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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正面表述之事皆可谓“积极”，然此并非积极心理学之“积极”本意。在中国现今的语境下，积极心理学被过多赋予“积极”，而丧失心理之初心。一时间，潜力、能量、神经语言、内观心法皆披积极心理学之外衣，而星座、皮纹、相面算命、打坐参禅皆入积极心理学之修法。于民而言，倘假文化唱起新科学则无可辩驳，若伪科学接驳正能量必悍然正确。积极心理学于此被套上枷锁，进退维谷——进则与伪类为伍，难拂其身；退则受骄横指摘，束之精英。
心理学有其初心，即用科学之法观人心之运行，灵魂之学由此渐成。若在人心运行规律处明治人甚至制人之法，乃其副产品。反之，此种实践亦可为了解理性知识之过程，而非目的。如马丁·塞利格曼之言，“心理学之目的乃医治疾患、活出意义、选拔天才”——这可谓广告而非学术语言。知识无应用之目的，但有其使用之可能。
于心理学中，乃亚伯拉罕·马斯洛首倡积极心理学。在其名著《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使用“积极心理学”作为章节标题，其思想混杂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甚至个人体验，乃强调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之价值。马斯洛关怀人性、尊重人为之意义，甚至相信人之力量亦可自胜。我曾撰文数篇，论及积极心理学之精髓尽在人心之能动，乃寻根于此。后塞利格曼用其观点付诸实践并登高呐喊，心理学之使命非唯疗愈病患，乃惠及大众幸福，积极心理学遂成心理之显学。显学易成庸俗之学，亦可成“正确”之学。庸俗者，盖因其信者多而泽被者众，商业渐入，异化学者，使知识去其精、操作失其形；正确者，因其弃阴取阳、政治有向，所以平添高傲之姿。然此皆非积极心理学之初心，初心者，仍为爱智求知，或辅以知识惠施于众，许能动之人寻幸福之生活。积极心理学者虽万念不移此心。
中国人尤爱人世间之幸福欢愉、心之喜悦，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称之为“乐感文化”。然此乐感与积极心理学之幸福、繁盛亦有区别。积极心理学崇尚个体之能动，而吾国文化崇尚群体之和谐，二者不同之处当为吾国学者所察所补。李泽厚以实践理性阐释“乐感”，吾国吾民最为实践，即当穷天地之理，亦求现世之生活。康德不出小城而为大哲，而吾国哲人不行万里羞于论理，此皆实践之所在。现实中，智商优越者不通人事，道德良善者不欲同流，乃至木秀风摧、良币遭驱，皆称之为愚。智慧者大智若愚、大隐于野、大忠似奸，此间辩证，体味妙有。然实践理性非吾国独创，亚里士多德亦多有其实践智慧之论。此类人世间之实践，乃积极心理学之所倡；此类实践无碍彼岸、无涉超越，立行可见、立改可成。再者，幸福之道取自何处，孔子、亚里士多德之哲学与积极心理学有其共有之义，是谓美德。仁者不忧，于秩序中不逾矩，将父子血缘推之于外，则必健康无忧，且保父慈子孝、臣贤君明。亚里士多德亦赞美德之中道，尽可尽之才，取中而行，则至幸福。积极心理学与之异曲同工，以发挥美德优势作为治疗之基，其思想畅顺古今，而其法则藏于此书。
《积极心理学治疗手册》便是积极心理学使用之范本与逐步操作指南。若不欲皓首穷经，则此一册便可取积极心理学应用之实。
是为序。
喻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