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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向、刘歆父子的礼治思想
经典之外，礼仪制度及其治理是汉代儒家的另一个核心话题。西汉后期，朝廷掀起了关于庙议和郊议的讨论。庙议的起因是西汉建国一百多年后，随着“列祖列宗”的增加，全国各地所建的宗庙数量庞大，耗资日巨。为此，有大臣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按照“天子七庙”制，可以撤除惠帝、景帝的庙祀；二是废除郡国庙祀。郊祀制度是关于祭祀天地的制度，在传统社会是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郊议的产生，是因为在武帝时期祭天和祭地的地点距离长安很远，每年都要翻山越岭去祭祀，对皇帝、百官和百姓来说都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因此，有大臣提出按照周朝制度，将祭祀地点放在长安，关于修改庙议与郊议的建议均涉及“礼”的问题，“礼”是儒学治国理论的核心，故而引起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
从上述关于庙议、郊议的礼制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向的礼治思想。刘向反对关于改变庙祀和郊祀制度，他认为：“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甘泉和汾阴都是汉武帝举行郊祀的地点，刘向秉持天人感应观念，认为这里是汉武帝精心挑选的神人感应之地，不应轻易变动，同样，“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总体来讲，刘向坚持反对西汉后期朝廷频繁变更宗庙和祭祀之礼。他之所以反对变动礼制，在于他极其重视“礼”的作用，他采用先秦儒家的礼乐之言，“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对于礼乐制度的极端重视，使得他在改动礼制上持反对意见。刘向关于“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撰的《说苑·修文》《说苑·反质》两文中，从两文的篇名可看出，刘向提倡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观点，认为“礼”的特点就是要内质外文。《修文》篇中讲到：“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由此来批评“有质无文”的礼制观。在《反质》篇中也提到“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即强调“见其文”也要“考其质”。刘向两篇关于“礼”的文章反映出其“文质相合”的礼制主张，将其礼制主张置于庙议、郊议的争论中，就是认为汉武帝时代所制定的郊祀和庙祀的制度是“文质相合”的体现，古今异制，不宜返“周制”而变“汉制”。
在郊议和庙议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双方各有其道理。主张依照周礼变革现存礼制的人并非复古的腐儒，他们只是鉴于现实祭祀中出现的新情况，认为礼制亟需变革，他们想从儒家经典周礼中寻求思想资源来支持变革。刘向反对变革也有合理之处，因汉武帝设计的礼制确实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发展需要，有值得保留的地方。在传统中国，“礼”不仅是思想观念，也是国家的重要制度，它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西汉末年祭祀成本的增加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基于这样的现实原因，刘向反对礼制改革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
郊议和庙议的争论到刘歆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刘歆综合两方的观点，他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祭祀天地的地点改为南北郊，节约了祭祀成本，但他也对祭祀的对象及具体祭祀细节做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汉武帝建立的祭祀制度。在宗庙制度方面，刘歆坚持其父主张的天子七庙制度，然而面对不断增加的宗庙数量和祭祀成本的急剧增加，势必要毁弃一些皇帝的庙，而这在当时是很多大臣难以接受的事情。刘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认为宗的地位可以依据帝王功绩来决定，不受七庙数量的限制。“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另外，还规定了外藩入嗣继承大统，其生父不入国家宗庙的制度，即“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若虞舜、夏禹、殷汤、周文、汉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谓继祖统为后者也”。刘歆的这种变通之法，既解决了现实问题，也保证有德之君的祭祀世世不绝，班固赞扬他“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刘向、刘歆父子的儒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经学取向和礼治主义上。他们在经学上倾向于“通儒之学”，不泥守某种家法，同时还阐扬古文经学，为汉代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礼制思想上，他们严格遵守儒家的礼治主义，认为遵守礼制才能保证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他们参与到了当时因礼制而起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关怀。