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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对同质性的“中国”思想史来说，作为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一个区域，“江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单位，“中国”才是。根据文化传统、语言表达差异的历史事实，人们往往以文化上、语言上的根源相对独立性为划分标准来撰写思想史，如中国思想史、日本思想史、法国思想史、欧洲思想史等；或者以思想主张上的差异来撰写思想史，如儒家思想史、道家思想史、佛教思想史、基督教思想史等。以一个文化共同体里面的某个区域作为思想单位，必然在理论和现实上都会遇到多重问题和挑战。试图撰写“江苏思想史”，同样会遭遇这些困难。
第一个重要而严峻的问题与困难，即如何界定“江苏思想史”？由于“江苏”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单位，“江苏思想史”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只能放到“中国思想”的背景下予以考量。但是，如何撰写一部中国思想背景下的地方思想史，如何既体现思想史的一般性又体现地域性特质，这依然是一个困难。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撰写审查报告时提到：“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在一个思想大一统且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撰写其中某个区域的思想史也会遇到金岳霖提出的根本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区域思想是一种特别的学问还是发现于这个区域所在之国家的思想？简而言之，这个区域的思想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思想是什么关系？这是撰写区域思想史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在语言一致、文化上同根同源、政治上追求大一统的国度，各区域的思想在整体上是与国家思想的发展同步同调的。显然，在这个区域内产生的思想是整个国家思想的一部分，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由此看来，研究区域思想史应该放到整个民族、国家思想发展的总体历程与版图中。当然，不同的区域环境对于思想家的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梳理区域思想史时，也应该将这种区域环境对于思想的影响凸显出来。因此，撰写区域思想史，既要保持整个民族、国家思想发展的共性背景，也要概括提炼区域思想受特定区域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的某种个性或特色。这样，上述“如何界定江苏思想史”的问题可以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思想史”，或与下面第三个问题结合起来，即是“江苏籍思想家参与书写的中国思想史”。鉴于“中国思想史”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也有着较为明确的内涵，因此，我们将从“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思想史”或者“中国思想中的江苏元素”等角度出发来定位“江苏思想史”。
撰写区域性思想史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思想史”的边界在哪里？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区域思想史，而是整个思想史书写的问题。宽泛地看，思想史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几乎包括人类精神生产的所有方面，可以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学术思想、宗教思想、科学思想、建筑思想等，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大约都可以称之为“思想”。而由于现代学科划分的传统，以上这些“思想”又包含众多分支，如学术思想还可以包括文学思想、史学思想、艺术思想、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现在学术分科比较细致，单一学科的“思想史”均已归属到各专门学科中，如写文学史的时候自然就将文学思想史囊括在内，写艺术史的时候将艺术思想史也涵摄于其中。因此，为了使得“思想史”的边界相对明确，避免无限制的漫无边界，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以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学术思想观念为核心，以人物及经典文献为线索和对象，来考察“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我们将遵从这一惯常做法，即从诸子百家、经学儒学、佛道二教等传统中国思想史的对象来界定区域思想史中关于“思想”的边界。
另外，类似区域文化名人地域归属上的纷争，区域思想史的写作还会遇到一个常常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这就是思想家的区域归属问题。当前区域文化界有一个现象，就是某个历史名人究竟归属某个地方的纷争，如老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故里所在，就长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有更荒唐的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也会有区域归属的争论，如武松、孙悟空的“家乡”何在？区域思想史的写作，就会遇到思想家的区域归属问题。某个思想家可能并非在某个特定区域完成出生、成长以及思想创制的整个过程，如何界定该思想家之思想的区域“归属”问题？当然，在大一统的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思想本身不存在所谓区域“归属”问题，但思想家本身是有区域归属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采取“简单便宜”的办法来进行处理。我们预备参照思想家的国度归属这一常见做法，按照思想家的籍贯来划分思想家的区域归属。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我们将其归为鲁人；马克思长期在英国思考写作，但我们仍将他归属为德国思想家，这是按照其出生地或者国籍来划分的。在撰写江苏思想史时，我们也打算采取这样的办法，按照思想家的籍贯来选择人物。这就是，凡籍贯属于现在江苏省域的思想家，我们就纳入江苏思想史的选取范围。如果某地历史上是江苏辖区，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就不再予以关注，比如现在属上海的一些地方，在明清乃至民国一直是江苏辖区，但现在归属上海，我们就不再选取籍贯在这些地方的思想家。换言之，我们是按照目前江苏的行政区划来判定是否属于“江苏省籍”思想家。当然，这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
基于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考虑，《江苏思想史》的撰写将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版图和脉络中，按照中国思想观念发展的历史逻辑，选取现属江苏省域为籍贯的思想家及其所撰经典文献为研究对象，来呈现发生在江苏区域上的“中国思想”。所以，严格来说，本书的书名应该是“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思想”，但是由于本书是“江苏文脉”系列著作的其中一个，为了保证整个书系标题的一致性，故命名为《江苏思想史》。这是要特别说明交代的。
江苏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参与了中国主流思想的创造和传承。相传，孔子在“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论语·泰伯》）中所提到的“泰伯”，“三让天下”，自当时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辗转到尚未文化开发的长江太湖地区，开启了古代江苏地区的人文文化。在先秦时期，由于中国思想的中心仍然在于黄河流域，故而一般书写先秦中国思想的时候，较少提到古代江苏地区的人物。但自秦汉以来，特别是出身于现代江苏徐州沛县地区的刘邦家族建立汉朝后，籍贯为现代江苏北部的思想家开始进入思想史的舞台。此后，在各个时代都有引领风气的思想家涌现，有的甚至成为那个时代和整个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翘楚人物。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几次王朝“南渡”，经济、文化中心随之逐渐南移，长江淮河流域的江苏地区在文化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明清至近代时期，在经济繁盛的背景下，就出现了思想家辈出的盛况，成为中国思想史版图上的核心区域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江苏的思想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换一种视角书写先秦之后的中国思想历史。在现代意义上的江苏区域，历史上曾经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本书只能选取其中部分代表性人物来呈现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思想，如两汉时期的刘安、刘向、刘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人物、佛教人物，宋明理学时期的胡瑗、王艮，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清代朴学时期的吴派经学、扬州学派、常州学派，晚清时期的“新学”人物，以及民国时期的刘师培、钱穆等人。在先秦之后的各个思想时期，都有着江苏籍思想家的重要参与，特别是明清以来，江苏籍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潮流。这些人物的思想，或引领当时时代的学术发展，或呈现了中国思想的地域特质，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有着全局性意义，可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的“江苏元素”。由于时代跨度久远，思想派别不一，中国思想史上的“江苏元素”其内涵和外延往往不尽一致，不同时代、不同主张的思想家各有差异。但是，如果从宏观上来予以审视，基于中国思想的基本气质，以及地域文化上的一些共性，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有一些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大致表现有四个方面。
一是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向。由于较为成熟的中华文化最早发生在黄河流域，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层面来看，出现较大影响力、籍贯意义上属于江苏区域的思想家大约是汉代以后的事情。江苏地区是汉代皇帝刘姓家族的发祥地，汉代江苏思想家刘安、刘向、刘歆都是汉皇室宗亲。作为皇室宗亲，他们虽然主要是在思想史上留下名声，但他们的学术工作和思想创造也是和汉代政治生活关联在一起的，呈现出以学术和思想参与到政治社会的特点。无论是刘向主持编纂的《淮南子》，还是刘向、刘歆父子的经学思想、谶纬思想，都有着参与现实政治的指向。刘安的《淮南子》，将黄老道家、法家、儒家的思想交织在一起，既强调道家的无为，又主张法家的法术，还重视儒家的仁义，将先秦诸子思想兼收并蓄，期望以此来影响西汉前期的现实统治思想。刘向、刘歆父子的经学研究，无论是榖梁学还是左传学，都密切关联现实，试图通过经典的解释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同样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向。汉代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开来，同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形成了第一次南移之势，江苏地区佛道两教也随之兴盛。道教虽然有着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等超越性追求，但江苏地区的道教思想家们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现实世道有用的思想，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所表达的政治治理思想，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生活，另外葛洪、陶弘景都有中医中药思想流行于世，对现实社会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吴地是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心之一，虽然其佛教义理指向出世间，但在客观上，吴地佛教对于江南建筑、饮食等物质层面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同时更为中国士大夫文化增添了佛教因素。宋明时期，江苏的“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提出“明体达用”之学，对于理论如何诉诸现实多有回应，并积极地从事教育实践，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才；明代阳明后学的主要人物、心学家王艮提出“淮南格物”说并形成泰州学派，推动了儒家思想深入民间社会并形成强大的社会反响。到了明清之际，江苏思想家顾炎武更是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推崇实学，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了整个清代学问的风气。此后，吴派经学、扬州学派、常州学派，无不重视经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向，力图通过“经学”思想来改良社会，虽然效果甚微，但他们的“经世致用”的理论指向，却是值得重视的。到了近代，王韬、冯桂芬、薛福成等新学人物，兼通中西之学，积极为晚清的变法图强建言献策，提出了不少切实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思想。民国时期刘师培、钱穆等人，或通过经学汇通中西古今，或通过史学来发掘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以济时艰，都自觉地将个体的学术、思想与时代联系起来，力求“合于当世”，以期望实现“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由此大略可见，自秦汉至现代，江苏籍思想家秉持了中国传统中“经世致用”的理想，通过学术研究、思想创造，积极参与到家国天下的发展进程中，这是江苏籍思想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
二是融会贯通的思想气象。中华文化兼容并包，中国思想兼收并蓄，这一点在江苏籍思想家那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江苏籍思想家融会贯通的思想气象，表现在他们对待诸子百家、今古文经、儒道佛、古今中西等思想的态度上。关于诸子百家，从刘安编纂《淮南子》时，就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予以融合，按照他们对当时社会现实需求的分析，取百家之长，汇编成一部传世思想著作。后来，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工作，也是广泛征集、博采百家，为后世领略先秦、秦汉诸子的思想，留下了重要线索。到了清代朴学，江苏籍思想的经典整理工作，对于诸子百家的近代复兴更是开了先河，居功至伟。关于今古文经学，从刘向、刘歆父子开始，经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江苏籍儒家学者关注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宋代的胡瑗，还是清代的地域性经学学派，都在经学上有着重要成就，这些人物的治经思想，虽各有立场，但都力图调和今古文经学，取长补短，特别是到了清代出现了汉宋兼采、今古并用的趋向，展现了江苏籍思想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的通儒气象。关于儒、道、佛三教融合的趋势在江苏籍思想家的思想中也有体现，他们往往倾向融儒入道、融儒入佛，促进道教、佛教与主流的儒家思想相融合，以期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与认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融合。关于古今中西，近代以来，古今之辩、中西之辩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江苏籍思想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发展，在古今中西之辩中往往采取顺应潮流发展的思想态度，如王韬、冯桂芬、薛福成等思想家，就对晚清吸收西学、改革变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师培在晚清民国之际对于今古文经学、诸子之学、古今中西思想的融通也有所推进，钱穆的史学思想“贵通不贵专”，也是在对古今中西之辩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所创造。在一定意义上，江苏籍思想家为近代思想界古今中西的融会贯通作出了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贡献。在汇通诸子百家、今古文经、儒道佛、古今中西等具有某种“对立”意义的思想上，江苏籍思想家往往能够引领风气之先，呈现“通儒”气象，也展示了中国思想宽容恢宏的一面。
三是革故鼎新的思想追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思想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依然呈现出健旺的势头，与中国历代思想家不断求新求变的思想追求密切相关。“月印万川”，中国思想里的求新求变特质在江苏籍思想家那里也有明确的体现。如刘安、刘向、刘歆都随着汉代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或创新性地总结前人，或依据形势改变诠释经典，推动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创新。佛道两教的思想家，莫不如是，他们将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把出世的宗教思想与入世的人伦思想统合起来，实现了佛道两教思想在义理、仪轨上的创新。宋明理学时期，胡瑗对于北宋新儒学的出现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开启了后来理学的发生、发展。王艮也拓展了王阳明的心学，以他为中心所形成的“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发展的新路向。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提倡实学，开有清一代之学风。清代江苏地区的吴派经学、常州学派、扬州学派在经学、经典整理等方面也都做出了新的贡献，既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成就，同时又提出新的治经思想。晚清、民国时期，古今中西思想激荡不已，王韬、冯桂芬、薛福成等人顺应时局变化，主张改革，吸收外来新思想；刘师培在中西会通的基础上，中西互释，为经学做出了新的诠释；钱穆在史学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也为传统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方向，终成为20世纪新史学的一代宗师。通观中国思想史，在重大的思想变革和发展时期，都有江苏籍思想家的参与，有的甚至引领全国风潮。在西汉前期的总结先秦诸子思想时期、汉代经学鼎盛期、道教创始发生和确立期、佛教中国化时期、宋代新儒学发生期、阳明心学流布期、明清之际思想启蒙期、清代文献经典整理及经学繁盛期、晚清中西思想交流期、民国现代学术思想确立期等重要思想史关节点，都有着江苏籍思想家的身影。可以说，自秦汉以来，江苏地区始终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核心区域，同时，江苏籍思想家总是能够站在时代思想的潮头革故鼎新，参与到中国思想推陈出新的历史潮流中去。
四是家族相继的思想传承。自西周以来，血缘宗法制度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有着深刻的烙印。血缘宗法制度除了政治上的意义之外，也在思想传承中有着体现，往往在一个家族内部就能实现思想和文化的“薪火相传”。这一点，也体现在江苏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中，而且尤为明显。由是，血缘宗法的代际传递与学术思想的代际传递交织在一起，成为撰写江苏思想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其祖上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幼弟，受封楚王后一直重视思想文化事业，结交大量儒生，为刘向、刘歆父子后来的学术事业提供了适当的文化背景。到了刘向刘歆那里，学术思想工作更是直接变成了父子相继。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江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领先全国，诗书传家的风气十分盛行，拥有一定土地和财产的家族往往特别重视文教事业，也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学术思想工作的顺利进行，故而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家族传承现象，展现得更为明显。顾炎武出身于文化世家，高祖父、曾祖父和祖父分别是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的进士，文化声名显赫一时。吴派经学的领袖惠栋，其曾祖父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都是“通五经、善诗书”的人物，且有著作行于世，惠氏一门代代都为饱学之士，累世传经。扬州学派中，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其祖上代代以读书为业。仪征刘氏家族，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到晚清的刘师培，皆以经学研究闻名于世；宝应刘氏家族，刘台拱、刘宝楠和刘恭冕，也是人才辈出；甘泉焦氏也出现了焦循这样的经学大家。常州学派中，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宋翔凤等人，或具有血缘关系，或具有姻亲关系。钱穆所在的无锡钱氏家族，前代也是诗书传家，后代也出现钱伟长、钱逊这样的学术大家。在江苏籍思想家中出现的这种家族相继的思想传承关系，在全国各地域思想文化中较为独特，一是家族群体数量多；二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多，这不能不说是江苏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说明，在江苏地区，思想文化昌明是一个世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偶发性的天才卓出。同时，由于学术思想工作的连续性，往往需要通过群体来延续，而在传统社会里，家族正是这样一个恰当形式的群体。另外，这也说明了江苏地区有一大批拥有诗书家风的家族，它们具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风尚。
以上对历史上江苏地区的思想史特征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与归纳，这其中既有中国思想史的共性，也有江苏地区的文化个性。在中国思想史上，江苏地区贡献了不可计数的思想人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囿于学识与能力，不能做更多的记述。另外，本书所记述的这些思想人物，其思想也远不止我们目前记录的内容，但同样囿于学术和能力，也不能做更多的论述。这些都是本书的遗憾和缺失。
中国思想与中国内部各地域的思想是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各个地域的思想汇聚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历史。中华民族的思想历史多元一体，各个地区因为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发展程度的差异，在思想的表现上各具特质、各有差异，这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更加丰富多彩。“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的江苏元素”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向、融会贯通的思想气象、革故鼎新的思想追求以及家族相继的思想传承，展现了历代江苏籍思想家的思想风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同为江苏籍的清代诗人赵翼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江苏地区文脉深厚，人杰地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时代，江苏籍思想家将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思想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