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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囚车驶离布痕瓦尔德和魏玛，开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停下来。木料供能的汽油引擎运行得时好时坏，泄露出的尾气还总是隆隆作响。车速根本达不到每小时六英里，还必须每小时就停一次加木料或清理烟道。
陆军上尉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和其他囚犯挤在一起，显得非常担心，因为尽管通风口的确有空气流进来，但是车里仍然浓烟滚滚，烟味很重。有些囚犯已经感到不适，甚至有几个身体不怎么强壮的囚犯已经开始感到头晕。再加上手臂紧贴身体，行李箱尖尖的棱角扎进腿中，令人感到异常痛苦。
已有三人受不了浓烟的摧残，晕厥过去。其中之一是弗里德里希·冯·瑞本将军（Friedrich von Rabenau），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是个虔诚的信徒，也是前任将军。他涉嫌参与1944年7月施道芬贝格的阴谋，却从未被正式指控。另外两个人是女性，一位名叫海德·诺瓦克斯基（Heidel Nowakowski），是个年轻、漂亮的德国女孩，出身神秘，被其他囚犯怀疑为盖世太保间谍；另外一位名叫玛戈·赫伯莱恩（Margot Heberlein），是外交官埃里希·赫伯莱恩博士（Erich Heberlein）的妻子，火辣又强势。她也是施道芬贝格阴谋的参与者之一。两人一直一起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地下一间极小的牢房中。在牢车密闭的空间中，其他囚犯希望让晕过去的人舒服些，就用自己手臂支撑他们平躺着。
终于，通风口投入一线光亮，佩恩·贝斯特认出了同伴的脸。大屠杀犯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友善的面容显露出来，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不加掩饰，没有一位囚犯怪罪他。很久以前，他们就对周遭的死亡与苦难司空见惯，除了生存，早已无暇顾及其他。
与拉舍尔相比，德国信义宗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可能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了，他是反对纳粹的基督教抵抗者，也是瑞本的好朋友。潘霍华是新教分支认信教会（the Confessing Church）的创始者，旨在摧毁希特勒建立的纳粹德国国家教会德国福音会的宗教一体化政策。另一位贝斯特十分中意的囚犯是名囚中最为赫赫有名的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他也间接涉嫌参与了“七月阴谋”。法肯豪森出门在外绝对不会不穿他的深红色内衬披肩，绝对不会落下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军队“一战”最高勋章——蓝马克斯勋章（法语：Pour le Mérite），他将它佩戴在脖子上的红绸丝带上。
时间流逝，精疲力竭的囚犯丝毫没合眼，开始想要上厕所，而且越来越急，于是便开始抱怨：“我等不及啦！”“叫他们停车——我必须出去！”抱怨声越来越大，音调也越来越急，囚犯们就开始拍打车壁。最终，车抖了两抖，停了下来，一名党卫队士兵打开了车后门。
“怎么回事？”他问道。
男士们小心地指出，囚犯里有女士，必须下车私密地如厕。对于这些囚犯来说，死亡和苦难也许早就司空见惯，但是还没落魄到连文明地上个厕所的需求都能被忽视的地步。
党卫队却没那么文雅，直接向两个同伴叫道：囚犯要尿尿。士兵之间争执了一下要不要允许，最后还是开了门。
贝斯特费力地从人和行李当中挤了出来，其他人也跟着他下了车。他们停在了一片空地上，既没有树，也没有树篱。一名党卫队士兵带着海德·诺瓦克斯基和玛戈·赫伯莱恩到远处的矮林去，其他人在路边解决问题，另外两名士兵拿着机关枪指着他们。
新鲜空气和阳光让囚犯的心情好了些，木料燃得差不多了，他们在车里的空间也更多了，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休·法康纳的务实领导下，行李的摆放方式也更加合理了。
吃了党卫军给的面包和香肠之后，名囚们感觉好多了，也开始思考目的地所在。他们注意到了途经的景色。一人称，他认出了一个村庄，应该是来到了布痕瓦尔德以南125英里的巴伐利亚州。有些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的时间太长，已经熟悉了党卫队的网络；从地点来看，他们很有可能要去弗罗森堡集中营（Flossenbürg concentration camp）。
大家顿时沮丧起来，希望消失了。弗罗森堡位于以前捷克的边境，距纽伦堡（Nuremberg）和拜罗伊特（Bayreuth）不远，是处死将死囚犯的地方，臭名远扬。
绿色囚车开过了小丘和森林，最后来到了魏登（Weiden）。魏登小镇满是颜色鲜艳的山墙小屋、鹅卵石街道和集市广场，美丽至极。但是这种诱人的魅力极富欺骗力，因为魏登是离弗罗森堡最近的小镇。车停在了盖世太保总部的门口，党卫队进了门，把锁在车里的囚犯放了下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其中一个较为友好的士兵开了门，说道：“你们还要继续走，他们不能让你们留在这里，这儿人太多了。”门被撞上，引擎又启动了。
拉舍尔原本还很失落，现在已经高兴了很多。他有丰富的集中营知识储备，他认为他们还是非常安全的，至少暂时很安全。他想，如果转移本意是为了杀掉名囚们的话，那根本不用再调度了，“弗罗森堡的人向来不多，不可能装不下几具尸体的”。虽然36岁的拉舍尔原来恶迹满满，但是贝斯特还是忍不住喜欢这位年轻的医生。“他是个挺奇怪的人”，贝斯特注意到，“可能是我遇到过的最奇怪的人了。”
事实告诉他们，拉舍尔的乐观坚持不了多久。
***
离开魏登不久，绿色囚车就遇到了几辆停在路边的车，有三辆灰色巴士和一辆小轿车。巴士里面全都是平民，旁边有党卫队士兵看守。小轿车里是布鲁姆夫妇、菲·皮罗兹奥–比罗里、伊莎·维尔梅伦和其他云杉镇的囚犯。
他们的行程要舒服得多，但毕竟长夜漫漫。从布痕瓦尔德驶离以后，大巴就没有停下。来到魏登之后，大多数的乘客已经憋得不行了，很想去厕所。大巴停了下来，但是谁都不能下车。大巴的看守愤怒地回应着囚犯们的请求：“你们最好给我小心点，我们随时都能翻脸。”
大巴末端，一个愤怒的女声传来。玛丽亚·冯·哈默施泰因（Maria von Hammerstein）是陆军大将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General 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将军的遗孀。将军曾经是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也是那一代最杰出的军人。玛丽亚的意志力和士气与她已故的丈夫不相上下。“你要是现在不让我下车，我就当场在这儿给你造个湖！这可对谁都不太好。”
党卫队士兵无视了她，所以她离开了座位，从已经被行李堆成山的过道挤了过来，结结实实地把挡着门的士兵领导推开。他又恼又扰，最终还是让步，把门打开了。囚犯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出来，在全副武装的党卫队看守下解决燃眉之急。
这件事让菲感到颇为振奋，也感觉其他囚犯“对其他看守兵的态度”变得“愈发坚定，越来越不客气”。同时，她也很敏锐地注意，时刻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党卫队士兵一个个都脾气暴躁、凶猛成性，一旦逼得他们太紧，就会为了泄愤而开始虐杀。
布鲁姆的车到达之时，大巴才在路边停下；很快，绿色囚车就到了，两辆在大巴后停下。此时，布痕瓦尔德的囚犯第一次聚在了同一地点。
但好景不长，绿色囚车几乎还没停稳，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就尖叫着停在了它后方。下车的人身着党卫队安全警察制服（SS security police）。贝斯特和其他囚犯都能透过后门的小窗户看到这一幕。突然后门被打开，其中一位警察侧进了身，说：“穆勒、格雷、利迪格，”他冲三名德国囚犯吼道，“带上行李到我们这儿来。”
三人虽然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显得极为惊讶，但是还是开始下车。贝斯特绝望地看着他们；虽然这三人格格不入，但是在反抗希特勒上，他们都饱含令人敬佩的勇气，也承受了凡人难以想象的惩罚和虐待。约瑟夫·穆勒博士（Dr.Josef Müller）身上的每根筋肉都透露着对纳粹的仇恨，也是德国境内最坚定地反对希特勒之人。由于身材健壮，他的外号为“公牛”。他一直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律师，丝毫不吝啬表达他对所仇视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之声。他保护纳粹政权反对者的行为激怒了纳粹党人，于是他在1943年被捕，关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地牢，经常被殴打。仅剩下的坚韧让他经受住了长达数月的心理虐待和生理酷刑。他受过的苦难让他很难再相信自己的同胞，所以对于陌生人产生了些许敌对的态度，总是怀疑所有人都会向纳粹当权者吐露信息。尽管如此，他和贝斯特还是在布痕瓦尔德成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个走下绿色囚车的是路德维希·格雷（Captain Ludwig Gehre）。他是穆勒的狱友，但不是朋友，穆勒一直怀疑他。格雷是典型的反希特勒者，拥护纳粹德国时期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Abwehr）的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他涉嫌参与最早暗杀希特勒的大型谋杀计划，将大型爆炸物藏在了元首的飞机上。1944年11月前，他一直都能保证先盖世太保一步。但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后，他枪杀了妻子，还打算自杀，然而只打瞎了自己的右眼。
倒霉三人组中的最后一人是弗朗茨·利迪格（Franz Liedig），他45岁，曾任律师，也是卡纳里斯上将的好友。他身形高大、健壮，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一战”时曾为海军效力。他在1944年7月的计划调查中被捕，当时，盖世太保偶然发现了原先夭折的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计划中，利迪格本是杀手之一。
三人下了绿色囚车，行李也被艰难地抬了出来，随后道了别。道别没有仪式，三人只是简简单单地道了声“回见”——尽管所有人都有种莫名的预感，可能不会在这个世界再见到他们。三人上了奔驰车上，车掉头开回了魏登。
绿色囚车、三辆大巴和布鲁姆一家的车再次起程。在囚车中，原本在弗罗森堡不会被行刑的乐观情绪早就消失殆尽了。有些人还假装非常乐观，但是内心深处早已绝望不已。
菲所乘坐的大巴内形势极为紧张。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Untersturmführer Bader）原本打算将囚犯带到弗罗森堡，却遭拒绝，只收到了最为模糊的命令，让他一直向南找个适合收容的地方。他收到的钱和军需根本不足以维持走到弗罗森堡以外，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贝德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手下的人也越来越紧张、易怒。参与施道芬贝格阴谋的一位囚犯半开玩笑地说他认识这里的人，没准儿能让他们住下。贝德和手下气极了，菲和其他囚犯捂着嘴偷着乐。
绿色囚车里的三个士兵却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实权，也不用负责，上级模糊的指令只让他们感觉逃离了枷锁，表现得就好像在和囚犯一起受苦一样。只要囚车一停下来补充燃料，他们就把后门打开让囚犯下车。一次停车时，他们停在了农场旁边，海德·诺瓦克斯基和玛戈·赫伯莱恩被放下车洗漱，男人们在旁边的牧场水管处清洗。农夫的妻子拿出了牛奶和黑麦面包，囚犯一个个早就饥肠辘辘，便心怀感激地狼吞虎咽。
车上已经比刚出发时少了三个人的空位，车窗也敞开，放进了温暖的春风，囚犯的心情稍好了些。
车队到达巴伐利亚州多瑙河边风景如画的小镇雷根斯堡（Regensburg），时近黄昏。贝德希望能在这里找个收容囚犯的地方，却都被残忍拒绝。车队从一个政府部门开到另一个。“如果我们不能让你们在这儿留下的话，”一位党卫队士兵对贝斯特说，“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这种紧张的情绪下，大巴上的一些士兵很有可能会因为未来的不便而诉诸暴力。
在雷根斯堡开了几个小时以后，贝德终于获准将名囚安置在该城的国立监狱中。三辆大巴和轿车先行开到，随后行驶较慢的绿色囚车落了队。从前一晚到现在，他们已经走了180多英里，这些囚犯身体僵硬、疲惫不堪，下车的时候一个个像是被鞭打的老牛一样。菲抬眼看了看丑陋的监狱堡垒，心中满是失望和不祥之感。看管巴士的军官已经穷尽了最后的耐心，开始用枪头推戳囚犯。菲和其他囚犯举起行李，爬上台阶进入入口。
进入后，他们被赶上铁台阶，进到走廊一侧的牢房中；这间牢房只有几个又小又脏的隔间，却要容纳他们几十个人。隔间的门一个个关上，菲听到一名囚犯愤怒地冲着门卫怒吼的声音。迪特里希·沙茨少校（Major Dietrich Schatz）是一位忠诚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却不幸与一位“七月阴谋”策划人扯上联系；他本来因被捕感到极为愤怒，关在监狱里简直让他忍无可忍。“你们没有权利把我们关起来，像囚犯一样！”他通过狭窄的窗户吼道，“我们不是普通的囚犯！”
贝德的副官和手下也被沙茨的爆发说服了，沙茨的确说到了重点。在一番讨论之后，他们咨询了监狱的主管，但是主管非常固执：牢房的门必须紧闭。不管囚犯觉得自己多么重要，他都不会准许例外。囚犯仍要挤在肮脏的小盒子中，紧紧地被关在铁门里面。
人们从大巴车下了不久，载着莱昂和琼·布鲁姆的车在监狱旁边停下。布鲁姆这位曾经的政治家简直无法忍受漫长的行程，他的健康状况早就不理想，生理、心理都濒临崩溃，而映入眼帘的灰暗、庞大的牢房让他惊愕不已。他被抬上了台阶，独自关在牢房中。他以为已与琼彻底分开，陷入焦虑中，直到琼不久又和他会合，布鲁姆才长舒一口气。
晚些时候，绿色囚车终于到达监狱，开始下人。几个入口周围的监狱警卫开始推搡、霸凌囚犯，但比巴士看守兵心情好些的党卫队水兵却出面阻止了他们。
“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他说，“应该尊重他们。”
“哦！又是些达官贵人，”一位军官鄙夷地说道，“嗯，把他们送到二楼，和其他囚犯安排到一起。”
牢房里面摆满了行李，他们上了台阶，一位友好、稍微年老一些的监狱守卫和他们问了好，让他们去了各自的住所。然而这里人太多，只剩下三间牢房来容纳他们14人。
海德·诺瓦克斯基和玛戈·赫伯莱恩住在一间牢房中，剩下的男人都在另外两间牢房挤着。贝斯特和另外几位关系较好的人在一起，包括休·法康纳和法肯豪森。另外一间牢房住着莫洛托夫的侄子、红军中尉柯科林，还有霍斯特·冯·彼得多夫上校（Colonel Horst von Petersdorff），他是一位获得多项荣誉的德国人，却被牵扯进“七月阴谋”。彼得多夫活到现在的唯一原因，是盖世太保没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他参与阴谋。五个人被领到三张稻草床垫上，又因为厨房已经关了，所以没领到食物。
经历了如此糟糕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大声抗议着，与守卫大声争吵，开始齐声呼喊“我们要吃饭！”随后所有的囚犯都一起叫喊了起来。
守卫从来没有遇到过脾气这么大的囚犯，便屈服下来，给每个人拿来（橡子做的）代餐咖啡、一大块面包和一碗汤，贝斯特觉得这顿饭“尚可下咽”。
对于名囚来说，这是绝望的一晚。虽然很多人早就在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监狱中服刑多年，但是这里的环境还是很糟，和普通囚犯一样挤在肮脏的牢房当中，磨灭了支撑着他们走过最黑暗时期的自尊。牢房对于像菲一样曾经住在营房区里的囚犯来说，狭小得可怕。但是对于像贝斯特一样长时间经受殴打和折磨的囚犯来说，雷根斯堡只不过是艰苦跋涉的另一步。
***
晨曦拉开了帷幕，名囚也欣慰地听到门锁钥匙的转动声和门开时摩擦的吱吱声。典狱长改变了主意，决定让名囚出牢房透透气，在走廊中聊聊天，动动腿。
离开布痕瓦尔德已经两天了，然而各个名囚小团体才第一次见面：英国秘密特务、外国政治家、德国异政官员、反纳粹活动家和阴谋家的亲属。
虽然在众多德国军官眼中，贝斯特只是个空军上尉，军衔远不及其他人，但是他特别费心地去认识所有人。贝斯特的女人缘很好，然而过去几年他要么被孤立监禁，要么只有男性陪伴，这令他对菲·皮罗兹奥–比罗里和伊莎·维尔梅伦两位迷人的德国女性格外注意。他认为菲看上去太年轻了，不像已婚人士，所以得知她与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故事时很惊讶。金发女郎伊莎外表像个假小子，活泼好动。1933年，还是少女的伊莎就曾惹怒纳粹，只因为同情学校里的犹太同学，拒绝给希特勒敬礼，还因此被开除。成年之后，她在柏林卡巴莱夜总会唱歌拉手风琴，这样颠覆性的角色也带来了盖世太保的审查。尽管如此，她还是逃脱了拘捕，给德国国防军的军队表演。1994年1月时，伊莎的哥哥埃里希时任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随员，由于土耳其叛变到英国阵营，因此她与哥哥和另外一位兄弟麦克都因纳粹德国株连法被捕。
伊莎和菲对于这位比她们父亲还大的英国人印象格外深刻。菲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高大、憔悴、带着独目镜又有点龅牙”的男士。伊莎也和菲一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他的龅牙。这口牙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军牙医的杰作，贝斯特怀疑牙医故意给他整成这副样子，伊莎则认为看上去像口“假的大马牙”，又因为贝斯特总是刻意堆出亲切的笑容，龅牙总是露出来，就给人“谨慎可靠，让人不由得信任”的感觉。
名囚们乱闯乱走之时，监狱守卫争执着该如何处罚违规行为。贝斯特听到他们内部建议再次将囚犯锁起来，有时还听到守卫喊道“所有人立刻回到牢房！”却每次都被名囚的笑声和起哄声湮没。
贝斯特去了牢房厕所，设法看到了窗外的火车调车场，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雷根斯堡被战争摧残后的景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更混乱的地方。”他回忆道。火车道已被掀开，搅成一团，被烧毁打烂的车厢和车头在旁边躺着。
守卫把食物放在牢房，等着囚犯去取时猛地关上门，这才设法将几名囚犯赶回去。但是正当形势对他们有所转机的时候，空袭警报又响了起来。很快，所有囚犯都被带出牢房，用贝斯特的话说，“又乐呵起来了”。更加欢乐的是，警报是假的，虽然头顶上空的确有几百架美国轰炸机飞过，但没扔下炸弹。他们当时的目标是西部和北部的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纽伦堡和拜罗伊特。
名囚们陶醉于违抗纳粹当权者的行为，甚至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假象。他们一点也不自由，甚至处境极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