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七年前来英国时路途上的经济窘迫和各种奇遇，怀揣一百多英镑的丁文江这次度过了一个多月平静的海上航程。他乘坐的远洋轮船先后穿过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终于在5月9日到达越南北部最大的港口——海防。下船后，丁文江先坐汽车到越南首府河内，再由河内乘火车往昆明进发。

越南当时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实际上是法国殖民地，而云南也是法国的势力范围。1901年，法国在自己的这片势力范围内开始修建滇越铁路，分为越南段（越段）和云南段（滇段），全长854公里。这条穿越崇山峻岭的铁路修了近十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于1910年竣工，1911年初丁文江回国时，滇越铁路刚刚全线通车。与普通铁路不同的是，滇越铁路是窄轨铁路，轨距仅1米，火车用的是蒸汽的米轨机车，客车车厢为法国木制车厢。滇越铁路所经过的地区地势复杂，火车车速非常慢，以至于直到很久以后，云南还流传着“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的民谣。所以，尽管从河内到昆明只有五百多公里的路途，当时坐火车却要用足足三天的时间，并且每天还要下车住宿。

5月10日，丁文江所乘的火车开到了红河右岸的劳开（今越南老街），劳开对岸就是中国云南省的河口县，中间只隔了一座桥。当天晚上需要下车住宿，丁文江出于安全和卫生考虑，本想找个外国旅馆过夜，但一下火车就被一家客栈的人拉走。到了这家所谓“华安栈”，丁文江发现，这是一家广东酒楼，虽然拉客的人带这位“洋学生”去的是酒楼最好的房间（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妓女接客的房间），但是没有可供洗澡的设备，蚊子太多，左右隔壁弹唱声一直吵到凌晨四点，加上天气闷热，枕席又硬又臭，丁文江一夜没睡，痛苦不堪。想起在欧洲旅行时那些干净舒适的旅馆，丁文江不禁百感交集。

吃完早饭，丁文江又上了火车。火车从劳开经红河桥开往中国境内的河口，在河口海关，他被一位爱尔兰口音的人询问“为什么没有辫子”，并且问他是否带有军火。丁文江这才想起临别时同学送给自己的那把枪，幸好他忘记了买子弹，因为只有一把空枪，又有驻英公使发的护照，上面写明他是回国游历的英国留学生，这才没有被送到官厅扣留审问。

在云南境内，丁文江在火车上一路领略了高山峡谷的险峻风光，从劳开到云南红河州首府蒙自只有113英里（约182公里），却要穿过128个山洞。火车大部分时间穿行在很深的峡谷里，不仅温度高、湿度大，而且有很重的瘴气，丁文江切身感受到了滇越铁路修筑的不易。据说，在法国人动工修筑这条铁路时，云南本地人深知条件恶劣，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工，法国人和包工的意大利人在山东、直隶等遥远的省份，许以优厚的待遇，加上当地的地方官帮忙，骗招了大约一万多工人。这些被骗去的工人能拿到手的工资很少，工作条件更是非常糟糕，云南地方官不敢得罪洋老爷们，对于这些工人的境遇不敢过问，因此工人死亡率很高。在南溪那样最艰苦的路段，甚至有“一根枕木一条命”的说法。丁文江不久后在穿越云贵高原的路上，曾在昆明东边的板桥驿一家客栈的墙上，看到一位参与修建滇越铁路的直隶工人写的诗：“万里作工还被虐，乡山回首欲归难。十人同路余三个，五日奔波始一餐。岂食几家饭韩信，干人有客愧袁安。寄言来往衣冠者，末路应怜范叔寒。”这位自称“津门穷客”的工人还说明了写诗的缘由：“丙午春偕同辈作工于滇省，不堪法人之虐待，相率辞归。既出省城，资斧断绝，同行者十人，惟存余三人而已。寒宵不寐，书此以自写苦况。”丙午是1906年，即滇越铁路云南段开筑第三年。丁文江看了这首诗，感叹良久，说“这是在中国修铁路最可痛的历史”。

5月12日，火车抵达昆明。丁文江在昆明停留了17天，期间游览了昆明的西山、滇池，还去看了昆明周边著名的地质奇观——石林。他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做地质调查，对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很好奇。丁文江曾读过英国军官戴维士所著的《云南》一书，知道云南的土著民族很多，不仅语言和风俗各异，连人种都与汉人不一样。游西山时，丁文江看见很多与汉人男子的装束差不多、背行李上山的女人，同游的人告诉他，这些人都是“猓猓”，他饶有兴趣地观察了很久。

在昆明，丁文江还去拜访了一位较有名望的学者——叶浩吾。叶浩吾是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早年曾被张之洞延入门下，并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教过书。他是个热心启蒙的维新派，跟丁文江的恩师龙璋一样，具有新锐的思想和开阔的眼界，很早就开始大力提倡学习科学、学习外语。除了热衷于办教育，他还与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蒙学报》并任主编。1898年，叶浩吾的堂叔、维新派名士叶尔恺出任陕西学政，他做了叶尔恺的幕僚，当叶尔恺转任云南提学使时，叶浩吾也跟着他来到昆明。

叶浩吾爱好广泛，地理、地质也是他的兴趣之一，曾著有《清代地理学家传略》《西域帕米尔舆地考》《滇省矿物志略》等。当他在偏远的云南见到从英国学成归国的丁文江时，十分高兴，两人一见如故。闲谈中，叶浩吾得知丁文江是江苏泰兴黄桥人，于是问丁文江有没有读过“同乡”徐霞客的游记，丁文江茫然不知。叶浩吾告诉他：徐霞客的家乡是江阴，江阴离黄桥不远（两地仅一江之隔，黄桥在长江北岸，江阴在长江南岸）。这个人一生好游历，是明代的地理学家，你学的是“地学”，又喜欢旅行，应该好好读读你老乡写的游记。

此时叶浩吾正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他很想留丁文江在学堂教书，被丁文江婉拒。大度的叶先生不仅没有介意，还细心为他准备接下来的旅途所需物品。叶浩吾的堂叔、曾校勘并出版了陕西味经本《天演论》的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对丁文江也很赏识，他得知丁文江要穿越云贵高原回江苏时，特地派了两名护兵一路护送。

于是，丁文江带着两名护兵、九名雇工、一堆行李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昆明。从昆明经贵阳到镇远，有800公里路，这条道路开辟于元代，明清时期发展成云南的一条出省大道，按驿路走大概需要28天的时间。一路上，住宿条件简陋，餐饮更差，客栈往往只供应白饭，客人不仅要自己买菜，还要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在厨房里自己排队做菜。丁文江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没有带厨子，幸好两名护兵里有一个会些炒青菜和炒鸡蛋等简单的菜式，不然这一路上只好吃白饭了。领教了这样的客栈，丁文江才知道，原来他在国境线边上劳开住的客栈，已经算得上十二分近代化的了！

沿滇越铁路穿过滇南的高山峡谷时，丁文江已经为云南的原始、荒凉、人烟稀少所震惊，而云贵交界处更为凄凉。比如从昆明出发经过的第一个小城——马龙州，城里只有几百口人。让丁文江没想到的是，贵州又比云南的情况糟。云南虽是高原，丘陵起伏，但丘陵之间还有很多被称为“坝子”的小平原，如昆明坝子、曲靖坝子等，坝子里到处都是水田，每隔两三里还能见到村落人家，此时正值五六月间，满眼绿色，让丁文江觉得还有点儿他所熟悉的江南的影子。而到了贵州，一路都是大大小小的峡谷，每天满眼所见只有光秃秃的石头山，不要说动植物和人，连水和土都很难见到。此外，云南大部分地区以气候宜人著称，贵州则不仅地理条件恶劣，天气也差。丁文江在贵州走了一个月零七天，其中十五天是雨天。而十几年后他再到贵州进行地质考察，五个月中只有二十八天是真正的晴天，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天无三日晴”。

从昆明到镇远，这一路所经过的十二个州县，人口超过一万的只有贵阳和安顺，其中清平县和黄平县虽然号称州县，其实人口都还不到一千人，不比丁文江家乡的一个普通村庄人多。田地少，人口少，矿产等资源又不如云南丰富，加上贵州地势复杂艰险，素有“地无三里平”之称，车和船在贵州基本上派不了用场，交通运输非常困难，即使有资源也难以运出去，因此非常贫困。那时，全贵州省的田赋不到一百万两，还比不上富庶的江南地区一个大县。

贵州人民生活之穷苦，让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丁文江永生难忘。让丁文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贵州劳动阶级吃盐的方法”：

我一到了贵州境内，就只看见辣子，少看见盐粑（四川来的成块的盐叫作盐粑）。大路边的饭铺子，桌上所陈列的是，白米饭、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没有一颗一粒盐屑，另外有一只碗里面放一块很小的盐粑；吃饭的人，吃得淡了，倒几滴水在这碗里，然后把这几滴盐水倒在饭菜里，得一点咸味。我从两头河到杨松的时候，在半路上“打尖”。一个夫子喊道：“老板娘！拿点水来放在盐碗里。”一个五十多岁老妇人走了出来，慢慢的说道“盐碗里放不得水的！放了水化得太快了。你们嫌淡，拿起来放在嘴里呷呷就好了”。果然那个夫子照她的话把那块盐拿起来呷了一呷。不到一刻工夫，我眼看见这一块盐在九个夫子的口里各进出了一次！

生长在长江北岸小镇的丁文江，从小既觉得自己家乡贫穷锢塞，也觉得对岸的江南没有传说的那么好。他小时候去苏州的表姑家玩，看到即使是以富庶著称的姑苏，也是满城破破烂烂的房子和穷人，街道肮脏狭窄，河流浊臭，早上起来满街都是马桶，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出国以后，特别是去了干净、卫生、近代化程度高的欧洲，回想起江南的逼仄，他更觉得那非但不能称作“天堂”，简直是人间地狱。但这一趟滇黔路走下来，他才“渐渐感觉到江南的好处”，知道江南确实已经可算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了。他写了首《黔民谣》，哀怜那些仿佛生活在地狱中的贵州人民：

黔民苦！黔民苦！无可奈何生瘠土！

有煤无米不能炊，有米无柴不能煮。

去年禁种罂粟花，今年十室九无家；

改种粟黍三两亩，收来一半是泥沙。

泥沙污恶不堪食，沟渎流离谁爱惜？

那堪新政更频仍，酒税屠捐不得息。

且说新官作吏忙，布将文告遍村坊；

富国必先兴实业，尔民养牧且栽桑。

可怜资本从何处，无蚕无畜空张皇。

况复今春风雨异，天灾人祸一起至；

秧田漂没未能栽，山水忽来无处避。

破屋疏篱风雨侵，饥寒阴湿疾病临，

无药无医胡不死？白骨残于乌江水！

吁嗟乎！

君不见津沪恶少年，金钱十万腰中缠；

饱食暖衣无所事，日向勾栏乞妓怜。

丁文江此行带上了英国军官戴维士制作的云南地图，到了贵州省境，参考的则是武昌舆地学会所出版的略图。经实地勘测，他认为戴维士的地图上沿路的距离、高度都比较可信，而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上没有标出高度。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平彝县开始，他沿途用指南针步测地图，还用气压表测量高度。按照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过了亦资孔，沿驿道走，可由普安、盘江、铁索桥、永宁、关索岭到安顺的黄果树。但丁文江发现，过了亦资孔后，大路忽然指向东北，经两头河、刘官屯、杨松、罐子窑、花贡，一直到毛口河。而在舆地学会的地图上，除了刘官屯和毛口河，其他地名都没有标出来。

熟悉这条路的人告诉丁文江，驿道不仅不从普安走，而且也不经过铁索桥、关索岭，而是从毛口河经郎岱、坡贡再到安顺的黄果树。这条路沿途极其荒凉，从平彝到郎岱，整整走了七天后，才看见城池。路上除了驿站，就只有很小的村落，往往只有十几户人家。丁文江到贵阳后，买了部《贵州通志》，才发现从毛口河、郎岱走的是雍正七年（1729）以后改的新驿道。当时，大臣鄂尔泰奏称：贵州这条经过盘江、铁索桥的驿道异常难走，请求改用毛口河、郎岱的新驿道。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虽然翻刻自乾隆年间的“大内舆图”，但“大内舆图”以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图为蓝本，没有丝毫修正，标的自然不会是新的驿道。让丁文江吃惊的是，不但武昌舆地学会的图是错的，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相关地图，标的都是从普安走的旧驿道。也就是说，从1729年到1911年，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相关地图上这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一直没改过来，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文化人也不少，但地图的错误一直没有被发现过！

实地勘测了新驿道的丁文江，觉得雍正七年的改道非常令人不解，因为新驿道同样“极其不平”，并不比旧驿道好走。而且，新驿道还向东北绕了一个大弯子，同样是到黄果树，比旧驿道要多将近六十里路。他想找个机会实测一下旧驿道，与新驿道做个比较，但一直没能如愿。这个困惑直到1929年才解开，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要修连接云南、湖南的滇湘铁路，在测量路线的过程中，碰巧测量了贵州的这条旧驿道。丁文江将两条驿道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新驿道虽然也有三个大峡谷，但峡谷两岸的坡度大体上比旧驿道平缓。所以，新驿道虽然绕了几十里路，还是值得的。丁文江也因此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在贵州“地无三里平”：

第一它是一个高原，但是比西面的云南东部高原要低八九百公尺。从高的高原向比较低的高原走，路当然不能平。第二贵州高原中间又有许多五百公尺到一千公尺深的峡谷。第三所谓高原并不是平原，中间处处都有丘陵起伏，地形极其复杂。

而在中国的旧地图上，贵州境内复杂的丘陵和峡谷，被画成了“长蛇式的山脉”，这让丁文江很恼火。二十余年后，他与翁文灏等人在申报馆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这是中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按照高线和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被称为“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革新中国地图的念头，大概在他走贵州驿道、对武昌舆地学会略图产生疑惑的时候就有了。

穿越云贵高原，一路行来，丁文江所注意的不仅是地质、地理、经济情况，还特别留心西南的土著民族以及当地风俗。他的行李中有一部用一英镑买来的照相机，他用这部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的直接接触，使他对人种学产生了兴趣，丁文江对这些土著民的外形、穿戴打扮、居住地、语言、习俗等，都尽可能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详细了解。

他记录了西南的“赶场”：西南几省的乡村，由于较为闭塞，也因为差不多的日常所需能够自给自足，买卖东西不是很频繁，一般约好固定的日子，如一个月里的一、四、七日，或三、六、九日，聚集到附近街市上交换必需的用品。这在云南叫作“赶街子”，在贵州叫作“赶场子”，在广西叫作“赶墟”。据丁文江的观察，赶场的日期一般用干支计算，如某地是逢“龙日”赶场，相距不远的地方就会选择逢“猪日”“马日”等赶场，互相错开时间。一些村子因此就以赶场日期的干支命名，所以云南有一些地名叫龙街、马街、羊街、鸡街等，而贵州有很多地方叫龙场、马场、羊场、鸡场等。丁文江还特别提到，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被贬去做驿丞的“龙场”，就是从贵州往四川去的一条驿道上逢“龙日”赶场的村子。直到丁文江路过贵州时，那里的人计算日子，还是完全用古老干支法。

丁文江来到黄果树的那一天，正巧遇到了赶场的日子。他饶有兴致地去场上玩，看见了很多服装奇特的女人。有一些“狆家子”，穿着蓝底白花百褶长裙，上身穿有大袖子的棉布短袄，束在裙子里面，扣着纽扣，头上戴着凉帽，脚下穿草鞋。这些人衣服虽然多半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皮肤比较白，身高一米五二左右，很活泼，给丁文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有一些“青苗”，穿着长领袄子、短裙，衣服没有纽扣，用一根带子束在腰间。头上用布盘着“缠头”，腿上束有裹腿布，光脚。“青苗”的衣服、裹腿、缠头所用的料子，有的是棉布，有的是粗麻布，颜色一律是青色。这些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而且很不干净，加上身材普遍比“狆家子”矮两寸多、皮肤也比较黑，没有狆家子给人的印象好。此外还有一种“花苗”，装束打扮与“青苗”类似，身材、皮肤也差不多，但浑身上下所穿的都是红白二色相间的花布。“花苗”有自己的语言，但只在内部交谈时用，买卖交易时会说汉话。丁文江还注意到，每个来赶场的土著民左边腰间都插着一个一尺多长的木壳子，他起先以为插的是刀，后来发现是称银子用的小天秤，他们也用这种秤来称铜钱，原来当时在贵州西部一带，货币虽然也用铜的制钱，却不是按个数的，而是跟银子一样论斤两的。

丁文江还对土著民族的大致分布情况作了记录：

从安顺到贵阳，偶然还看见狆家，苗子却没有再遇见。从贵阳向东，一过贵定，又差不多天天遇见苗家，尤其是青苗。在黄平附近几乎全是青苗的世界。他们的装束，与我在黄果树所见的一样，不过衣服比较的整齐，而且往往戴上许多银的首饰：镯子、环子之外，还有一种八两到十两的大银圈，带在颈项上。据我的观察，苗家的老巢在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部。从贵阳向西，虽然一直到云南的西南、四川的东南，都有苗家的踪迹，似乎都是近代的移民。

从昆明到贵阳的大路，又是狆家和猓猓的分界线。大路以南都是狆家的势力——东连到广西的獞人，西连到云南的摆夷，都是一种。大路以北都是猓猓的势力。大定一府原是明朝水西安氏的土地，所以沿路的地名，如普安、安平、安顺、安南，都有“安”子。至今安氏还是猓猓的大族。

从昆明出发整整一个月后，丁文江终于来到贵州临近湖南的东部门户：镇远。镇远县是贵州东部的商业重镇，街市分布在潕水两岸，而潕水是沅江的上游支流，从这里可以坐民船，顺江向东到湖南常德。这是一座号称有四千户、实际上不足两千户人家的县城，县城主要在潕水的北岸，南岸是卫城，南、北、东三面不是环山就是面水，只有西边向文德关的路有一道短墙算是城墙。丁文江在昆明盘桓时，曾与一个在云南普洱做知府的同乡前辈相约，在镇远会合。这位刚刚卸任的知府，要携家眷回东部原籍，打算雇船走，此时，丁文江从英国带回的一百多英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已经无力单独雇船回江苏，正好搭他的船一同回去。

从镇远到常德的水路本就凶险，1911年夏天，湖南的沅江一带恰好闹洪灾，江流很急。丁文江自上船开始，就在船头上观察江流、江滩及两岸地势，有一次，在前面的一条船快要过完滩时，差点翻了船，丁文江船上的船夫吓得脸色发青。原来，滩中间可以行船的水路很窄，前面的船如果翻了，后面的船也得跟着翻，一船人的命就都没了。捡回一条命的船夫向卸任知府连连磕头，不停地说：“托老爷的福！”这一幕让丁文江终生难忘。 wodj4cmHxZAD0/POrufPyNFiK2OOyArmIVKxHQgjjk7SxmiI1yRyeY/8pqOvS4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