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圈中，革命气氛浓厚，本来就抱着“图国事”志向东渡的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日本是清末中国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出于种种目的，日本朝野对中国革命者普遍持同情与支持态度，很多革命者被通缉后选择流亡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相继逃往日本；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大部分的海外流亡生涯是在日本渡过的；丁文江在日本结识的好友史久光，也是在“罪辫文案”发生后避居日本的。这些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来到日本，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取得的成就，更加痛感清朝之腐朽、中国之落后，也更感到改造中国之迫切，他们积极地集社、办报、讲演，宣传革命主张，很多人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身处这样热闹的东京留学生圈中，关心国事又生性热情、爱交际的丁文江，自然很难静下心来学习。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大部分是江苏同乡，除了同屋的武进人汤中，还有黄桥的朱履先，溧阳的史久光，常熟的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两人都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侄曾孙），武进的李祖虞、李祖鸿、李祖植三兄弟及庄文亚，无锡的张肇桐等，此外，还有后来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浙江人蒋百里、湖南人蔡锷等。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受梁启超等维新派影响，大多主张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但丁文江、史久光、蒋百里、蔡锷四人却主张共和制，被在日华人称为“日本留学生四大怪。”

丁文江在日本新交的这些朋友，大多是学习军事的，好几个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如年长丁文江三岁、同样来自泰兴黄桥镇的朱履先，少年时就立下“从军学武，强国雪耻”的志向，1902年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资格，在东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学习炮兵专业。朱履先回国后不久即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多岁就当上了陆军中将。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举行了阅兵式，阅兵式的总指挥就是这位朱履先将军。

而后来成为丁文江内兄的史久光，也是丁文江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史久光少年时遍读诸子百家、二十四史，15岁进入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为蔡元培的学生，与蒋百里、许寿裳、李斐然等人是同窗好友。1901年，求是书院发生了一起对清政府大不敬、甚至有煽动造反之嫌的“罪辫文案”，此案虽然被惧怕受牵连的浙江地方官压了下来，但主角史久光等人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很快，史久光被求是书院送到日本避祸。他一开始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专业，后来转入振武学堂，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回国后，史久光曾短暂担任清朝陆军第九镇参谋长，1911年参与组织武昌起义，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31年，史久光奉命在南京组建了中国第一所炮兵学校——汤山炮校，并任校长，后来他还曾著有《中国国防史》等军事著述，成为我国近现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其余如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也在军校学习军事。蔡锷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蒋百里更是成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丁文江本来就对军事很感兴趣，身处这样的朋友圈中，耳濡目染，论起军事来也头头是道。

1902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600多人，次年即猛增至1300多人，其中江苏留学生人数最多，仅东京一地就有一百多人。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多，各省“同乡会”开始陆续成立。留日学生强烈的地域意识，首先与国内时局有关。中国人自古重宗族、重乡土，虽然明清以来，中国一直强化中央集权，省界观念不强，然而，清末连年战乱，各地督抚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实力，朝廷对地方的约束力严重削弱，形成了地方政权专政、省界分割鲜明的局面。到20世纪初，在军事上，新兵分省编练，费用大多由各地自筹；在经济上，以商办铁路为代表，“以本省之财，办本省之路”。当白银紧缺，出现“钱荒”时，清政府允许各省“自铸铜元”，不同省份之间的铜元往往不能通用。因此，20世纪初，各省尤其是实力较强的省份已出现独立自治的趋势，“省界观念”由是得以兴起。

国内的省界观念直接影响了留日学生，而远离祖国、思乡心切、“抱团”需求强烈的留日学生又进一步强化了省界观念。从客观来看，公费留学生是以“省”为单位派遣出国的，留学费用也由各省财政自出，并且由各省在日设立的“留日学监”进行管理。当时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或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如弘文学院，在中国留学生人数暴增后，开始按照中国的省域编排班级，有湖北普通班、北京警务班、四川速成师范班等。语言、风俗乃至饮食习惯等因素，更加深了留日学生同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留学生较多的省份，同乡组织更为强大。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指出，从1902年底开始，“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具有近代社团色彩”的同乡会，大多以“同乡互助”为宗旨，同时也有互相勉励、奋发图强的约定，“各省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其后出现的留日学生报刊《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豫报》等，也以同乡会为依托，其编辑、作者大多为本省人，将关注本省利益与关切国家命运密切结合起来。如《豫报》第1期登载的《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一文中说：“愚等一切用度，虽资官发，其实何莫非吾父老兄弟所供给？吾父老兄弟不自恤艰辛，岁出巨资供愚等游学万里外，愚等顾能忘家乡之事而置诸不议不论之列乎？”《湖北学生界》第1期刊登《湖北同乡会缘起》指出：“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当时还有“时论”分析“本省人议本省事”的原因：“以平时全不相熟习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府州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者，自然之势。”然而，同乡会并不局限于关心本省人、本省利益，“爱家乡”是“爱国”的落脚点，同乡会是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中坚力量，当时的一些革命组织，无论招募新成员，还是平日演讲做报告，大多通过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

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成立于1903年1月，《江苏同乡会公约》规定：如同乡人遇到困难，会员要及时救助。由于江苏留日学生人数特别多，公约还要求“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建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设立出版、教育、调查、实业四部，定期召开会员经常会、职员经常会、评议员经常会等，此外还有“临时会”，保证会员之间的联络。1903年4月，江苏同乡会出版部正式创办《江苏》杂志，刊登教育、调查、实业部的研究成果。

丁文江与这些同在日本留学的江苏同乡们志趣相投，相约“携手同心，澄清世道”，他不仅积极参加江苏同乡会活动，还参与办报刊，写文章。据史久光回忆，他就是在创办《江苏》杂志时认识丁文江并与其成为挚友的。他还说，他和丁文江曾受教于梁启超，1902年初，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时，曾邀丁文江担任“助编兼校对”。但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则认为，丁文江在日本与梁启超并无来往，直到1918年梁启超与丁文江同赴欧洲，两人才结识。虽然此段公案已无可考，但丁文江在日本经常读《新民丛报》、崇拜梁启超，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江苏》杂志，据汤中回忆，同乡会中的“能文之士”轮流担任《江苏》杂志的总编辑，第一任总编是钮惕生，第二任是汪衮甫，第三任总编就是丁文江。汤中还说丁文江“文章也很流畅”。但实际上，《江苏》杂志的第三任总编是赵厚生，汤中记忆有误。总共十几期《江苏》杂志上也没有署名“丁文江”或“在君”（丁文江字“在君”）的文章，不过，当时留学生报刊上的文章多署笔名，因此丁文江到底有没有在《江苏》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很难说。

虽然丁文江到底有没有做过《江苏》杂志的编辑、作者，现在难以考证，但他必定为《江苏》杂志服务过。《江苏》杂志的创办者之一、无锡人张肇桐（号轶欧），也是在这一时期认识丁文江的。张轶欧在国内曾就读于南洋公学的“译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张元济。因不满美国人福开森排挤张元济，张轶欧发起了驱逐福开森的活动，结果被南洋公学开除。张元济用了南洋公学译学院的留学名额，把他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张轶欧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翻译过《宪法要义》《权利竞争论》等书。办《江苏》杂志结识丁文江后，张轶欧很欣赏这位江苏小同乡，丁文江后来去英国留学，费用比留日时期增加数倍，资金紧张，很多人在国内帮助丁文江争取公费留学名额，张轶欧就是其中之一。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归国第二年，又是张轶欧把他召到北洋政府任地质科科长，并协助他创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丁文江一生的地质事业。 LSaNVgmL3+zN+xKMyBu9s/rGoELvljfZA9jQNS1h0V3aXctKhvm0bEkhRZuYu3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