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父亲丁臻，又名祯祺，字吉庵，是丁椿这一支的长房长孙。按照中国传统，长房长孙在家族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吉庵先生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但继承了丁椿创下的偌大家业，也是丁氏义庄的主要管理者。丁文江出生时，丁臻既要打理自家生意，作为地方绅士和长房长孙，也要处理地方和族中的事务，非常繁忙，因此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了丁文江的母亲单夫人肩上。

单夫人出身书香之家，通文墨，思想开明，对子女的管教约束也很严格。据丁文江的大哥丁文涛回忆，母亲对自己和弟弟虽然“爱护周至”，但并不溺爱，“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虽然是富绅之家，僮仆成群，但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单夫人一定不会假手仆人。即使要差仆人做事，她也会和颜悦色，绝不会颐指气使。她不仅自己坚持这样做，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做。更为难得的是，单夫人不是一个一味地谨小慎微的家庭妇女，她经常鼓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不能庸碌无为、目光短浅。丁文涛认为，弟弟文江在年少时就敢于“去家万里”、游学异邦，后来在长途地质旅行时不畏艰难困苦，凡事亲力亲为，乃至养成节俭、宽仁等良好品格，都是童年时期母亲家庭教育奠定的基础。

丁文江天资很好，记忆力强，悟性高。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外出时看到街边的牌匾、楹联，母亲常常会指着上面的字教他辨认，有时去药店，就让他认药名。据丁文涛回忆，到了五岁（虚龄）进入私塾读书时，丁文江已经认识很多字，以至很快就能“寓目成诵”了。母亲在教他认字时，还会随时加以解释，所以当私塾里的老师给丁文江讲授《千字文》等书时，他不仅能认识书上的字，还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丁文江的父亲自己没有走科举仕进这条路，但非常希望儿子们能好好读书，考取功名。为此，他特地请来一位很有声望的贡生，为他掌管家塾。通常家境富裕又重视子弟教育的乡绅，会请秀才担任塾师，而“贡生”是秀才中的佼佼者，延请贡生做塾师，需要更高的费用。然而，丁文江对父亲郑重请来的这位贡生老师，却不大佩服，他晚年曾撰文说：“教我书的先生是一位名贡生，但是他写封普通信札，还不如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写得流畅。”对于私塾生活，丁文江也觉得枯燥无味，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回忆起自己在私塾度过的时光，至少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种种童年乐趣，而丁文江却只有抱怨：“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有一部分向来是反对运动，反对娱乐的。所以我们在私塾读书的时候，一步不准出书房，终年没有假期。”几十年后，他还在为朋友之子的遗著所作的序中说：

他的遗著很可以代表目前优秀青年的知识和志趣。七篇中文、五篇英文之中，一篇是他毕业的论文，是讲物理的，此外六篇讲航空，一篇讲医学史，一篇讲新闻史，两篇讲外交，一篇小说。许多腐化的人动辄骂现代青年不如从前。请问三十年前，哪一位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有这种知识，能写这种文章？就是他的死也足以代表时代的进步。三十年前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还饱受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教训，路且不会走，何况游水？喜欢运动，不怕冒险，现在的青年比三十年前高明何止十倍！所以我看了汤晋遗著，一面为朋友和社会可惜这一个优秀的青年，一面觉得这是三十年来青年进步的证据。

由贡生执掌的家塾，所传授的当然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圣人之言”。在这里，丁文江不可能像几十年后的青年那样学到物理、航空、医学、新闻、外交等现代知识。虽然当时西风东渐，国内的维新派已开始提倡“新学”，各地陆续开办了同文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但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尚未废除，读圣贤书、做八股文，仍然是私塾里的“正业”，科举出身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途”，除非家境困苦，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新学堂。为了吸引学生上新学堂、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人才，新式学堂大多不仅免除学费，还会提供生活补贴。与丁文江同龄、日后“科玄论战”的另一著名主角张君劢，就是由于家道中落，12岁时奉母命入读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出路。

家境富裕的丁文江当然不会被送进这种新兴学堂。15岁之前，丁文江都在家塾里读“圣贤之书”，他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四书》和《五经》的学习，日常主要功课是做八股文和“试帖诗”，这都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他不喜欢八股文，认为讲究套路的八股文就像演戏一样造作，但他也能把八股文写得很好，乃至“偶一文成，师必称善”。至于“试帖诗”，这是丁文江的拿手好戏，他在这方面极具天赋。据说，有一次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丁文江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为此大为高兴，认为这个学生资质不凡，有“宿慧”。

在完成课业之余，丁文江喜欢读诗，他喜欢那些有真情实感、洒脱自由的诗，不喜欢拘泥于格律、工整呆板的诗。丁文江的挚友傅斯年曾说，他非常厌恶“选学派”的诗，喜欢杜甫的诗，这与他的性格和为人是一致的。苏轼的诗，丁文江也很欣赏，直到晚年他还能背出很多首。同样喜爱苏诗的傅斯年说：“苏诗真是气象万千，没有人像他这样多方面。”丁文江说：“惟其如此，专就一格论诗是不当的。”

在古文方面，丁文江“既不喜那些小品风趣，也不爱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韩退之，说韩文‘蛮不讲理’；他很崇拜柳子厚”。他还喜欢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据丁文涛说，丁文江之所以喜欢这些文章，是因为钦佩顾炎武等人的民族气节。他对史书很感兴趣，六七岁就开始读《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课余时，他常常与最要好的朋友顾甸青一起谈论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情况，分析其中的因由，评判其利弊得失，有时也会评鉴各个朝代有名的人物。虽然只是两个小小少年，却颇有指点江山的气概。

读小说也是丁文江的业余爱好之一，他特别爱读《三国演义》，并且小小年纪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人人钦佩的关羽“关圣人”，他却不以为然，更口出豪言：关云长就是个刚愎自用的匹夫，怎么能被尊成“圣人”呢？他敬佩的古代人物是唐代的陆贽和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就在距离他家乡不远的扬州城，清军南下时，史可法曾经在此坚守，最终殉难，这位民族英雄一直是丁文江的偶像。

11岁那年，丁文江作了一篇《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洋洋洒洒数千字，老师称赞不已，“神童”的名声自此传开。一些亲朋好友便劝丁文江的父亲送他去考秀才。丁文江当时实足年龄只有十岁，但清代江浙地区教育水平很高，幼童考中秀才的先例不少，甚至有九岁的小秀才，所以他的父亲当时也动了心。然而，丁文江的母亲单夫人却坚决反对，她认为文江年龄太小，如果现在就考中秀才，难免骄傲，反而对他将来的发展不利。既然孩子的资质好，就更得好好雕琢才能成大器，不能急于求成。父亲觉得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就让丁文江继续在私塾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f7ViACNwjaV1h5yO+ycmwTch0NnU0tu/wMYuSnbkd0y6g5w4aB44twD34HprEo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