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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学者，也不是一个广义上美术相关方向的艺术家，我至今仍然很惊讶本书作者梁超教授会把写序这样一个颇具分量的任务交给我。在深感压力的同时，其实我也是窃喜的，因为虽然现在从事音乐创作的职业，但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没有泯灭过的作家梦。
作为一本主要探讨历史知识在公众社会传播途径的书，《睹物》有着巨大的信息量。作者同时融汇中西，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遗迹中探寻内在的关联，在信手拈来引经据典之中透露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书中不止一次提到时间的力量。当某种观念的历史知识被一位闻听者（受众）接受，那么我们就说这位闻听者完成了一个历史知识的消费过程。这种知识的接受随即会成为他自己（闻听者）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不同观念的陆续消费之中，这种知识有可能被其他更具有说服力的观念所替代，也可能经年累月愈发根深蒂固。而当这位闻听者本身作为历史知识展示的主体，出于某种目的——也许是激励，也许是炫耀——向他人展示这一则接受来的知识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一则历史知识的传承算是完成了，它成了人类心智的组成部分，薪尽火传，历久弥新。但是，其实我对那些经过漫长的岁月更替，大家的认知产生了变化的人物和事件更感兴趣，因为它能激发起一种在阅读学术著作时难得的历史鲜活感。就像《睹物》的开篇，作者描写遥远的文艺复兴时期时展示的那种鲜活感一样，不仅让我读到了历史，也看到了活生生的人。
这种当下和未来的大众认知偏移，在各类艺术史中尤为常见。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艺术史读物往往习惯于用各种充满学术感的中立叙事向读者呈现各种艺术理念和技法的演变，以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读者被这些历史知识“消费”，艺术家的形象变得不再立体，他们不再是一个个的人，而在历史长河中变成了一个个的符号。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书：《音乐谩骂辞典——贝多芬时代以来对作曲家的批判性人身攻击》，作者是俄罗斯音乐家和作家尼古拉斯·斯洛宁斯基（Nicolas Slonimsky，1894―1995）。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本书会造成他们心中音乐偶像的形象坍塌，因为已经在历史洪流中胜出的这些作曲家们以及出自他们之手的在当今被视作人类文化瑰宝的一些音乐作品，在当时竟然是被外界用各种恶毒的言语嘲讽甚至是咒骂的。而对于我来说，阅读这本书体会到的却是难得的愉悦感，原因同样是因为这种可贵的历史鲜活感。
和历史鲜活感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概念可能是“语境”。当我们习惯于把一个信息放回到一个特定时期的语境中时，对这个信息的理解可能就会生动起来。对于今天的音乐听众来说，哪怕是资深的音乐爱好者，很多人也不能接受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无调性音乐。今天有些音乐学家会把无调性音乐的出现归因于20世纪初欧洲社会的巨大动荡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造成的人面对社会时心理状态的不稳定性，以及表现主义艺术思潮的兴起。但是，这些原因之外，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历史语境”：西班牙流感。1918至1920年间肆虐的西班牙流感，最终感染人数大概有5亿人，接近当时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最终死亡人数也有几千万。1918年，也是音乐界将无调性音乐的开拓性人物、作曲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的音乐冠以“表现主义”名头的一年。作为一个音乐创作工作者，设身处地想一想，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下，艺术创作者应该是没有办法表现传统审美意义上的“美”的吧。在这种社会状况下，“美”其实是很无力，甚至是不合适的。让我很惊讶的是，为什么在正统的音乐史叙事中，这个信息完全不见了，为什么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一战、表现主义等信息成了无调性音乐的关联因素，而西班牙流感却被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历史信息“消费”中产生的认知偏移，的确是大量存在的。
两天前，我的女朋友离开了我。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她的离开，本让我无法继续任何工作上的事情。我取消了学院所有的课，也推掉了我所有的私人学生，一个音符都写不出来，也不想出门。但是，在一部接一部看恐怖片以排解内心压抑情绪之外，为这本书写序成了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它的标题“睹物”对我产生了直接而强烈的冲击。书中提及：“顾闳中的使命是前往韩熙载的家庭聚会，描绘他的‘态度’，也就是察其行观其色，并为之记录，为唐后主在做出是否强制任命韩熙载为相的重大政治决策时提供参考。”这个视角让我深受启发。女友留下来的满屋子的物品和生活痕迹，何尝不是一种态度呢。她进入到我的生活，带来自己的物品，填满我们的家，是她的一种态度；她果断地离开，甚至不再在意这些物品，也是一种态度；而现在，面对这些物品，我选择保持它们原来的样子，不去做任何挪动，也是一种我的态度。“睹物”中的“物”，不管是细微层面的一个小人物生活中的物品，还是宏大叙事中占有更重要意义的历史、社会、文化信息，如果没有“物”以外的态度，那么都将瞬间失去自身的所有意义。书中的第二部分，作者以博物馆陈列的一个战国时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为例，列举了四种陈列解说文案。这些文案中，有的从纯粹的艺术品工艺和审美角度出发，有的从饮食文化角度出发，有的从人的阶级区分和对立角度出发，只有第四种解说文案是纯粹客观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高40厘米，重4.5千克。”客观虽然正确，但在历史叙事中，却很难存活下来。面对纯粹的客观描述，人们的态度可能只有一个字：“哦。”但是，人也是不会满足于一个“哦”的，挖掘客观背后隐含的信息，甚至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就是一场庞大而豪华的、观念的自助餐宴会。”而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年代，相当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或者说，至少自以为有——选择观念的自由，或者说，部分的自由。在历史知识的公众传播过程中，如果这种态度的自由得不到保证，那么不仅我喜欢的“历史鲜活感”会不复存在，可能知识传播本身也会很难做到。
就写到这吧，我要继续去看恐怖片了。
* 本文作者系潘行紫旻博士，当代青年作曲家，毕业于美国犹他大学，现为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员。作品曾由Schott Music出版，在国内亦有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