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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积极因素的心理干预措施少之又少。本章首先简要回顾了早期干预和相关治疗，它们是当代积极心理学干预（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PPIs）和积极心理治疗（PPT）的前身。
一直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圣贤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快乐、幸福和繁荣。例如，孔子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将人的日常生活与纪律、教育、和谐的社会关系相结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获得幸福，追求高尚的生活是必要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心理学有三个明确的使命：治疗精神病理症状、使所有人的生活更富有成效和满足感，以及识别和培养高素质人才（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经验种种》（1902）中指出，勇气、希望和信任可以战胜怀疑、恐惧和担忧。约翰·杜威（John Dewey, 1934）强调人与环境之间艺术审美交流的必要性。亨利·默里（Henry Murray, 1938）提出，研究积极、快乐和富有成果的经历对理解人类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紧急情况，精神病理学的评估和治疗成为心理学更狭隘的主要焦点。然而，像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亨利·默里、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罗洛·梅（Rollo May）这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继续倡导积极的心理治疗方法。他们试图描述美好的生活，并试图从我们内在的成长趋势中，找出能够促进这种生活的方式。马斯洛（1970）指出：
心理学在消极方面比在积极方面成功得多。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许多缺点、疾病、罪恶，却很少揭示其潜力、美德、可实现的抱负或其心理高度。这就好像心理学自愿地把自己限制在它应有的一半范围内，而且那一半还是更黑暗、更刻薄的。（p.354）
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了积极心理健康的概念（Jahoda, 1958）。迈克尔·福代斯（Michael Fordyce）将这些观念转化为一些积极的干预措施，并在大学生中进行了测试（Fordyce, 1983）。20世纪80年代，史蒂夫·笛·夏德（Steve de Shazer）和茵素·金·伯格（Insoo Kim Berg）（De Shazer et al., 1986; Hawkes, 2011）发现了寻解聚焦疗法，该疗法专注于从可变的选项中产生解决方案和目标。幸福感疗法将认知行为疗法与幸福感元素相结合，已被证明在治疗情感和焦虑障碍方面是有效的（Ruini & Fava, 2009）。同样，弗里奇的生活质量疗法将认知疗法与积极心理学思想相结合，已被证明对抑郁症患者有效（Frisch, 2013）。然而，与绝大多数以缺陷为导向的治疗方法相比，针对积极方面的干预措施太少了，心理治疗师学到了很多关于伤害、缺陷和功能障碍的知识，却对美好生活的要素以及如何培养这些要素知之甚少。
积极心理治疗是一种基于积极心理学原理的治疗方法，也就是说，积极心理治疗是积极心理学的临床和治疗工作。积极心理治疗是由15个具体的实践练习组成的，这些练习通过实证验证组成积极心理学干预（PPIs），每个练习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由2~3个练习组成集合（Seligman et al.,2005）。经过实证验证，这些练习被组织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协议，即“积极心理治疗”（PPT）。在本节中，在详细描述PPT之前，我们对PPIs的经验地位进行了评估。
积极心理干预通常在网上发布，是相对简单的提高幸福感的策略。马丁·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通过实验验证了三个PPIs（三件好事，即祝福日志、以新方式发挥显著优势、感恩拜访；Seligman et al., 2005）。独立的研究方向重复了这些发现（Gander et al., 2013; Mitchell et al., 2009; Mongrain,Anselmo-Mathews, 2012; Odou & Vella-Brodrick, 2013; Schueller & Parks,2012; Duan et al., 2014; Schotanus-Dijkstra et al., 2015; Vella-Brodrick, Park, &Peterson, 2009）。
PPIs自首次验证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arks et al., 2012; Proyer et al., 2013; Quinlan et al., 2015; Winslow et al., 2016）。它们为某种程度上正在同时进行的理论和临床尝试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以培养幸福感和积极的品质，如感恩（Emmons & McCullough, 2003）、宽恕（Worthington &Drinkard, 2000）、享受（Bryant, 1989）、优势（Buckingham & Clifton, 2001;Saleebey, 1997）、心理健康（Ryff & Singer, 1996; Ryff, Singer, & Davidson,2004）和共情（Long et al., 1999）。
PPIs的理论框架和应用意义都以学术论文集的形式吸引着学者。《积极心理学干预手册》（ The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 Parks &Schueller, 2014）对已建立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PPIs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观点。亚历克斯·伍德和朱迪思·约翰逊（Judith Johnson）最近出版了一本综合编辑的著作《积极临床心理学手册》（ The Handbook of Posi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 Wood & Johnson, 2016），它通过检查患者临床情况（如抑郁症、情绪失调、焦虑、创伤后应激、自杀和其他精神疾病），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视角，因为它与人格、精神病理学以及心理治疗有关。此手册还讨论了基于积极心理学的临床治疗，如积极心理治疗（Rashid & Howes, 2016）、幸福感疗法（Fava, 2016）和生活质量疗法（Frisch, 2016），重新解释了传统疗法，如接受与承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以及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图式疗法。
关于PPIs如何促进积极心理治疗方案的发展和完善，见表2.1：临床环境下选定的积极心理学干预。此表列出了20项积极心理干预措施，适用于成人的各种临床和卫生保健情况。这些积极心理学干预方案专注于核心的临床问题，如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自杀倾向和行为问题。这些独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PPIs在减轻症状方面是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使用重点突出的结构（如感激、希望、善良、宽容和人格优势），PPIs可以用于主动或辅助治疗范围广泛的健康问题，如心脏问题与康复、中风后康复、脑损伤、2型糖尿病和乳腺癌。PPIs还可跨文化应用，包括在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澳大利亚、德国和西班牙的应用。
每项研究使用的相关PPT练习也列在表2.1中。这一信息对临床医生尤其重要，因为它表明，虽然积极心理治疗是一种新的和不断发展的治疗模式，但这种做法是有证据基础的。
表2.1 临床环境下选定的积极心理学干预
注释：
PP=积极心理学，PPI=积极心理干预，CBT=认知行为疗法，MDD=重度抑郁症。
此外，回顾此表将帮助临床医生调整积极心理治疗模型，以满足其患者的特定临床需求。例如，基于新出现的证据，临床医生可以决定哪种做法对有饮食问题的患者更有效，如何跨文化地执行感谢信或感恩拜访，或者哪种做法可能不适合处理创伤的患者。
除了探讨PPIs的理论基础，我们也进一步探讨了改变的潜在机制及其在解释临床条件中的作用，包括用感恩来对抗抑郁的有害影响（Wood,Maltby, Gillett, Linley, & Joseph, 2008），将希望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的一种改变机制（Gilman, Schumm, & Chard, 2012），精神和意义在心理治疗中的治疗作用（Steger & Shin, 2010; Worthington, Hook, Davis, & McDaniel,2011），以及宽恕作为行使报复或释放愤怒的权利的一个渐进过程（Harris et al., 2006; Worthington, 2005）。其他研究记录了创造力与双相情感障碍（Murray & Johnson, 2010）、积极情绪与社交焦虑（Kashdan et al., 2006）、社交关系与抑郁（Oksanen et al., 2010）之间的关系。菲茨帕特里克和斯塔利卡斯（Fitzpatrick & Stalikas, 2008）认为积极情绪能有力地预测治疗变化。其他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积极情绪不仅反映了成功和健康，它们还通过自适应地改变态度和思维方式来创造成功和健康（Fredrickson,2009）。
一些综述还探讨了PPIs的整体有效性和相关性。这些综述综合了理论链，为PPIs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临床意义。表2.2“具有临床意义的积极干预措施综述”包括12项综述，其中包括关于PPIs总体有效性的两项元分析综述。西恩和柳博米尔斯基（Sin & Lyubomirsky, 2009）对51种积极干预（包括临床和非临床样本）进行的第一项元分析发现，积极干预措施是有效的，在显著减少抑郁症状（平均r=0.31）和提高幸福感（平均r=0.29）方面具有中等的效应值。波利尔和她的同事（Bolier, 2013）的第二项元分析涉及6139名参与者（包括西恩和柳博米尔斯基的19项研究），发现积极心理干预降低抑郁的效应值较小（平均r=0.23），但提高幸福感的效应值中等（r=0.34）。探索40个PPIs的有效性，霍恩、加尔顿和斯科菲尔德（Hone, Jarden, & Schofield, 2015）使用了一个标准化框架：RE-AIM，评估干预的范围（Reach）、有效性（Efficacy）、适用性（Adoption）、实施（Implementation）和维持（Maintenance）（Glasgow, Vogt, & Boles, 1999;NCCMT, 2008）。RE-AIM评估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情境、成本以及个人和机构层面效果的持久性。根据RE-AIM的数据，积极心理干预得分差异很大：范围为64%，有效性73%，适用性84%，实施58%，维持16%。两个使用积极情绪的元分析——一个使用行为激活（Mazzucchelli, Kane, & Rees,2009），另一个使用基于意识的方法（Casellas-Grau & Vives, 2014）——表明基于优势的方法可以提高幸福感。
其他一些研究探讨了具体的积极属性的有效性，如情绪调节中的积极情绪（Quoidbach, Mikolajczak, & Gross, 2015），及具体优势（感恩和善良）在减少症状和增强幸福感方面的有效性（D’ raven & Pasha-Zaidi, 2014;Drvaric et al., 2015）。其他的综述则着眼于积极的属性如何影响身体健康问题的管理（Macaskill, 2016），如乳腺癌与感恩（Ruini & Vescovelli, 2013），以及确定可靠的结果衡量标准（Stoner, Orrell, & Spector, 2015）。PPIs在创伤和战争等复杂情况下的相关性（Al-Krenawi et al., 2011），以及它们与神经科学的相关性（Kapur et al., 2013）也得到了探索。
路易斯·兰博特·德拉文和帕沙·扎伊迪（Louise Lambert D’ raven &Pasha-Zaidi, 2016）回顾了在咨询环境中利用人格优势，如感恩、享受、自我同情和积极关系进行积极干预的相关性。他们的结论是，PPIs在产生积极的情感和体验以及减轻抑郁方面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PPIs在临床应用中可以调动内在的能力，有助于激励患者做出理想的改变。此外，PPIs还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总体上保持和改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的策略。
PPIs可应用于不同的临床环境，解决复杂的临床问题，并完善心理治疗和健康结果的知识基础。在PPT的发展和完善中，PPIs强有力的经验证据和日益显现的治疗效果也是必不可少的。
表2.2 具有临床意义的积极干预措施综述
注释：
PP=积极心理学，BA=行为激活，PPI=积极心理干预，PTG=创伤后成长。
积极心理治疗主要基于两大理论：塞利格曼的以幸福的概念化为基础的PERMA理论（Seligman, 2002a, 2012）和品格优势（Peterson & Seligman,2004）。我们首先解释PERMA，它是一个模型，将幸福分为五个科学上可测量和可管理的组成部分，如表2.3“幸福理论：PERMA”所示：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s）、投入（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s）、意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Seligman, 2012）。研究表明，PERMA的三个维度（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的满足与较低的抑郁率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Asebedo & Seay, 2014; Bertisch et al., 2014; Headey,Schupp, Tucci, & Wagner, 2010; Kern et al., 2015; Lambert D’ raven & PashaZaidi, 2016; Lamont, 2011; Schueller, & Seligman, 2010; Sirgy & Wu, 2009）。
表2.3 幸福理论：PERMA
积极情绪代表幸福的享乐维度。这个维度包括体验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积极情绪，以及学习增强这些情绪的强度和延长其持续时间的技能。对过去的积极情绪包括满意、满足、成就感、自豪和平静。对未来的积极情绪包括希望和乐观、信念、信任和信心。关于现在的积极情绪是复杂的体验，比如享受和正念（Seligman, 2002a）。
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往往是短暂的，但它们在使思维过程更灵活、更有创造性和更有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Fredrickson, 2009）。研究还表明，积极情绪通过“消除”消极情绪的影响来建立心理韧性（Fredrickson, Tugade, Waugh, & Larkin, 2003; Johnson et al., 2009），并与长寿、婚姻满意度、友谊、收入和心理韧性密切相关（Fredrickson & Branigan,2005; 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及其同事（2002）发现，寻求心理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往往低于0.5∶1。因此，缺乏积极情绪似乎是精神病理问题的核心。
积极情绪也会影响身体健康。例如，公共卫生官员将心脏病记录作为死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还收集了可能的危险因素的数据，如吸烟率、肥胖、高血压和缺乏锻炼，这些数据在美国的每个县都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旨在将这种生理流行病与它们的数字社交媒体版本联系起来。这些研究人员利用2009年至2010年间发布的一组公开消息，利用已建立的情感词典，随机分析了发布地点可见的个人消息样本。有了足够的来自1300个美国县的社交媒体消息和健康数据，涵盖了美国人口的88%，他们发现，在控制了收入和教育水平后，某县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愤怒、压力和疲劳等负面情绪与该县较高的心脏病风险相关。另一方面，兴奋和乐观等积极情绪的表达与较低的风险相关（Eichstaedt et al., 2015）。
投入是幸福感的一个维度，它与对工作、亲密关系和休闲的追求、投入和专注有关。投入的概念源于契克森米哈赖（Csikszentmihalyi, 1990）对“心流”的研究，心流是一种由于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心理状态，通常会导致在从事一项活动时失去时间感，比如感觉“与音乐融为一体”。如果一个人的技能水平足以应付这项任务的挑战，那么他很可能会变得非常专注，或者与这项经验“合二为一”，失去了对时间流逝的感觉。塞利格曼（2002a）提出，提高患者投入度的一种方法是识别患者的“显著”优势，然后帮助他们找到更多使用这些优势的机会。鼓励个人有意识地以新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显著优势的积极心理干预被认为是特别有效的（Azañedo et al., 2014; Berthold &Ruch, 2014; Buschor et al., 2013; Forest et al., 2012; Güsewell & Ruch, 2012;Khumalo et al., 2008; Littman-Ovadia & Lavy, 2012; Martinez-Marti & Ruch,2014; Peterson et al., 2007; Proyer et al., 2013; Ruch et al., 2007）。
在PPT中，患者学会了利用其显著优势来进行活动，从而创造沉浸感。这些活动相对耗时，可能包括攀岩，国际象棋，篮球，跳舞，创作或体验美术、音乐或文学作品，精神性活动，社交互动，以及其他创造性的追求，如烘焙、园艺、和孩子玩耍。与那些很快就会消失的感官享受相比，这些投入性的活动持续的时间更长，涉及更多的思考和阐释，而且不容易轻易养成。投入是消除无聊、焦虑和抑郁的重要方法。
快感缺失、冷漠、无聊、一心多用和焦躁不安——许多心理障碍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力紊乱的表现（Donaldson, Csikszentmihalyi, &Nakamura, 2011; McCormick et al., 2005）。高强度的投入通常会消除无聊和沉思——我们在试图成功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必须激活注意力资源，并将其导向手头的任务，从而减少处理与自我相关、与威胁相关的信息的资源。此外，投入活动后的成就感常常让我们回忆和陶醉，这是积极反思的两种形式（Feldman, Joormann, & Johnson, 2008）。这些投入的特征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治疗性干预（Grafanaki et al., 2007; Nakamura &Csikszentmihalyi, 2002）。
有人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归属需要”，这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所形成的（Baumeister & Leary, 1995）。积极和安全的关系与幸福感密切相关（Wallace, 2013）。根据美国人的时间使用调查，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以某种形式主动或被动地与他人互动，包括讨论、合作和交换商品（BLS, 2015）。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特征（比如我们有多少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更重要。例如，拥有广泛社会支持的儿童，包括父母、同龄人和老师，比没有这些支持的儿童体验到更少的精神病理症状（焦虑和抑郁）和更多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这并不受他们学业成绩的影响（Demir, 2010; Stewart & Suldo, 2011）。此外，积极的人际关系不仅可以缓解我们的心理疾病，还能延长我们的寿命。在148项涉及308849名参与者的研究中，那些社会关系较好的人存活的可能性增加了50%。这一发现在不同的年龄、性别、初始健康状况、死因和随访期都保持一致（Holt-Lunstad & Timothy, 2010）。几乎所有的PPT实践都涉及个人或回忆他人的反思。在一项随机试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完成以关系为中心的积极活动的个体对关系的满意度更高（O’ Connell, O’ Shea, & Gallagher, 2016）。
人生的意义在于利用自己的显著优势来归属并服务于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是研究人生意义的先驱，他强调，幸福不能通过渴望幸福来获得；相反，它必须是为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而努力的非刻意的结果。那些能够成功地追求将自己与更大目标联系起来的活动的人，就能实现“有意义的生活”。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亲密的人际关系，追求艺术、智力或科学创新，哲学或宗教沉思，社会或环境行动主义，带来使命感的职业，以及灵性或其他潜在的孤独追求，如冥想（Stillman & Baumeister, 2009; Wrzesniewski, McCauley, Rozin, &Schwartz, 1997）。一个人不管是如何建立有意义的生活的，他都会因以上活动产生一种满足感，并让人相信自己过得很好（Ackerman, Zuroff, &Moskowitz, 2000; Hicks & King, 2009）。
同样在大脑损伤后，生活目标较高的成年人恢复更快（Ryff et al.,2016）。治疗可以是一次有用的冒险，帮助患者定义和设置具体的目标，并阐明与这些目标相关的总体意义，以增加实现目标的可能性（McKnight &Kashdan, 2009）。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能够意识到意义和目标，有助于我们从逆境中迅速恢复或反弹，并缓冲绝望和失控的感觉（Graham, Lobel,Glass, & Lokshina, 2008; Lightsey, 2006）。生活充满意义的患者更有可能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而不是放弃（McKnight & Kasdhan, 2009）。PPT可以帮助患者建立联系来处理心理问题。
成就可以指客观、具体的成就，也可以指升职、获得奖章或奖项。然而，成就的本质在于它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进步、发展和最终成长的主观追求。在幸福感的PERMA模型中，个人成就被定义为利用我们的优势、能力、天赋和技能来实现一些让我们深感满意或满足的事情。
实现成就需要积极而有策略地运用优势（即什么时候使用哪些优势），以及密切监控情境变化，以便及时做出改变。改变的同时，成就还要求特定行为或习惯的一致性。最后，成就可能有外在的回报，但当我们追求并完成一个出于内在激励的有意义的目标时，它会提升幸福感。
PPT是在积极干预研究的实证基础和PERMA模型与品格优势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正如我们以下将要讨论的，PPT也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假设：具体行为模式的本质、原因、过程与治疗。
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相一致，PPT假设，当患者内在的成长、满足和幸福的能力被长期的社会心理困扰所阻碍时，就会出现精神疾病。心理治疗通过人际联系的变革性力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启动或恢复人类的潜力。它呈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人际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一个有同理心的、不带偏见的临床医生了解患者最深层的情感、欲望、抱负、想法、信念、行动和习惯。如果这种排他的途径主要被用来处理负面因素——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并修复最坏的方面，那么培育成长的机会要么被掩盖，要么完全丧失。
专注于优势能让患者学到更自然、更有趣、更有创意、更有感恩之心的具体技能，而不仅仅是学会如何不死板、不无趣、不墨守成规、不抱怨。有证据表明，优势在成长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即使是在可怕的生活环境中。品格优势比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支持、自尊、生活满意度、积极影响、自我效能感和乐观主义更能预测适应力（Martinez-Marti &Ruch, 2016）。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关于优势重要性的假设。例如，林利（Linley）和他的同事（2010）已经表明，使用优势的人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此外，使用优势可以缓冲负面经历的影响（Johnson, Gooding,Wood, & Tarrier, 2010）。在关注自己的优势 ，如乐观、感恩、享受、好奇心、勇气、利他主义和生活目标时，老年患者的抑郁症状有所减轻（Ho,Yeung, & Kwok, 2014）。综上所述，PPT假设患者有能力成长，并强调成长的过程，从而有助于减轻其症状。
PPT重视自身的优势。PPT认为积极情绪和优势是真实的，就像消极的症状和障碍一样真实。优势不是对症状缓解坐视不管的防御、幻觉或副产品。如果抱怨、欺骗、竞争、嫉妒、贪婪、担忧和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诚实、合作、满足、感激、同情和宁静也是真实存在的。研究表明，患者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他心理健康（Bartels et al., 2013; Keyes &Eduardo, 2012; Suldo & Shaffer, 2008）。将患者的优势与症状结合起来可以加深其自我认知，并为临床医生提供额外的干预途径。查文斯（Cheavens）和他的同事（2012）认为，在心理治疗中，关注患者的相对优势，而不是他们的弱点，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同样，弗拉基格和格罗斯·霍尔特福斯（Flückiger & Grosse Holtforth, 2008）发现，在每次治疗前关注患者的优势可以改善治疗结果。当一名临床医生积极努力恢复和培养勇气、善良、诚实、毅力和社交能力时，其患者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充实。相对地，当临床医生专注于改善症状时，其患者的生活可能会变得不那么痛苦。
PPT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是，有效的治疗关系可以建立在对积极的个人特征和经历（如积极的情绪、优点和美德）的探索和分析之上，而不仅仅是谈论问题。医患同盟的建立是治疗能够带来改变的核心共同因素（Horvath et al., 2011; Kazdin, 2009）。谢尔、戴维斯和亨德森（Scheel,Davis, & Henderson, 2012）发现，注重优势有助于临床医生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并通过灌输希望来激励他们。另一项基于对26名巴西心理治疗师的采访的研究发现，当临床医生从患者对治疗过程的投入中获得积极情绪时，这种来自患者的积极投入会让临床医生更加了解患者的智慧和能力。此外，积极情绪促进了医患关系，因为患者自身的优势被赋予了与缺陷同等的重要性（Vandenberghe & Silvestre, 2013）。因此，将患者的优势纳入治疗，能够巩固医患同盟。
这一过程与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不同，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是由临床医生以诊断的形式分析和解释一系列症状和问题。在大众媒体对心理治疗的描述中，治疗关系的特征是患者谈论其困难，透露压抑的情绪，并在临床医生的帮助下恢复失落或破损的自尊。这些描述进一步强化了临床医生的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