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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晓琼
根据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应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包含有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含税收学）、金融学（含保险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10个二级学科。《复印报刊资料》对应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的期刊共计11种，其中全文转载期刊10种，分别是对应国民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管理》、对应区域经济学的《区域与城市经济》、对应财政学（含税收学）的《财政与税务》、对应金融学（含保险学）的《金融与保险》和《投资与证券》、对应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经济》和《贸易经济》、对应国际贸易学的《国际贸易研究》、对应劳动经济学的《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对应统计学的《统计与精算》。本文结合《复印报刊资料》应用经济学系列刊2014—2016年转载文献，针对应用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这六大二级学科进行总结分析。
2014年，虽然世界经济走出了经济危机，但增长乏力，不平衡没有消除，产业创新仍待探索，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问题长期化。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而言，自从2012年GDP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由大到强，全面求强”的战略目标历史地提上了议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成为核心主题。围绕此主题，三年来，国民经济学领域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2014年下降到7﹒5%以下后，围绕增长率问题理论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学术界开始研究中国是否已经告别了高增长时代，中高速是否将成为常态，进而如何实现有质量与效益的增长。针对粗放型、高消耗、低效益的高增长，实现多重意义上的结构优化，从靠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被认为是中高速增长下新的经济特征，这些新特征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是中国经济的正常状态。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寻求经济增长动力的新思路。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要求，努力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长期趋势，研究和设计我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创新、目标选择、动力机制、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步。
2014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政策基调，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复苏形势和持续增加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基本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协调发展。依据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和创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分析和设计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内容，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高效健全体系。
2014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区域经济政策的密集出台和市场作用的增强，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区域协调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进入重要“转折期”。三年来学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集中在区域通达性与区域网络化的促进与形成、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与区域关联度的提升以及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优化等领域。
党的十八大奠定改革开放的主基调后，新一届中央政府逐渐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思路，提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跨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提出实现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两大经济带协调、协同发展。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各区域如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现区域的协同发展；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沿线各地跨区域协调、协同发展以及跨区域协调机制建立的探讨上。
主要侧重于各区域类型的经济转型研究，如资源型区域、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区域的转型发展和转型升级。学界大都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以产业转型为重点内容的区域经济转型研究，主要包括产业转移与升级改造、支柱产业与产业集群及产业体系、产业空间布局、产业低碳化转型等；以创新为重要驱动力的区域经济转型研究，包括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环境的研究。
（1）新型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模式研究，完善了新型城镇化内涵，开启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模式、新理念；从城镇化建设中的物质因素转向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模式。（2）城市群建设研究，提升核心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合理分工；优化空间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机制，实现共赢发展。
主要涉及以下区域：（1）“一带一路”研究。2014年到2015年初主要集中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和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战略框架和思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重点及合作机制，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机遇、风险与挑战等。着重讨论“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和沿线（路）国家或地区的战略意义，即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优势，其建设的核心目标是物畅其流，政通人和，互利互惠，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共同发展、区域稳定和繁荣。2015年到2016年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研究；对沿线国家科学分类、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间合作，制定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方案；国内省份的定位与对接等。（2）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研究分析了京津冀内部发展格局存在的问题，如区域差距过大，多种区域病并存，区域内部不同行政区域间利益矛盾与冲突不断，要素流动不合理，京津冀内部明显的合力不足等。探讨加强京津冀经济合作的基本思路、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的基本设想、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在发展轴带内重点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产业合作机制，提高京津冀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竞争力。主要聚焦于建立三地协调机制，实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周边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功能建设，统筹治理大气污染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3）长江经济带研究。研究首先集中在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机制方面，学者认为，区域合作机制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失灵的逻辑障碍在于地方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区域主体，在区域合作中存在“越位”和“缺位”，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可以从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完善长江经济带经济合作机制。其次，在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移方面，学者认为，高梯度地区可通过渐次扩大区域经济联系的方式，拓展域内产业空间转移范围；低梯度地区可通过有所侧重地构建地区产业高地的方式，向域内更低梯度地区转移产业，积蓄产业势能。此外，长三角扩容对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扩容促进增长的产业分工机制、市场统一机制对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均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但是经济联系机制的作用则是两极分化，一方面能够正向促使原位城市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反向延缓新进城市的经济增长。（4）东北振兴研究。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发展中遇到了若干矛盾和困难，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国际经济低迷，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都是重要原因。从东北地区本身来看，产业结构老化，发展观念固化，调控方式硬化等，造成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思想观念保守僵化、人才外流十分严重。东北地区发展的深层问题需要尽快破解。学者们从东北地区发展的历史和东北振兴以来的发展情况切入，分析了东北地区遇到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后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依靠外在推动力外，关键在于必须形成东北老工业基地内生的经济增长机制。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领域投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由重视有形资本投入向重视无形资本投入转变，才能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北应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端产业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产业合作园区，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强化互通互联，打造对外开放大通道，积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东北地区再次起飞的新路径。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因此三年来财政领域的学者们主要围绕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此相关，还对财税政策“营改增”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我国财税体制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界定不够明确、政府间职责划分不够清晰：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划分不细，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职责划分不够合理。政府收入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可统筹的公共财政收入比重偏低且不规范、税制结构不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表现为转移支付量大且支付结构不合理。预算体系制衡机制较弱，财政支出管理亟待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欠缺，政府债务风险增大。（2）财税改革的基本思路。首先，要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和职责范围，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划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政府职能应定位在“国家安全、民生保障、公共服务、运行有序、国有资产”上，此外的都应该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其次，要理顺政府间职责和财政关系。在“扁平化”框架下建立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职责与财权的划分体系，央地政府职责的划分总体原则是：减少职责共担，尽可能减少共享税，赋予各级政府相应的财权，以满足其承担职责的需要，中央政府着重抓大事、抓影响全局的事，地方政府能履行的职责尽量交给地方。再次，要稳定宏观税负，优化税制结构，健全完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政府财务管理制度。最后，地方税体系的重构。“营改增”导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迫切需要重构地方财税体系。从我国税制结构看，应借鉴国际经验，先行选择“大共享税”的分税制模式，构建以一般消费税为主、其他税补充的地方税体系，确立共享税分成收入与地方税并重、少量非税收入为辅、转移支付配合的多元化地方财力格局。
主要有以下方面：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全面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条件下的财税政策选择，如何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降杠杆、补短板”的目标；区域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如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财税政策、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推动自贸区发展的财税政策等；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改革、国企改革、促进“双创”的财税政策研究。
“营改增”是我国税制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助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营改增”能够使得我国站在深化改革的角度提升税制体系的建设，并且在财政制度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加强分税制体系的重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影响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2014—2015年有关“营改增”的研究非常热烈，本文将其单列一项。对于营改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实施“营改增”的目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结果，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认为实施“营改增”旨在克服营业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另一类认为实施“营改增”旨在降低营业税税负过重的现象。（2）实施“营改增”的效应。一般认为，实施“营改增”能够促进企业降低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改善财务绩效、促进构建地方税制体系、深化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改革等。
2014年，持续了数年的金融危机后遗症终于开始步入缓慢康复阶段。然而开年之后，新兴市场遭遇的新一轮资本动荡又搅乱了一池春水，自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像一颗毒瘤从美国蔓延到欧洲，如今似乎又转移到了亚洲，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两极分化日显。在此大环境下，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在金融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都在加快，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围绕这些问题，三年来，金融学领域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
主要探讨以下方面：（1）利率市场化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冲击”，如金融危机等；二是结构类因素，如政治、经济机构等；三是制度类因素，如产权制度等。（2）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模式分为市场驱动型、政府激进型和政府渐进型三种，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模式属于政府渐进型。中国应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利率市场化改革：一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利率管制；二是扩大中央银行的自主决策权；三是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按市场化方式运作；四是强化金融监管，实现金融监管体制的法制化；五是注重相关配套改革，改善经济环境。（3）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济效应。从微观层面看，利率市场化对于企业的影响体现在融资和转型升级等方面，根据外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利率完全放开之后存款利率会上升，银行吸储压力增大，而我国商业银行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存贷差，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势必会对其造成较大的影响，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能促使商业银行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进行金融创新等。对于贷款企业，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企业创新，促进服务精细化等。从宏观层面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债券市场、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较为广泛。
主要探讨以下方面：（1）人民币国际化的利与弊。大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利大于弊，除了可以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益，还对促进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繁荣进出口贸易，提升我国国际地位起着巨大的作用。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也需要警惕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资本异常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等风险因素带来的影响。（2）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条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攀升、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包容和充足的国际清偿能力等已经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国内学者从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从国内因素方面分析，层次较弱的监管，不够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和不够合理的汇率制度等自身的缺陷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从外部因素方面考虑，松散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美国等国家的阻挠等外部因素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4）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影响。主要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影响、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影响、对特别提款权定值稳定性的影响、对国际货币稳定体系的影响。（5）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大多数学者分析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还达不到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谨慎地层层推进，先努力成为亚洲区域货币，再从区域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且这个战略的实施应该立足于亚洲。
互联网技术革命对传统金融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经过迅猛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初具规模，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金融产业的革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互联网金融的内涵与本质。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传统金融对互联网的应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金融是融入了互联网思想的全新的第三种金融模式。（2）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一般认为，互联网金融包含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众筹、互联网货币和大数据的应用等几种模式。（3）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一是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学者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银行提出了挑战，既给银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给银行业改革提供了机遇。二是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研究。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存款利率管制导致的利率扭曲，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活期存款的利率市场化，因而互联网金融能够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4）互联网金融风险与防范研究。有关研究主要是从互联网金融整体角度和互联网金融具体业态角度进行的，认为互联网金融有不同形态，风险各异，要根据风险外溢性的不同采取不同监管办法，需要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路径与模式，建立严格而规范的监管制度、加强互联网金融征信等。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凸显，产能升级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竞争性产业政策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其相关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有关产业政策的选择也越来越为学者们关注。三年来，产业经济学领域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展开数轮隔空辩论，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而张维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认为政府不应给任何行业与企业特殊政策。这场论辩引起学界对有关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主要焦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产业政策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有的学者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五类产业”与“比较优势原则”是相互矛盾的，而张维迎的论据则不能支持其结论。而产业政策之争，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此提出实行竞争型产业政策，重要的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保护垄断。有的学者认为，在政策制定上，新结构经济学首先是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看其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然后再考虑在现有资源制度条件下，怎么样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理想概念，不是说现实市场就一定是有效的，现实中的政府就一定是有为的。不能拿政府乱为的例子，指向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有为政府。（2）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有的学者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政府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冲突。现实中，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行业性和地方性产业政策比比皆是，不仅酿成了现阶段的产能全面过剩局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国进民退”的“挤出”效应。产业政策应限制在最严格且有必要的场合，即产业政策只应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和补充而出现。实施产业政策时，仍需要强调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需要经过《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贯彻产业政策过程中出现通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各种行为。有的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要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中来做探讨。任何国家都在寻求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平衡点，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这个平衡点是不断变化的。有两个方面决定了这个平衡点的位置，一个是政府决策和实施的能力，另一个是市场化的程度，而且市场化的程度是决定平衡点移动的关键因素。
主要探讨以下方面：（1）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产业升级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推动因素分析是从产业内部出发，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拉动因素分析是从产业外部出发，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等是拉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推动因素是产业升级的内因，拉动因素是产业升级的外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产业升级。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其需求层次空间和政府的政策因素对产业升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产业升级的动力与路径。产业升级的动力可分为两类：市场推动和政府推动。第一类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主要依靠市场动力机制进行产业升级。第二类是政府扶植主导产业，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推动产业升级。与比较优势理论不同，这类观点源于李斯特、汉密尔顿等人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产业升级，最终实现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3）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升级研究。对“价值链”产业思路，产业升级研究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进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获得全球要素分工的好处，这就是产业升级“促进”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进国家被俘获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无法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这就是产业升级“被俘获”论。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合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变革趋势，国务院2015年5月印发了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文件《中国制造2025》，也因此将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评析《中国制造2025》战略，尤其与德国工业4﹒0计划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肯定了《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满足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要求的工业强国规划，也指出了与德国工业4﹒0计划相比，接下来应该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制造业“往何处去”和“如何去”的问题。二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引入“互联网＋”这一新的产业形态，推进“互联网＋”制造业的发展。三是从工业与信息业的互动融合角度对如何提升制造业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学者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但也应当积极吸取经验教训。自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以来，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发展。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各地存在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问题，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发展状况，仅仅追求政绩，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危害。应当明确政府职能，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重视合理布局，避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复建设。此外，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贷款存在一定的壁垒，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着融资难的窘境。与传统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更需要融资支持，为此需要加快金融市场建设。
2014年，发达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与此相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稳步扩大出口，维持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把握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努力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三年，国际贸易学领域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国学者也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践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模型刻画和描述了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本土和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的则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出发，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效应之间的内在机制，具体考察了地方保护、产权法律保护和腐败程度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有的学者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加以关注，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和出口产品质量进行考察。学者们尝试在多个维度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拓展。
在定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一致认为贸易便利化能给各国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选择的测评指标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对贸易便利化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共性结论是无异议的。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货币收入和社会效益的提升上：一方面，贸易便利化的改善意味着通关效率提高和通关手续的精简，减少了货物在海关的滞留时长，从而降低企业各方面的商务成本，不但有利于增加企业综合竞争力，还间接调节了商品价格，使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进出口政策的透明度提高，管理控制效率上升，进一步促进贸易活动的便捷化。而贸易的便捷有利于营造宽松的贸易环境，可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拉动国外直接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学者们建议：（1）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建立健全协作机制。政府不但应加强和完善内部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合作，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还应加强与外部非官方机构的合作。在涉及的检验检疫、质量安全标准、资本投资、人员流动、体制改革等方面，必须灵活机变。（2）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通过共同建设公路、铁路、港口、通信网络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国际贸易的物流畅通和信息畅通，降低贸易交易成本，真正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发展。（3）深化海关口岸管理。在电子和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海关更应借助技术的革新，大力发展电子政务，提高通关效率。同时，还应促进与伙伴国的数据共享和电子清关的合作，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便利化”。（4）加强与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为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其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货物、服务的流通畅通无阻，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市场进行深度融合。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价值链时代，全球价值链（GVC）的研究目前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核算，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类型和路径，各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所占份额和就业分布以及政策选择等。而学者对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对外贸易有如下思考：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在生产领域形成合作关系，很多产品都变成了“世界制造”。在这种趋势下，一国只有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才能获取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否则只能被世界生产体系边缘化。第二，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体现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上的竞争力，处于价值链低中端的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也是促使全球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制造业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柱，而在“世界制造”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途径只能是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第四，在价值链分工情况下，一国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本国资源禀赋和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取决于本国企业利用他国优势要素以及其他企业特殊能力的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是整合全球优势要素的主要途径，中国企业今后的发展对外部要素的依赖会不断增加，这些要素包括劳动、自然资源和市场，更包括战略性资产，如技术、品牌和管理。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应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谋划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促进价值链升级，推进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融合，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努力实现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以来，中国自贸区建设发展迅速，并从一地向四地推进。2014年国务院决定推广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并扩展上海自贸区的范围。学界对此展开了对自贸区的深入研讨，认为我国加快自贸区战略实施是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战略思想，加快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自贸区建设将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同时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加快取得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同时还对四大自贸区建设的经验与发展方向进行了比较，认为四大自贸区的核心要义不仅是以上海自贸区试点内容为主体，而且要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从横向来看，自贸区是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要发挥试验区、桥头堡和排头兵的作用。四大自贸区都追求机制、体制、法治上的创新和突破，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把大胆试验与谨慎求证相结合，构建国际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四大自贸区都将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治领域的制度保障等作为主要任务，涉及行政管理、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开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