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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序言的书向来令我失望。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序言是私人的，充满个性特点，而书的正文却往往相反。通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对著作所倾注的情感，至少是部分情感。那些希望与作者保持距离的读者尽可以跳过序言不看而没有任何损失，但对有心近距离了解作者的人而言，我觉得，他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权利的。
——迈克尔·达米特
我第一次向以赛亚·伯林提起出版其书信集的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俩在牛津大学的全灵学院刚吃完午餐。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话题是我打算离开牛津大学出版社，专门来整理出版他的书信文集。谈到书信时，我说要出版的话得经过精心挑选。主要出于几点考虑，一是信件数量庞大，二是出版商对该书投放市场可能持有的想法，再就是一些书信比较乏味，或有重复，没有必要收入面向普通读者的集子。当时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令我颇感意外，因为这完全不像他惯有的作风。过去对待有关出版其学术著作的意见，他总是态度谦和，耐心听取。而这次不同，他对我精挑细选后再予出版的建议完全置之不理，说此事要做就一定要做彻底。书信集“必须有大容量”，绝不让步。
总体而言，此后我便根据他这一明确的态度开展工作，当然也不是轻率地盲目依从。以上提到的那些编选因素确实不得不加以考虑，但是具体贯彻起来可以灵活掌握，既可严苛死板也可委婉巧妙。死板的做法是按照一些出版商的要求，出一卷本的选集。但那样不仅有悖伯林的愿望，也有损原始素材的质量。即便是目前这样的编选，也已经要求极大的自我克制了。
目前的出版计划暂定为三卷本。以1966年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或者也可能以1975年伯林从学院院长一职退休为界，分为第二、第三卷。但这些计划均未最后确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以此第一卷为例，最初我打算以1940年伯林离开英国首次赴美作为结尾，但出版商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少出几卷，把伯林战时与战前的书信一起收编进来，使读者对伯林有更完整的印象。因此，我把收入年份延长至1946年。
[伯林]之所以享有国际威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所做出的赫赫成就，还因为他跻身于众多不同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接触往来，同时还参加过许多意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导师。
毋庸讳言，伯林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位他所在时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确切地说是战后时期最著名的英国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是各种会议以及许多用不同语言撰写的书籍和出版物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重要思想以及记录这些思想的别具一格的文章，还在于伯林其人的风范。这里不是要讲他的生平故事——稍后会有一篇小传交代他的主要生平情况
，此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得到普遍认可的传记
以其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已经为我们奉上了一部经典之作——不过，这里还是要谈谈伯林通信往来的情况。
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无人可比的多产书信作家。至今仍有数量浩大的书信幸存于世，使我们得以出版一套多卷书信选集，全面反映他视角纷呈的书信话题和多姿多彩的人格面貌。我知道的第一封现存书信写于1928年3月，当时的伯林是圣保罗学校的一名十八岁男生，信是写给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请他为新创办的校刊投稿。最后一封信则写于1997年10月底，离伯林去世前不到一个星期
，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在两者之间大约七十年的跨度中，共有数千封其他信件，贯穿伯林充满活力、著述丰硕的漫长一生，涉及其中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牛津大学的本科生、研究员、教师、讲师、教授，直至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时的第一任院长；对北美、欧洲、巴勒斯坦/以色列及其他地区进行过的多次访问；二战期间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从事的工作；作为行政管理人员、作家、批评家和广播员开展的各种活动。贯穿于信件中的主题有些是反复出现的，包括父母在世时伯林与他们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起与妻子艾琳的关系；庞杂而广泛的社交圈子；评头论足、讲述趣闻逸事的爱好；以及后来越来越多就他的作品与学生和批评者展开的交流讨论。这些信件远远超越了牛津大学和学术问题，进入许多国家的许多其他领域，尤其是艺术和政治领域。
他的通讯录中包括众多杰出人士，这些人不仅活跃在学术界，而且活跃在政治、新闻、社会、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领域：这中间包括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作家诺埃尔·安南、英国语言哲学家艾耶尔、美国著名女演员劳伦·巴考尔、英国摄影大师塞西尔·比顿、美国思想家马克斯·贝洛夫、社会活动家薇奥莱特·伯纳姆·卡特、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牛津大学教授兼校长莫里斯·鲍拉、奥地利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英国苏俄史专家E.H.卡尔、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家装业潮流领先人物西比尔·科尔法克斯夫人、美国女富豪爱默拉·卡那夫人、历史学家阿巴·埃班、美国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芭蕾演员玛歌·芳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及其遗孀玛丽安·法兰克福特、英国哲学家汉普希尔爵士、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导演泰迪·科莱克、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英国史学家L.B.纳米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牛津大学全灵学院院长约翰·斯帕洛、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斯蒂芬·斯彭德、美籍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著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威尔士亲王、作家艾娃·韦弗利、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美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等许多人。但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最富有真知灼见的信件的收信人只是一些无名之辈，这表明，伯林是一位不问来头、有信必回的慷慨之人，待人诚恳，细致认真。当然，对挚友近交他更是不惜笔墨。
贯穿所有信件（和几百张明信片）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抱有偏见地描述次要现象。”
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这一点在本卷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像闲聊一样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
他常常下令说“把这封信撕掉”，幸运的是，这种命令往往被置若罔闻。
在最初的这段时期里，伯林从坐落在伦敦哈默史密斯区的圣保罗学校毕业，来到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在那里，他分别于1931年和1932年获古典学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一等学位。
1932年10月，伯林在新学院得到了哲学讲师的职位，后来，很快又在全灵学院举行的绩优奖学金考试中获奖——他是首位获选进入该学院的犹太人。1938年，在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写作后（这是他在全灵学院从事的主要工作），他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1940年7月初，伯林与朋友盖伊·伯吉斯前往美国，打算从那里前往莫斯科，但最终留在了美国，直至1946年4月初。本卷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告一段落。中间他回过几次国，并在1945—1946年完成了著名的访苏之行。
战前的书信均为伯林亲笔书写，不过在美国，他学会了使用秘书。而他的秘书也必须学会如何为他工作。以下这些文字可以为证，它们摘自一位叫蕾丽亚·布洛德森
的秘书给朋友的信件，信写于1952年：
他说话带牛津口音，口齿不清，不会发r音
，delivery（发信）一词说得飞快，除了急口歌，在其他场合我还从未听到有谁说得这么快。[……]星期二，我手里提着打字机，满心绝望地来到他所在的院长办公室。[……]我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入他口述的信件内容，这样可以让他不得不稍加停顿，因为打字机的声响本身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他很高兴看到内容写上去，或者画掉，几乎所有信件他都亲自签名。他的书信妙语连珠，偶尔哀婉动人。他害羞无助，文质彬彬，总是主动认错。星期四，我再次去他办公室，正好他出去接电话，于是我拿起他放在书桌上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重印本
翻看。立刻被书中内容吸引。他回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借阅几天。“尽管拿去，拿去，”他满口答应着，一边手忙脚乱地翻找文件，“我拿来就是送人的，拿去吧，留着。”于是我拿走了书。读完之后，我彻底被折服。此人即便不是真正的伟人，但至少与伟人相差无几，这一印象从此铭刻在我心中。[……]
我越来越喜欢他，这种感觉颇为奇特。结束秘书工作我不会感到遗憾，但他的离开却令我依依不舍。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温文尔雅和非同寻常的魅力，让人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喜欢他。那的确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经历。
我看不惯你家仆人的举止。[……]他谈笑风生，仿佛与我们平起平坐……
要想说服编辑，让他相信自己无足轻重，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威廉·哈兹利特
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哈兹利特以上针对编辑所说的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个让人烦恼、靠文字过活的寄生虫，只要牢记自己的位置，有时却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至于这一位置意味着什么，答案可能千差万别，大不一样。确实，编辑这一概念无所不包，有时不由得让人惊叹它的作用究竟能有多大。一个激扬文字、指点国际大事的《泰晤士报》编辑，与整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作的编辑，或是出版社孜孜矻矻地校对标点的编辑之间，有何相似之处？所幸的是，各个编辑所处的环境大致能决定他在广阔的编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对具体工作职责的进一步详细阐述，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责。
每当思忖自己所承担的编辑任务，我总会想起两个大相径庭的比喻。在我看来，它们似乎体现了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许多最重要的特征，至少按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石匠，他用一块块石头，速度缓慢地建造着某座宏伟大厦，例如大教堂。给他的石料中有切割齐整的，也有需要修琢加工的。另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管家，他总是沉默寡言地藏身于绿色粗呢门之后，由于局限于家中的有限空间，他目光狭窄，但同时又因为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格外敏锐。
建造一座教堂，虽然石匠比不上建筑师（当今而言更是如此），但建筑师的思想必须靠建筑工人领会，在实际建造中利用所给的材料予以实现。例如，建筑用的石料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需要石匠砌得严丝合缝；一旦有什么预料之外的问题出现，有时还必须反复调整加工；接合处的砂浆必须按比例调配，边角要磨平，不容许出现一点缝隙。工作完成之后，若是石匠活儿干得出色，整个建筑将成为一座纪念碑式的作品，展示的不仅是使之成为可能的艺术构想，同时还有赋予这种构想以形体的精湛技艺。换一个石匠也许一样能够把活儿干好甚至更好，但耸立在众人眼前的这座建筑却是“这一位”建造的。
管家的活动范围在楼下，这既给了他特权，同时也使他目光受到局限，所见失真变形。主人家发生的一切，除了纯属隐私的部分，多数他都能目睹或耳闻。但视野狭窄的他往往只能关注到自己小圈子里林林总总的细节，不会以巧妙或神通广大的方式将其与广阔的外界联系起来，那对他而言不要说难，简直完全不可能办到。他对自己操办的各类社交聚会的程序了如指掌，无所不知，但往往容易就此断定所有宴会都是同一模式，因为他根本没见过别人家如何操办。主人的所作所为，他无不了解，就连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也悉数尽知。但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简单看待，体会不到其内在含义，无法感受它的弦外之音，也不能与之产生共鸣。再有，和主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家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要保证整座房子的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却全都得靠他一手掌控。
至于说编辑，至少是本书编辑，本质上而言是作者的副手，负责处理作者的作品。在编辑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不希望过分突出自己的作用，因为这不是他行使职责的目的。编辑者的目的，是建构一座精神大厦，实现设计者内心怀有的梦想，即便有些设想直至设计者去世，还只是些模糊的碎片。编辑者的目的，是安排一场社交聚会，充分展示主人的个性，而不是极尽夸张，耍噱头突出自己，分散客人们的注意力。聚会上的酒杯，似乎是自动斟满。谁会欢迎一个打断客人谈话的侍者？而倘若这个侍者企图加入谈话，那更是无法容忍，除非他的话别开生面，并且说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谁又会邀请一位建筑工匠来主讲一场关于建筑学的讲座，或者邀请一位管家来讲授家政管理课程？
在本卷书信集中，看不到一只强有力的批评之手引导读者，除了全然不胜任而外，以上所述便是根本原因。比如说，有些人或许会试图通过简介性文字寻找20世纪30年代牛津生活的美妙插曲，或者是战时美国社会的概况。即便此类辅助确有用处，我也无从提供，因为我不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甚至什么类型的历史学家都不是。
此外，在本书附录中收入的两篇文章里，伯林本人已经详细描述了他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及背景，而信件本身则不但清晰地展现了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揭示了作者的性格。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愿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设置眼镜，这么做仿佛意味着我能够教他们如何阅读伯林的文字。我的目的，如下文中将要稍加详述的那样，就是要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解放”读者（这是伯林的说法，同时也是伯林的精神），使他们多元的意愿能够在伯林的著作中得以实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读者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真实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伯林的著作，让读者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反应。
本书提供的是原始素材，而不是一本经过预先加工的评论文集。
我认为，有两个要素构成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其中之一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毋庸置疑，这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成就。
——以赛亚·伯林
以上这句话是1988年伯林题为“追求理想”的遗嘱式演讲的开头。自那时起，技术进步不断发展和扩大，其中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就是因特网和电子邮件这样包举一切的发明。二者早已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彼此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我们对通信者的选择，以及有效开展各种研究的手段。如今，个人书信急剧减少（这既是由于电脑的影响，也是由现代生活日益加剧的压力所致），从前在图书馆寻找研究资料要花上数小时，如今运用电脑搜索引擎只需数秒即可完成。
伯林的书信，以及为出版他的书信所做的全部编写工作，顺乎天意而又适逢其时地遭遇了这一人类学分水岭所划分的两个时代。在书信艺术遭受电子时代的突变性影响之前，伯林是这门艺术最后也是最好的支持者。而编辑这些信件，则是第一批从电子研究和电子交际方式的不断变化发展所激发的潜能中获益匪浅的工程之一。对此，我深感幸运：一方面，我所使用的素材的质量，不仅是由作者非凡的天赋，也是由这些素材形成于电子革命到来之前这个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倘若在准备出版这些书信时，这场革命尚未积聚势能，那么整个工作就很可能大大减缓，甚至大打折扣，无法像如今这样进行得迅速、及时、充分。
我书桌前面钉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精准／切题／简洁／有趣；这些就是我的目标。
——安娜·奥利维尔·贝尔
理解他书信的困难之一，就是信中旁征博引极多，含义难以捉摸。如果不详加注释，普通读者恐怕难以把握精髓。
——约翰·希尔顿
要编辑出版这样一位多产且涉猎广泛的写信者的信件，尤其是在他的信件还没有搜集整理完整的时候，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绝非一位耐心不足或有着完美主义性格的人可以担任。这一工作耗时长，进展缓慢，整个过程充满了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探寻和疑问，对那些习惯于一切按部就班、习惯于让每个细节都各得其所的人而言，这些探寻和疑问几乎会令人绝望，甚至精神崩溃。要找到多少封信件才算足够？关于信件中提到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的背景信息，要提供多少才算可以？如果对这些事实根据附带一些点评或议论，那么这个度要如何把握才算合适？在信件中，作者说了关于一些人的不那么中听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这些当事人或是他们仍然在世的亲友们，这样的段落，又该如何处理？
这些只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众多难题中的主要几个，对于这些难题的处理，我做了既是实用主义又带有原则性的选择，这么做可能不会令所有的评论者都感到满意。为了方便这类评论者，同时也为了引入接下来要做的有关本书编辑过程的介绍，这里有个段落，来自一篇假想的持批判态度的书评，这类评论者会乐于借鉴的：
读者从编辑那里获取的帮助少之又少。这一点表现在几个重要方面：脚注中提供的信息，绝大多数都干巴乏味，就事论事，这使得注释越发空泛苍白；书中零散出现的一些背景知识或介绍性的段落，也存在同样问题，看不出编辑是在何种原则的驱使之下如此操作。具有传记性质的一些细节单调死板，叙事淡而无味，就像一份官方报告，全然不像出自传记作家之手。我们本该读到苏格兰著名散文家詹姆斯·鲍斯韦尔风格的文字，可是我们却遭遇了苏格兰“最糟糕”的诗人威廉·麦戈纳格尔支离破碎的散文诗，就仿佛用报纸充当桌布，准备上桌的却是烹饪大师烧制的佳肴。对于这位常常被过高估计和过度赞扬的作家，编书者可以使用人性的眼光来看待他，可以做出感性的反应，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书弥漫着使人腻味的、丝毫不加批判的谄媚气息。就算是按照编书者自己的标准，其编辑也缺乏一致性：所提及的个人言论，多数都有相关日期说明，但不是所有的都有；信件中提及的地位同等的人物，编者所给的相关资料数量不一；少量的遐想猜测和逸闻趣事好比零星的葡萄干，随意而莫名其妙地嵌入事实的生面团里。还有无数错误，使人们不敢轻信编辑工作的可靠性。［这里可插入两三个错误例子，最好是令人难堪、滑稽可笑的错误。
］不过，终归是聊胜于无，但是错过了把这样一本书编好的机会，的确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一旦编纂者听任自己信马由缰，某种程度的平庸便不可避免，但即便是平庸也有高下之分。
至此，人们应该已经清楚，本书中低调的解释性文字是编者的有意之举，这些低调的解释性文字的不足之处，在上面的段落中被夸大了（希望这样的夸大仅仅只是我的假想），用伯林的话来说，这是“让挑剔的读者接受或者反驳”
。依照我所奉行的编辑者的首要原则和解释惯例，这些低调的解释性文字仅供介绍有关章节和段落之用。
本书信集为首卷，其中所选的书信，会比以后几卷更加全面，这是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信件保存下来的数量较少；其次，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些书信一旦保存下来，整体质量比后期的书信要高（尽管后期高质量的书信依然数量众多，而且日趋成熟），因此，早期的书信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就没有经过太多筛选；再次，如果要控制书的篇幅，后期总体数量巨大的书信，需要更加无情的筛选，而在本卷中，被略去和删节的书信并不多。如有删略，也许是出于我对相关信件或段落本身重要程度的判断，或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某些依然在世者免受敏感问题的打扰。但是，省略的素材可能会对本书中伯林的整体印象造成影响，这一点我当然要无条件地加以考虑。在本书中，要让伯林充分地展现自己，包括他的致命弱点，一切的一切。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有一类伯林书信并没有收集在本书中。伯林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期间
，写了不少信件，显然属于“公务”信函的范畴。除了一两封比较有代表性的被收入本书之外，这些信函的大多数更适合另外结集出版，面向研究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的专家们，并可作为由H.G.尼古拉斯编辑
、伯林为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起草的官方快讯的合集的补充。虽然这些信件往往既生动有趣又不乏洞见（除了很少的时候，伯林的工作信函中一般都带有他的个性特征），普通读者还是可能觉得这些信件过于晦涩，不是内行根本难以读懂。一些当时无足轻重的人物和事件在信中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大大超乎比例的注释的帮助，多数现代人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几乎一无所知。由于伯林那个时期和H.G.尼古拉斯有着“夹带私货”的通信，他的工作信函预设“对美国政治局势较为了解，而大多数［……］读者不一定拥有这么多相关知识”。
这些信件，我尽可能地按照时间顺序编排。
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要把信件按照话题分类，或者至少分成私人信函和学术信函两类，但我很快就决定放弃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因为就生性热爱写信的伯林而言，他的信件是很难分门别类的。此外，如果以时间顺序来编排，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信件具有连续性，可以相互参照；反之则会失去这种连续性和参照性，还不得不额外添加标志以做弥补。而以时间顺序来编排，如果有读者不喜欢某个题材或者某个通信人，要跳过相关信件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也并非难事。
我时不时在书中插入伯林称之为“结缔组织”的段落，为紧随其后的信件提供背景信息。至于何时以这样的方式提供背景信息、何时在脚注中提供背景信息，我没有遵循什么严格的规则。不过，我会本能地选择使用脚注，因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条件下，读者更喜欢直接接触第一手资料，而不是被插入的评论分散注意力，使用脚注可以更加方便这类读者。尽管如此，有时候，给出几句提要，或者在一组信件之前加入一两段对这些信件共同背景的介绍，这种做法更经济，而且我想对读者也更有帮助。有时候，这样的介绍文字由我本人撰写，有时候，我会从别的来源引用一些相关材料，比如，伯林父亲门德尔·伯林1946年及以后所写的家族回忆录；1971年至1972年由玛丽·伯林口授的自传体文件；还有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录制的内容精彩丰富的伯林访谈录音。如果在伊格纳季耶夫所写的《伯林传》
中已经有了附加的背景信息，就没有必要进行价值不高的信息解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放心地让读者直接查阅《伯林传》中的相关内容。事实上，每一位想从伯林信件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读者，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都应该先读过这本《伯林传》，或者至少读过相关章节。
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结缔组织”，当然来自伯林本人。这类材料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也许，某一天足以凑成一本差强人意的自传——但是这些材料比较分散，在风格上也很不一致。在伯林的《个人印象》中，这类资料最为集中，伯林另外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同类的资料，本系列随后出版的集子中，肯定会收入从这些伯林著作中节选的相关材料。作为伯林书信集的第一卷，伯林本人出版的回忆录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为H.G.尼古拉斯编选的他本人在华盛顿起草的官方快讯集（上文提到过）所作的序，以及伯林1972年所做的雅各布·赫佐格纪念讲座，题为“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由于这些材料与本书收入的伯林后来所写的书信关系十分密切，而对于那些想参照材料所提供的背景来阅读信件的读者，获取材料并非易事，因此我在附录里面收入了这些资料。
关于本卷的注释，在前文我曾引用了安娜·奥利维尔·贝尔的话，与其说是本书注释的预期目标，不如说是我的个人希望，与其说是对贝尔的仿效，不如说是出于对她的敬仰。尤其是贝尔提到的“有趣”二字。
总体而言，我只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来帮助读者确认信件日期，基本上，我不会在注释中着力描绘信件中提到的某个人或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除非我认为某些信息与某一特定背景相关。我并没有打算在读者和他们所拥有的百科全书之间长期插足（在那些人物和话题已经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空间和时间上的因素都排除了我插足的可能；我也不喜欢细述或者浓缩在任何一个普通图书馆都可以找到的有关信息，因为对信息的选择往往免不了厚此薄彼。只要我所说的足以让读者自己动手，快速查询到相关资料，我便心满意足。
关于信件中的当事人，在以下情形中我就不加注释了：当事人的姓名（尤其是全名）；无须过多的查证就可以确认的有关日期
；通信时当事人的职业以及之前相关的职业；本书截稿之后发生、伯林本人和他的通信人在通信时期内并不知晓的事件；等等。这些情况下，本书一律不提供相关注释，除非这些事件对确认信件内容比较重要。在书中我时不时会加入一些逸闻，即使这么做会使注释内容混杂不一，但这正是伯林喜欢的风格。上述的注释原则同样适用于重要人物生平的条目（下文对此有进一步说明），此部分内容通常不是对当事人的素描，而只是集中了基本信息，重点选择介绍主要人物以及（或是）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人物，以便读者查阅。
信件抬头的人名、地址和日期的格式，本书中一律统一，最常用的地址
缩略方式如下：
圣体学院 牛津大学圣体学院
新学院 牛津大学新学院
全灵学院 牛津大学全灵学院
霍里克罗夫特大道 伦敦西北3区霍里克罗夫特大道49号（自1928年起为伯林居所）
英国情报处 纽约洛克菲勒广场30号，英国新闻处和英国情报处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道3100号，英国大使馆
一些信的原件存在档案馆，存档地点和查询方法本书在信件文本的末尾都一一给出，以免人们误会，以为这些信件、信件的复印本或副本都保存在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伯林文件中，或以为这些信件由原收信人或其后人提供。
需要注释的人物和其他事项，本书通常只在首次出现的时候以脚注方式提供。如果在后文中该人该事重新被提及，读者可以通过索引很快找到相关注释。前面已经提到，对伯林格外重要的人物，以及一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人物，在书后会有篇幅较长的生平简介：在索引或是脚注中，此类人物姓氏前会加上星号，提示读者在书后的重要人物生平中有其词条。
本书正文前提供的伯林家谱，由家谱学家詹妮弗·霍姆斯整理编辑，其调查能力令人惊叹；这份家谱可以方便读者查找伯林的亲戚，本书后面附录的年表，由塞琳娜·摩尔和詹妮弗·霍姆斯汇编，读者可据此确认伯林写信时所在地和所从事的职业。
标以“伦敦”、“牛津”和“纽约”字样的信件原稿均为手写稿，除非特别说明。其后专题中收入的信件除非特别说明，原件均为打字稿。手写信件一般完全照原文打出，而打字信件则稍做编辑处理，删去打字员由于打字风格、习惯和自身不足所添加的一些会干扰读者、与信件无关的内容。手写信件的分段
错误数不胜数：伯林常常在窄长的纸张上面写信，很自然地会用加大行间距、换页或者分行等方法来表示分段，而不是采用首行缩进的格式，如果过度拘泥于原稿的布局安排，这样的分段标示就会消失殆尽。同样，伯林对标点符号的运用颇为随意，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有时）甚至让人不明就里
——手写稿中，往往到了行末，标点符号便踪迹全无；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我并不会补上伯林遗漏的标点，因为根据上下文，哪里该有什么符号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无视这些遗漏的确于读者无益，我会不动声色，悄悄加上标点；有时候，一些在我看来尤其会产生误导作用的标点，我会删除或者修改它们。
我知道，在这类书的末尾，按惯例是要由在书名页上署名的那个人做些说明，这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实际上是另外的好些人，而所谓的作者和编者不过是做了一些曲解剽窃，插入一些错误的引文而已。
——R.D.道
我非常感谢多年来与人们的对话［……］我不会恣意于例行惯例，愚昧地宣称这些人士与本书可能包含的错误无关。不错，一切错误是要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如果我能够发现这些错误，我原本可以改正它们，可是，既然我不能发现这些错误，由于客观原因，我也无法知悉这些错误是否可以追溯到那些对我发生影响的人士所持的观点上。
——迈克尔·达米特
这个问题太琐碎，恐怕这次我们无能为力。
——丘吉尔协会秘书
伯林的其他十四本著作，迄今为止我编辑或者参与编辑了大部分，从合作这一点来看，本书表现得最甚。它的确是一个多方合作的项目，而我不过是让各方专业人士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合作的渠道。如前所述，网络资源，尤其是神奇的Google搜索引擎，还有牛津的图书馆综合电子系统的资源，尤其是牛津大学图书馆信息系统（它的电子目录）和网络版的《名人录》以及《英国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这些资源改变了我的工作性质；但我还是要大量地求助于众多学者的专业知识和伯林的朋友提供的信息，他们慷慨地为本书奉献出他们积累多年的知识和智慧。叙述他们善举的文字，足以写成一篇独立的长文。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对几位主要人物说几句话，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即便这种做法不免厚此薄彼。
首先我要感谢收信人、他们的继承人以及受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就无信可编了。从各方面来看，无论是向我提供背景信息还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对我非常有帮助，也非常友善。他们所做出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和我在收集资料中偶尔遭遇到的一些人的沉默回应和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是要抱怨那些不愿提供信件的人，但是我很高兴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
接下来要感谢的人是伯林的著作管理人。
伯林夫人一直都非常亲切慷慨，富有耐心，偶尔我和她对一些事情的判断起初并不一致，即便这时候她也很耐心。她还对信件选集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彼得·哈尔本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帮助、支持和建议。由于伯林夫人的慷慨，我还得以一直享有我的出色助手塞琳娜·摩尔的服务，她化名萨莉·登霍尔姆—扬，1972年时曾经是伯林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秘书。除了对本书的信件整理做出直接贡献外，自1998年塞琳娜成为我的助手起，她还以圆通的工作方式和圣徒般的执着管理着我的办公室，在她的概念里，她的职责范围涵盖面极广，这使我得以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编辑工作，我每天都意识到自己无比依赖于她的忠诚支持。
要感谢的人中还包括帕特·乌特钦，伯林的私人秘书。从我认识伯林以来，她就一直担任这个职位。正如我在自己先前出版的有关书籍的鸣谢词中记载的那样，在那些年里，她是伯林和他的创作活动之间的主要纽带。她一样也成为我最亲近的朋友。她无微不至地为我所做的一切，难以用寥寥数语概括。我这个宏大出书计划主要就是依靠她的专业知识和热情。她对我的支持始终如一，即使是在伯林去世之后，伯林的遗作全部移交给了博德莱安图书馆，她的日常事务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但影响仍在继续。她不辞辛苦地阅读那些信件打字稿，提出了无数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特别要提到的是伯林的四位老友，他们成为不可取代的私人信息来源，尤其是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伯林早期的背景信息，这样的帮助已经越来越难得，因而弥足珍贵。玛丽·班纳特，婚前姓费希尔，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熟识伯林；詹妮弗·哈特，婚前姓威廉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1935年成为伯林的朋友；琼·弗拉德认识伯林较晚，但是同样对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所知颇多。他们都乐意向我解释伯林引用的典故，并回答大量问题。詹妮弗·哈特帮助更大，她花费大量时间为本书脚注查找材料，并记录下来给我。出于对她无私侠义协助的感激，当艾琳·伯林向我建议这本书应该献给她的时候，我感到格外欣喜，因为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另一位无可匹敌的与伯林同时代的第一手信息来源是小阿瑟·施莱辛格，他于1943年至1944年冬在华盛顿与伯林相识。尽管他还有其他许多事务缠身，还是读完了伯林在战时所写的信件，为我注释信件中出现的许多名字提供了帮助，让我节省了大量时间。他还告诉我许多我尚未发现的信息。苏姗·布鲁尔（著有《为了赢得和平：二战期间英国在美的宣传活动》）和尼古拉斯·卡尔（著有《推销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针对美国“中立”态度的战争宣传运动》）同样慷慨地用专业眼光阅读了这些信件，他们解释了信中许多典故的出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查找这些典故将非常艰难耗时。
2000年末，伯林研究专家乔舒亚·彻尼斯，当时还是耶鲁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在访问了伯林著作托管会的网站后，通过电子邮件毛遂自荐。如今他已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坚持不懈的通信者，一位富有效率且善解人意的协助者。如今他愉快地来到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只要有可能，我可以比以前更加无所顾忌地使唤他了。
迈克尔·休斯，博德莱安图书馆伯林文件的保管员，在精明强干的马修·尼利的帮助之下，兴高采烈地投入这项工作。对于他所负责保管的文件，凡是索取相关信息和文件副本的来函，他都耐心予以答复。在为文件编目分类时，他发现了一些被我忽略或者遗忘的文本（有的非常重要），并且提醒我留意其重要性，这对本书的编辑非常有益。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的传记作者，把他和伯林谈话的录音和文字记录，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文稿，都捐给了我所负责的伯林著作托管会，这些资料最后都移交给了博德莱安图书馆。我非常感激他堪称典范的开放胸襟，毫无保留地让我享用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工作成果。
大约十三年来，贝蒂·科洪一直在为我打字录入伯林（和其他人的）难以辨认的手稿，以及伯林历任秘书记录的口述稿，她解读伯林潦草笔迹的能力无人能及。这本书所需的大部分录入工作是她完成的。对她的优秀技能、坚韧毅力、不懈意志和谦恭态度，我赞赏不已。
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我的工作得到了众多捐助人的慷慨支持。他们默默奉献，不求回报。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他们也是如此，我像以往一样对他们心怀感激和依赖；我还要感谢已故的布洛克勋爵，开始时是他为我筹措启动资金，后来又一直关注该资金的情况。而最近，在肯尼斯·B.威尔逊的促成之下，福特基金会又给予帮助，我得以开展一些长期压在我心头、琐屑耗时的补充工作，我的电子资源也得以补充改善。为此，我热忱地感谢肯尼斯和基金会的雪中送炭之举，他们的帮助所产生的主要成果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会有描述。
两位不知疲倦、认真细心、富有想象力却谦逊低调的研究学者，詹妮弗·霍姆斯和凯特·佩恩，在最近几个月不仅挽救了这项出书计划，也救了本书编者一命。我还没开始编辑，凯特就在位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完成了调查，并且发现了几份之前我从未听说、极为重要的文件。她还耐心复核了本书的大量注释，使我在想要无限期地延后填补注释的缺漏之时，能够不懈地坚持原来的标准。她还草拟了许多遗漏的注释，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给本书带来巨大的帮助。而且，她和詹妮弗还找到了许多人的下落，这些人躲过了先前我和其他人对他们的所有查访；关于她们某些寻访经历的传奇故事，若不是亲耳听到，真是难以置信。除了担任本书的家谱学家之外，詹妮弗还补充了遗漏的注释，在我心有旁骛之时，她着手填补了一些导致过多知识空白的缺漏之处。特别要说的是，她草拟了本书大部分编辑方面的“结缔组织”，还检查了之前出现严重错误的信件日期和排序。的确，在编写本书的最后阶段，我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协助，尤其是这两位能力出众的研究者，她们成为我们这个编辑团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对伯林在二战期间所写的那部分信件的编辑起了很大作用。
有关俄文方面的问题，我主要还是求助于海伦·拉帕波特，在编辑伯林的其他著作时，她已经提供过帮助。而且我还像以往一样依赖于（就像依赖于詹妮弗·霍姆斯和凯特·佩恩那样）她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堪为典范的工作效率。关于希伯来文／犹太语方面的问题，我主要求教丹尼尔·弗兰克，以及像他的名字一样富有智慧的诺曼·所罗门。意第绪语方面的问题，我求教根纳季·艾斯特赖。
虽然我本该继续一一说明每个人对本书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如何为本书提供协助，但是人数众多，这里只能列出一个名单以表谢意。这个名单里的许多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本书提供了具体协助，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此，我谨向名字被我遗漏的人表示歉意，希望他们向我投诉，好让我有机会采取补救措施。我要感谢的其他人是——当然，还包括本书的读者——保琳·亚当斯、戴维·阿兰、布丽吉德·爱伦、苏姗·玛丽·艾尔索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苏姗·阿什克罗夫特—琼斯、诺尔玛·奥贝坦—波特、琳达·贝利、西蒙·贝利、克莱尔·贝克、贡纳尔·贝克、凯特·贝拉诺瓦、理查德·贝尔、鲁斯·本·艾里、玛格丽特·本特、贝里尔·布莱尔、伊丽莎白·波德曼、约翰·波德利、玛丽·波恩、彼得·博斯维尔、巴鲁克·布兰德尔、迈克尔·布洛克、蕾丽亚·布洛德森、杰弗里·布朗、萨莉·布朗、伊恩·布伦斯基尔、菲利普·伯纳姆—理查兹、罗恩·布什、贝奇·凯普、厄休拉·卡莱尔、特瑞尔·卡弗、约翰·卡森、唐·查普曼、伊丽莎白·奇尔弗、玛丽·克莱普森、杰瑞·科恩、珍妮特·科里尔、朱迪思·科索伊斯、朱丽·柯蒂斯、卡罗琳·道尔顿
、西尔维亚·丹尼尔、罗宾·达尔沃尔—史密斯、凯特·戴、提摩西·戴、杰奎琳·迪恩及其同事、厄内斯托·德尔·瓦尔·莱纳、约翰·唐纳德森、詹姆斯·道格拉斯、罗斯玛丽·邓希尔、马斯坦·伊博特哈伊、瓦莱丽·艾略特
、肯沃德·埃尔姆斯利、罗伯特·伊万斯、琼·法斯曼、儒勒·菲尔德曼
、扬·费勒乐、塞夫·弗勒斯、罗伊·福斯特、奈杰尔·弗朗西斯、露西·加斯特、约翰·格迪斯、古德哈特勋爵、西瑞尔·古德曼和马丁·古德曼、阿兰·戈登、斯蒂芬·高尔、米查·格罗斯、斯特芬·格罗斯、约翰·戈内、塞缪尔·葛滕普兰、阿德莱安·黑尔、安·哈代、爱伦·哈代、罗宾·哈兰德、伊恩·哈里斯、布赖恩·哈里森、斯蒂芬·哈里森、塞琳娜·哈斯廷斯、罗杰·豪泽尔、彼得·西尔斯、乔安娜·海恩斯、艾米丽·海伦斯、里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瑞文斯、帕克·霍南、戴维·霍普金森和黛安娜·霍普金森、吉尔·休斯、罗杰·哈钦斯、阿拉斯戴尔·詹姆斯、彼得·杰伊、约翰·詹金斯、杰里米·约翰斯、迈拉·琼斯、亚历山大·卡比谢夫及其家人、吉姆·凯茨、多弗—伯尔·柯勒、查尔斯·L.科克、莱昂内尔·科尚、芭芭拉·克拉夫特、克里夫·莱西、尼古拉·莱西、菲利普·兰伯特、约翰·兰德斯、马特·兰德鲁斯、斯蒂芬·拉萨姆、米吉·列维、安德鲁·罗尼、亨利·卢斯三世
、保罗·鲁纳、克里斯·麦克道尔、彼得·麦金纳利、理查德·麦凯恩、阿奇·麦肯兹、约翰·马蒂科特、布赖恩·马吉、亨利·O.马龙、克里斯蒂娜·梅森、道格拉斯·马修斯、德温特·梅、玛丽·梅瑞、克莱尔·米勒、戴维·米勒、安·米切尔、盖尔·莫纳汉、珍妮特·莫里斯、爱德华·莫蒂默、阿纳托利·奈曼、彼得·内尔森、奥布里·纽曼、琼·纽曼、佩内洛普·纽萨姆、希拉·诺贝尔、朱迪·诺克斯、欧诺拉·奥尼尔、韦雷娜·昂肯—冯·特罗特、阿曼达·欧平斯基、彼得·奥本海默、波利·彭伯顿、克里斯·佩尼、约翰·佩尼、欧弗拉·佩尔穆特、埃利奥特·菲利普、罗兰德·菲利普斯、杰拉德·菲利普森、埃琳娜·派克、莱斯利·皮特曼、简·波特、奥利弗·雷迪、戴维·瑞克特、詹姆斯·里德、朱丽安·瑞德、菲尔·瑞德、马里奥·里恰尔第、迈克尔·赖尔登、克里斯丁·里奇、罗伯持·里特、提摩西·罗宾斯、加雷思·罗伯茨、本·罗杰斯、肯·罗斯、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乔迪·鲁塞尔、阿兰·瑞安、米奇·萨切尔、珍妮特·桑普尔、露比·桑斯特、罗纳德·舒哈德、索菲亚·舒茨、伊冯娜·斯科特、朱迪·塞巴、萨姆·塞巴、米拉弗·西格尔、艾维·施莱姆、罗伯特·西尔弗斯、本·辛普森、罗伊纳·斯科尔顿—华莱士、吉尔·斯基德莫尔、安·帕斯捷尔纳克·斯拉特、R.E.F.史密斯、乔安娜·斯内林、娜塔莎·斯彭德和斯蒂芬·斯彭德、迈克尔·斯坦斯菲尔德、罗伯塔·斯特普尔斯、威尔·萨尔金、约翰·萨瑟兰、马乔瑞·苏尔科、阿兰·塔迪艾罗、沙伯泰·特福斯、卡斯帕·提阿克斯、迪尔德丽·图米、布伦达·特里普、克莱丽塔·冯·特罗特、杰夫·瓦尔登、朱利安·瓦尔顿、贝尔纳德·瓦塞尔斯坦、斯蒂芬·温德霍斯特、奈杰尔·韦斯特、克里斯多夫·威克姆、玛丽—凯·威尔玛斯、迈克尔·沃尔夫斯、麦克·乌丁、克里斯蒂娜·伍德兰德和玛丽·约。在本书酝酿形成的数年中，上面提到的人中有一些已然辞世，但我仍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艺术，以及像夏日闪电般短暂的个人快乐：这些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亚历山大·赫尔岑
在本该对读者表示欢迎的前言部分，我却在结尾列出一份感谢名单，虽然这份功劳簿非常有必要，而且出自我的真心，但是这样的结尾还是给人以苍白无力之感。所以，接下来我要为自己说上几句。
我认识以赛亚·伯林长达二十五个年头。了解他这样一个完美的人
，成为他的朋友，与他合作编辑出版他散落各处的文字，这都是我从未敢奢望或追求的目标。我生性喜爱周密再周密地事先计划，喜欢理性再理性地照章行事，可是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却花在了一项不可预测的任务之上。由于接二连三的意外变故，我出过错，如果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别的地方，我可能就失去如今这份职业了，这真可谓既有趣，又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伯林是一位圣人，我得说他是邋遢鬼的守护神；在许多方面，我感觉这个身份很适合他。不管怎么说，幸运之神最终向我绽开了笑靥。而说到与伯林的相处，蕾丽亚·布洛德森的结论真是再好不过，那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经历的确非同寻常。
亨利·哈代
丹麦诺斯加兰德，提斯维尔德·伦德，2002年8月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2004年2月
附言：我怀着悲伤谨记于此，本书所题献的詹妮弗·哈特，于2005年3月19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