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江苏地望汉代手工艺

汉代王朝的大一统统治，使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巫文化获得全面交融的天机。江苏地望汉代手工艺术遗存，既有楚文化的浪漫，又表现出汉代人的进取精神和蓬勃朝气；各类工艺品上的图画，有表现天地大化的律动，有讴歌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有祈求祥瑞长生。西汉尤其是汉初手工艺术尤其表现出由楚风而来的浪漫基调，表现出汉代人天真烂漫、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

一、金工遗存解读

江苏地望两汉金工遗存多为青铜器，其中一些错金银或鎏金为饰，纯金器较少。青铜器错金银或鎏金比黄金铸器用金俭省，青铜色与黄金色既对比，又谐和，因此比青铜器、黄金器更美。各宗室王墓所出错金银器、鎏金器，代表了江苏地望汉代金工的工艺水平。

盱眙县大云山广陵王刘非墓出土“铜编钟”“错银铜虎编钟架”“错银铜虎编磬架”“鎏金铜鹿灯”“鎏金铜象”“错金铜虎镇”“错金铜人”“错金铜车杖”“鎏金铜犀牛”“鎏金铜驯犀奴”“鎏金铜驯象奴”以及大批银器如“银浴盆”“凸瓣纹银盒”“凸瓣纹银盆”等，是江苏两汉金工史最为耀眼的篇章；青铜兵器种类繁多，仅箭镞就有15种。“错银铜虎编钟架”“错银铜虎编磬架”比真人略高，正适合持棰人撞钟击磬；“鎏金铜鹿灯”铸梅花鹿昂首专注正在咬食，鹿温顺的神态呼之欲出（图2-6）；“错金铜虎镇”多只，莫不成功地捕捉了虎遇猎物蓄势待发的生动情状；“错金铜车杖”大片错金，云纹奔放；“错金铜人”汉风古拙；“凸瓣纹银盒”“凸瓣纹银盆”上，锤 錾刻出古代波斯纹样，可见西汉宗室王生前，不仅享用大批土仪，还享用大批舶来品。

邗江县甘泉镇东汉广陵王刘荆墓早年被盗，出土金银铜器仍不可小觑。“错银牛形 灯”（图2-7），铸铜牛并于牛背上加铸灯座、灯盘、灯罩和 管，灯罩上方伸出 管再下弯，与中空的牛首牛腹相通。燃灯时，烟炱通过 管落入牛腹所贮的水中，确保室内不受烟尘污染；灯罩可以转动开合，以调节光照方向和光线强弱，同时兼有挡风作用。铜牛造型骨力内藏，周身布满错银云纹，美轮美奂，造型美与功能美完美统一，作为国宝级文物，藏于南京博物院。同墓出土“雁足铜灯”，底盘周缘铸“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长铭文，由此敲定墓葬年代为东汉。同墓又出土“鎏金铜博山炉”，既是熏香器，又是陈列器，传达了墓主企盼羽化登仙的精神需求，虽不及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鎏金铜博山炉”铸造精工，却足以说明西汉上层贵族使用熏炉的风习延续到了东汉。该墓还出土王冠形金圈、掐丝金天禄与金辟邪、银碗、龙形金片饰、嵌水晶金圈等。王冠形金圈虽小状类王冠，上缘八角，每角嵌白玉或松石再以掐丝、焊珠装饰，精美至极；龙形金片饰长不过几寸，却用金丝、金珠焊出龙头上的角、须、眼、鼻、牙和龙身上的鳞甲，细入微芒。其后，当地农妇于其墓附近发现“纯金铸广陵王玺”。玺面约2. 3厘米见方，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四字，印台上趴着一只憨态可掬的金龟，龟身錾有六角形龟背纹和圈形鱼子纹（图2-8）。查东汉分封于扬州地望的广陵王仅刘荆一人，故此墓墓主确定为刘荆。《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汉广陵厉王胥冢，在城西东武乡，即甘泉山……土人称为琉璃王墓，刘厉王之讹也”，将此墓误记为西汉广陵王刘胥墓，“雁足铜灯”“纯金铸广陵王玺”的出土，共同修正了《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录错误。又日本曾经出土“纯金铸倭奴王玺”，与此玺玺面大小、印台金龟、龟身纹样完全一致，由此可证，“纯金铸广陵王玺”“纯金铸倭奴王玺”同为东汉长安政权颁发。鉴于“纯金铸广陵王玺”记录史实的特殊意义，国家文物局确定其为国宝级文物。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金属文物，与盱眙县大云山广陵王墓出土金属文物堪称江苏汉代金工史上的双璧。出土金器就有：“金釦腰带”两副四块、“嵌松石金带钩”两副、金羊头、金虎头、嵌料金衣饰等。“金釦腰带”中最重达39克，堪称国宝；银器有：银沐鉴、银沐盘、银铫等，“银沐鉴”口径达74. 8厘米，高13. 6厘米，既大且重，器腹下有篆铭二行“宦眷尚浴银沐鉴容二石一斗五升重一钧十八斤十两第一御”；陪葬墓出土有银印；铜器有：鼎、甑、灯、熏、钫、壶、鉴、盆、釜、匜、鍪及“铜豹镇”“铜烤炉”“鎏金铺首衔环”等；西一耳室兵器库内贮满各种实战兵器，如：错金银铜矛、铁盔、铁甲等。

徐州土山后东汉彭城王家族墓出土“鎏金镶宝兽形铜砚盒”。其造型像龟，却有牛的头、龙的角、兽的腿爪，通体鎏金且嵌满星星点点的绿松石、孔雀石，造型怪异，装饰华丽，内涵神秘，作为国宝级文物，藏于南京博物院（图2-9）。徐州东洞山楚王王后墓出土鎏金赵姬铜沐盘、鎏金铜博山炉和许多刻有“明光宫”“明光宫赵姬锺”“王后家盘”铭文的精美青铜器及镶宝铜瑟枘。如此精美的瑟枘，其他汉墓中未闻发现。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金带钩、铜带钩、铜壶、铜弩机、铜编钟和钱币、铁器、铜印多方等，铜铺首就有13件，“鎏金铜架镶玉枕”比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枕骨架见复杂奇巧。徐州其他宗室王及其家族墓出土的金工遗存有：簸箕山宛朐侯刘执墓出土“宛朐侯执”金印；簸箕山宛朐侯刘艺墓出土铜镜；小龟山楚王刘注墓出土鎏金铜熏和银印；翠屏山刘治墓出土错金银鸟形铜戈等。

江苏汉代非宗室王墓葬出土的重要金工遗存如：盱眙县南窑庄汉初窖藏内发现汉初金兽，重9000克，为已知汉代纯金器中最重的一件。睢宁东汉墓出土“铜牛灯”，牛造型拙重，周身刻铸花纹，一双牛角作为 管，与中空的牛首牛腹相通：是一件可追刘荆墓出土 灯的杰出作品。扬州汉墓出土“贴金片漆背铜镜”，藏于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两相比较可以认为，英国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贴金片漆背铜镜”亦为扬州制品。

江苏汉代墓葬出土的金工文物多系王侯贵族日常用品。它们完全消遁了三代青铜器的神秘意味，造型平实又注重装饰，充分展示出了汉代青铜器简约古拙又充满灵气的一代新风，展示出了汉代人对现世生活的关怀关注； 形灯有消烟、去尘、挡风、调光功能，尤为汉代人的杰出创造。

二、漆器遗存解读

汉代广陵国囊括今天扬州、泰州、六合、盱眙与安徽天长等地，从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开始，到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改设“广陵郡”为止，雄踞长江下游北岸地区160余年之久。其辖地千余座汉墓出土有漆器，而以扬州地区西汉中晚期墓葬如邗江区甘泉姚庄汉墓群、邗江区胡场汉墓群、邗江区甘泉妾莫书汉墓、市区东风砖瓦厂汉墓群等所出漆器既多且精，数量各在百件以上。加之广陵国版图内竖穴土坑木椁墓填土夯实埋藏较深，有良好的密封性，随葬漆器被密封保存在地下水位之下，因此历两千余年不朽，许多漆器以完整面貌出土，或经修复以完整面貌藏于扬州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天长为江苏三面抱合，西汉时属于广陵国版图，天长汉墓出土漆器造型、漆绘与金属釦边、镶金属柿蒂纹、贴金银片等工艺均与扬州汉墓出土的漆器完全相同，实物藏于天长市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盱眙、盐城汉墓亦有漆器出土。广陵国出土漆器数量既多，工艺亦精，造型自成体系，彩绘自成风格，总体艺术水平不在长沙、江陵楚汉漆器之下。而徐州崖洞墓内漆器完全暴露于空气之中，不利于漆器长期保存，所以，徐州楚王崖洞墓内出土漆器多已朽坏。

广陵国墓出土漆器以日用器具为多，生活用具如：耳杯、奁、笥、碗、勺、盘、盒、盆、罐、魁、樽、鼎、壶、匡、卮、钫以及枕、杖、量、尺、梳、篦、虎子、黛板、黛板盒、几、案、箱、凳、榻、凭几、座屏等；兵器如：弓、弩、矛、盾、箭杆、箭镞、箭箙、箭缴、刀鞘、剑鞘、戈鞘、戟鞘、箭缴轴、铁削鞘、弓箭架等；文具玩具如：砚、砚盒、六博局等；乐器如：琴、瑟等；丧葬用具如：漆棺、漆灵床、漆木俑、漆面罩、漆纱面罩等。

广陵国墓出土漆器以木胎为多，有夹纻胎和少量竹胎、陶胎，还有以铜胎与木胎结合成型、皮胎与木胎结合成型的，胎质往往轻灵，体量一般不大。木胎又有斫木胎、卷木胎、雕木胎、木板拼合胎之分。斫木胎见于盘、盆、耳杯等；卷木胎系将木料劈成薄片、卷折胶合成型，见于圆形器皿奁、卮、樽等，最见江苏汉代漆器胎质特色；夹纻胎见于盘、奁、卮等，漆母奁内往往套有夹纻胎圆形、椭圆形、马蹄形、长方形、正方形等子奁三、五、七、九个不等；木板拼合胎见于方形器皿笥、案等；还有综合多种材料为胎骨。如邗江西湖胡场14号汉墓出土“鸭形彩绘漆勺”，斫木为胎，勺柄雕刻为鸭头，勺口银釦，勺体外壁褐漆地上朱绘鸭羽与鸭蹼，内壁朱漆地上黑绘云纹，是实用与装饰结合的成功范例；邗江甘泉山出土“方形九子漆奁”，薄木胎制为奁身，薄铜皮制为奁底。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广陵国墓出土了一些造型独特的漆器。如漆面罩。邗江县黄珏乡西汉墓出土“彩绘漆面罩”，褐漆地上用朱、黄、金色漆佐以灰、绿漆，描绘出极为细致的云虡纹（图2-10）；扬州姚庄汉墓出土“彩绘漆面罩”“贴金银片漆面罩”“透雕粉彩漆面罩”，扬州东风砖瓦厂汉墓、扬州七里甸汉墓、扬州萧家山汉墓、扬州雷塘26号汉墓、扬州十三里庙汉墓、淮阴汉墓等各有漆面罩出土。又如“通中枕”。区别于日用漆枕，其枕体中部后伸出马蹄形托枕，以托起死者发髻。扬州姚庄101号西汉墓、扬州平山养殖场汉墓、扬州东风砖瓦厂汉墓、扬州蜀岗新莽墓葬各出土髹漆彩绘“通中枕”。再如漆砚。扬州姚庄汉墓出土“长方盝顶木胎彩绘漆砚”，盝顶贴一枚银质柿蒂，外壁彩绘贴银片鹿、虎、豹、牛、羊、羽人、孔雀、大雁等精美图案，尾部设砚池，砚面有极细的石英砂，砚前端设水箱，水箱与砚池斜面交接的立墙上塞有活动的木雕羊头。需要水研墨时，摇动羚羊头，水就从羚羊口泻出；砚池水过多时，水便漫过羚羊口，又顺着羊口流回水箱：构思奇巧，绘饰精美。扬州胡场15号汉墓、邗江杨庙乡汉墓各出土彩绘漆砚。

广陵国墓葬出土的漆器，大量使用酱紫、褐、黄、黄褐、黑褐一类地色。这样的地色上绘红漆图案，或红漆地上绘黄漆图案，黑漆地上绘褐漆图案，漆绘色与底色色阶跨度不大，漆绘统一于暖色基调之中，显得精致，典雅，温和，柔美。图案布局以密见长，以细、曲取胜，灵活而不浮滞，工整绝不拘板，缜密绝不琐碎，细致绝无纤弱，满而不乱，密中有疏，自由描绘因素大于连续图案因素。黏稠滞涩的漆液在江苏工匠的笔下，流泻作舒卷自如的线条，或细若游丝，飘忽自然，或奔放流美，挺健如飞，有时一笔延续长达数米，S形骨式飞走流转，回环往复，无平涂，少渲染，咫尺之中，见百转千回的韵律美和浓郁的装饰情味，散落于云纹中的鸟兽如虎、豹、熊、鹿、兔、獐、松鼠、狐狸、仙鹤、大雁、锦鸡、孔雀、鹭鸶、喜鹊、麻雀等，抓住整体势态又毫发毕现；其间羽人或飞奔，或腾跳，或骑兽，或逐鹿，或弯弓射箭，或抱膝闲坐……备极灵活生动。分散的小色块与流动的长线组合，构成整体的节奏感和灵动美。如扬州胡场1号汉墓出土“木胎彩绘三足漆奁”（图2-11），通高21. 5厘米，口径23厘米，薄木胎，圆筒形，奁内髹红色，奁壁作三段布局，口、底沿用朱漆绘菱形图案，主要装饰区用朱漆绘云纹，舒卷的势态、飘若游丝的长线表现出扬州汉墓漆器特有的流动感和韵律美，黄漆、灰绿漆染绘出细若芥子的鸟兽，有龙、虎、狼、鹿、大雁、麻雀等31个，莫不绘形绘神，体态矫健又极富动感，着笔无多又细入毫发。盖面纹饰作四段布局，由外向内共四圈几何骨式，用朱漆绘以云纹、鸟兽；三足绘兽面纹。邗江杨庙乡杨庙村王庙西汉墓出土的“彩绘水草鱼鹭纹漆匜”，也是少见的彩绘漆器精品。

广陵国墓葬出土漆器的装饰，除彩绘以外，以银釦、铜釦贴金银片镶珠宝最见特色。金属釦贴金银片镶珠宝的漆器，集中出土于汉代广陵国辖区。邗江杨庙仓颉西汉墓一次出土金属釦贴金银片再镶珠宝的漆器20余件，漆奁上贴饰金银片达数百片，图案精美，令人称绝（图2-12）；西湖镇高南村西汉墓出土文物400多件套，其中漆器300多件套，贴金片漆奁漆樽精美异常。邗江西湖胡场1、2、5、14号墓各出土有“贴金银片鸟兽纹漆奁”或漆奁残片，扬州甘泉乡姚湾村秦庄西汉墓出土“银釦漆碗”，妾莫书汉墓亦有鎏金铜釦、银釦再贴金银片的漆罐、漆盒、漆耳杯等出土。

广陵国墓葬出土的夹纻胎漆壶、盘、卮上，往往以针划图案作为装饰。如姚庄汉墓女棺内出土的“夹纻胎针划漆壶”、前述邗江县胡场14号西汉墓出土的“夹纻胎针划漆卮”等。部分木胎漆勺、漆耳杯亦用针划图案作为装饰。邗江县胡场1号墓出土的“木胎漆勺”，髹酱褐色漆，内壁刻划出细如游丝的凤鸟纹，灵动飘逸，内填红漆（图2-13）。西湖镇高南村西汉墓出土银釦针划花纹的漆盘，邗江县甘泉乡姚湾村秦庄西汉墓、邗江县西湖蜀岗村西汉墓、扬州东风砖瓦厂汉墓各出土针划花纹的漆耳杯等。

而论体量之大、耗财之巨，广陵国出土漆木制品莫过西汉江都王刘非葬具“镶嵌金玉黑漆木棺”。棺身、棺盖各各以铜釦边，外壁镶铜质衔环铺首30只，贴玉璧、玉璜、玉琥等10枚，内壁用金片、银片满贴为斜格纹和大小柿蒂纹图案，精美豪华，无与伦比（图2-14）。刘非墓出土“彩绘七子漆奁”镶贴银质柿蒂纹与走兽纹，同墓出土“银釦漆耳杯”镶嵌玛瑙与绿松石，“鎏金铜釦漆案”镶玛瑙珠并撒嵌绿松石。2011年，盱眙东阳金马高速沿线又挖掘出汉墓176座，出土漆面罩、漆耳杯、漆盘、漆奁、漆盒以及铜器、铁器、玉器等2000余件。笔者在扬州博物馆库房得见这批浸泡在水中的汉代漆器，与扬州过往汉墓出土漆器的风格完全一致，可证其为广陵国遗物。

20世纪末，仪征（治今扬州市）扬州庙山汉墓群出土“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庚造”铭文彩绘大漆盘、彩绘云纹漆案、漆笥、素面漆六博盘和博箸、漆式盘、素面漆耳杯、彩绘圆圈纹漆耳杯、彩绘羽人四神纹漆翣等。翣，古代多为铜质，漆翣甚为少见。庙山出土的“西汉晚期彩绘羽人四神纹漆翣”，绘四虎腾跃，朱雀翻飞，青龙玄武游走，生动细腻又绝无琐碎，陈列于仪征市博物馆（图2-15）。仪征刘集联营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早期漆器，如彩绘镂雕双龙穿壁纹笭床，镂雕螭龙穿璧，云气缭绕，江南汉墓中甚为罕见。

江苏地望汉墓出土的漆器，大部分应是在江苏本地生产的。理由是：一，出土漆器数量惊人，迄今仍是不停顿的变量，可能还有大批漆器沉睡在江苏地望汉代宗室王墓葬之中。二，出土漆器造型清劲洗练，漆色腴润滑美，漆绘缜密细致而又飞扬灵动。那上天入地的云虡纹，表现出的是江苏地区柔和细腻的文化性格而非楚漆器浓郁的图腾意味和火一般的炽热。三，扬州妾莫书汉墓、胡场汉墓都出土有针刻“工冬”“工克”名款的耳杯，风格、制法、大小完全相同，说明是同一漆器作坊同一工匠的作品。大批同风格的漆器上留有众多工匠名字甚至相同工匠名款，说明不同墓主生前购买的是同一作坊甚至同一工匠的制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说明作坊就在本地，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工匠。值得注意的是，刘非墓出土朱漆书写“南工官”“大奴德”“小奴”铭文的漆器，考《汉书·地理志》记八个工管，并无“南工官”，“南工官”应为江都国自设作坊，“大奴”“小奴”则是江都国作坊内的官匠。西汉江都国（广陵国接踵）应有较大规模的漆器工场，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以广陵为中心的漆器生产流通网。

三、陶瓷遗存解读

如果说世界各文明古国各自独立发明了陶器，瓷器则是中华先民的独特创造发明。中国陶瓷史界普遍认为，浙江上虞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1976年，南京博物馆、南京大学联合查明宜兴境内汉代瓷窑遗址6处。由此可证，宜兴汉代烧瓷与浙江汉代烧瓷共同开创了中国烧瓷的伟大篇章。

陶器的烧制材料是黏土，烧造温度在600℃~1000℃，胎质疏松多气孔，吸水率高，敲击声音闷浊，器表初不挂釉，逐步演进到挂釉。瓷器的烧制材料是瓷石和高岭土，含有较黏土多的长石、硅、铝等成分，也就是说，胎土中AL ₂ O ₃ 提高而Fe ₂ O ₃ 降低，烧造温度在1200℃以上，胎质致密呈白色，不吸水，器表除特殊需要率皆挂釉，釉层厚薄均匀，敲击声音清脆。从陶到瓷，是先民精选泥土、提高烧成温度、封窑技术进步的产物。比较三代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东汉青瓷器挂釉均匀，胎釉结合牢固，呈色基本稳定，说明东汉窑工已经把握了窑内断氧呈还原焰的技术，并且能够有效地排除胎土中其他金属元素，使釉料中呈色的铁元素充分还原呈现出青色。瓷器胎与釉中，铁元素含量在2%上下呈色为青，铁元素含量在4%上下呈色为褐，铁元素含量在6% ~8%上下呈色为黑。

江苏地望出土的汉代青瓷器中，有几件意义非同一般。邗江区甘泉镇广陵王刘荆夫妇合葬墓出土“青瓷罐”一只，造型饱满，釉层厚薄均匀。已知刘荆于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自杀，可断此器烧制于东汉永平十年前，作为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且有确切纪年依据的成熟青瓷器，藏于南京博物院（图2-16）。1973年，丹阳大泊公社永元十三年（101年）墓出土“黑釉小瓷罐”，釉层厚且滋润，作为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且有确切纪年依据的成熟黑釉瓷器，被冯先铭先生称为“标准器”，收入《中国陶瓷史》。常州王家塘东汉墓出土“青瓷堆塑九连罐”，用捏塑、堆贴、模印、刻镂多种工艺成型，器形复杂奇特，至今完好无损，也是早期青瓷器中极有价值的一件，为常州市博物馆一级藏品。

汉代宗室王墓葬特别是徐州楚王陵园出土了大批陶俑。1980年徐州狮子山西麓发现西汉陶俑以来，10年中，该地前后发现南、北六条兵马陶俑坑，内藏彩绘陶军吏俑、步兵俑、车兵俑、骑兵俑、陶马俑共5000余件，其中立俑高约40厘米，跽坐俑高约30厘米。2002年、2003年，狮子山东北葬坑又分别出土陶俑200余件、80余件。2005年，狮子山建成“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一坑内俑原样陈列，千余陶俑密密麻麻挤于俑坑（图2-17）；一坑内俑移地博物馆陈列，其余四坑就地封存。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陶侍立俑、抚瑟俑、仪卫俑等陶俑122件和大量陶乐舞俑残片，小室内出土大量完好的彩绘陶俑。其较狮子山陶俑稍大稍高，如“彩绘执笏陶俑”高54厘米，“彩绘执兵陶俑”分别高50厘米、52厘米，“彩绘舞女陶俑”高44厘米，陶跽坐俑高约30 ~ 33厘米。因其埋藏于山腹石崖墓与石室墓内，难以原样陈列，已移出石崖墓，交由博物馆组群陈列，乐舞场面十分壮观。徐州驮篮山崖洞墓出土鼓击乐器陶俑，高度在32~ 34. 5厘米。铜山、小龟山、十里铺汉墓等各出土有陶舞俑、陶乐俑、陶百戏俑。

如果说陕西出土的汉代陶俑单个体量较大，徐州出土的汉代陶俑体量稍小却成队成批；如果说秦王陵兵俑高度写实，徐州汉俑则呈现出大朴不雕、古拙天真的时代风貌，比较秦王陵兵俑更外朴内美，平易近人。

四、织绣遗存解读

江苏地下水源丰富，丝织品埋入江苏地下数千年往往朽烂。比较西北极旱地区出土汉代丝织品较多，江苏出土汉代织绣文物极少，仅有遗存尤显珍贵。

1982年，高邮天山西汉广陵王刘胥夫人墓出土“辫绣云纹残片”，黄地上以∽形为图案骨式，骨式内用辫绣法绣出云卷云涌，奔腾游走，红、黑诸色线条与色块虚实组合，映照出宇宙大生命的律动，比较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绢地绣龙凤纹衾”、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乘云绣枕巾”等毫不逊色，藏于南京博物院（图2-18）。

1993年，连云港东海尹湾村挖掘M2号汉墓，陪葬衣物达50余件；M6号汉墓，陪葬衣物约70件。M2号汉墓女性墓主全身裹有丝织品十余层，其上覆盖绣衾两件。织物出土后大多朽坏，仅存绢地绣衾残长154厘米，残宽47厘米，棕色绢地上，用黄、橙、褐诸色丝线绣流云、仙人和鸟兽，又绣炼丹炉，上方绣三颗珠慧球，球上方绣火苗四射。此件“绢地珠慧长生图残绣衾”比较刘胥夫人墓出土的“辫绣云纹残片”织绣更为精美，图案更细腻繁富，作为江苏地望已知出土面积最大的西汉残绣品，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

五、玉器遗存解读

江苏汉代玉器工艺遗存，以宗室王墓葬出土丧葬玉器为大宗，有：镶玉漆棺和玉衣，面幂玉、玉枕、玉琀等；礼仪用玉器则有：沿袭三代造型的玉璧、玉戈、玉戚、玉璜、玉瑗、玉珩等，生活用玉器有：玉杯、玉樽、玉卮、玉耳杯等，墓主生前赏玩享用的玉器有：玉佩、玉管、玉带钩。玉器品种、造型和磨洗水平都超越了前代。

先说丧葬用玉。玉棺，这里指镶玉漆棺，往往以玉璧、玉璜、玉瑗、玉片等装饰于漆木棺椁外壁，除本节二所记盱眙大云山宗室王刘非墓出土“镶贴金玉漆棺”外，徐州狮子山西汉宗室王刘戊墓出土“镶玉漆棺”，由2000余片各种几何形状的玉板镶贴而成，与朱红漆面互相辉映，豪华精美，现已原样修复（图2-19）。江苏又是中国出土汉代玉衣最多的省份，按宗室王及其家族级别区分，有金缕、银缕、铜缕三种，有天然玉质，有琉璃质。盱眙大云山宗室王刘非夫妇合葬墓出土“金缕玉衣”两件；徐州狮子山宗室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出土时已经散架，文物修复工作者用玉片4248片、金丝1576克复原，成为目前中国已出土玉衣中玉片最多、玉质最好、钻孔等制作技艺最为精到的作品；徐州北洞山宗室王墓出土“金缕玉衣”，由4000余块玉片组成，也是我国目前时代既早、玉片数量多、玉质好、工艺精的玉衣名品。江苏地望出土玉衣或散落玉衣部件的宗室王墓还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散架的玉衣片和金丝；徐州火山刘和墓、土山1号东汉晚期彭城王家族墓各出土“银缕玉衣”；徐州屯里拉犁山东汉墓出土铜缕玉衣散片；邗江县甘泉郑庄西汉“妾算书”木椁墓出土“铜缕玻璃质玉衣”；它们各各符合《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所记王夫妇、王家族葬制，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时期墓葬出土散落的琉璃质玉衣片，已知此墓为广陵王刘守墓。徐州铜山石屯乡天齐村米山3号墓、子房山3号汉墓、后楼山1号汉墓与5号汉墓各出土面幂玉。可见，在面幂玉演变为“玉衣”的汉代，面幂玉尚未完全消失。出土玉衣、玉面幂的墓葬又多出土玉枕。徐州出土汉代玉枕最多，达十余件。其造型大致有：板凳形兽头玉枕、长方盒形镶玉木枕、U形嵌玉铜枕三种。徐州狮子山刘戊墓出土的玉枕，由多块玉雕饰件拼合为枕面，枕两端虎首形玉雕最是圆浑生动。后楼山一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架玉枕，长37. 1厘米、宽16厘米、高11. 4厘米，长方盒形，由枕身、枕架两部分组成。枕架青铜鎏金为四龙及底座，龙头高昂，龙身及龙尾相交于枕架底部，枕架边框刻有纤细的卷云纹；枕身于木芯镶贴两块龙形玉片、6块小玉片，饰鎏金铜构件，局部镂空，两端面各镶贴3块玉片，饰鎏金兽首衔环铜铺首，内侧面由8块玉片组成，外侧面鎏金长方形铜框内镶有4块玉片和两个兽首衔环铜铺首，枕身外面用金箔镶饰。狮子山刘戊陪葬墓、火山刘和墓各出土玉枕。扬州甘泉山姚庄102号西汉墓出土“白玉琀”，块面如削，挺拔利落，允推为已出土玉琀中造型最优美挺括的一只（图2-20）。泗洪汉墓出土的“白玉琀”，玉质不及姚庄汉墓所出，而造型如一。后世玉器专家盛赞汉代玉琀、玉猪“小刀也阔斧”的风格，称其“汉八刀”，也就是说，八个块面就能将蝉的翅、身、头、眼、嘴以及猪的块面作高度概括的艺术化表现。

再说日用玉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2000余件，玉器是其中大项，除前述玉棺、玉枕外，有：玉卮、玉璧、玉璜、玉瑗、玉管、玉珩、玉豹、玉杯、玉樽、玉戈、玉戚、玉耳杯、玉带钩、玉镇墓兽、龙形玉佩等200余种，作为礼器的玉器比三代大为减少，日用玉器比三代大为丰富，可见汉代玉器的主流特征。其中，“白玉璧”就有7件，用镂雕工艺琢成的龙形玉佩就有8件。“螭龙玉佩”用S形骨式和若干曲线构成造型，白玉质地坚细，节奏张弛变化，精美又见浑厚，透露出北方气质（图2-21）。其陪葬墓出土的“组玉佩”，用玉璧穿缀在上首，下缀玉璜、玉觹等11件，环环扣连，精美难能。北洞山宗室王墓出土“玉熊镇”“龙凤玉剑珌”“透雕玉饰器”等，“螭龙玉佩”突破平面限制，雕螭龙翻滚，殊为生动。小龟山楚王刘注墓出土“太极图龙形玉佩”，与狮子山刘戊墓出土的“螭龙玉佩”造型相近。该墓与徐州石桥汉墓（即东洞山汉墓）各出土有“玉舞女佩”，又出土玉带钩一对。徐州天齐山汉墓、黑山头汉墓、韩山墓各出土刘氏玉印。徐州宗室王及其家族墓出土的玉器，玉质多为新疆和田产白玉、新疆玛纳斯河产青玉，白玉洁白细腻，青玉色泽温润，可见江苏地望与西北产玉地区的频繁交往。刘戊墓还出土磨洗尚未完成的玉器，可证西汉时期，宗室国楚国拥有一批技艺高超的玉匠。

广陵国宗室王及其家族墓葬亦各出土有玉器，镯、环、佩、瑗、璧、玉飞熊水滴等总数不下200件，其总体气质比徐州宗室王及其家族墓葬出土玉器细腻，秀气。高邮天山西汉广陵王刘胥墓出土的“玉瑗”，直径达13. 4厘米，正反面雕刻旋状纹；该墓出土大小不一的“玉璧”多件，最大的直径达21. 8厘米，两面浅刻旋纹；其夫人墓也出土玉璧。扬州妾莫书西汉木椁墓出土“嵌黄玉镂雕蟠龙凤纹玉带板”，龙、凤诘曲盘绕；“白玉舞女佩”以薄薄的玉片镂雕出舞女剪影，传达出汉代舞蹈的曲线旋律（图2-22）；该墓还出土镂雕精细的“白玉龙凤纹佩”两件。扬州姚庄102号西汉墓出土的玉璧，用透雕、线刻、浮雕等手法雕刻云纹流转，灵动美取代了商周礼玉的凝重美。盱眙县博物馆藏有西汉广陵王家族墓出土的“凫形白玉带钩”。

殆至东汉，江苏地望磨洗玉器技术更为精到。邗江区甘泉镇老虎墩东汉墓在广陵王刘荆墓附近，推测为刘荆家族墓，出土“宜子孙玉璧”将双螭组合成为圆形适合纹样，而将凤凰出廓形成“提首”式，圆形内外镂雕出“宜子孙”三字，雕工玲珑剔透，比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提首式玉璧”更为精美，藏于扬州博物馆。

六、石刻遗存解读

汉代墓葬形制的又一形式是，中小地主丧葬所用石板墓（即石椁墓）。江苏地望汉代石板墓集中发现于徐州地区，已知清理出40余座，如奎山西汉墓、金顶山西汉墓、琵琶山西汉墓、万寨2号西汉墓、范山西汉墓、栖山西汉墓、华山新莽至东汉墓、茅村东汉墓等，丰县、邳县、睢宁县和连云港锦屏山、桃花涧各清理出汉代石板墓。徐州已发现完整的石板墓则有：白集汉画像石墓、新沂瓦窑画像石墓、北郊茅村东汉画像石墓等。其墓室都仿人间建筑样式，石柱上顶石斗栱与石梁，其上铺以石板，双壁和前后档往往雕刻画像，石柱下有石柱础。白集汉墓、茅村汉墓墓室已经复原开放。

画像石是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石板墓室与地面享堂的石构件，其上往往雕刻了图画。除上述画像石墓外，徐州铜山、栖山、贾汪及邳县、丰县、睢宁县以及邻近徐州的连云港市、赣榆县等地各有画像散石出土。战国后期，徐州地望为楚国辖区。西汉，徐州是开国皇帝刘邦故里，离孔孟故里未远，徐州汉画像石极为典型地表现出了汉代江苏地望融合楚、儒的文化精神。徐州已建成画像石博物馆多座。

徐州博物馆以画像石陈列为大宗，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专门陈列画像石。铜山县洪楼出土享堂横梁“《七大力士》画像石”，居中刻一名力士肩能扛牛，一名力士倒拔杨柳：虎虎而有生气（图2-23）。洪楼“《总会仙唱》画像石”尤其引人注目。两块各长约1. 5米。一块刻鱼龙曼延、滚石成雷、水人弄蛇、俳优驯象，一块刻云神弄云、雨师布雨以及俳优吞刀、喷火：想象奇丽，场景繁富，气氛炽热。张衡《总会仙唱》写：“总会仙唱，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厓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吞刀吐火，云雾杳冥。”俳优们装扮成熊罴、白虎、苍龙等动物和女英、娥皇等仙人，载歌载舞，伴以雷声隆隆，大雪纷飞。洪楼“《总会仙唱》画像石”正是张衡所写百戏《总会仙唱》的真实写照。徐州画像石还长于表现现实生活图画：“《出行图》画像石”刻车马徐行，人物冠冕袍带，有儒者之风；“《迎宾宴饮图》画像石”刻高大的子母阙前，主人揖拜迎宾，主宾在堂中交谈；“《纺织图》画像石”“《押囚图》画像石”等，如连环画般地铺开达几米，既有儒文化的铺陈，又有楚文化的浪漫；“《牛耕图》画像石”影像朴素：全面真切地反映出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

徐州及其周边汉代石板墓除双壁、前后档石板雕刻画像外，石构件也有加之以雕刻。如新沂瓦窑画像石墓与昌梨水库汉画像石墓、山东苍山汉画像石墓都雕刻出石立柱，柱上雕龙：昌梨墓雕二龙编环，苍山墓雕四龙编环，新沂墓则雕六龙盘绕，可见徐州两汉时期与山东文化圈的文化共性。

除徐州画像石遗存外，连云港孔望山南麓最西端存东汉时期摩崖石刻佛造像，已编号可识佛像105尊，分布于东西长17米、高8米的山崖上，虽然雕刻粗陋，却是其时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土的力证。造像群向东约70米处散落有汉代大型圆雕“石象”；造像群南约150米处散落有汉代大型圆雕“石蟾蜍”。它们与西安霍去病墓石刻表现出完全一致的时代风格：都因石造型，略加雕刻，圆雕、浮雕与线刻自由组合，保留了原石的体块感和冲击力，令人感觉雄强、拙重、豪放的美。江苏还散见有一些汉代石刻。如南京甘家巷汉墓出土“石雕猪”，草草成型却能抓住野猪以嘴进击的特点，与霍去病墓神道“石雕野猪”神似。其古拙天真的时代风貌，成为有汉一代无坚不摧时代精神的写照。 NTpfjC0FOmZiJfsG0U5btqB62rP+GGgRoQoBpJT3y8lTuYSEWeaF4L3Oqy+Hkr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