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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心理治疗中，精神病理学的核心概念是认为积极因素（如品格优势、积极情绪、意义、积极关系和成就）与症状一样，是评估和治疗精神病理问题的核心。这与传统的精神病理学观点大相径庭，传统观点认为症状是精神病理学的核心。单纯基于症状的分类系统不足以理解患者丰富而复杂的生活。在提出论点前，我们想要澄清的是，我们理解只关注症状背后的原因。在临床环境中，令人烦恼的症状确实很明显，比积极特征更容易接近和评估。负面经历通常会让患者和临床医生进行更复杂、更深刻的临床讨论。因此，寻求临床服务的患者很容易回忆起负面事件、挫折和失败；临床医生很容易评估、阐释冲突、矛盾、欺骗以及个人或人际关系缺陷的故事，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负面信息表面上具有更多的信息价值，临床医生会更关注负面信息，继而卷入复杂的认知处理（Peeters &Czapinski, 1990）。因此，临床评估通常用于探索症状和疾病。然而，只关注症状会极大地限制临床评估，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评估症状的基本假设是，症状是临床治疗的核心要素。因此，症状值得认真研究，而积极要素被认为是缓解症状的副产品，不需要评估。这一假设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传统上往往将积极的品质当作防御。例如，焦虑被理论化为一种工作伦理背后的驱动力，而这种工作伦理正是新教改革的特征（Weber, 2002）。有理论认为，抑郁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抵御负罪感的，而同情则是对这种感觉的补偿（McWilliams, 1994）。在PPT中，人类的优势和人类的弱点一样真实，和时间一样古老，在每种文化中都受到重视（Peterson & Seligman, 2004）。在评估和治疗精神病理问题方面，优势和症状一样重要。优势不再被认为是防御、副产品或补偿。它们根据本身的价值得到评价，并在评估程序中独立于弱点加以衡量。例如，谦逊并不一定是一种通过抑制自己来吸引他人合作的特质，乐于助人并不一定是为了缓解或消除压力，创造力也不仅仅是将焦虑转化为创新。
传统的以缺点为导向的评估和治疗方法将患者归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DSM;APA, 2013）中的不同类别。标签是用来对世界进行分类和组织的，其本身无可厚非（Maddux, 2008）；但是，将患者简化或物化为精神病理学的标签，可能会剥夺患者丰富的复杂性（Boisvert & Faust, 2002; Szasz, 1961）。当过度关注诊断时，基于DSM的诊断会产生一个患者的性格概述，主要包括缺陷、功能障碍和疾病；而对性格的临床评估应该是一个探索优点和缺点的综合过程（Suldo & Shaffer, 2008）。一旦临床评估将现有的情况定义为一个问题，减少问题就被视为干预成功的衡量标准。然而，心理问题是复杂和多维度的，往往有独特的表现（Harris & Thoresen, 2006）；此外，精神症状的改善也并不能确保患者获得健康。临床时间和资源的分配都是有限的，如果这些资源的大部分被改善症状所占用，那么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扩大优势、追寻意义或目的了。
目前的临床实践主要是揭露儿童期创伤，评估扭曲的思想，评估人际关系困难和情感混乱。人们避免寻求临床服务，因为他们害怕自己面临的困境被描述成精神病学的诊断，继而被污名化（Corrigan, 2004）。大众媒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描述仍然存在对精神健康的污名（Bearse, McMinn,Seegobin, & Free, 2013）。此外，越来越多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的个体并不总是认同欧洲中心的诊断标签（Zalaquett et al., 2008）。
朱迪思·约翰逊和亚历克斯·伍德（2017）认为，积极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大部分研究概念都存在于从正面到负面的连续性的序列中（例如从感恩到忘恩负义、从平静到焦虑），所以谈论某个领域是研究“积极的”或“消极的”是毫无意义的。通过整合积极心理学，传统的以性格缺点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也将受益，因为：
·无论是横向的还是前瞻性的，当考虑到传统临床因素时，积极心理学概念（如品格优势和积极情绪）都能够独立地预测幸福感。
·品格优势和积极稳定的情绪是积极心理学家的主要关注点，它们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来预测结果，因而具有弹性。
·积极心理学干预（如PPT）通常用于增进幸福感，也可用于缓解症状。
·通过整合积极心理学的概念，主要以欧洲为中心的临床心理学研究也可以适应跨文化应用。
鉴于这些论点，我们邀请临床医生重新定义基于DSM的心理障碍。20多年前，埃文斯（Evans, 1993）假设消极行为或症状有其他积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互关系是一个语义问题。在日常语言中定义的症状，总是可以被翻译成简单的对立面，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症状或障碍都自然地具有这种相互作用。例如，勇气可以被概念化为焦虑的对立面，但并非所有焦虑的人都缺乏勇气。埃文斯认为精神病理学中的大多数概念都可以被划分成两个平行的维度：首先，病态的或不受欢迎的属性从严重的偏离，通过某个中性点，到其可能的不发生；第二，对立属性从不发生到某个中性点，再到它所期望的形式。
同样，彼得森（Peterson, 2006）提出，心理障碍可以被认为是优势的缺乏、优势的对立面或优势的过度（the Absence of strength, the Opposite of strength, or the Excess of strength, AOE）。彼得森认为，缺乏品格优势是真正的精神病理问题的一个标志。然而，像埃文斯一样，彼得森承认品格优势的缺乏不一定适用于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等疾病，这些疾病有明确的生物学标志。许多心理障碍（如抑郁、焦虑、注意力和行为问题，以及人格障碍）可以被更全面地理解为症状的存在以及人格优势的缺失、相反或过度。根据彼得森的AOE法，从众是由于缺乏原创性，特别是当整个团队都坚持从众时。缺乏好奇心就会表现为无兴趣，无兴趣对一个人所能知道的事情强加限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好奇心的对立面是无聊。过分的好奇也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当有人对暴力、性或非法毒品感到好奇的时候。考虑到临床治疗的敏感性和微妙之处，在临床环境中应用AOE法可能具有挑战性。将患者概念化为完全缺乏优势（如勇气、乐观或善良），有优势的对立面（如相对于创造力的平庸、相对于诚实的欺骗、相对于公平的偏见），或优势过度（相对于情绪智力的情绪混乱、相对于公民意识的沙文主义、相对于幽默的滑稽）可能会挫伤临床医生和患者，并且理论上似乎也是不合理的——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一点儿善良或完全缺乏勇气。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稍加改良版的优势的AOE法。
我们建议，基于DSM的疾病应根据优势的缺乏或过度进行审查。例如，从缺乏的角度看，抑郁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希望、乐观或热情；同样，缺乏勇气和耐心可以解释焦虑的某些方面；缺乏公平、公正或正义可能会导致行为障碍。许多心理障碍似乎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具体优势的过度。例如，抑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种过度的谦逊（不愿表达自己的需求）、一种过度的善良（以牺牲自我意义为代价来对待他人）、一种过度的洞察力（狭隘的现实观），以及一种过度的意义感（导致过度关注和无法松懈的责任感）。表3.1“主要的优势失调类的心理障碍”依据缺乏或过度的优势，列出了主要心理障碍的症状。
单凭优势不足还不足以做出诊断。尽管如此，英国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erling）的亚历克斯·伍德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新研究显示，积极心理缺失或不足，会构成临床症状风险。伍德和约瑟夫（Wood &Joseph, 2010）的研究中，对5 500名参与者进行了纵向追踪研究，发现在自我接纳、自主权、生活中的目的性、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环境掌控感和个人成长等积极品质上得分低的个体，在临床范围内经历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7倍。缺乏积极的特性独立构成一个导致心理障碍的风险因素。除了以上提到的许多负面因素，还包括目前和以前的抑郁症、神经过敏、身体不健康。此外，积极优势得分高的人可以缓冲负面生活事件的影响，包括临床痛苦（Johnson et al., 2010; Johnson, Gooding, Wood, & Tarrier,2010）。
我们如何从PPT的角度使缺乏或过度的优势发挥作用呢？思考一个临床案例。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 CES-D; Radloff, 1977）是5种最常用的抑郁症状测量方法之一，有16个消极和4个积极的项目。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措施着眼于两个分离的因素——抑郁和幸福（Shafer, 2006）。分析来自6 125名成年人的数据，亚历克斯·伍德和他的同事证明，CES-D的二维结构很可能是一种统计假象：抑郁和幸福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同义的，现有的测量可以触及同一连续体的不同端点（Wood, Taylor, & Joseph, 2010）。也就是说，抑郁和幸福都是同一连续体的一部分，分开研究它们会不必要地重复研究工作。同样，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pielberger et al., 1983）也可以被概念化为焦虑–放松连续体。
在PPT中，我们选择了一些特质来描述优势的缺乏或过度，这些特质融合了已定义的、经过充分研究的优势（如感激、好奇心和宽恕）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如谨慎、沉着、反思和灵活性）。重新定义症状的一种方法是考虑它们的对立面（也就是优势）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乏或过度。尽管我们用来描述优势不足或过度的日常用语可能具有可识别和可测量的个体差异，但其中一些并不是实证检验的重点。
我们认识到，许多用来描述品格优势的缺乏或过度的术语可能暗示了品格优势的缺乏或过度是不受欢迎的，从而使品格优势成为说教性的。例如，缺乏远见、节制和勇气通常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状态，而过度的激情、自我保护和冒险通常被认为是受欢迎的状态。我们的方法和努力是提供一个较少主观和更科学的理解。有证据表明，更多的感激、善良、好奇、爱和希望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而缺乏社交智慧、节制、自我调节和毅力与心理问题相关（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2010; Bron et al., 2012）。
通过了解复杂的情况和文化环境，可以更好地掌握心理障碍和相关症状。在这些情况和文化环境中，患者被嵌入其中，而他们往往很难控制这些动态变化。这里有两个例子：
我们的一个患者迈克，有社交焦虑障碍。他总是避免社交场合，由于英语不是他的第一语言，所以他非常谨慎，以免自己说错话。迈克无意中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冒犯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指责他歧视别人，之后他就变得更加焦虑了。根据优势的缺乏或过度来观察症状时也需要理解情境特点。迈克在与说母语的朋友交流时没有表现出社交焦虑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自信，能开玩笑，并表现出同情心。症状驱动的方法可能会这样描述这种情况：“患者在用母语交流时没有表现出社交焦虑的症状。”一个基于优势的方法对同样的情况会描述为：“当患者用母语交流时，他是有趣的，社交上是舒适的，并且富有同情心。”
另一位患者沙伦有两份兼职工作：一份在一家高端零售店；另一份在一家精神病机构，工作对象是有发育障碍的儿童。在零售店，沙伦工作时非常专业，她会注意每一个细节。她说，她对自己的销售工作非常谨慎，渐渐地发现自己总是在担心犯错误或忘记一些事情。在另一份工作中，尽管有让孩子们参与治疗活动的艰巨任务，但沙伦发现自己很放松、爱玩、喜欢社交。症状驱动的方法可能会将这种情况描述为：“患者在她的零售工作中经历适度的预期焦虑。她在精神病机构的工作中没有经历过类似程度的焦虑。”对同样的情况，基于优势的方法可能会描述为：“处于零售职位的患者是谨慎的、警惕的，有时比她应该做的更多。因此，她不能发挥她的其他优势，如创造力和亲和力。另一方面，在精神病院，她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她活泼、放松，能真诚地与他人交流。”
重要的是要考虑情境动态，以及优势如何在理解患者复杂而丰富的生活中发挥微妙的作用。
具有引起明显痛苦和功能失调的特定症状群，通常可以做出临床诊断。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雅思明的情况，她在被几位心理健康专家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后前来接受治疗。
在我们在一起的前10分钟里，雅思明几乎逐字逐句地讲述了DSM中列出的症状。她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只是情绪失调、人际关系困难和自我伤害的冲动。在她完成了综合优势评估后，我们没有无视她的症状，而是把她描述成一个充满爱却缺乏适当表达技巧的人，是一个可以理解并习得建立同理心、善良和谨慎的技巧，并从中获益的人。尽管雅思明能够识别出许多她倾向于表现出糟糕判断的领域，但她也能够分享她做出良好判断的时候。她分享了一个事件，是她自发的、及时的反应救了一个朋友的生命的事情。优势评估让她意识到自己有特定的优点，尽管这些优点确实是优点，但过度使用它们往往会给她带来麻烦。与此同时，她缺乏某些优势，比如谨慎、自律，以及恰当使用她解决自己问题的热情。
在我们看来，仅仅了解症状或优势是不足以促进改变的。当临床医生帮助患者发展一种恰当而细致的优势使用方法时，治疗改变才会发生。当临床医生强调利用患者过去的成功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时，当临床医生能足够熟练地发现哪怕很小或很短暂的利用或展现优势的实例时，当临床医生通过具体优势的例子与患者沟通其价值时，当临床医生不放弃寻找优势时，改变就发生了。
临床医生应该确定患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特定优势以有效地使用它（Ajzen & Sheikh, 2013）。例如，中年患者茱莉亚，经历了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症状，表现为过度担忧、感到不安、难以集中注意力。如果她的症状可以通过发展优势来治疗，那么茱莉亚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某些优势，比如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和享受？有没有一种特定的配对或优势群可能对治疗有效？研究表明，在提高生活满意度方面，发挥我们的显著或不太显著的优势同样有效（Gelso, Nutt Williams, Fretz, 2014; Rashid, 2004; Rust,Diessner, & Reade, 2009）。
表3.1 主要的优势失调类的心理障碍
注释：
缺乏=实践或利用品格优势的能力下降，过度=优势过度，而不是症状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