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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向的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思想
刘向思想受到董仲舒影响很深，特别关于天人感应的观念。董仲舒将“天”人格化，赋予“天”意志、目的和道德性，他首先明确了天人之间具有感应关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强调天人同类，同类则能相感。其次，他也强调人应该服从、敬畏天意，因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最后，天之意志通过灾异的方式传达给世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刘向继承并丰富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目的在于缓和西汉晚期的社会矛盾，并提醒统治阶级要重视民意，因民意就代表天意，即“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如果统治阶级胡作非为使民怨沸腾，就会惹怒上天，刘向把一些自然灾异归因于百姓的怨气，“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
刘向受董仲舒“三纲”中“阳尊阴卑”思想的影响，他的《列女传》一书并非单纯为了褒奖历史上的贞洁烈女，而是为了以这些女性为标准，为后世妇女订立行为规范。先秦到西汉初年，许多妇女都在政治生活中大放异彩，如秦国的宣太后、赵国的赵太后等。这种传统到了汉初依然如此，吕后、窦太后等都是大权在握的女性，到了刘向生活的西汉晚期，由于皇帝短命，王政君又先后成为皇后、太后和太皇太后，依靠裙带关系，王氏一族成为西汉后期最大的外戚家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向希望通过《列女传》从道德上约束皇室女性，“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强调女性要服从男性并谨守礼法规范，刘向的初衷当然是为了限制皇室女性干政，打击外戚，维护刘氏的统治，但是刘向对男女尊卑的强调也强化了儒家礼教对妇女的压迫。
刘向、刘歆父子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谶纬和灾异的。前文已经提及西汉中晚期谶纬盛行，刘向父子在校书过程中也涉及大量的谶纬资料，并且以此撰写了《图书秘记》十七篇。刘向的灾异思想受到董仲舒影响，但又有所发展，董氏只言阴阳而不言五行，而刘向则好谈五行。而且他们二人宣扬灾异的目的也有所不同，董仲舒的时代，汉武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为了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董仲舒提出“屈君而伸天”的主张，要求皇帝顺应天意，服从天的权威。而刘向所处时期，皇帝大多无能，大权旁落、权臣擅政，阴阳灾异思想成为打击外戚、宦官势力的武器。汉元帝时，宦官石显、弘恭擅权，刘向上书要求皇帝“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汉元帝时，外戚王氏专权，当时蜀郡发生灾害，岷山出现山崩，江水泛滥，刘向坚称“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他多次建议汉元帝疏远外戚，提出刘氏与王氏不能并立的见解，奈何元帝无动于衷，数年之后，王莽果然篡汉，刘向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