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璋将丁文江收为弟子后，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指导他读书。龙先生特别要求他学习“新学”，让丁文江大大开阔了眼界，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明师的指点下，他已不再仅仅将史学当作“实学”，而对中国传统教育之外的学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龙璋还认为丁文江不必去考南洋公学，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维新人士，认为以丁文江的天资和家庭的财力，与其在国内实业学堂学习，不如直接去国外留学。

作为维新派，龙璋赞成在国内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实业教育，但龙璋认为，刚刚兴起的国内各类实业学堂，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与国外的教育水平相去甚远。读国内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差异，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说得很明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建议下，1901年元月，清廷下旨实行“新政”，“新政”内容之一就是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此后，各省陆续开始派遣“官费生”。龙璋的故乡湖南，于1902年首次派遣了一批留日“官费生”，其中就有龙璋的表弟胡元倓。

当然，读国外学校比读国内学堂花费要大得多，如非公派出洋，非豪富之家不能承担。龙璋对丁文江和丁家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他认为，丁文江家境中等，远赴欧美可能较为吃力，但如果去日本留学，则所需路费、学费、食宿费用等比在国内读学堂高不了太多，丁家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况且，比起英美等国，日本与中国语言文化差异较小，中国留学生通常很快就能适应在日本的生活。

然而，出国留学，这在1902年的“滨江偏邑”黄桥还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事。事实上，放眼全国，当时愿意远涉重洋自费留学的人都是不多的。自明朝海禁以来，中国闭关数百年，与国外交往甚少。19世纪，西方虽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到处设立通商口岸，但普通中国民众，仍视外国人为“洋鬼子”，视中国之外为番邦蛮夷。沿海各地的贫苦人民，迫于生计或受诱骗，多有赴海外做苦工者，也有商人为了丰厚的利润，不惜冒风险去“南洋”“东洋”“西洋”经商，但读书人，尤其是家境富裕的读书人，鲜有考虑“去父母之邦”、犯险涉洋。因此，19世纪末，清政府刚开始派遣人员出国留学时，应征者寥寥无几，且主要来自沿海福建、广东两省，很多省连一个留学生都派不出去。到了19、20世纪之交，愿意考“官费”出国读书的人多了起来，但自费留学的大多出于高官巨富之家，像丁文江这样的“偏邑”小康之家，很少有送子弟出国读书的。

自费留学之所以罕见，所需费用高昂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眼界普遍不够开阔。以当时的交通水平，从泰兴到不远处的苏州、上海，路上都要花几天时间，算得上出远门，一辈子没出过泰兴县境的人比比皆是。况且，此时丁文江的母亲单夫人去世刚满一年，按照儒家礼法，母亲去世，儿子应守孝三年，亲戚们纷纷议论：哪有母亲去世刚一年，儿子就要出远门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以神童丁文江的才华，读书中举不是难事，何必花那么多钱、去那么远的地方搏一个未知的前程呢？

丁文江的父亲丁臻也觉得，儿子年纪还小，作为富家少爷，自幼衣食住行处处有人伺候，出门时不是乘船就是坐轿，乃至“从未步行到三里以上”，现在突然要去另一个国家，生活能否自理？饮食风俗是否习惯？另一方面，他虽然信任龙县令，但长久以来的正统教育使他对新学远没有儿子那么热衷，心里不能不嘀咕：孔孟之道才是正道，科举才是“正途”，儿子是不是去苏州跟随中过进士的表姑父曹叔彦读书应举更好呢？当时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虽然丁臻不阻拦丁文江报考南洋公学，也不排斥他学“新学”，但他从未完全放弃让儿子读书中举的旧梦。

多年后，胡适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曾感慨，在黄桥那样的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安石笔下的神童仲永，正是因为周围的人目光短浅，成长环境不佳，以至于成年后“泯然众人”。如果不是恰好遇到见识非凡的龙璋县令，很难说丁文江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仲永。直到成年后，从英国留学归来，丁文江重新见到的故乡仍是“风气闭塞”。据他的四弟丁文渊回忆，丁文江在北京工作时“不愿意我在暑假时候回到老家泰兴黄桥去度假。他说，我们家乡的习气太坏，不适宜于一个青年，所以要我到北京他那里去”。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龙璋先生的力劝，丁文江是不可能那么早出国留学的。

然而，与泯然众人的仲永相比，丁文江非常幸运。他不仅生长在富裕之家，有能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在人生关键的转折点上遇到了有“满清名县令”之称的龙璋。龙璋既是文江的恩师，又是泰兴县的父母官，出身名门且交游广阔，是丁家上上下下都很敬重的人。他出面晓以利害，终于说服了丁文江的父亲，同意丁文江随同龙先生表弟胡元倓去日本留学。

胡元倓字子靖，长丁文江15岁，生于湖南湘潭书香之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选“拔贡”（贡生的一种），1902年被选为湖南省首批官费留学日本的十二人之一（实际成行有十一人）。他立志从事教育事业，东渡日本后，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这一时期，胡子靖了解到日本人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对明治维新的深远影响，触动很大。回国后，他立即联合龙湛霖、龙璋叔侄，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明德学堂。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蒋廷黻、任弼时等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在此就读。胡子靖誓言“磨血办教育”，后来成为与张伯苓齐名的近代著名教育家，能够得到这位未来的教育名家陪伴一同出国，又是少年丁文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龙璋说服丁家父子后不久，胡子靖从湖南来到泰兴，龙璋将丁文江郑重托付给表弟。胡子靖带着丁文江，先去上海，从上海登船去日本东京。当时富家子弟出国留学，多有挑夫挑着满箱的银圆跟随，去日本虽然花费没有去欧美那么多，但也是一笔巨款。丁文涛回忆，为了送丁文江出国留学，父亲“举债以成其行”——向黄桥镇仁源生药店（与丁家有生意往来）借了500大洋。借钱不是因为丁家财力不足，实际上，丁文江在留学日本期间，家中的经济供给还是不成问题的，直到他自作主张转到英国留学之后，家里给他的经济支持才发生了困难。据熟知丁家情况的人分析，之所以要在丁文江赴日本留学前借债，可能是经商的丁家一时之间拿不出太多的现款，因此需要跟同行拆解，“临时互通有无而已”。

只比丁文江大一岁的长兄文涛，也是对新思想和新世界抱有向往的青年，他不仅赞同弟弟出国留学，自己也想出国读书。然而，母亲去世未久，三弟、四弟尚年幼，需要照顾。从经济情况来看，长子和次子同时出国留学，对丁家来说也是沉重负担。何况，身为长房长孙，按照中国传统，丁文涛有更多的家族责任。对于丁文涛不能与丁文江一起出国留学，同族的丁廷楣后来曾表示惋惜，他在口述实录中说，丁文涛风采不俗，“因系长子，未能外出求学，甚为可惜”。丁文江当时对哥哥说：“不有居者，谁侍庭闱？不有行者，谁图国事？家与国，尔我当分任之。”少年心事当拏云，丁文江决心去陌生的日本留学，像那个时代很多有志青年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求新知、认识广阔世界的渴望，而主要是为了拯救不断遭受列强欺凌、灾难深重的祖国。抱着这样的志向，他与胡子靖先生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东京的轮船。 R/b9diJWRVIpYILv4mzPeLWgHuN0Qep/OaCf3NINz4Df6tUz2jyJQ3Vnw0yPld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