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少年制订计划时踌躇满志，但基本出于自己主观想象，考虑严重欠周全。首先，由于日本和俄罗斯正在开战，他们无法乘坐日本邮船远渡英伦，只能选择价格昂贵的德国船。德国船的三等舱位，每人需300元左右，比他们原计划高出一倍。另外，他们并不是直接从东京坐船到英国，而是要先去上海取丁文江和庄文亚两家所筹的钱。而从东京到横滨，再从横滨到上海，这一路的路费、食宿费等就用去了三四百元。抵达上海后，庄文亚因为家就在上海，住到自己家里去了，丁文江的父亲和大哥来上海为他送行，只有李祖鸿一人独自住在旅馆里，等丁、庄二人把事情办完，一同上了去英国伦敦的船。

此时是1904年的春夏之交，付完船费，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几个金镑。但是三个万里求学的少年丝毫不以为意，认为只要到了英国，吴稚晖总会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于是，他们不仅高高兴兴地上了远洋巨轮，每当轮船在码头停靠时，还要下船游玩一番。直到有一天，性格外向、喜欢到处跟人聊天交朋友的丁文江听人说，伦敦离爱丁堡还很远，他和李、庄二人一算，发现剩下的钱完全不够坐车去爱丁堡，这才着急起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爱交朋友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与他们同船的一位姓方的福建人，虽然坐的是头等舱，但很喜欢这三个坐三等舱的穷学生，经常跟他们聊天，谈得很投机。当船到达新加坡码头时，方先生要上岸去见一位同乡林文庆，他邀请丁文江等三人一同前往。林文庆先生是一位名医、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他虽然远在新加坡，但很关心祖国的情况，支持维新变法，也支持民主革命，与康有为、孙中山都有交往。林文庆见到三位来自祖国的青年才俊，非常高兴，热情招待了这一行人。席间，他透露，康有为先生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马来西亚槟榔屿，而槟榔屿是丁文江他们的船必经之地，既然路过，不妨顺便去看看鼎鼎大名的康南海先生。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维新派“康梁”并称，而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的老师，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威望很高。不过，与梁启超的激进改良思想相比，康有为要保守得多，是有名的保皇派，在国内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的20世纪初，康有为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被清政府认为是乱臣贼子，被思想进步的人士认为是保守的“老古董”，流寓海外的康有为心情十分沉郁。船靠槟榔屿时，丁文江等人果然按照林文庆先生提供的地址，登门拜访康有为。听说来自故国的三位青年才俊万里来访，老先生很高兴，立即接见。他一一询问了每人姓名，发表了一通“青年人应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宏论，还询问了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去英国后的打算等等。丁文江此时尽管只有17岁，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却毫不胆怯，不卑不亢地代表大家一一作答。

交谈中，康有为得知这三个年轻人经济状况窘迫，既惊讶于他们的敢想敢干，也很替他们着急。康有为表示，他自己不久后也要去英国，到时会为他们想办法。他当场送了三人十个金镑以解燃眉之急，并且修书一封，让丁文江等人带给他在英国读书的二女婿罗昌，请罗昌尽可能帮助这几个年轻人。对于康有为先生的热情帮助，丁文江非常感激，后来，他不仅在康有为到达英国时专程去拜望，还在康有为去世前还给他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从上海出发四个多月后，丁文江、李祖鸿、庄文亚终于抵达英国南汉普顿口岸，从那里坐火车到伦敦，再由伦敦坐火车到爱丁堡。途中又幸好有方先生友人的招待，省去了很多问路和耽搁的工夫，也因此少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到爱丁堡时，三人身上已是“总共只剩旅费5镑”了！对于这段接近于冒险的经历，多年后李祖鸿回忆起来还半开玩笑地责备丁文江“鲁莽”，并且表示，那时“我们一切的计划、言论、行动，大多是他出主意。我们如此的冒险出洋究竟对不对，功过可说都是在君的”。不过他还是认为：“天下的冒险事，不计成功失败，只要有正当目的的即是勇气，若是任性胡为的则是糊涂；那么我们冒险赴英，不能不算是在君一件勇敢之事。”

他们以为，抵达爱丁堡是冒险历程的结束，没想到，真正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吴稚晖在爱丁堡与他们会面，并且已经为他们租好了房子。丁文江他们发现，居住条件还不错，吃得也不坏，而这就意味着食宿都要花很多钱。经吴稚晖解释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日本时计划的“住最简陋的房子、吃白面包喝白开水度日”根本行不通：那时住在爱丁堡的中国人很少，如果过得太寒酸，就会有辱国格。丁文江他们本来以为一年只需花费600元，现在看来，600元只够租房子和吃饭，连衣服都买不起，更不用说读书了。而吴稚晖也不富裕，没有钱可以借给他们，这可怎么办呢？

到爱丁堡的第二天，他们就把康有为的信寄给了罗昌，罗昌很快回信，并给他们汇了20英镑。但这笔钱也只够用来救救眼前的急用，长远的经费还是没有着落。为了将来的去向，他们和吴稚晖反复讨论，大概其中还有多次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吴稚晖这段时期的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与在君决裂”。吴稚晖的意见是，他们可以去格拉斯哥或利物浦，那里中国水手多，当地人对中国穷人见得多，过得寒酸点不算丢脸。但丁文江却认为那些地方不适合读书，如果来英国不好好读书，岂不违背了辗转来此的初衷？另一方面，此时他们囊空如洗，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一时半会也不容易。

最后，庄文亚因为实在缺乏经济来源，不愿拖累丁文江和李祖鸿，表示愿意跟随吴稚晖去利物浦。丁文江和李祖鸿则留在爱丁堡，一边等国内家中寄钱来，一边跟一位英格兰女士——孔马克夫人补习英语。在这期间，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位名叫约翰·斯密勒的医生，这位斯密勒医生曾经作为传教士去过中国陕西，对两位中国青年很有好感。熟悉之后，斯密勒医生告诉他们，像他们这样经济不宽裕，又缺乏西方中学教育基础的外国青年，要想直接进英国的大学是不太可能的。斯密勒医生给他们出主意，建议他们先去自己的家乡司堡尔丁（Spalding）读中学。司堡尔丁位于英国东部林肯郡（Lincolnshire），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乡下小镇，生活费用不高，并且有斯密勒医生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可以给丁文江和李祖鸿很多照顾。 BYY0E01D72/OK7/8YVxrtVMt3ilTyw9+4r34HHRo9BwJVluk9imJiMBxq1jR99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