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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安的生平和时代
刘安一生经历西汉文、景、武三朝，这一时期既是汉王朝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处于大变革中的时代。从宏观的历史来看，这一时期是西周以来“封建”制度的终结期，也是新兴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的创建和巩固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转折时代。秦汉之前，春秋战国虽然充满战争和动荡，但也是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秦灭六国后，虽然为大一统帝国的制度创建打下了基础，开启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同时也造成了难以克服的统治困境。在军事上，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耗资巨大；在工程建设上，他筑长城、修驰道、建阿房、开灵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文化上，他任法而治，焚书坑儒，妄图力行文化专制。在这种情势下，天下疲敝至极，陈涉登高一呼，民众群起响应，秦朝二世而亡。
秦灭亡后，经过数年的“楚汉之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几代君王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黄老之术为指导，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施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至刘安生活的时代，经历了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的汉朝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史记·货殖列传》对当时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在商业方面，“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农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开垦，关中膏壤遍布、沃野千里，巴蜀“亦沃野，地饶巵”，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政治、文化上的变动，汉帝国以丰厚的财力与物力为保障，开始转变“无为”的政策，政治上力图加强、壮大中央集权，开始削藩和拓边；经济上开辟财源，加强对地方豪强的控制和打击；文化上则从多元到一元，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刘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生、成长。刘安的父亲刘长是高祖刘邦的幼子，从小由吕后抚养长大，原来封在淮南的异性王黥布因谋反被杀后，汉高祖将其统辖的淮南四郡授予刘长，封为淮南王。刘长少年得志，在吕后和汉文帝等人的庇护下养成了骄横的性格，他不遵国家法令，私自击杀辟阳侯审食其，据《史记》记载，当时薄太后、太子和王公大臣“皆惮厉王”。刘长到了封国之后愈发骄纵，模仿天子仪节，严重僭越礼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擬于天子”。后来甚至发展到勾结匈奴和南越，阴谋造反。事发后，刘长的罪行按律当诛，汉文帝念及亲情，赦其死罪，将他贬谪到蜀中幽禁，客死于途中。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安被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刘安兄弟三人分别被封为淮南王、衡山王和庐江王。
刘安不似其父那样骄狂无礼，而是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少年时，刘安醉心于读书问学，不好声色犬马、驰骋田猎，曾受命作《离骚赋》，早晨接到命令，一顿饭的工夫就完成了，因此，汉文帝十分看重他的才华。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安因为自身的才学和辈分，受到了极大的礼遇，不仅免除了他按时入朝觐见的义务，而且每次发给刘安的诏书都要经过司马相如等人的修改润色。但刘安作为同姓诸侯王，最终还是走上了谋反的道路，这也说明了汉初分封同姓王在制度上的弊病。关于刘安“谋反”一事，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刘安谋反自杀；另一种观点则是汉武帝为了剪除诸侯势力，罗织罪名杀害刘安。《史记》《汉书》等记载刘安怨恨父亲被杀，早存谋反之心，“七国之乱”时期他就想起兵响应，无奈被其国相用计所阻，他造反之事才没有被追究。但他造反之心不死，仍私下结交诸侯，修建攻战器械，重金招募游侠、奇才、辩士和术士，为起兵造反积极筹划。后来，由于谋事不密，计划泄露，刘安自杀，其余牵涉诸人尽数伏诛。支持“剪除说”的一派也提出许多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武帝为了翦除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权力；二是刘安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汇聚宾客数千人，俨然形成了一个可以和中央媲美的文化中心，引起武帝不满；三是因为私仇被审食其之孙诬告。“谋反说”与“剪除说”各执一词，各有其道理。这也足以说明，刘安的人生经历与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紧密相关。
司马迁在为刘安立传时曾感叹道：“淮南、衡山亲为骨肉……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在政治上，刘安无疑是失败的，但刘安之所以在历史上有着一席之地，并不是因为其政治活动，而主要是因为他的学术活动。刘安的时代，黄老之学在汉初已经实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优点和缺点都已显现出来，利用黄老之学进行治国的教训和经验，都有待系统的归纳总结，以启发后继之君。特别是到了武帝初年，现实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帝国内部和周边的新情况也预示着朝廷不能再“无为”下去，黄老思想在治理“大一统”国家上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且不断受到儒家的挑战与威胁。要想弥补这些缺陷，就有必要吸收其他各学派的主张，结合汉初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进一步完善黄老思想体系，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