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轶欧的邀请，不明就里的丁文江还以为终于能用上自己平生所学，好好干一番地质事业了。结果，他到了北京一看，地质科里除了自己这个“佥事”外，只有两个科员，并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学地质的。原来，所谓“科”，非科学之“科”，而是办公文的机关，与清朝的衙门没有多大区别。没过几天，他进一步发现，“地质科”不仅做不了地质实事，连公文也没多少可办。既然如此清闲，丁文江打算自己看看书，做点研究，然而这个一穷二白的科室，既没有地质学书籍，也没有地质标本，他只好掏出自己带的李希霍芬所著的地质学书来看。当丁文江看到书中提到北京西边某斋堂时，他问那两个科员是否知道这个斋堂，结果两人一脸茫然。如是过了一段时间，丁文江觉得这种坐机关的日子实在是百无聊赖，虚耗生命。

他向部里要求进行地质旅行，报告打了好几次，工商部都告诉他“没有经费”。只有两次，在向工商部提出要求并提供经费的情况下，进行过为期很短的地质调查。部里没钱，这也是事实，并不是官老爷们有意为难丁文江。当时，不仅工商部没钱，整个北京政府都没钱，财政既困难又紊乱。“大总统”袁世凯本人曾在1913年7月亲自发文抱怨：“自前清之末叶，久岁入之不敷。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因为财政困难，袁世凯想方设法节省开支，推行“减政”，各部的行政经费一再被削减。丁文江来到工商部不久，时任工商部总长的刘揆一就因中央决定减少工商部经费、部务无法开展，愤而辞职。所以，当丁文江要求进行地质旅行时，工商部确实拿不出钱来进行支持。

然而，对于地质研究来说，枯坐办公室是出不了成果的，地质旅行和实地考察实在太重要。此前，在中国进行长期、系统地质考察的大有人在，但都是外国人：1863至1865年，美国地质学者庞佩利（ R. Pumpelly，1837—1923）首次在中国开展了地质考察，他对我国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进行考察后，于1866年发表了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 P. S. von Richthofen，1833—1905）于1860年和1868至1871年两度来华，走过了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回国后出版了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 A. Hedin， 1865—1952）于1885至1930年期间，先后六次在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研究著作。大规模调查中国地质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外人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人自己要详细得多，这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相当危险。章鸿钊在《六六自述》中，叙述了他在日本学习地质时，对于这种情况的忧虑：

于尔时弟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地质学者有体有用，仅就其用言之，所系之巨已如此，他何论焉。予之初志于斯也，不虑其后，不顾其先，弟执意以赴之，以为他日必有继予而起者，则不患无同志焉，不患无披荆棘、辟草莱者焉，惟愿身任前躯之提倡之责而已。

为了撰写毕业论文，1910年，章鸿钊在故乡杭州及周围的富阳、临安、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研究，次年完成学士学位论文《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我国近代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而丁文江于1911年在云贵一带的地质旅行，也可算初步的地质调查。然而，这些屈指可数的中国人对中国地质进行的考察，无论时间、设备、方法还是所出的成果，与在中国考察的外国地质学家相比都是远远不够的。章鸿钊、丁文江等中国近代地质学先驱，都深以此为忧，立志要改变这种情况。

没有经费，无法进行远途地质旅行，待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而且无所事事，丁文江哪里受得了这样虚度光阴。有一天下班后，他去找好友兼上司张轶欧抱怨，张轶欧乘机拿出章鸿钊在地质科任职时所写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告诉丁文江，自己与章鸿钊早就想设立地质调查所和研究所了，但是因人才及资金缺乏、时机不合适等原因，至今还没有付诸实施。丁文江看了这份计划后，很是赞同，立即鼓动张轶欧向工商部打报告，要求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变行政机构为学术研究机构。

地质调查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成立地质调查所，须有一批经过正规科学训练的专门人才。而当时国内地质调查专业人员奇缺，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地质专业人才极少，要等国内大学培养一批合用的地质调查人员，不仅在时间上来不及，实际工作能力也不一定符合地质调查所的要求。丁文江认为，地质教育本来应该由大学来办，不应由政府部门来办，但在现实状况下，地质调查所除了自办地质专业高等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在向工商部申请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的同时，一并请求设立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在《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丁文江对此有清晰的阐述：

调查地质著手之难，难于经费与人才。然试办期中不期大举，则经费鸩集尚不甚难；惟经验之才、技术之士，非作育于前，难收效于后。北京大学虽有地质一科，然不足以供地质调查之用者，其故有三：（一）缓不济急……（二）学生太少……（三）学生过于文弱，不耐劳苦……今若必俟大学办有成效而后着手调查，则此数年中将彷徨掇拾补苴之末技而无一事之进行……

工商部批准了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的设立，并在张轶欧的举荐下，任命丁文江为这两个所的所长。看到自己制定多时却无法实现的计划，竟然在丁文江手里变成现实，章鸿钊大为佩服。他后来说：“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的做起来了。这不单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

章鸿钊对丁文江的行动力十分赞赏，但成立和经营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这件事可不是能够“轻轻的做起来”的。此时是1913年夏秋之际，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正如火如荼，北洋政府本来就深陷财政困难的泥潭，为镇压各地的“讨袁军”，军费开支大大增加，更是缺钱缺得焦头烂额，没有多余的经费拨给新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和研究所。虽然困难重重，丁文江却没有因此退缩。 Er8OFL56jUSCfmE4SB25ijxA8FZwy7SJynC+sWdaS66AHapS1TudKerTZnoFtJ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