把艺术作为快乐源泉和生活慰藉的价值看得过高。艺术产生的微弱的麻醉作用只能使我们暂时摆脱生活的苦难。它的作用并没有强烈到能让我们忘却现实的痛苦。
另一种操作起来更有力、更彻底的方法则将现实视为唯一的敌人和所有苦难的源头；认为人们生活中根本无法忍受现实，要想真正感到幸福，就必须断绝一切与现实的联系。隐士们于是避世不出，拒绝与现实有任何联系。但其实人能做的不止这些：人们可以努力去改造这个世界，重建一个世界，新世界中消除了那些最让人无法容忍的事物，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人们欲望的事物。一般来说，任何人选择这条道路去追寻幸福，怀着绝望抗争的精神，最终将一无所获。现实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将成为一个狂人，通常找不到人帮助实现他的幻想。然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得或多或少像个偏执狂，痴心妄想地要去矫正这个世界中无法忍受的部分，并将幻想纳入到现实中。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是，相当多的人一起试图通过幻想重新塑造现实，来避免痛苦，寻求幸福与庇护。人类的各种宗教应该就是集体幻想的典型例子。当然，没有一个依然持有这种幻想的人会承认这是幻想。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人们追求幸福、避免痛苦的所有方法的清单。我也清楚这些材料可用不同的方式排列。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我尚未提及，并不是因为忘记，而是因为这种方法涉及我们以后要讲的内容。在生活艺术中人们怎么会忘掉这一特别的方法呢？其特点是，它将各种特征极其奇特地组合在一起。自然，它也寻求独立于所谓的命运，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利用我们前文中所提及的力比多转移法，将满足感转移到内在的精神过程中。但它并不脱离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地抓住了外部世界的对象，并通过建立与外部世界对象的情感联系来获得幸福。它并不满足于避免不愉快的经历—这一目标源于精疲力尽的屈从；事实上，它绕开了这一消极目标，一如既往、激情四溢地去追求积极的幸福目标。或许这一方法比起其他任何方法更加接近目标。当然，我正在谈论的生活方式就是：将爱看作一切事物的中心，并期待从爱与被爱中获得一切满足。这种精神态度是我们自然而然就具备的；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性爱，让我们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快感，因此树立了一种寻找幸福的模式。我们应该沿着首次邂逅幸福的道路继续寻找幸福，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呢？但这种生活方式的缺点亦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这样，也没有人会放弃这种寻找幸福的途径，转而投向其他途径。当我们沉溺于爱的时候，我们对痛苦的防备从未如此薄弱；当失去爱的对象或其对我们的爱时，我们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凄凉孤独。然而，关于这一特别的生活方式，关于将爱作为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的价值，这并不是最后的断言：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探讨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是在对美的享受中获得的，不论美在何处被呈现在我们的感官和判断面前—无论是人体形态和姿态的美，自然物体和风景的美，艺术甚至是科学创造的美。这种生活目标的美学态度并不能在苦难威胁我们的时候提供多大保护，但是它能补偿很多东西。美的享受有一种让人微醉的独特作用。美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用途，人们也不易看出美对于人类文明为什么不可或缺，然而，缺乏美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美学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美会被理解，但美学还无法弄明白美的本质和根源；通常缺乏实质内容时，就会用空泛、冗长的辞藻来掩饰。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学也几乎没有谈论到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源自性感觉领域；对美的热爱，可以理想地解释为那种目标抑制的冲动。“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看到生殖器会让人兴奋，但人们并不认为生殖器本身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与性的某些次要特征相关。
尽管我的论述尚不完整，尚处于开始阶段，但我想斗胆作出如下论述，来结束目前探讨的问题。我们那由快乐原则主宰的追寻幸福的使命并不能完全实现，但我们不能、事实上也不可以放弃努力，去更加接近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许会踏上不同的道路，并在积极地寻求快乐与消极地避免不幸这两大目标中优先选择一个。但不论我们选择了哪条道路，都不可能完全获得所渴望的一切。幸福（较弱意义上的幸福还是可能实现的）就是关于个人力比多分配的问题。没有哪条建议适用于所有人，每个人都得自己探索救赎之道。其间，各种不同因素都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个人的选择，问题在于他能从外部世界中得到多少真正的满足，在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以及最后，在于他感到自己有多大的力量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除外部世界外，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包括个人的心理特性。性欲强烈的人会尤其看重与他人的情感关系；自恋的人，相对而言则更加自足，更倾向于在自我精神进程中寻找最为重要的满足；行动派不会放弃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因为他能以此衡量自己的力量。对于第二种人来说，他的天赋以及他的本能所能升华的程度决定着他的兴趣所在。任何极端的选择都将受到惩罚，因为如果一个人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排除其他一切生活方式，那么他将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就像审慎的商人不会把所有资本投在一项事业中一样，处世哲学也许会告诫我们不要指望某一种尝试就能让我们获得所有满足。成功从来都是不可预测的，它取决于很多因素的机缘巧合，又或许仅仅取决于心理适应环境，以及利用环境创造快乐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本能素质天生就不好，又没有真正经历过对他日后成功必不可少的力比多成分的改变和重组过程，他会感到很难从外部世界中获得幸福，尤其在面对极其困难的任务时。最后一种生活方式是（至少能保证让他获得一些替代性的满足），他可以逃入精神病的状态以寻求解脱；这种情况通常会在一个人年轻时发生。如果一个人晚年追求幸福受挫，他仍可以通过长期依赖麻醉物所产生的快乐获得慰藉，或者，进行绝望的抗争，最后精神变态。
这种选择和适应的过程遭到了宗教的干涉，宗教将其获得幸福、避免苦难的方式不加区别地强加到每一个人身上。宗教的方法就是贬低生命的价值，通过幻想扭曲真实世界面貌，以智力上的恐吓为先决条件。强制人们处于心理上的幼稚状态，并诱使人们进入集体妄想的状态，以此为代价，宗教成功地让人免于患上精神病。但除此之外，宗教再也没什么别的作用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在人类的能力范围内还有很多通往幸福的途径，但是没有哪一条能保证一定成功。就连宗教也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信徒们最终不得不谈论上帝的“深不可测的旨意”，他等于就是在承认，要想在苦难中最终获得安慰和快乐，他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如果他准备接受这一点，那么或许他本可以避开走过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