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人，地质调查所一时之间无法展开工作，所需经费也就有限。当务之急是把地质研究所的教育工作开展起来。丁文江打听到北京大学停办地质专业后，一批地质学的书籍和从德国购置的仪器、标本闲置下来，于是他把这些书籍和设备全都借了过来，顺便把北大地质学教授梭尔格也一起请到地质研究所帮忙。

梭尔格是个性格直率的德国青年，来北大之前曾在柏林大学任助教，在北大时被同事认为“脾气不好”“根本看不起中国人”。丁文江跟他谈了几次，又看了梭尔格在北京西山的地质调查工作，认定梭尔格是“很可敬爱的学者”，力排众议把梭尔格请了过来。后来，丁文江不仅与梭尔格相处融洽，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因此感叹：“可见外国的专门家不能与中国人合作，不一定是外国人的过失。”

但丁文江也不迷信外国专家。另有一个在北大教矿物学的德国人，听说地质研究所请了梭尔格，找到丁文江毛遂自荐，说他刚从山西井陉煤矿工作回来，有丰富的地质工作经验。但他拿来的一张井陉煤田地质图，丁文江一眼就认出是用李希霍芬的旧图放大的，因此没有聘用这个人。后来丁文江去井陉煤矿，遇到矿上的一位代理工程师、德国人戈尔登堡，才知道这个人因为北京大学停办地质专业，失业后来到井陉煤矿，准备找同乡谋一份工作，结果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私生活混乱被赶走。临走前，此人把李希霍芬的旧图放大，戈尔登堡当时还觉得奇怪，“正不知道他有何用处”，听丁文江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拿去骗人的。丁文江说：“我于是又知道所谓外国的专家，不是可以随便乱请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是曾经做过实业部、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的何橘时，他对于地质研究所慷慨相助，不仅借书、借设备、借教师，还一并借出北京大学在马神庙的部分教室和宿舍，使研究所初步具备了办学条件。于是，1913年夏，地质研究所的组织者们一边订章程、定课目，一边开始招生，招生条件是“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根据研究所设立时所订的章程，研究所分为甲乙两种学科，甲科偏重矿物学，乙科偏重古生物学，学制均为三年，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达到“技士”的水平。

7月1日，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入学考试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举行，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数学三门。经严格考核后正取27名学员，备选9人。据地质研究所第一批毕业生之一朱庭祜说，1913年夏天，他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中读书，由于学校在“二次革命”时遭到炮击被毁，恰好听说地质研究所招收学员的消息，他就与同班同学谢家荣等人一起报了名。然而7月举行入学考试时，他却因正在生病，没能参加。看到同学谢家荣、刘季辰、唐在勤三人都考取了地质研究所，朱庭祜不甘心，要求去北京补考。丁文江在工商部内主持了对朱庭祜的单独考试，考试结束后，他对朱庭祜说：“你的国文和算术程度已够，英文尚差，应在暑假期中好好补习。”当时朱庭祜19岁，而主考官丁文江也只有26岁，朱庭祜对这位主考官的印象是“态度庄严，言语爽朗”，令他既尊敬又畏惧。

这一年10月1日，地质研究所正式开学，共有30名学生入学。一个月后，丁文江就同梭尔格去山西的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调查了。地质研究所刚组建时，根据工商部的部令，担任教职的除了地质科原有人员外，还聘请了中外地质专家授课，由于地质学科特别注重实践，授课教师们除了教学任务，还有一半的时间要用于外出调查。所长一职暂时由丁文江兼任，等丁文江出去做地质调查时，再另派所长。于是，1913年11月，当丁文江去太行山时，章鸿钊就接替丁文江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一职。

研究所创立之初，教员奇缺，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也来帮忙，讲授冶金学。地质研究所当时的教师都是兼职人员，“教员无定额，除所长兼任教员外，半以部员充之。其余计时授薪而已。民国三年，由所长章鸿钊呈请派留比博士翁文灏，充本所专任教员，是为教员有专职之始”。在研究所教课的工商部（后改为农商部）职员，除张轶欧、章鸿钊外，还有邢端（当时的工商部技监，1917年担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教中国地理）等人。部外所请的专家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如王季点教化学、冯庆桂教动物学、冯祖荀教三角和微积分、王莹教物理学和德文、李彝荣教图画实习等。后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烈在研究所教构造地质学，德国学者梭尔格在地质调查的间歇也教过岩石学。在张轶欧的帮助下，1912年取得比利时鲁文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翁文灏，于1914年成为地质研究所兼职教员，讲授岩石学、地质通论等课程，1915年初成为研究所的第一个专职教员。丁文江由于一直在外地进行地质考察，虽然主持了地质研究所的入学考试，却直到第二学年才开始授课。 hgPsTUkWih5rlC1ISyNTGycauzOXeM+Z5HbLLx2c/37m+I76JqSbtj1s+80M/2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