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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候，江南气温偏高，不及黄河中下游适宜人居。随着中国东部年平均气温缓慢下降，江南渐渐适宜人居。江南人又勤劳坚韧，从泰伯奔吴起，疏浚河道，开掘运河，兴修水利，代代积累，加之东晋、中唐两次中原士族大批南迁，带来中原的财富和中原文明的优秀积淀，三国至宋元，江南从后发之势一跃成为鱼米之乡、中国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实力跃居中原之上。南宋，商品经济更加繁荣，以都城临安为中心，形成了精致秀雅的江南生活文化。
南京作为十朝都城，始于东吴。其地东倚钟山，西临长江，南阻于秦淮，境内钟毓高山、深水与平原三种天工。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从京口（治今镇江市）迁治所到秣陵（治今南京市），次年在城内清凉山西麓筑石头城，改秣陵称“建业”。222年，孙权迁都鄂州，改鄂州为武昌。229年，孙权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治今南京市），史称“东吴”或“孙吴”。在三国频繁的拉锯战之中，东吴得以喘息百余年，经济与文化明显超过了蜀、魏。孙权为来华高僧康僧会造建初寺，成为江南营造佛寺之始；曹不兴画佛，率先用康僧会带入的凹凸画法。266年，司马炎篡魏定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左思作《吴都赋》，铺陈吴都建业。280年西晋灭吴，复称“建业”为“秣陵”，281年分其地为“秣陵”“建邺”。313年，晋愍帝司马邺为避其讳改称建邺为“建康”。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
晋室南渡，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也随之南下。东晋隆安三年（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取道陆上丝绸之路抵印度，从海路于崂山登岸，经扬州、京口抵达建康，在建康译经并且写成《佛国记》；龟兹国国师鸠摩罗什弟子竺道生（355-434）在建康写《法华经疏》，提出众生皆能成佛，佛教从此深入江南；丹阳人葛洪在建康写成道教典籍《抱朴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于这一时期产生：琅琊王氏书画，为过江后晋代书画第一；戴逵父子居建康，“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无锡人顾恺之在南京瓦官寺画《维摩诘》，“（布）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420年，刘裕立宋，东晋灭亡。479年，南齐取代刘宋；502年，南梁取代南齐；548年，梁将领侯景发动叛乱，次年攻占建康，拥帝后又废黜萧正德、萧纲、萧栋三个傀儡皇帝，551年自立为帝，定国号为“汉”。梁湘东王萧绎讨伐侯景，即位于荆州（治今湖北江陵），为梁元帝。驻守岭南的陈霸先趁虚北上，552年攻占建康，杀侯景，平叛乱，557年建国，是为“陈”。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扫平建康城邑，焚毁鸡笼山下陈朝宫殿，建康盛景不再。唐代，诗人韦庄发出了“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唐]韦庄《台城》）的黍离之叹。
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以建康为都城，以南京为首的江南数百年政局稳定，经济与文化持续上升。南朝文学艺术名著多在南京问世，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编《文选》、谢赫《古画品录》等。顾恺之与刘宋苏州人陆探微、南梁苏州人张僧繇被画史称为“南朝人物画三大家”。以南京为首的南朝艺术深刻地影响了北朝艺术。北魏孝文帝曾派蒋少游赴南京学习城市规划、宫殿建筑，建成新都洛阳，麦积山北魏石窟佛像正是东晋顾恺之“紧劲连绵”、刘宋陆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士子形象；北周、北齐石窟中佛像则来自南梁张僧繇“面短而艳”的士子形象。南齐诗人有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南齐]谢朓《入朝曲》），写活了其时建康财富的集聚与文化的昌明；南梁殷芸写“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成为讴歌建康（其时为“扬州”辖地）繁华、脍炙人口的名句。以建康为首的南朝，文化兼容北方，吸收西来，文采风流，影响直至日、韩等东亚国家。佛学家、科学家、文艺家云集建康，说玄谈佛，坐而论道，江南大地上，经济发展，科技发达，文化繁荣，信仰自由，工艺、艺术全面领先，以六朝都城建康为首的江苏地望，弥漫着烟水迷离的江南文化气息，人们用“六朝烟水”形容六朝文化，清代人甚至说“江南卖菜佣亦有六朝烟水气也”，江南文化从此展现出清新灵动的开创性格和丰富蕴藉的地域新风。
开皇四年（584年），文帝杨坚率子杨广调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前后二十余年，开凿了沟通长江、淮河、海河、黄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密切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位于运河和长江交汇点的扬州，西到洛阳，北到涿郡，南到余杭，水路畅通，一跃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扬州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结点、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埠，外国商船可以直达扬州。可以说，没有隋朝大运河的铺垫，就不会有备享盛名的唐代扬州。
唐太宗贞观元年分疆域为十道。作为“淮南道”首府的扬州，富足可比都城长安，超过了天府之国的益州。《新唐书》记，“淮南道，盖古扬州之域，汉九江、庐江、江夏等郡，广陵、六安国及南阳、临淮之境……为州十二、县五十三”。可见，“淮南道”下辖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大片地区。《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所出不足以给军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这里的“东南”，正是指以扬州为首府的“淮南道”所辖区域。《新唐书》《旧唐书》记录皇室用品产地时，列数产地总以扬州为第一，《新唐书》记，“扬州广陵郡，大都督府……（武德）九年更置扬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殿额莞席……户七万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县七（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可见，扬州手工业位居全国翘楚。初唐，今天扬州地望名“江都”，武德九年（626年），高祖李渊将扬州大都督府从金陵迁至江都（治今扬州市）。大食、波斯等国商人纷纷聚集此地开设店铺，日本派遣唐使十余次，大多取道此地再奔长安。天宝年间，江都大明寺高僧鉴真东渡成功，将唐代建筑、雕塑、漆艺、绘画、医药等带往日本。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改“江都”称“扬州”。从此，“扬州”成为今天扬州地望的专门称谓。安史之乱使中原受到严重骚扰。由于叛军没有能够进入江淮，中原的富商大贾又纷纷逃往江淮，使中唐时候的江淮经济更为富庶，“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有唐一代，扬州出现了继西汉之后又一个文化高潮，文人们纷纷汇集于扬州，书法家李北海是扬州人，画家李思训曾经在扬州做官，骆宾王、李白、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张若虚、杜牧、刘禹锡等，或生活在扬州，或在扬州留下了令人销魂的诗篇。晚唐，叛臣高骈据扬州，“造迎仙等楼，皆度高八十尺，饰以金珠磲玉。”砗磲美玉被叛臣滥施于建筑，可见扬州工艺品种规模之一斑。南京长干寺地宫中出土许多文物为扬州施主贡奉，可见，北宋扬州工延续了唐代工传统。
吴州（治今苏州市）经过越灭吴、楚灭越之后五百多年沉寂，晋室南渡之后，元气渐渐恢复。隋朝改吴州为“苏州”。唐代，苏州经济长足发展。日本圣武朝、孝谦朝两派遣唐使从苏州启程回国；中亚、西亚商人也沿京杭运河到苏州进行商贸活动。苏州文风直追扬州，吴人张旭、杨惠之分别被后人誉为“草圣”“塑圣”，白居易曾任苏州刺史，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有诗，“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唐]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可见苏州文风蔚然之一斑。南宋，苏州因靠近杭州的地理位置，迅速驾唐而上，成为江南手工技艺最为丰富、最为精湛的地区之一。
而唐朝金陵（治今南京市），再也没有了六朝金粉般的旧梦。武德九年（626年），高祖李渊将金陵改称“白下”，下降成为县治甚至曾属镇江管辖。日本僧人元开游金陵见南朝陈迹，“入瓦官寺登宝阁，阁高二十丈，是梁武帝之所建也，至今三百余岁，微有倾损。夕，一夜暴风急吹，旦，人看阁下四隅有八神迹，长三尺，入地三寸，令造四神王像扶持阁四角，其神迹今尚存焉。昔，梁武帝崇信佛法，兴建伽蓝。今有江宁寺、弥勒寺、长庆寺、延祚寺等，其数甚多，庄严雕刻，亦尽工巧”；李白有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都是指六朝繁华已成旧梦。
南唐以金陵为都城，偏安东南，盛时地跨今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历时39年。后主有诗“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可见南唐龙池凤阙的皇家气派。南唐艺术光耀千秋，如：院画家董源创“麻皮皴”，院画家顾闳中画《韩熙载夜宴图》。南唐朝廷却阳气不足，不断受到北方诸国侵犯，只能靠进贡苟求平安。保大十四年（956年），中宗李璟向后周“别贡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锦绮纹百千匹”；建隆元年（960年），“三月遣使贡（宋）绢二万匹、银万两……七月，贡宋金器五百两、银器三千两、罗纨千匹……自是贡献尤数，岁费以万计”；次年，后主李煜登基，开宝六年（973年）又“贡帛二十万匹、白金二十万斤……贡买宴帛万匹钱”：可见南唐国库充盈。
北宋，大批士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们为仕之余，以文艺自娱。这使北宋官员的文艺修养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加之宋代理学对人生的洞见、宋代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等因素，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艺术造诣最高、汉民族文化品格最为纯粹的朝代。西方史家评论，“宋朝的文化是中国人天才最成熟的表现”，“几乎每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北宋的版图，其实在今天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欧阳修、苏轼先后任扬州知府并各有诗赞扬州，苏轼临常州十余次并且终老常州；王安石曾任常州知州；镇江人沈括在梦溪园著《梦溪笔谈》，广泛记录了北宋科学技术、百工技艺与文物知识，可见北宋江南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全面领先；镇江人米芾创大写意画法“米氏云山”，写《书史》《画史》《砚史》；范仲淹曾任苏州知府；范成大在苏州石湖筑“石湖草堂”，撰《吴郡志》。皇家对器玩的爱好、士大夫对高雅生活的追求、市民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加上朝野上下的好古之风，使文人居室器用前所未有地艺术化了，古玩、时玩都成为士大夫搜罗对象。士大夫们以卷帘、屏风、八宝架、古书画等装点居室，以湖石、花木等装点园林，笔墨纸砚之外，瓷器、漆器、古琴、铜器、玉器、印章等等，成为文房必不可少的“清玩”，品茶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一起，成为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靖康之难”中，徽、钦二宗及赵宋宗室被金兵掳往北方，次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治今南京市）登基，是为“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二月，高宗移跸扬州，建天坛和行宫。次年，金兵渡淮，高宗抵江宁，升江宁为建康府并建“行都”。十一月，金兵攻陷建康。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治今杭州）。
如果说北宋名匠多在汴京及其周边如定州等地，靖康南渡，群工集中到了江南，民营和个体手工业匠人成为市民阶层中的新兴力量。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尤其是孝宗朝，史称中兴，平江府（治今苏州市）成为“京辅之地”，经济文化跃居京城以外江南第一。史家记，“南宋都杭州，物资取给于苏州者日多，故末世遂驾唐而上矣”。工匠为市民制作日用器物，思想空前自由，创造力空前解放。温和隽雅、精致秀丽的江南手工艺术，作为南宋艺术的翘楚，比唐代手工艺术更为精致，技术也更为成熟，又绝无明代手工艺术的装饰过分、清代手工艺术的繁缛堆砌，真正代表了本民族手工艺术文质彬彬的高雅风貌。南宋江南地望成为中国生活艺术最为成熟、最为精致的区域。
元初开放海禁，南人北上，大运河持续发挥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太仓刘家港成为长江三角洲最大的海港。仁宗重开科举，大都形成了以虞集、揭傒斯等为首的江南籍文人圈。继而，北人高克恭、贯云石、萨都剌等游历江南或仕宦江南，渐有南方气质。文宗图帖睦尔自幼生活在江南，居集庆（治今南京市）留意招揽江南文士，诗人李孝光、书画家柯九思等出入门下。其即位后即设奎章阁学士院讲习江南文化。《元史》记录，“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并对江南各地皆有详细记录。如：记平江路（治今苏州市）“户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八，口二百四十三万三千七百。领司一、县二（吴县、长洲）、州四（昆山、常熟、吴江、嘉定）”；记扬州路“户二十四万九千四百六十六，口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九十四。领司一、县二（江都、泰兴）、州五（真州治今仪征、滁州、泰州、通州治今南通、崇明州治今上海）。州领九县”；记集庆路（治今南京市）“（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建康路……天历二年（1329年），以文宗潜邸，改建康路为集庆路。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八，口一百七万二千六百九十。领司一、县三（上元治今南京、江宁治今南京、句容治今镇江）、州二（溧水治今南京、溧阳治今南京）”；于常州路、镇江路人口、辖领范围等各有所记。江南雄富又首推吴中。顺宗朝，民间已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元末，张士诚据苏州延揽人才，苏州始得文风昌盛。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苏州城：“苏州是一颇名贵之大城，居民……恃商工为活。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良城也。”马可波罗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记扬州城：“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此扬州城颇强盛，大汗十二男爵之一人驻此城中，盖此城曾被选为十二行省治所之一也。”
以上可见，晋唐宋元，江苏地望虽然几度兵燹，赖江南地利、六朝都城地位、大运河开通等“硬件”“软件”，经济不断上升，文化辉耀古今。中国的手工艺术制造中心从中原移到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