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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祖先常被追溯到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这种谱系是否可靠，现在已不易考定。王阳明的六世祖为王纲。王纲（1302—1372）在明代初年曾由刘伯温推荐，出任兵部郎中，后升为广东参议，1372年因苗民起事死于增城，明廷特建祠加以表彰。这位先祖无疑使其后代引以为自豪，而其忠烈节义则对他们产生了绵绵不断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王阳明受命安抚广西，在归途中特意绕道增城，拜谒了其先祖的祠庙，并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道通著形迹，期无负初心。”（《书泉翁壁》，《王阳明全集》
，799页）历史仿佛有意安排王阳明去上承其先祖的未竟之业，而二者的归宿似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既有对先祖的缅怀，又有未负先祖之志的自慰。时光虽然逝去了一个多世纪，但先祖的精神感召却依然可见。
相对于六世祖，祖父王伦的影响无疑更为切近。王伦（？—1490）字天叙，早年便熟读经史，对《仪礼》、《左传》、《史记》等工夫尤深。其学识德行颇闻于浙东、浙西，往往被争聘以教授子弟。王伦为人淡于名利，旷达洒落，善鼓瑟，常弄曲吟诗于清风朗月之下，时人比之陶渊明。平生爱竹，庭院四周环种青竹，并时时啸咏其间，由此得竹轩先生之号。王阳明少时常跟随其祖父，王伦的经史修养及旷达磊落的胸襟，无疑构成了王阳明成长的重要背景。
王伦虽有名士风度，但并不显达。到了王阳明父亲王华，王门的家境开始改观。王华（1446—1522）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自幼好学，曾读书于窗下，时值阳春，邻里孩童相与外出戏游，王华独安坐读书不辍。母亲劝他不妨暂出观春，王华答曰：“大人误矣。观春何若观书？”其苦读如此。三十四岁中举，翌年以状元及第，并授官翰林院编修。后又任东宫辅导，为太子讲读。至致仕（退休）时，已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华讲学谨守圣门，为人坦诚醇厚，事母至孝。父亲的这种品格和气质，对王阳明早期精神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王阳明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出生前一天，其祖母岑氏“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阳明先生行状》亦录下了类似神梦：“天神抱一赤子，乘云而来，导以鼓乐。”王伦得知此梦，觉得非同寻常，于是以“云”名之，而乡里亦颇传此梦，并将王阳明出生之楼称为瑞云楼。这种逸闻不免有其玄秘之处，但在天神送儿的神秘传闻中，却无疑寄寓着王门对这位后代的厚望。
然而，尽管其诞生经过了种种渲染，但直到五岁，王阳明仍不能开口讲话。据说他五岁这一年的某日，一位僧人途经王阳明的住地，见了王阳明便不由感叹：“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以“云”为名，既象征着云中送儿，又意味着彰显了此事。祖父王伦由僧人之言而悟，于是改“云”为“守仁”，而王阳明随即便能说话。“守仁”源出于《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僧人的传闻当然未必可信，但易名一事则自有其寓意。如果说，以“云”为名表现了对天神云中送儿此种玄秘之梦的回应，那么，改名“守仁”则隐隐地寄托着认同儒学正道的期望。尔后阳明所接受的教育，也确实主要以儒学为中心。
王阳明开口虽晚，但悟性甚高。曾背诵祖父王伦所读之书，王伦颇为惊讶，询问后方知其孙乃是在听他平日诵读时默记的。王阳明十一岁那年，父亲王华在京师任职，王阳明亦随祖父王伦赴京师。途经金山寺，王伦与客畅饮，酒酣耳热之后，拟相与赋诗。沉吟未成，王阳明已从一旁赋就：“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闻诗大惊，令阳明再赋蔽月山房诗，阳明随声而应，即席又吟一首：“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年谱一》，《全集》，1221页）此二诗是否为王阳明少时所作，阳明少时才思是否如此神捷，现已很难考定，但王阳明在早年已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恐怕还是事实。后来王阳明在京师与李梦阳等“以才名争驰骋”，显然并非出于偶然。
至京师的第二年，王阳明正式入塾学，接受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相对于其他学童，王阳明似乎显得有些早熟，常面对书册，静坐凝思，其所思所想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一次，他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随口回答：“惟读书登第耳。”对这一答复，王阳明不以为然，他明确表述了与塾师不同的看法：“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同上）学圣贤亦即成圣，按王阳明的理解，“第一等事”也就是如何成圣。在十二岁的少年那里，这种发问也许显得过于严肃和沉重，但它却可以被看作是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哲学史上，不少哲学家在童年或少年时代已孕育了最初的哲学问题。卡尔·波普曾在其哲学回忆录中写道：“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八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如何理解空间的无限性。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哲学家的早期探索形成了不同的方向，然而在问题的早年萌发这一点上却又颇为相近。当然，在少年王阳明那里，如何成圣的哲学问题还具有自发的特点，对“第一等事”的追问，乃是随其思想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取得自觉的形式。
以成圣（学圣贤）为“第一等事”，并不意味着仅仅关注内在的德性。据《年谱》记载，少年王阳明常“豪迈不羁”。冯梦龙在《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一书中叙录了王阳明“豪迈不羁”的若干事例。其一是：阳明少时对军事游戏甚感兴趣，常与其同伴模仿攻战，有时甚至不惜逃学。另一为：王阳明生母去世后，其父亲的侧室经常虐待他。阳明忍无可忍，于是买通一巫婆，用计警吓其庶母，使之不得不从此收敛。这种少时逸事是否真实，已难核证，但王阳明少时即表现出某种豪狂之气，则并非虚构，从阳明后来的回忆中亦可看到这一点。一些论者认为，成圣的志向与豪迈不羁似乎“很难协调一致”。其实，圣与狂并非不相容，在成圣的过程中，豪狂往往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直到晚年，王阳明仍然认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传习录拾遗》，《全集》，1168页）这里所肯定的狂，与少时的豪迈不羁，显然有着历史的联系。不妨说，豪狂之气绵延于王阳明的一生，并构成了其重要的性格特征。
成圣内在地包含着对天下之事的关心。十五岁时，王阳明便留心边事，“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曾出游居庸关，“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年谱一》，《全集》，1222页）。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一种凛然豪气，以天下为虑的志向与驰骋疆场的抱负在少年王阳明那里相辅相成地融合在一起。此时的王阳明对汉代名将马援甚为推崇，曾梦谒伏波将军庙，并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同上）四十多年后，王阳明出征广西，归来的途中，虽已重病在身，但仍特意拜谒马援庙。尽管这时王阳明已年近六十，然而少年时代的梦与诗却依然记忆真切。在重录数十年前旧作的同时，王阳明又深有感慨地赋新诗二首，其中一首的开头为：“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谒伏波庙二首》，《全集》，797页）四十年前的梦境与四十年后的实境之间的近似，似乎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多少表现了王阳明早年追求与晚岁境界的某种一致。
弘治元年（1488年），王阳明十七岁。这一年，王阳明从京师赴江西南昌，迎娶其外舅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居南昌一年，王阳明主要潜心于练习书法，每日坚持，离南昌时，已用去了数箧纸，书法由此而大进。当然，对王阳明来说，练字并非仅仅旨在书法长进，它同时具有涵养的意义。阳明后来回忆道：“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年谱一》，《全集》，1222页）这里诚然明显地渗入了其思想成熟后形成的心学观念，但同样确实的是，王阳明尔后的心学建构与其早期的涵养体贴并非前后隔绝。
1489年，王阳明偕夫人由南昌归余姚。途经广信（上饶），曾特意去拜谒了娄谅（一斋，1422—1491）。娄谅是明代初年著名理学家吴与弼（1391—1469）的弟子。吴与弼在哲学上以朱学为正统，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心学的倾向，这种为学旨趣无疑也影响了其门人。从王阳明的思想发展行程看，与娄谅的会面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记载：“明年，还广信，谒一斋娄先生。异其质，语以所当学，而又期以圣人为可学而至，遂深契之。”娄谅所言的要点是圣人可学而至（《年谱》录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它规定了终极的价值目标（成圣），又肯定了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学而实现。对成圣的这种承诺，与少年王阳明对“第一等事”的追问，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之处，正是二者的这种一致，使王阳明在闻知娄谅之说后，很快便加以认同（“深契之”）。
就人生旅程而言，婚姻关系的建立可以看作是王阳明生活的一种转折；就思想发展历程而言，对成圣的认同则意味着其哲学问题开始超越早期的自发形态。《年谱》在阳明见娄谅这一条中写道：“是年先生始慕圣学。”认为王阳明于是年始慕圣学，当然未必确切，但肯定这一年具有某种象征或标志的意义，则并非毫无根据。如前所说，如何成圣作为“第一等事”而构成了王阳明早期的哲学问题，而这一问题从最初的朦胧萌发，到由深契而取得较为自觉的形态，无疑标志着其哲学童年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