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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意志帝国总理府邸正面象征纳粹的老鹰标志能活过来飞到空中，就会看到一片狼藉的景象。它会看到总理府残破的外壳，德国元首及其手下还潜藏在府邸地下幽闭的地堡中；它还会看到，方圆几英里内，德国首都的街道被炸弹轰得面目全非。
老鹰自柏林向西北方向飞去，离开正在逼近柏林的苏联军队，它会从勒尼茨森林（Lehnitz forest）和勒尼特（Lehnitzsee）湛蓝的湖水上空掠过，看到在湖泊与奥拉宁堡镇郊之间一片形状奇怪的圈地。圈地呈三角形，从一端到另一端长度不到三分之一英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箭头指向西北，被墙壁、电围栏和防卫塔所包围。圈地内部，有排列成拱形的营房，形状如同风扇的叶片，也有内墙和外墙之间形成的“死亡带”。凭借敏锐的视觉，老鹰还能看到营房和三角底部党卫军行政大楼和盖世太保办公室圈地之间矗立着的绞刑架。三角形圈地的西侧，还有些规模较小的圈地，里面有工厂、射击场、行刑区和毒气室。
这就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昭示着纳粹老鹰所代表体制的终极罪恶，是为人类招致苦难的机器。将近4万名囚犯命丧于此，包括犹太人、政治囚犯，还有苏联战俘。
三角形圈地的一侧还联结着另外两个圈地，从空中看，被旁边巨大的集中营主营衬托得很小，几乎注意不到。其中一个圈地又被分成了四小块，每块都建有一栋楼，如同郊区房屋一般铺设独立草坪，整幢楼却被防守塔和极高的围墙围绕。另一个圈地旁边有几幢小营房。
这两个圈地是特殊仓 A（Sonderlager A）和特殊仓 B（Sonderlager B）。它们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特殊圈地”，与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达豪（Dachau）集中营里类似的设施一样，都关押着第三帝国最重要的囚犯：被占国的首脑、反纳粹的阴谋家、间谍、常从战俘营企图越狱的敌方军官。德国人将这些人称为“名囚”（Prominenten）。有些人已被关押了数年，有些人则刚刚被扣押，但不会再有人久留于此了。在柏林的地堡里，德国元首怒不可遏，因为在他上方，名存实亡的德意志帝国正在崩塌，所以针对这些囚犯，元首批准了一份狠毒的复仇计划。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其他高级官员认为，这些囚犯的生命还有可能被用来当作与盟军谈判的筹码。如果计划不奏效，他们就会成为复仇计划最适合的目标。
***
惨白色钢丝网环绕的特殊仓A中，英俊的英国皇家空军中校哈里·“翼”·戴（Wing Commander Harry “Wings” Day）面色坚毅，抬头望向黎明前的夜空。这段时间，空中空袭活动减少了些。毗邻的奥拉宁堡（Oranienburg）曾遭空袭，但是主攻柏林的大型空袭已不常见了，盟军空袭目标已经转移。一星期前，上百架美国轰炸机曾在白天轰炸首都，但自那以后，只有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几次小型夜间空袭，是由“蚊式”轻型双发快速轰炸机发起的闪电式袭击。
戴的身边是一群“名囚”，他们聚在党卫军手中电子灯笼诡异的灯光下。特殊仓A中关押的“名囚”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有的身着破破烂烂的英国皇家空军军服、苏联红军军服，也有的穿着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其他军队的服装。平日里，他们吵嚷的声音中口音纷杂，从爱尔兰的土音到意大利的自负腔调都有；然而今早，他们异常安静。
很早就有人把他们从床铺上叫了起来，要求他们收拾好行李。许多人都做好了最坏打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疲惫且听天由命的绝望气氛，同时夹杂着些许杀戮将至的恐惧。特别是苏联囚犯，他们深信自己即将被枪决。第三德意志帝国垂死挣扎着，而第三帝国忠臣想将所有人都拉作陪葬的意图展露无遗。
苏联红军模糊而持续的隆隆炮声，从距此不到50英里的东部传来，越来越清晰。西边和南边频频传来战报，称盟军进军势不可挡，形势日益紧迫。盟军的战斗机群接连不断地飞来，在德国全境燃烧的废墟上再倾炮火。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勉强应付着从奥拉宁堡涌入的平民伤员。同时，主集中营中那些囚犯境况日益狼狈，由于猖獗的疾病、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命丧囹圄，也有的在“死亡坑”中被枪决，而在此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命丧于此。他们的尸体堆叠起来，等待被火化。烟囱喷吐着肮脏的烟，臭气令人无处躲避。党卫军的人开始慌张起来，一团又一团的黑烟从行政楼群蔓延开来，那是紧急焚烧处理档案和其他机密文件的烟尘。
有流言称，处死目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黑暗秘密的最后目击证人计划已经敲定。戴和其他的“名囚”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时深深担忧——下一批顺着火化场烟囱消失的是否就是他们。
戴身旁站着的是英国空军上尉伯特伦·“吉米”·詹姆斯（Flight Lieuten-ant Bertram “Jimmy” James），他紧了紧自己的军大衣，那件破烂蓝色皇家空军大衣他从不离身，见证了他五年的囚禁时光（过去11个月他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13次失败的越狱。他肩上背着背包，里面装着少得可怜的家当。还有几个星期就是詹姆斯30岁的生日，但他的表情却如往常一般轻松幽默，还有种磨灭不掉的乐观。詹姆斯和戴被关押期间，几次险些被枪决，还冒着埋在数吨泥土下的危险，在多个战俘营中“挖地道”。他们挺过了盖世太保的审讯，还目睹了纳粹的残暴行径。
与年轻气盛、充满活力的“吉米”·詹姆斯截然不同，46岁的戴显得头脑更加清醒，表情稍显居高临下，举手投足间温文尔雅，但看上去却似乎无精打采，仿佛能骗过所有人。参战不到六个星期，他就被击落成为战俘。被俘期间，身为高级军官的他变为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实际领导。危机降临之际，他可以沉着冷静，对于越狱也意志坚定。和詹姆斯一样，戴也全力参与组织了1944年3月著名的第三战俘营大逃亡。那场逃亡中，有76人成功从地道逃出。詹姆斯和戴和其他的逃亡者一样，都再次被捕；但是和大部分人不同的是，他们没被处刑。两人和其他两位幸存者一同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特殊营，随后一次又一次地逃亡、被捕、免于处刑，被送回特殊仓A。
与集中营主营的恶劣环境相比，两个VIP特营环境相对体面。除了大逃亡逃犯以外，特殊仓A中也关押着众多英国、法国、波兰和苏联军官，意大利勤务兵和四名爱尔兰士兵；还有斯大林的高级指挥官，三位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特务，一位因勇猛果敢而闻名世界的英国突击队员，外加几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他们住的木质营房还算舒服宽敞，还能吃到合理配比的军粮，享受基本的卫生条件。除了一些相互敌对的名囚之外（波兰人和苏联人因两国之仇都对对方沉默不语）。这群国籍迥异的人着实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共享食物、互相打交道，还常对战争与政治进行激烈的讨论。
他们从没见过隔壁的特殊仓是什么样子。其实，特殊仓B更加舒适，由四间“别墅”（实际上是巨大的六室屋子）组成，每间别墅都被极高的墙壁包围。关押在这里的囚犯才是真正的VIP，这里监禁被占国的前任国家首脑。这些囚犯享受的设施近乎奢侈，甚至可以收听广播。就算他们将台调到英国广播电台，集中营的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德意志帝国其他地方，这可是要判重刑的。囚犯也可读书看报，有的将监狱装饰为自家风格，裱上自家画作，配些其他装潢。
不论内外，都不应有人知道VIP被关在这里。有些人用了假名注册，党卫队还要求他们绝不可将真实身份透露给任何人，不论对方是守卫还是其他囚犯。他们都是希特勒1941年消除麻烦敌人的“夜与雾”法令（Nacht und Nebel）受害者。但通常，即便是权力强大的党卫队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保密。
4月3日清晨，当特殊仓A中的军官们聚集起来时，最后一位国家领导人已经离开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几周前就毫无准备地从此地被转移到了另一秘密地点。现在，苏联和希腊军事参谋的高级成员住在特殊仓B的别墅中，其中包括著名的希腊前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帕帕戈斯（Lieutenant General Aleksandros Papagos）。帕帕戈斯神情憔悴，长着鹰钩鼻，他1940到1941年抵抗意大利军入侵时，率希军连战告捷，也因此一战成名，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虽然戴从希腊勤务军那里早已发现帕帕戈斯的身份，党卫队却仍然不遗余力地保守这个公开的秘密。每周，这些将军都会被引导着穿过特殊仓A，前往主营洗澡，一场滑稽戏就在此时上演。每次，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军官都被锁在屋子里，经受着严密的看管，只有当希腊人沐浴完毕，回到私密别墅之后，特殊仓A的囚犯才能出来。
现在不再有人装模作样，特殊仓A的囚犯也在阴暗寒冷的清晨中聚集到一起，原本神秘兮兮的希腊人也加入进来了。傲慢的帕帕戈斯和他的随从一脸不屑地站在他们寒酸的邻居旁边，而邻居们则一个个身着破旧的军大衣，背着寒碜的背包。希腊人站在他们旁边，与其说害怕被德国人枪决，不如说他们更怕被他们的盟友抢劫。
太阳渐渐升起，对于枪决的担忧和紧张之情也消退了些。英国军官在向他们走来的党卫队士兵当中发现了一张友好的面孔：柏林刑警巡官彼得·莫哈尔（Inspector Peter Mohr）。
五个月前，莫哈尔差点救了几个英国军官，让他们免被处决。其中，包括“翼”·戴和“吉米”·詹姆斯在内的五人都参与了那场惊天动地的逃亡。他们只用营房的餐具，就从特殊仓A挖出了长达120英尺的地道。这场逃亡造成了巨大混乱，还在德意志帝国上下引发了一场大型搜捕行动，100多万警察、地方军、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平民都参与了搜捕。此次行动给党卫军高级指挥官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从扰乱第三德意志帝国的目的来看，该行动已经比“大逃亡”要重要得多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洋溢着掩藏不住的欢乐，这群饥肠辘辘的囚犯表现出不屈从的态度，即便会因此遭受守卫的血腥报复也难掩欢乐之情。
党卫军用冷酷的愤怒回应囚犯。英国军官们被警告，如果他们再逃走，就活不到给别人口述经历的一刻了。所以，当他们都被重新捕获，又被铐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惩罚营中时，绝望至极。希姆莱亲口下令，要求这群囚犯在被处决之前必须经受严刑拷打。当时，莫哈尔巡官阻止了刑罚。在他看来，即便这些囚犯犯下一丁点轻罪，也是在他的刑事管辖权控制之下，而不受盖世太保的管辖，所以坚持走正当传讯刑事法庭程序，以此裁决逃犯罪责是否成立。在听取“翼”·戴数小时的证词之后，法庭做出裁决，判定逃犯没有违法。
自那以后，莫哈尔军官友好的形象就在英国军官们心中最温暖的地方扎根了，而站在4月的清晨等待命运裁决之时，看到他的脸真令人安心。
莫哈尔与戴交谈了一番，向他保证，这些囚犯不会被枪决。与此相反，他们要坐火车去一个柏林南部比较偏远的地方。莫哈尔拒绝透露具体地点，但却说在他的监督之下，这些名囚们将会与约莫20个党卫队士兵一同前往。
***
不久之后，天空泛起了鱼肚白，军令也已传到：准备转移。背包上了肩，佣人也抬起了希腊人的行李，在党卫队的看守下，友好的党卫队下士乔治（Corporal George）率领囚犯走出集中营。在大门外面，他们发现两辆设备齐全的巴士已经静候多时，由于太过急切想离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恶劣的周遭环境，囚犯纷纷上了车。
车开到被轰炸得千疮百孔的奥拉宁堡火车站，一辆两节车厢的火车正在外线旁边等待。在下士乔治友好的看守下，这一小撮人上了车，找座位坐了下来。整个过程非常文明，没有通常情况下的威胁和不耐烦的吼叫。戴发现莫哈尔非常想确保囚犯舒适开心。但是坐上舒适车座后，他决定不被虚假的安全感哄骗。经验告诉他，有的德国人擅长骗人，也能转眼间就从文明人变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战争仍在继续，戴会一直保持警觉。
火车发动了，名囚们被警告，盟军的飞机经常低空轰炸火车。英国人却一点不担心，反而很是高兴。作为经常逃亡的囚犯，他们确信，随后的慌张和混乱可以给他们溜走营造可乘之机。
多年的囚禁时光丝毫没有削弱囚犯们制造麻烦的能力。除了戴和詹姆斯以外，火车上参加过第三次大逃亡的囚犯还有空军中尉悉尼·道斯（Flight Lieutenant Sydney Dowse），一位金发帅气的喷火式空中摄像侦察机飞行员；还有光鲜、亮丽的戴高乐自由法国空军的飓风飞行员莱蒙德·梵·维米尔茨中尉（Flight Lieutenant Raymond van Wymeersch）。绵延不绝的德国乡村之景随着吱吱呀呀的列车掠过，维米尔茨想找机会给敌人捣乱的想法又让他心直痒痒。他的性格非常挂相：嘴唇紧绷，细细的眼睛却炯炯有神，盖在了那一堆令人惊恐的黑色卷发之下。维米尔茨还有一个不羁的灵魂，他在法国沦陷之后逃往英格兰，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第174中队。维米尔茨在大逃亡过后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被盖世太保审讯，还听到噩耗，得知法国的母亲和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的父亲将被杀害，但残酷的经历没有打败他顽强的精神。现在，火车南下，维米尔茨非常乐观。
约翰·丘吉尔中尉（Lieutenant Colonel John Churchill）曾是英国突击队军官。他38岁，面色坚毅，极富侵略性。他的外号叫作“疯狂杰克”，因将苏格兰大砍刀带入战场而闻名。他相信，一位军官若不佩剑，就如同穿着不合规。他也亲临战场，用自己的剑与敌人肉搏。1940年在敦刻尔克（Dunkirk），“疯狂杰克”成为“二战”期间唯一一位用长弓杀了敌人的军官。他于1944年被捕并关入名囚监狱，因为德国人把他错认为当时英国首相的儿子兰多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不论处境如何悲惨，疯狂的杰克都不会轻易屈服于逮捕他的敌人。
与血气方刚的同伴相比，戴显得平和、严肃，甚至有些阴暗，他的气质更像指挥官，而非冒险家。被捕期间，他对德国人的心态逐渐矛盾起来。戴很讨厌自愿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德国人，特别是纳粹德国空军。他来自军人家庭，参加过两场世界大战：第一次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第二次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正如许多英国与德国军官（特别是和空军）一样，他自觉高人一等。戴总是坚持命令自己的队伍用最恰当的军事礼仪对待德国军官，也希望德国军官能够以礼回敬。监禁期间，他仍然敦促军人在身陷囹圄时不忘打仗的原则。戴的越狱方法策略性始终极强，虽然逃到友好领地的概率微乎其微，但逃亡本身也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将人力、物力都从战争引走。戴意识到，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移出来，将会是他五年半囚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必须静观其变。
整个转移过程非常缓慢，火车经常打断原本的行程停下来。火车缓慢地穿过已成废墟的柏林西郊，在受损火车轨道上行进的时候嘎吱作响。囚犯们眼前荒凉至极，满目疮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有的街区躺在一片残骸之中，有的仍在燃烧。路面坑坑洼洼，堆满了垃圾，还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军队、坦克和从前线逃走的难民。年迈的男男女女和穿着破布、赤脚的孩子一起走着，把剩下的全部家当塞进行李箱中，或堆在破旧的婴儿推车中。许多人还牵着小牛、羊、猪和鸡，有的还扛着自制的棺材，里面放着去世不久的亲人。女人们因掉在马路上的土豆和煤互相争执。对纳粹德国来说，世界末日来临了。
詹姆斯揣摩着这列不同寻常火车的目的地，火车穿过的走廊分崩瓦解，大概是希特勒疯狂之梦为数不多的残存品了。以莫哈尔和下士乔治为首的党卫队随从军人，都保持着行事作风正确无误、一丝不苟，但无人透露目的地和转移囚犯的原因。囚犯之中盛传许多流言，其中包括他们会成为人质并被转移到巴伐利亚州（Bavaria）山中棱堡，必要时处决。
伊万·乔治维奇·贝索诺夫将军（General Ivan Georgievich Bessonov）相信黑暗预言。他是苏联军官，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和英国人关系很好。不过，身为反共产党军官，他还热衷和德国逮捕兵合作（甚至一度组织一起被囚禁的苏联战俘成立突击队，在苏联战线后打仗），实在是不值得信任。戴非常了解他，将其描述为可以“一边亲吻你一边给你一枪”的人。贝索诺夫相信成为人质的流言。“是的，”他带着苏联口音，道出了烦扰着所有人的忧虑，“一旦盟军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枪决我们。”
不论未来如何，重要囚犯数量如此之多，一定不能落在盟军军队手中。然而，他们被赶到了逐渐狭隘的带状地区，两边被快速逼近的盟军挤兑着，深入第三帝国的中心。戴正琢磨着，若被逼入死胡同，会发生什么？如果继续撤军都不可行，之后如何是好？在死亡之廊的尽头，等着他们的，是好运还是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